苏晓康：方励之――普世价值的中国先知

方励之1989年在北大草地沙龙演讲

原题： 普世價值的中國先知

四月七日凌晨不到兩點，王丹從加州打來電話把我叫醒：「老方去世了！」我再也睡不著。

離開兩個人，我們沒法描述中國的八十年代，一個是鄧小平，一個是方勵之。這是老方走後我想到的第一個問題，而隨著歲月流逝，在大歷史，或大時間概念之下，方勵之的意義會越來越超過鄧小平。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有一個眾所周知的先例：人類至今並將永遠記住伽利略，誰還知道當初迫害他的教皇姓甚名誰？那麼就讓我從八十年代說起。

置身狼群的孤獨

我在國內沒見過老方。照例，我該叫「方老師」的，因為是晚輩；但在八十年代的「反革命」輩份上，我們應該是「同輩」，於是就一口一個「老方」在海外叫起來了。八十年代有所謂「四大青年導師」，版本不一。我的版本是這四位：方勵之、溫元凱、李澤厚、金觀濤。我認識後兩位；前兩位，都是科技大學的（可知它當年的厲害），我都是到海外才遇見他們。

我可能跟方勵之相遇的第一次機會，就是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老布什在長城飯店的總統告別宴會，一個選錯了時間、地點、客人的德州烤牛肉宴。我也在洛德大使邀請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名單上。那天傍晚，我坐輛小車往東郊趕去，沿途只見軍警林立、如臨大敵，我也不斷被警察攔住：「出示你的邀請函！」；越接近那個飯店，攔截得越頻繁。我雖然一一過關，並最終落坐宴會席，同桌的還有另一位「青年導師」李澤厚，但是我們都不知道，那一路上瘋狂攔截的對象，只有一個方勵之，仿佛一個國家的整部機器在阻截一個人。這幅景觀，文革中都沒有出現過的，真是大開眼界。後來讀老方的回憶文字，才知道「當局採用的五大對策」：一是戒嚴截車，二是「最高特工」攔路阻截，三是停擺公共交通，四是陪同「散步」，五是「護送」到記者招待會。

在當代中國政治史上，這是具有多重意義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它測試了所謂「改革開放」的邊界，展現了中共初級的國際交往和外交禮儀的水準，也包括其社會監督控制技術——中共當年真是「小兒科」，社會監控技術也有一個「現代化」過程，也是經濟不「起飛」就沒錢去買的。在另一端，這個事件也測試了中國異見者的承受力、公民社會的虛實。我覺得，後者其實更重要。一個極權社會的蛻化，必定導因於異見陣營的成長。當方勵之幾乎還是「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時候，你也別指望這個體制會收斂、社會能改善。

好像老方後來跟我描繪過他們當時的感覺：「就像在荒野裡被一群狼圍追」。這個形容，給我印象深極了。這也是對八十年代的另一種寫照（通常的說法是「開放」）。今天，它可以擴展到國內的無數維權律師、異見知識分子、訪民，無後台的民營老闆，甚至主張復辟文革的左派們。

本來方勵之搞的天體物理，就是「高處不勝寒」的一門學問，所以他注定寂寞。在八九天安門運動勃興之前，老方所處「高處不勝寒」，已是持思想和政治異議之境，尤其他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建議「大赦天下」。他是一個科學家，本能地以科學規律質疑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還帶了點「知識的傲慢」：

「如愛因斯坦強調的，歐幾里德幾何學是哲學家發明的體系，它並不限於數學家，而是所有『愛智』者都應遵循的邏輯。它是各種學問的普適基礎。歐幾里德的書名是《原本》，而並非《幾何原本》。據傳，柏拉圖在他的學院門口寫著：『勿讓對幾何學無知者入內』。」

徹底的「西化論」

方勵之的「前衛」，並沒有被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學者所重視。他們只琢磨「五四」以來的「反傳統」思潮及其流變，也認為五四倡導的「科學與民主」過於「簡陋」，沒有承傳。其實在方勵之身上，我們恰恰可以看到「德」「賽」兩先生的一種合體。

或者我們這樣說：梳理當代思潮演變，只見李澤厚的「救亡壓倒啟蒙」、金觀濤的「超穩定結構」，卻不見方勵之的「普適」論說（他不採用「普世」一詞），乃是一種殘缺的「人文」觀，有點類似在現代思想史上，只見胡適，而不見丁文江。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方勵之獨特的「西化論」。一九八九年四月四日，也就是天安門學運噴發兩周前，他寫了一篇紀念「五四」七十年的文章《從北京天文台看中國民主進程》，從利瑪竇來華開始，梳理一部三百年「科學注入史」，結論是：

「這一段科學注入史也許有助於我們從更長的歷史背景上來理解今天的民主困境。第一，對中國的民主進程似還可以不必太悲觀，與三百年的科學注入史相比，七十年的民主注入時間雖已不短，但還不致令我們完全氣餒；第二，現代化和民主化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標準，像科學的原則和標準一樣，是普適的，無所謂『東法』或『西法』之分，只有落後與先進之分，正確與錯誤之分；第三，阻礙現代化和民主化注入中國文化的錯誤觀念，與阻礙科學注入中國文化的錯誤觀念是相似的，即各種版本的『中國特色』論。」

