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与军方关系密切，图为国防部长梁光烈与薄熙来一同出席成都军区的一次军事演习
从王立军出走美国领事馆到薄熙来、王立军双双免职，重庆事变闹得沸沸扬扬。中国共产党刚刚庆祝了它的九十周年，自诩如何先进，一下子，显出了它在现代政党发展中远远落后的原形。
薄熙来被中共中央免职，本来没什么不正常，因为他是中共中央派到重庆去担任书记，其权力来自任命而非选举。然而，中共在各地部署军警，防范不测，显出此次事变本身的政变性质。同时，国内有孔庆东声称薄熙来免职是“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外有王希哲破口大骂，直斥“胡锦涛温家宝寡头右派党中央”实行“白色恐怖”，随后又有北京发生政变的传言，看上去大有重庆事变发展为北京事变之势。
其实，中共用政变手段解决其自身的问题，是它的历史传统。当中共认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它就自觉地转型为依恃刺刀的政治军事集团，打AB团是早期的突出表现，延安整风时似乎成熟了许多，以思想理论路线的斗争为主，而发展到“抢救运动”，又露出原形。掌握政权以后，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和林彪，华国锋和叶剑英打倒“四人帮”，邓小平逼退华国锋、罢黜胡耀邦和赵紫阳，江泽民和曾庆红击败杨氏兄弟，都程度不同地运用政变手段。相比较而言，陈希同、陈良宇垮台，算不上什么政变，而薄熙来被免职本身也还算不上政变，但此次事变看来牵一发动身，是否触发政变，尚待观察。
中共的一位大使厚着脸皮声称中国不是“共产党国家”，据说就象英国不是“保守党国家”一样。英国当然不是保守党国家，保守党要同工党及其它政党竞争，才能得到执政地位，中国则不同，中国共产党发誓要永远执政，将“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国家的基本原则，不仅不准其它政党争取执政，甚至不准人们组建新的政党，只因为那在它看来“没有必要”。这样的国家，当然是共产党国家，而这样的国家既然缺乏基本的权力制衡，国家化的中共本身，也就根本难以实行民主。
这样，即使中共已经执政，它还是自觉地保持它作为政治军事集团的本色，习惯于运用政变手段解决它自身的政治矛盾。中共咬牙切齿地反对“军队国家化”，将“人民军队”据为其一党之私产、作为“党军”保护它的永久的执政地位。然而，即使它发誓不允许“枪指挥党”，而事物的辩证法却表明，非“国军”的“党军”既然是党派之军，也就注定会被用于党派之争，成为政变的工具。毛泽东以林彪取代彭德怀，使军队成为“毛家军”，军人要作“毛主席的好战士”，并依靠这支军队的支持打倒刘邓官僚集团，但是，林彪掌握着军队，依然是毛泽东的心腹之患。他处心积虑，挑起争论，发起运动，还风尘仆仆走遍全国，形成对林彪不利的局势，迫使林彪走向失败。
邓小平清除了胡耀邦、赵紫阳等开明的政治家，党内矛盾看上去大为减弱，于是，经过持续的努力，中共权力的“一代两任十年”格局基本成型，庞大的党政官僚机器臻于完善。然而，毛泽东当年发现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以及更早年间托洛茨基的类似论述，都是基于共产党国家的现实，即共产党专政之下，政治变化与政治矛盾，都必然集中出现在共产党内部。中共塑造出一党专政的新秩序，终究无法避免政治矛盾在这一新秩序下仍然存在与发展。
薄熙来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标新立异，意味着他不甘心听从最高层的政治安排，试图自己闯出一条进入最高层的路来。他的“重庆模式”之突出地方自主创新、关注民生之类，实乃顺应时势之举，而他要从实用性、投机性明显的政客，成长为有独特政治纲领与执政风格的政治家，本来也不无可能。然而，他在紧要关头只顾自己的利益，无情抛弃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下属，结果遭遇反击而陷入被动。
