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鲍彤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共产党宣言》，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写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如今，我们看到，在西方，在美国，现实的社会发展趋势正是如此。
美国国会审议反盗版法案，支持与反对该法案的势力针锋相对，而许多网站群起抗议，就使得这一立法行动停了下来，与中国当局不顾网上舆论而坚决推动微博实名制，恰成对照。更巧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多家海外中文网站发表了鲍彤先生去年十月“谈回到民主主义及其它”的一篇谈话内容。
美国人反盗版弄出轩然大波，与鲍先生谈“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以及“简单明�，直截了当”，“回到民主主义”，似乎完全不相干，可是据笔者看来，其中却有关联。
反盗版遇到麻烦，并非孤例。美国政府的司法部门多年来推动反色情立法，也同样不顺利。对美国政府而言，色情泛滥的最大受害者是青少年，必须加以管制，但是，为保护青少年免于接触色情而限制成年人的言论和阅读自由，却涉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公民权利，行政权受到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制约，难以为所欲为。而反盗版法案的风波中，支持该法案的好莱坞和音乐产业内容供货商受挫，白宫站到了反对者那边，声称它“不会支持有损表达自由、增加网络安全风险或破坏动力十足而富有创新性的全球因特网的立法措施”，这一立场，与美国司法部反色情方案受到的批评，很是类似。
反色情或反盗版，都有其正当理由，甚至可以视为正义之举，然而，它们的具体做法若带有负作用，造成负面影响，伤及言论自由的权利，还是会遭到反对，而且反对有效。这意味着，在西方，在美国，即使体现社会正义或多数人利益的举动，也不能以伤害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共产党宣言》，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写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如今，我们看到，在西方，在美国，现实的社会发展趋势正是如此。
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在那些自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治下，直到现在，还是喜欢反其道而行之。朝鲜劳动党已经不避讳将金氏家族的利益作为朝鲜全民族利益实现的条件，而中国共产党，则擅长于将“一切人的利益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弄得很象是马克思主义，其所作所为，大到叫嚷所谓“五不搞”，具体到诸如微博实名制，理由都很冠冕堂皇，看似正义，貌似道德，实则同样是把它一党私利或该党高层之私利，置于民众的权利与利益之上。
那一边，是西方社会里社会主义的实际发展趋势，而这一边，是共产党国家的伪社会主义，散发出前资本主义的气味。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本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很清楚，任何社会形态，当其内部的生产力尚在发展，当其尚未能孕育出新社会之胎儿，就不会灭亡。然而，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工人阶级支持了资产阶级，而革命胜利之际，这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随即尖锐化。在尖锐的阶级对抗面前，受到法国社会主义者影响，马克思等人一度支持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它就是“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它“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于是，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之间，出现了矛盾。
当时的资本主义正在展开，正在进入它的长期发展阶段，“不断革命”当然难以成功，马克思等人退回书房，继续潜心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巴黎公社失败后，他们承认了支持“不断革命”的错误，因为“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这样，马克思只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大贡献，在政治学说方面，他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还只是走出了两步。一是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与现实发展阶段相联系，将其建立在他们的哲学世界观与经济学说基础之上，一是在政治上放弃“不断革命”，指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是，人们往往关注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建树，却忽略了它在政治实践中的困难。特别是，共产党人干脆无视马克思等人的思想发展，无视经济发展状况对于“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他们重新复活“不断革命”，执意凭借国家权力，在现实社会中建造红星照耀下的“社会主义”乌托邦。
先前，“社会主义”乌托邦主要体现为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无法长期持续发展，共产党国家出现改革浪潮，以市场化改革，放弃计划经济，艰难地回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乌托邦的光环渐渐消散，十九世纪的那一幕似乎又在上演，人们本来可以期待，今日的共产党人也会象当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承认自己的错误，正视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性。
看上去，中国共产党是在改革，也已经在接受市场经济，但是，在一个关键点上，他们拒绝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他们坚持“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政治方式。鲍先生承认“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可惜，这在中共看来仍属大逆不道。
中共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现在集中体现为它的一党专政，体现为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它之所谓“三个代表”，其实就是说，它就是如今那“自觉的少数人”，广大的“不自觉的群众”只有服从于它，跟随于它，拥戴它为永久执政党。
为此，中共力图永久地维持民众的“不自觉”状态，它把自由与民主一概贴上“西方”标签，对马克思学说则代之以它酿造的赝品，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规定的共产党，是多党政治下的政党，并不排斥其它的工人政党。《共产党宣言》对工人革命的第一项要求，是工人“争得民主”。这样的观念，在今日之中共眼里，当然对它很是不利，而“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或者“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国情”，看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歌颂中共之延安时期所谓“实行民主好处多”，真是画蛇添足了。
民众的看法，其实已经越来越与中共不同。“社会主义”乌托邦与市场化的现实之间，只隔着一层窗户纸，民众对这种乌托邦的虚幻与虚伪，早已深恶痛绝。中共现在乞灵于“文化”，殊不知，“文化”作为政治工具打击对手或许好使，但却难以持续。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身败名裂，不是前车之鉴么？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共产党宣言》，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写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如今，我们看到，在西方，在美国，现实的社会发展趋势正是如此。
