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上）
我有两个高贵的学生，一个外国王子，一个中国“公主”。
外国王子
他是柬埔寨王国诺罗敦・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亲王、国王之子——诺罗敦・纳拉迪波(Norodom Naladipou)。
西哈努克亲王，一九四一年被柬埔寨王位委员会推选为国王。为了进行政治活动的方便，一九五五年他将王位让与父亲苏拉玛里特（Norodom Suramarit），然后在国内组织人民社会同盟，在国外参与联合国活动，出席万隆会议等等。
西哈努克派儿子出国“和亲”
柬埔寨一九五三年从法国的殖民统治下取得独立后，奉行中立政策。西哈努克游走于几个大国之间，在国际上相当活跃。他派出几个儿子到不同的国家学习，也是为外交政策服务。中国古代的皇帝是送公主出国和亲，西哈努克却派儿子出国“和亲”。一个儿子到法国，一个儿子到苏联，三个儿子到中国。
西哈努克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说：“我对新中国的深切的钦佩和阁下一贯对我的友谊，促使我今天派我的三个孩子到伟大的贵国去学习。直到他们成年。”他还简要介绍了三位王子，并就培养方向提出了要求：
“尤瓦纳特（Norodom Yuraneath），老大，我觉得他天赋较差，学习不很专心，成绩平平。然而他受到其外祖母非常的宠爱。我希望他能首先在一家炼钢厂，然后在北京附近的冶炼厂中培养成为一名工人。”
“纳拉迪波，老二，是一个好学而且勤奋的学生，遗憾的是他身体较弱，不久前还生过盲肠炎。如果他旧病复发，我认为他可以在贵国的首都就医动手术。我觉得他有前途被培养成为一名中文和俄文翻译。”
“凯玛努拉克（Norodom Khemanourak），最小的，是三个小孩子中最不聪明的一个，他记忆很差，随学随忘。因此我要求他在第一阶段先上小学，然后进入一所技术学校学习一门手艺。”
西哈努克特别强调：“我恳切地要求你们不要给予他们任何特殊的待遇。相反地，我认为有必要让他们适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普通生活。”
被西哈努克夸为“好学而且勤奋”的纳拉迪波王子，成了我的学生。西哈努克认为“他有前途”，但只说把他“培养成为一名中文和俄文翻译”。外交部得知，实际上西哈努克对他寄予厚望，将来能成为人民社会同盟主席的接班人。所以，中国人在纳拉迪波身上狠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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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一年，邓颖超接待西哈努克的两个王子和前首相黄意的三个子女以及有关人员。正中为邓颖超，左四为纳拉迪波，右四为凯玛努拉克，右一为庄则栋。（资料图片） |
文革中唯一坚持上课的大学生
一九六�七月，三个王子 来到中国。
纳拉迪波先是入芳草地小学，在灯市口中学上初中，在北大附中上高中。一九六六年中学毕业，免试进入北京大学，他选择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中文系）。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北大已经停课闹革命。但中国与柬埔寨之间有文化协定，这个学生的学习不能耽误。北大的燕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个特殊学生的课堂设在友谊宾馆的套房里。友谊宾馆的大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免受红卫兵的冲击，可以保证安定的学习环境。全国只有这一个大学生在坚持上课，还不是在大学的校园里。
北大从几个系先后抽调了九名教师，组成一个“王子教学小组”。九个老师教一个学生。大部分教师是中文系的。我从哲学系被调去当组长，人们戏称“太子太傅”。我的任务是“从政治上把关”。把什么关？我们的顶头上司不是教育部，而是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当时对外文委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史怀璧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把他涂得太红，太红了回国以后会脱离群众。”文化大革命的潮流是“最、最、最”，“红、红、红”，“不要太红”，就必须把关了；而我被人们认为一贯思想右倾，所以适合于把“不要太红”的关。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还是太红，结果害了他。不是我们把他涂红的，而是在中国这个大染缸里染红的。
纳拉迪波住在东城的柬埔寨驻中国大使馆，每天有专车接送，到西郊来上课。因为当时的社会秩序很乱，公安部特地派一名带枪的随身警卫员。有时还会因道路堵塞，迟到数十分钟。
纳拉迪波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六七年，汉语说得很好，常与我们亲切交谈。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九四六年出生，在西哈努克的十四个子女中，排行第六。他的母亲，西索瓦・莫尼盖珊（Sisowath Monikessan）是西哈努克的第三任妻子，又是第二任妻子的妹妹，论辈分她们都是他的姨妈。在他们王室中，近亲结婚是常见的，甚至同父异母的兄妹也可以成亲。他出生时，母亲因难产去世了。小时候没有人娇惯他，使他懂得奋斗。他的大姐帕花黛薇（Bopha Devi）公主是王家歌舞团团长。他常与女孩子们在一起，所以学得了女高音歌唱。