这一来，却牵动了中共权力的格局。
“文革”失败后，毛泽东式的政治家成为昨日黄花，中共由党政官僚主导，而“六四”之后，胡赵为代表的开明政治家失势，中共的官僚气更为浓重。邓小平本为讲究实用主义的官僚，这时勉为其难，以政治家姿态作最后一搏，推动中共接受市场经济，而此后，中共之派系格局更为明显，与此前大为不同。
大体而言，中共有三大派系，即团派官僚、非团派官僚，以及太子党。江泽民较为特殊，他本人与邓胡赵等同属中共第二代，身为地方官僚，且多少有些太子党血脉，一旦晋身最高层，即依靠太子党支持而施展权力。他在邓小平逼迫下走向市场经济，逐渐地自己也主动起来，不仅维持改革开放之势，而且为权贵集团开辟出相当广阔的空间。
平民出身的团派官僚因胡锦涛掌权而起，温家宝本身为党机构官僚，也因团派崛起而得势。他们本来易于得到民众支持，而他们的习惯于守成，使他们比江泽民辈更倾向于权力交接新秩序较规范运行。同时，他们对党国大局则缺乏政治家视野，偏偏中国处在改革开放、亟需根本转型的年代，团派官僚便逐渐以平庸而著称。
新秩序在形成之时，就受到江泽民挑战，继而，薄熙来不甘寂寞，在西南弄出大动作，同时，改革停滞，社会各阶层对胡温执政日益不满，官民矛盾逐渐尖锐化。团派习惯性地以维稳为重，太子党则对于危机逼近较为敏感，许多人显示出以变革救党的雄心。
当此之时，即使薄熙来及其“重庆模式”有仿效毛泽东的“改造”与“革命”宏图之嫌，即使薄熙来被免职实乃咎由自取，但胡温处置重庆事变，终究触动其它两派。要恢复权力平衡，须经复杂的博弈，特别是，政变之势一旦出现、形成，要走出来并不容易。
迷雾笼罩下的局势将如何发展，还很难判断。现在能够肯定的是，试图以中共党内民主而求中国民主，根本此路不通。“国际大循环”乃求助于国际市场，加入世贸组织则是求助于国际规范，显然，只有国际通行的民主可以救中国，而中共仍拒绝民主，则只能与政变相伴。
从王立军出走美国领事馆到薄熙来、王立军双双免职，重庆事变闹得沸沸扬扬。中国共产党刚刚庆祝了它的九十周年，自诩如何先进，一下子，显出了它在现代政党发展中远远落后的原形。
薄熙来被中共中央免职，本来没什么不正常，因为他是中共中央派到重庆去担任书记，其权力来自任命而非选举。然而，中共在各地部署军警，防范不测，显出此次事变本身的政变性质。同时，国内有孔庆东声称薄熙来免职是“发动反革命政变”，国外有王希哲破口大骂，直斥“胡锦涛温家宝寡头右派党中央”实行“白色恐怖”，随后又有北京发生政变的传言，看上去大有重庆事变发展为北京事变之势。
其实，中共用政变手段解决其自身的问题，是它的历史传统。当中共认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它就自觉地转型为依恃刺刀的政治军事集团，打AB团是早期的突出表现，延安整风时似乎成熟了许多，以思想理论路线的斗争为主，而发展到“抢救运动”，又露出原形。掌握政权以后，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和林彪，华国锋和叶剑英打倒“四人帮”，邓小平逼退华国锋、罢黜胡耀邦和赵紫阳，江泽民和曾庆红击败杨氏兄弟，都程度不同地运用政变手段。相比较而言，陈希同、陈良宇垮台，算不上什么政变，而薄熙来被免职本身也还算不上政变，但此次事变看来牵一发动身，是否触发政变，尚待观察。
中共的一位大使厚着脸皮声称中国不是“共产党国家”，据说就象英国不是“保守党国家”一样。英国当然不是保守党国家，保守党要同工党及其它政党竞争，才能得到执政地位，中国则不同，中国共产党发誓要永远执政，将“共产党的领导”作为国家的基本原则，不仅不准其它政党争取执政，甚至不准人们组建新的政党，只因为那在它看来“没有必要”。这样的国家，当然是共产党国家，而这样的国家既然缺乏基本的权力制衡，国家化的中共本身，也就根本难以实行民主。
