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红卫兵人物的出现，不过是文革和文革之反的逻辑表达。这个表达的中心议题，不再是文革，而是资本，中国资本，中共资本——“资本红卫兵”，资本太子党。
红卫兵课题，是一个难题，因为此课题牵涉到文革研究和文革研究对中国当今政治的影响。这两者的关系，更牵连到如何估价中国极权主义统治；而这个统治自毛死后，业已进入所谓后极权时期。于是，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之间的区隔，又带出其间异同之定位。近来，随着王、薄事件的发酵，中国人如何看待过去的文革和今天的体制，已适成新问，必再行思索。这里，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这个课题。
毛主义民粹文革和后极权主义反对民粹施行维稳之区隔。文革是毛的极权主义，民粹主义双向定性之典型作品。这个作品的主要因素有几。（一），毛的绝对权威和个人神话。这是后极权主义中人所缺乏的权力，威力和魅力。
（二），毛主义“人民革命”和“人民文革”的兴起，主要是打击毛的政敌，附带打击官僚集团——而这个倾向，无法被现代统治者沿袭利用；他们是后毛时代的世袭、血统继承者；他们之间，不会发生打击官僚之运动。
（三），毛文革反对任何资本主义因素，而现今左、右翼统治集团，业已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依靠毛之原始权力和改革掠夺），成为和毛完全不同的特权统治者。
（四），毛的反对帝、修之观念，形成其所谓“第三世界”支持之的理论现实，现今的中共外交、政治并无这项内容——中美战略伙伴关系，造就了中美关系。这样，中共人民国的现实定位，就像美国对台湾的不定位一样，产生了和毛时期完全不同的模糊性质。这是中国垄断资本和美国跨国资本之间的沆瀣同构。
红卫兵产生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而言之，红卫兵并非毛文革主打势力；主打势力，是当时的造反派。红卫兵登台亮相，横冲直闯于文革初期，是毛“造反有理”战略之一部分；毛试图借助当时干部子弟、主要是高干子弟，赖以冲决当时的党箍府禁——因为，只有这些特权子弟才能起来“革命”，并自我赋予革命资格和权力，且为毛、刘所认可。这是外间人们很少懂得的中国文革特色，也就是，施行“继续革命”和在体制内“造反”之中共极权主义运动“特权特色”。
在利用红卫兵冲决社会秩序，造成“天下大乱”以后，毛收放有术，及时制止了当时所谓“联动”特权红卫兵进一步的保守主义、保爹保妈行动，对其进行抓捕和释放——并因之而取缔了这股势力。但是，毛文革绝对不是要彻底进行体制外颠覆和造反，也根本不想坚持他在文革初期打倒一切官僚的突兀做法。他在文革几个阶段过去后，很快收束于体制内，且施行中美媾和。这样，作为体制内官僚子弟的前红卫兵，马上又被提到接班日程之上——而文革造反派，遂即成为毛挥之即去的“土匪”人物（他对造反派领袖蒯大富这样说。）
毛死后，中共“复辟”派掌权。文革民粹主义，被彻底抛弃。官僚集团重新临位执政。邓式统治和陈式统治（陈云等），马上起用他们的子弟兵前红卫兵人，将之悉数安排到接班岗位。这大约是七十年代末叶的事情。这个接班政治，彻底否定了对于红卫兵的否定；且突出了追究文革民粹主义性质的侧面，严厉打击类似聂元梓、蒯大富这样的造反派；而“联动”（“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之类的前红卫兵人，则被相反对待之。这样，中共文革否定之《决议》中，丝毫不提如何定位红卫兵之罅隙，成为文革不被彻底否定，红卫兵卷土重来的天大契机。