王子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
纳拉迪波对文化大革命十分关心，常常到王府井去看大字报。回来后就向我提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叫‘子教三娘’？” “走资派的标准是什么？” “为什么北京市是‘独立王国’？人民共和国里怎么还会有王国？”“为什么要火烧石油部？”等等，真是十万个为什么。我对他说：大字报揭发的事实没有经过核实，不要看了就信；大字报表达的观点，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要注意辨别。他往往有自己的看法。在群众场合，大家喊“打倒刘少奇”，他就不举手。刘少奇到他们国家访问过，他对刘有好感。他对“打倒陈毅”特别反感。他同陈毅、张茜有所接触，对他们极为尊敬。他说：“对陈毅可以批评，不应该打倒。”一个外国的年轻人比中国的红卫兵同龄人冷静得多。
与毛主席见面 与掏粪工人同桌吃饭
一九六七年的五一节晚上，纳拉迪波也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二天，他告诉我们：他坐的一桌离毛主席不远。毛主席走过来，可能看到一个年轻人觉得奇怪，问他：“你是谁呀？”外交部礼宾司的人赶忙介绍：“他是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纳拉迪波王子。在北京大学学习。”
毛主席说：“向你父亲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问好。”
纳拉迪波说：“我除了说‘谢谢’，一时慌里慌张想不出别的话来了。”
毛主席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好学习。”
留给他的印象：“毛主席是一位慈祥的老爷爷。”
为了让他熟悉中国社会，与各方面的人士见面，我们每个星期都组织活动，去工厂、农村、部队参观访问。他的兴致很高，参观访问中常常发表感想、写下留言。他用中国的语言说：“我要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他不仅这样说，也确实是这样做的。有一次访问劳动模范时传祥，临走时，时传祥随便说了一句：“在这里吃饭吧。”他却接着说：“好吧，我们就到他们的食堂去吃饭吧。”食堂事先没有准备，只有炸酱面。他和掏粪工人同桌吃炸酱面，吃得很香，吃了五两，说：“我知道你们工人平时吃什么了。”他还要求参加劳动，外交部不同意。
参观访问中，他有时也会联想自己国内的事情。他说：“我们那里要修水库，农民和县长就闹对立。以前我以为是农民干劲不足，现在看来主要是县长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造成的。”
有人知道他会唱女高音，叫喊：“王子，来一个！”他就大大方方地唱起来。他最爱唱的歌是《社员都是向阳花》。他每次都说：“我请求你们，不要叫我王子，就叫我的名字。干脆叫我小六子吧，我是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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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拉迪波酷似乃父。这是西哈努克年轻时的照片。纳拉迪波在北大学习时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资料图片） |
西哈努克不能接受“人民王子”
在中国学习期间，纳拉迪波每年要回柬埔寨过暑假。柬埔寨是一个封建王国，老百姓见了王室成员都要下跪。纳拉迪波在国家电台发表讲话，希望人民对他不要下跪。在一次体育运动会上，一个女孩突然昏倒。纳拉迪波从主席台上下来，把她送到急救站。此事引起轰动。他被称作在人民中国培养的“人民王子”。
一九六七年夏天，纳拉迪波又回柬埔寨过暑假。八月一日，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举行庆祝八一建军节的招待会。纳拉迪波即席发言，除了叙述他在中国亲身体验到的柬中友谊，还对文化大革命赞扬了一通。西哈努克听了十分紧张，就怕他把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带到柬埔寨，于是送他到法国去洗脑。西哈努克为了向中国示好，把儿子送去培养，但他又不能接受培养的结果。西哈努克不便说了，由哥沙曼王后（纳拉迪波的祖母）出面，给中国政府写了一信，说是纳拉迪波身体不好，不能到中国去继续学习了。当然，也很礼貌地向北京大学和郭罗基教授等老师（当时我们都是助教，一九五八年以后没有评过职称，报给柬埔寨政府的名单上却都是教授）表示感谢。
一九六八年，巴黎也发生了红卫兵运动。西哈努克急召纳拉迪波回国。纳拉迪波回到柬埔寨，担任人民社会同盟机关报《柬埔寨日报》中文版主编。
金边发生政变 王子被判徒刑