这样，即使中共已经执政，它还是自觉地保持它作为政治军事集团的本色，习惯于运用政变手段解决它自身的政治矛盾。中共咬牙切齿地反对“军队国家化”，将“人民军队”据为其一党之私产、作为“党军”保护它的永久的执政地位。然而，即使它发誓不允许“枪指挥党”，而事物的辩证法却表明，非“国军”的“党军”既然是党派之军，也就注定会被用于党派之争，成为政变的工具。毛泽东以林彪取代彭德怀，使军队成为“毛家军”，军人要作“毛主席的好战士”，并依靠这支军队的支持打倒刘邓官僚集团，但是，林彪掌握着军队，依然是毛泽东的心腹之患。他处心积虑，挑起争论，发起运动，还风尘仆仆走遍全国，形成对林彪不利的局势，迫使林彪走向失败。
邓小平清除了胡耀邦、赵紫阳等开明的政治家，党内矛盾看上去大为减弱，于是，经过持续的努力，中共权力的“一代两任十年”格局基本成型，庞大的党政官僚机器臻于完善。然而，毛泽东当年发现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以及更早年间托洛茨基的类似论述，都是基于共产党国家的现实，即共产党专政之下，政治变化与政治矛盾，都必然集中出现在共产党内部。中共塑造出一党专政的新秩序，终究无法避免政治矛盾在这一新秩序下仍然存在与发展。
薄熙来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标新立异，意味着他不甘心听从最高层的政治安排，试图自己闯出一条进入最高层的路来。他的“重庆模式”之突出地方自主创新、关注民生之类，实乃顺应时势之举，而他要从实用性、投机性明显的政客，成长为有独特政治纲领与执政风格的政治家，本来也不无可能。然而，他在紧要关头只顾自己的利益，无情抛弃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下属，结果遭遇反击而陷入被动。
这一来，却牵动了中共权力的格局。
“文革”失败后，毛泽东式的政治家成为昨日黄花，中共由党政官僚主导，而“六四”之后，胡赵为代表的开明政治家失势，中共的官僚气更为浓重。邓小平本为讲究实用主义的官僚，这时勉为其难，以政治家姿态作最后一搏，推动中共接受市场经济，而此后，中共之派系格局更为明显，与此前大为不同。
大体而言，中共有三大派系，即团派官僚、非团派官僚，以及太子党。江泽民较为特殊，他本人与邓胡赵等同属中共第二代，身为地方官僚，且多少有些太子党血脉，一旦晋身最高层，即依靠太子党支持而施展权力。他在邓小平逼迫下走向市场经济，逐渐地自己也主动起来，不仅维持改革开放之势，而且为权贵集团开辟出相当广阔的空间。
平民出身的团派官僚因胡锦涛掌权而起，温家宝本身为党机构官僚，也因团派崛起而得势。他们本来易于得到民众支持，而他们的习惯于守成，使他们比江泽民辈更倾向于权力交接新秩序较规范运行。同时，他们对党国大局则缺乏政治家视野，偏偏中国处在改革开放、亟需根本转型的年代，团派官僚便逐渐以平庸而著称。
新秩序在形成之时，就受到江泽民挑战，继而，薄熙来不甘寂寞，在西南弄出大动作，同时，改革停滞，社会各阶层对胡温执政日益不满，官民矛盾逐渐尖锐化。团派习惯性地以维稳为重，太子党则对于危机逼近较为敏感，许多人显示出以变革救党的雄心。
当此之时，即使薄熙来及其“重庆模式”有仿效毛泽东的“改造”与“革命”宏图之嫌，即使薄熙来被免职实乃咎由自取，但胡温处置重庆事变，终究触动其它两派。要恢复权力平衡，须经复杂的博弈，特别是，政变之势一旦出现、形成，要走出来并不容易。
迷雾笼罩下的局势将如何发展，还很难判断。现在能够肯定的是，试图以中共党内民主而求中国民主，根本此路不通。“国际大循环”乃求助于国际市场，加入世贸组织则是求助于国际规范，显然，只有国际通行的民主可以救中国，而中共仍拒绝民主，则只能与政变相伴。
——原载《争鸣》杂志2012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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