这个红卫兵保留论的明暗操作，实际上预示了文革复辟的涡漩逆潮。于是，今天之中国出现同样两种毛派复辟风。一是，平民派，他们怀念毛之民粹主义文革；二是，权贵子弟中某些人，再次沆瀣平民文革怀念潮，并利用这股势力徐图夺权；而他们其实同样排除平民之文革因素，不过是虚晃一枪。这是权贵加平民的怪异新文革逻辑。三是，平民之一部分，其实懵懂不知，毛之民粹文革和特权文革，是不可偏废，交替使用的双向法宝，也就是我们所谓民粹加极权的煽动和镇压模式。这个模式，现在无法模仿炮制，是因为，现今之中国统治者不敢利用民粹主义发动和施行再一次官僚打击。这是极其明确的文革不能发动论——难道今天，他们这些人要施行新一轮打倒官僚，更加上公开、清算其财产之内容？！难道这些人愿意发动如此一来之毛式文革吗？否！
这样，按照逻辑推断，所谓上层体制会发动文革，薄某和王某会发动文革的说法，是彻底不成立的；“打黑唱红”，也和毛文革风马牛不相及。那么，那些叫嚷不改革，就文革者，说的又是什么呢？一是，无非是要保住他们的特权和财产——就像当年高干子弟红卫兵保爹保妈，保特权，保江山，如出一辙。二是，现在的特权者和统治者腰缠亿万，他们当然不愿意再行文革式抄家，抢钱，砸店，把他们的“资本主义”搞烂。三是，他们以“文革重来”恐吓百姓，以便他们以其虚以尾蛇的方式施行所谓的，由共产党主导的新改革，新政改——这个新改革、新政改的方式，一言蔽之，就是保证他们的亿万资产私有化，合法化。这是一种隐讳的红卫兵语言，董事长语言。何以如此说法，因为，这和当年红卫兵反对”中央文革”一样，不过是要排除毛，江青，康生等对他们的爹妈的打击。
现在，这种打击早已不复存在。毛，刘两家早已不记前嫌，媾和如兹；任何期望发生新一轮毛、刘之斗，之争的革命论和政变论，也随着资本的一致论和统和论，灰飞烟灭，消散殆尽了。那些以文革恐吓人们的人，是别有用心的。重复而言，当今的统治者没有施行民粹主义和“继续革命”的雄心勇气，因为他们绝对不是毛泽东。毛是极权－民粹政治中的神话人物；而今天之中共头目都是资本裙带之下的奴仆。换言之，毛文革，寄托于人民，也依赖于官僚，二者兼顾其中；并以打击人民，依赖官僚，为其终结。而现今的统治者，缺少其中“依赖人民”之一环，他们只懂得毛之镇压，不懂得毛之发动（文革）。因为，他们在文革中就是保守派，是“四大”（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恐惧者。这些人惧怕真正的革命；同时，也惧怕毛式民粹主义文革。这是不言而喻的现实。
只有文革余孽和前红卫兵中人如宋彬彬一类异数，她们弱智愚钝，不知道邓氏所谓“水落石不出”，“宜粗不宜细”的教诲，是对她们的最好保护。她们玩弄编造历史细节，枉道枉势——根本不是现在权贵集团所赖所想。其根本失误，在于她们居然妄想再次毛化，以临天下——和她们一起跑的人们，也不知道毛最后勾结尼克松基辛格，早已拓开和美国，和资本勾结之路。自那一天开始，毛文革不单彻底转向，而且完全同构于国际资本。这是一个偌大的转换之话题；换言之，中共模式如要改变，势必革除西方资本对其之支持——就像撒切尔和里根，要求戈尔巴乔夫签订政治契约以保证俄罗斯改革一样。当然，这是更大范围的思考。我们只是提醒国人和世界，现在，红卫兵人物的出现，不过是文革和文革之反的逻辑表达。这个表达的中心议题，不再是文革，而是资本，中国资本，中共资本——“资本红卫兵”，资本太子党。这是中共对西方价值体系和人权原则的最大的挑战。如何应战，不单考验中国，也挑战西方和世界。
对红卫兵与文革的新反思