這段思想，可以概括為一句方氏名言：「不存在一個所謂中國特色的現代化，就像不存在有中國特色的物理學一樣」。時至今日「中國模式」這個怪胎終於禍害全球，我們才得以返觀方勵之的先見之明，超越許多理論家和人文學者。

八十年代的方勵之，崇尚利瑪竇「以輸出普適價值觀為使命」，他直言不諱：神父利瑪竇是文化侵略者中的先驅，「稱之為文化侵略實質不錯。武裝侵略的目的是攻城掠地，文化侵略的目的則是在價值觀上的『攻城掠地』。利瑪竇之所以遠離故土，經印度到中國，就是堅信，他信仰的價值體系，不但適用於Macerata（編按：意大利城市，利瑪竇故鄉）和意大利，也適用於印度和中國。是普適的。他的使命就是『感化異教徒使他們皈依』普適價值觀。（在我們的領域中，universal習慣譯為普適而非「普世」，強調的是，其適用範圍不但包括整個世界和世人，而且超過世界和世人）。」

在當代中國，有誰比方勵之更「全盤西化」嗎？我因《河殤》而頗為世人詬病「全盤西化」，今得方勵之為同道而幸甚焉。抨擊「西化」，今日已成「國情特殊論」的利器；反「西化」，亦不過是種種「有中國特色」、「中國傳統」、「中國模式」的遁詞而已。反之，徹底的「西化」，亦不過是「普適化」、「普世化」、令中國匯入世界潮流、令普世價值植入中國價值體系而已。

方勵之不僅在「思想史」上留下痕跡，他的經驗，還關乎極權制度下「科學家」的良知問題。中國科學界在毛時代，有極其惡劣的記錄，乃眾所周知，其洋洋大觀者，便是「兩彈之父」錢學森，論證「利用太陽能可使糧食畝產達到幾十萬斤」，對「大躍進」推波助瀾，終使四千萬農民餓斃，居然連始作俑者毛澤東都說「上了科學家的當」。中共當道的六十年裡，整個知識界臣服、犬儒、同謀，這部恥辱史延續至今。「科學家」可以不問善惡，不管是非，助紂為虐。

科學家中有「反骨」者鳳毛麟角，方勵之是佼佼者。他不僅繼承了西歐聖賢和科學巨匠如歐幾里德、柏拉圖、伽利略、利瑪竇、愛因斯坦的知識和精神，更承傳了天文界先哲們反抗羅馬教廷野蠻「天禁」的勇氣，「就觀測天文學而言，大清二百多年，就是一張無字的大白紙，遠不如元朝。海禁，天禁，文字禁。若當時有網絡，也會有網絡禁。禁，禁，禁——一個價值體系衰亡的前兆」，他在「自由化的八十年代」，乃開風氣先者，勇敢地向龐大的現代極權體制挑戰，並成為中國天字第一號政治犯（在逃）。

從天體到地球的「人權」

我終於見到老方和李淑嫻，是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他們的住所。李淑嫻熱情招待大家，老方則比較沉默。他們剛剛經歷了那場舉世震驚的「大使館避難」。我不知道老方以前的性格，是隨和還是孤僻，但似乎他從此不苟言笑了，而他的文字則充滿幽默。比如，他提到中國政府要求他交一份「請求寬恕」的信，才能離開中國，此時梵蒂岡方面對他說，這種懺悔可以寫，特別是物理學家更可以寫，因為伽利略就寫過「認罪懺悔」；並表示很樂意代他草擬。

他們在東岸待的時間不長，老方就應聘到亞利桑那大學教書去了。從此，我們只在人權組織的會議上相遇，延續二十年。流亡的方勵之，關心兩個極端：天體和地球上的人權。九十年代初，他出任紐約「中國人權」雙主席之一，我忝為理事，所以一年總要見上一面。很多年來，在帝國大廈高高在上的那個人權組織，籌款年年大幅上升，職員薪水朝大公司拉齊，卻對中國的人權狀況越來越隔膜，中國理事們也越來越坐不住，北島、王丹、劉賓雁皆先後辭去理事。

方勵之也不是當陪襯的那種人。二○○五年初的理事會期間，他找我們還沒有走掉幾個中國理事說：人家不大樂意跟咱們玩兒，我們也別陪著。於是一眾人跟著他辭去理事，另起爐灶，慘淡經營一個捉襟見肘、只做實事的「新人權」。從那以後，我們只在網絡上見面，開會討論。老方見識多、視野寬，論事洞若觀火，簡要透徹。一晃就到了二○一○年歲尾，我們相聚奧斯陸，用老方的話來說，是去給劉曉波「站腳助威」。