马克思的理想在美国开花结果
美国国会审议反盗版法案，支持与反对该法案的势力针锋相对，而许多网站群起抗议，就使得这一立法行动停了下来，与中国当局不顾网上舆论而坚决推动微博实名制，恰成对照。更巧的是，几乎与此同时，多家海外中文网站发表了鲍彤先生去年十月“谈回到民主主义及其它”的一篇谈话内容。
美国人反盗版弄出轩然大波，与鲍先生谈“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以及“简单明�，直截了当”，“回到民主主义”，似乎完全不相干，可是据笔者看来，其中却有关联。
反盗版遇到麻烦，并非孤例。美国政府的司法部门多年来推动反色情立法，也同样不顺利。对美国政府而言，色情泛滥的最大受害者是青少年，必须加以管制，但是，为保护青少年免于接触色情而限制成年人的言论和阅读自由，却涉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公民权利，行政权受到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制约，难以为所欲为。而反盗版法案的风波中，支持该法案的好莱坞和音乐产业内容供货商受挫，白宫站到了反对者那边，声称它“不会支持有损表达自由、增加网络安全风险或破坏动力十足而富有创新性的全球因特网的立法措施”，这一立场，与美国司法部反色情方案受到的批评，很是类似。
反色情或反盗版，都有其正当理由，甚至可以视为正义之举，然而，它们的具体做法若带有负作用，造成负面影响，伤及言论自由的权利，还是会遭到反对，而且反对有效。这意味着，在西方，在美国，即使体现社会正义或多数人利益的举动，也不能以伤害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共产党宣言》，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写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如今，我们看到，在西方，在美国，现实的社会发展趋势正是如此。
共产党国家搞伪社会主义
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在那些自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治下，直到现在，还是喜欢反其道而行之。朝鲜劳动党已经不避讳将金氏家族的利益作为朝鲜全民族利益实现的条件，而中国共产党，则擅长于将“一切人的利益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弄得很象是马克思主义，其所作所为，大到叫嚷所谓“五不搞”，具体到诸如微博实名制，理由都很冠冕堂皇，看似正义，貌似道德，实则同样是把它一党私利或该党高层之私利，置于民众的权利与利益之上。
那一边，是西方社会里社会主义的实际发展趋势，而这一边，是共产党国家的伪社会主义，散发出前资本主义的气味。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本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很清楚，任何社会形态，当其内部的生产力尚在发展，当其尚未能孕育出新社会之胎儿，就不会灭亡。然而，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工人阶级支持了资产阶级，而革命胜利之际，这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随即尖锐化。在尖锐的阶级对抗面前，受到法国社会主义者影响，马克思等人一度支持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它就是“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它“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于是，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之间，出现了矛盾。
当时的资本主义正在展开，正在进入它的长期发展阶段，“不断革命”当然难以成功，马克思等人退回书房，继续潜心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巴黎公社失败后，他们承认了支持“不断革命”的错误，因为“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
这样，马克思只有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大贡献，在政治学说方面，他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还只是走出了两步。一是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与现实发展阶段相联系，将其建立在他们的哲学世界观与经济学说基础之上，一是在政治上放弃“不断革命”，指出“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是，人们往往关注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的建树，却忽略了它在政治实践中的困难。特别是，共产党人干脆无视马克思等人的思想发展，无视经济发展状况对于“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他们重新复活“不断革命”，执意凭借国家权力，在现实社会中建造红星照耀下的“社会主义”乌托邦。
先前，“社会主义”乌托邦主要体现为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无法长期持续发展，共产党国家出现改革浪潮，以市场化改革，放弃计划经济，艰难地回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乌托邦的光环渐渐消散，十九世纪的那一幕似乎又在上演，人们本来可以期待，今日的共产党人也会象当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承认自己的错误，正视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必然性。
鲍彤：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
看上去，中国共产党是在改革，也已经在接受市场经济，但是，在一个关键点上，他们拒绝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他们坚持“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政治方式。鲍先生承认“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可惜，这在中共看来仍属大逆不道。
中共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现在集中体现为它的一党专政，体现为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它之所谓“三个代表”，其实就是说，它就是如今那“自觉的少数人”，广大的“不自觉的群众”只有服从于它，跟随于它，拥戴它为永久执政党。
为此，中共力图永久地维持民众的“不自觉”状态，它把自由与民主一概贴上“西方”标签，对马克思学说则代之以它酿造的赝品，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宣言》规定的共产党，是多党政治下的政党，并不排斥其它的工人政党。《共产党宣言》对工人革命的第一项要求，是工人“争得民主”。这样的观念，在今日之中共眼里，当然对它很是不利，而“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或者“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国情”，看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歌颂中共之延安时期所谓“实行民主好处多”，真是画蛇添足了。
民众的看法，其实已经越来越与中共不同。“社会主义”乌托邦与市场化的现实之间，只隔着一层窗户纸，民众对这种乌托邦的虚幻与虚伪，早已深恶痛绝。中共现在乞灵于“文化”，殊不知，“文化”作为政治工具打击对手或许好使，但却难以持续。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身败名裂，不是前车之鉴么？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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