红卫兵课题，是一个难题，因为此课题牵涉到文革研究和文革研究对中国当今政治的影响。这两者的关系，更牵连到如何估价中国极权主义统治；而这个统治自毛死后，业已进入所谓后极权时期。于是，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之间的区隔，又带出其间异同之定位。近来，随着王、薄事件的发酵，中国人如何看待过去的文革和今天的体制，已适成新问，必再行思索。这里，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这个课题。
毛主义民粹文革和后极权主义反对民粹施行维稳之区隔。文革是毛的极权主义，民粹主义双向定性之典型作品。这个作品的主要因素有几。（一），毛的绝对权威和个人神话。这是后极权主义中人所缺乏的权力，威力和魅力。
（二），毛主义“人民革命”和“人民文革”的兴起，主要是打击毛的政敌，附带打击官僚集团——而这个倾向，无法被现代统治者沿袭利用；他们是后毛时代的世袭、血统继承者；他们之间，不会发生打击官僚之运动。
（三），毛文革反对任何资本主义因素，而现今左、右翼统治集团，业已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依靠毛之原始权力和改革掠夺），成为和毛完全不同的特权统治者。
（四），毛的反对帝、修之观念，形成其所谓“第三世界”支持之的理论现实，现今的中共外交、政治并无这项内容——中美战略伙伴关系，造就了中美关系。这样，中共人民国的现实定位，就像美国对台湾的不定位一样，产生了和毛时期完全不同的模糊性质。这是中国垄断资本和美国跨国资本之间的沆瀣同构。
红卫兵产生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简而言之，红卫兵并非毛文革主打势力；主打势力，是当时的造反派。红卫兵登台亮相，横冲直闯于文革初期，是毛“造反有理”战略之一部分；毛试图借助当时干部子弟、主要是高干子弟，赖以冲决当时的党箍府禁——因为，只有这些特权子弟才能起来“革命”，并自我赋予革命资格和权力，且为毛、刘所认可。这是外间人们很少懂得的中国文革特色，也就是，施行“继续革命”和在体制内“造反”之中共极权主义运动“特权特色”。
在利用红卫兵冲决社会秩序，造成“天下大乱”以后，毛收放有术，及时制止了当时所谓“联动”特权红卫兵进一步的保守主义、保爹保妈行动，对其进行抓捕和释放——并因之而取缔了这股势力。但是，毛文革绝对不是要彻底进行体制外颠覆和造反，也根本不想坚持他在文革初期打倒一切官僚的突兀做法。他在文革几个阶段过去后，很快收束于体制内，且施行中美媾和。这样，作为体制内官僚子弟的前红卫兵，马上又被提到接班日程之上——而文革造反派，遂即成为毛挥之即去的“土匪”人物（他对造反派领袖蒯大富这样说。）
《决议》罅隙令红卫兵卷土重来
毛死后，中共“复辟”派掌权。文革民粹主义，被彻底抛弃。官僚集团重新临位执政。邓式统治和陈式统治（陈云等），马上起用他们的子弟兵前红卫兵人，将之悉数安排到接班岗位。这大约是七十年代末叶的事情。这个接班政治，彻底否定了对于红卫兵的否定；且突出了追究文革民粹主义性质的侧面，严厉打击类似聂元梓、蒯大富这样的造反派；而“联动”（“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之类的前红卫兵人，则被相反对待之。这样，中共文革否定之《决议》中，丝毫不提如何定位红卫兵之罅隙，成为文革不被彻底否定，红卫兵卷土重来的天大契机。