方勵之曾要求鄧小平釋放政治犯魏京生。他說他來奧斯陸，也是因為二○一○年的和平獎得主是一個「為爭取人權而服刑的政治犯」。他的科學家思路，看政治問題一針見血：一個國家GDP增加，並不自動減少NPP（政治犯數量）；要使兩者「反相關」，就必須爭取人權。他的人權理念簡單清晰：「所有的人權公約，每一條的第一句話甚至第一個詞，就是『人人』、『人人如何如何』。這是非常重要的，在人權問題上，必須落實到每一個人，只要在一個人的問題上不符合人權標準，那就是違背。」我記得余英時教授有一次跟我說，儒家的「仁」的意思，不是二人，而是「人人」。

方勵之還講了另一面。他說宇宙有兩類物質，主體是「暗物質」，不發光；還有不到百分之五的「重子物質」，能發光。宇宙就是因為它們而有了光。饒是宇宙都這樣，小小地球上的人類，假如沒人肯做那「重子物質」，便是一片黑暗。

暮年歷劫兩大難

到奧斯陸見到的老方，除了蒼老，變化不大；心直口快的李淑嫻，卻形銷骨立，完全換了一個人。大家都心知他們三年前經歷了那場「老年喪子」的大難。

我是○七年十月間，從老方的摯友、也是當年在北京陪伴他遭遇「狼群圍追」的林培瑞那裡，間接獲知這個劫難：方家小兒子方哲，在亞利桑那罹難，死於一場老人駕車闖紅燈的車禍。我有一種同病相憐的淒涼，給老方發去一個電子郵件：「災難總是猝不及防地偷襲我們……」。老方無言，只默默發來他們的「祭子文」：

「方哲寡言。但不木訥，而極喜歡運動。北大物理系同事告訴李淑嫻：『校園裡每個球場上，都看得見你的小兒子。』高大，少言，身手矯健，這些特徵被警官學校的探子注意到了，方哲在一○一高中畢業時，就有人來動員他報考警校。他沒有答應。保鏢專業，不是他的興趣所在。不過，哲兒時常給我們當『保鏢』，在中國，也在美國。」

我沒見過他們這個小兒子。身高一米八七，極喜歡運動，這樣的孩子，在美國該有多少歡樂啊。祭文中披露「六四」屠殺後，方哲曾隨父母進入美國大使官邸，然而兩天之後，他又秘密離開，藏在一輛車裡開出使館，再甩掉跟蹤。此後他竟一人在家等待避難於大使館的父母達一年之久。若將老方這段敘述，放置回屠殺後北京一派白色恐怖的氛圍中去，你可以想見，一個「國家公敵」的十幾歲的兒子，竟有如此的膽魄！再讀到他爸爸寫下「離奇的車禍，或許也是他在保護媽媽爸爸」這樣的告慰，直讀得我潸然淚下。

從奧斯陸回到圖桑半年多後，即第二年夏天，老方又「離奇」地染上怪病「亞利桑那山谷熱」，高燒、寒顫、劇咳、嘔吐、關節浮腫、體重驟降、全身出水痘樣紅斑，「人皮如鬼皮也」，而且此病無藥可治。據老方兩個月後寫「簡報」《親蒞亞利桑那山谷熱》通告友朋，他居然是靠醫院裡一位老護士的「特殊療法」，快速發汗降溫，奇跡般地復原了。

但是又過了半年，約二○一一年底我們間接得知，遠在圖桑的老方病得很厲害，心臟功能和腎功能均衰竭，醫生發現是他服用的治肺的藥引起的。我記得老方敘述罹患「山谷熱」時，說他「左肺被該菌佔領一半」。難道他還沒有逃出那一劫？但是，這次他的病情又被控制住，春天開學後他居然又去教書了。

四月六日早晨，方勵之上課臨出門前，突然倒下。這次他真的走了。在他離去的空白中我才意識到，就流亡的慘烈而言，無人可以跟方勵之李淑嫻夫婦相比，他們承擔了沒有底線的代價。先是他們的幼子，在三十多歲的黃金年華，無端殞命；三年後，老方又遭「從深層地下湧出復仇」的細菌偷襲，雖然他以頑強的生命力搏鬥了三番，終究是上了年紀的人，把老本都賠了進去。誰敢斷定，那細菌不是趁了老方喪子巨痛的虛弱，而偷襲了他呢？

讓我借李淑嫻挽詩《路祭哲兒》第一段，結束這篇悼文：

      天邊垂著亞利桑那少有的低雲，映襯著我的心。

      在Pinal縣的鄉間車路，

      在那令人心痛的十字路口，

      在養馬場的護攔邊。

      我看見那電線杆，木質的，

      它的東南側，還留著撞痕。

      不遠的腳下，還留著深砸下的車轍坑。

      這裡，是我兒子的魂歸處；

      這裡，是我兒子的滴血處；

      這裡，應該還留有他最後一聲呼吸的餘音。

（二○一二年四月十八日·美國德拉瓦州）

——原载开放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