一九七�年三月十九日，西哈努克在国外访问期间，从苏联到中国。在飞机场上，送行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告诉他：“昨天你们的国民议会通过决议，废黜了你的国家元首身份。”实际上发生了一场政变。苏联显然不想留他。到了中国，西哈努克在飞机场上受到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办事周到，还特地通知与柬埔寨建立外交关系的四十一个国家的使节参加欢迎仪式。周恩来对西哈努克说：“你仍然是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感激涕零，他就在中国扎下根来。政变是在美国的支持下，由首相朗诺（Lon Nol）和副首相施里玛达（Sisowath Sirik Matak）领导的。西哈努克的立场由中立转向反美。他与国内柬埔寨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红色高棉”（正式名称是“柬埔寨民族解放人民武装力量”）联手，成立了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民族团结政府。毛泽东指示，为西哈努克提供一座新的王府。他就在中国“乐不思蜀”了。
朗诺—施里玛达政变集团将纳拉迪波和他的哥哥拉那烈（Norodom Ranariddh，就是西哈努克派到法国去学习的那位）抓了起来，扬言要处死他们，为西哈努克抵罪。后来正式进行审判，以“向敌人提供情报”的罪名判纳拉迪波五年徒刑。所谓“敌人”，就是“红色高棉”。
毛泽东支持布尔波特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和“红色高棉”迅速发展壮大。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攻占了金边。“红色高棉”在丛林打游击时，重视团结群众，努力发展生产。西哈努克从中国秘密进入根据地访问时，看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他还问柬共领导人胡荣、符宁：“你们当年在我的政府里担任部长，为什么没有干得这样好？”但取得全国政权后，柬共立即推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导致祸国殃民的结果。
在胜利前夕，柬共意欲取消王室。病中的周恩来，对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人乔・森潘（Khieu Samphan）、英・萨利（Ieng Sary）苦口婆心地劝说，希望他们维护统一战线的团结。无效，他请出尊神毛泽东来做工作。乔・森潘、英・萨利与毛泽东谈话时，口口声声说布尔波特（Pol Pot）同志的指示如何如何。毛泽东明白了，原来森潘总司令当不了家，上头还有政委。他问周恩来：“布尔波特系何方神圣？叫他来见我。”周说：“布尔波特同志不愿抛头露面。”毛说：“那就秘密访华。”
布尔波特秘密访华，由病重的周恩来陪同，在中南海游泳池晋见毛泽东。布尔波特曾多次在中国南方的游击队训练基地学习，不但会说汉语，而且毛泽东著作读得烂熟。他一口气说了十几篇精读过的毛泽东著作。毛泽东高兴了。他说，我相信了，我的几本小册子对于你们确曾小有帮助。布尔波特描绘了“柬埔寨社会主义建设蓝图”：柬埔寨地域不大，人口不多，宗教也不复杂，我们不准备搞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而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取消王室体制，消灭剥削阶级，经济国有化，教育军事化，取消薪金制，消灭三大差别，争取在两个五年计划之内把柬埔寨建设成为人人平等、生活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更高兴了，视之为“知音”。他说，他的社会主义试验，在中国只有一小部分实行了，大部分失败了。他希望看到柬埔寨的成功。毛泽东本来是要说服布尔波特，反被布尔波特说服了。他说：“什么西哈努克，东哈努克，封建王室，去它的吧！人，我们仍替你们养着，免得放回去碍手碍脚。你们大胆地干吧。”周恩来在一旁目瞪口呆。
布尔波特刚取得政权，就大胆地干起来了。为了消灭城乡差别，一天之内将城市居民统统赶到农村。行动迟缓者，稍有不从者，往往遭到杀戮。“红色高棉”根据张春桥阐发的“全面专政”的理论，制定了宪法。笼罩着恐怖的柬埔寨，就是比中国更彻底的“全面专政”的样板。“红色高棉”掌权的三年零八个月中，一百七十多万人死于非命，约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东方佛国”成了血腥的杀戮场。在中国尚未充分展现的毛泽东的空想性的主观社会主义，在柬埔寨走向了极致；也可以说，柬埔寨人民分担了中国人民的灾难。
王子在乱世中陨灭
起初听到传言，纳拉迪波失踪了。后来确知，一九七七年纳拉迪波被“红色高棉”残杀。此前，纳拉迪波还曾被指控为向“红色高棉”提供情报而受刑。“红色高棉”是一群滥杀无辜、六亲不认的恶魔。西哈努克的十四个子女中，有五人在红色恐怖中遇害。
二OO七年，“红色高棉”的屠夫们受到联合国在柬埔寨土地上设立的国际法庭的审判，灭绝人性、践踏文明的罪行得到应有的惩罚，为柬埔寨人民也为纳拉迪波声张了正义。
纳拉迪波，如果你还在，今年应该是六十六岁了。可惜，你早在三十一岁时就离开了人间。在我心中，你永远是一个面带笑容、富有朝气的年轻人。我深深地怀念你！
由于纳拉迪波，我和柬埔寨发生了亲密的关系。我在美国，柬埔寨凡有大事，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常常对我进行采访，广为传播我的言论。我的外国王子学生使我名扬海外。但我的中国“公主”学生却使我遭受厄运。
《明报月刊》二O一二年三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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