这个红卫兵保留论的明暗操作，实际上预示了文革复辟的涡漩逆潮。于是，今天之中国出现同样两种毛派复辟风。一是，平民派，他们怀念毛之民粹主义文革；二是，权贵子弟中某些人，再次沆瀣平民文革怀念潮，并利用这股势力徐图夺权；而他们其实同样排除平民之文革因素，不过是虚晃一枪。这是权贵加平民的怪异新文革逻辑。三是，平民之一部分，其实懵懂不知，毛之民粹文革和特权文革，是不可偏废，交替使用的双向法宝，也就是我们所谓民粹加极权的煽动和镇压模式。这个模式，现在无法模仿炮制，是因为，现今之中国统治者不敢利用民粹主义发动和施行再一次官僚打击。这是极其明确的文革不能发动论——难道今天，他们这些人要施行新一轮打倒官僚，更加上公开、清算其财产之内容？！难道这些人愿意发动如此一来之毛式文革吗？否！
这样，按照逻辑推断，所谓上层体制会发动文革，薄某和王某会发动文革的说法，是彻底不成立的；“打黑唱红”，也和毛文革风马牛不相及。那么，那些叫嚷不改革，就文革者，说的又是什么呢？一是，无非是要保住他们的特权和财产——就像当年高干子弟红卫兵保爹保妈，保特权，保江山，如出一辙。二是，现在的特权者和统治者腰缠亿万，他们当然不愿意再行文革式抄家，抢钱，砸店，把他们的“资本主义”搞烂。三是，他们以“文革重来”恐吓百姓，以便他们以其虚以尾蛇的方式施行所谓的，由共产党主导的新改革，新政改——这个新改革、新政改的方式，一言蔽之，就是保证他们的亿万资产私有化，合法化。这是一种隐讳的红卫兵语言，董事长语言。何以如此说法，因为，这和当年红卫兵反对”中央文革”一样，不过是要排除毛，江青，康生等对他们的爹妈的打击。
中共党权者已成资本裙带的奴仆
现在，这种打击早已不复存在。毛，刘两家早已不记前嫌，媾和如兹；任何期望发生新一轮毛、刘之斗，之争的革命论和政变论，也随着资本的一致论和统和论，灰飞烟灭，消散殆尽了。那些以文革恐吓人们的人，是别有用心的。重复而言，当今的统治者没有施行民粹主义和“继续革命”的雄心勇气，因为他们绝对不是毛泽东。毛是极权－民粹政治中的神话人物；而今天之中共头目都是资本裙带之下的奴仆。换言之，毛文革，寄托于人民，也依赖于官僚，二者兼顾其中；并以打击人民，依赖官僚，为其终结。而现今的统治者，缺少其中“依赖人民”之一环，他们只懂得毛之镇压，不懂得毛之发动（文革）。因为，他们在文革中就是保守派，是“四大”（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恐惧者。这些人惧怕真正的革命；同时，也惧怕毛式民粹主义文革。这是不言而喻的现实。
只有文革余孽和前红卫兵中人如宋彬彬一类异数，她们弱智愚钝，不知道邓氏所谓“水落石不出”，“宜粗不宜细”的教诲，是对她们的最好保护。她们玩弄编造历史细节，枉道枉势——根本不是现在权贵集团所赖所想。其根本失误，在于她们居然妄想再次毛化，以临天下——和她们一起跑的人们，也不知道毛最后勾结尼克松基辛格，早已拓开和美国，和资本勾结之路。自那一天开始，毛文革不单彻底转向，而且完全同构于国际资本。这是一个偌大的转换之话题；换言之，中共模式如要改变，势必革除西方资本对其之支持——就像撒切尔和里根，要求戈尔巴乔夫签订政治契约以保证俄罗斯改革一样。当然，这是更大范围的思考。我们只是提醒国人和世界，现在，红卫兵人物的出现，不过是文革和文革之反的逻辑表达。这个表达的中心议题，不再是文革，而是资本，中国资本，中共资本——“资本红卫兵”，资本太子党。这是中共对西方价值体系和人权原则的最大的挑战。如何应战，不单考验中国，也挑战西方和世界。
——《动向》杂志2012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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