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特稿2011年11月10日】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已经过去70余年，当年的知识青年多已凋零。但是一二九以后北平大学生中争论的是非并没搞清，值得再次审视。
中共执政以来，中国大陆历史课本一面倒地声称由于国民政府媚日卖国，爱国学生才上街游行抗议，一二九事件因此酿成。游行之后有些学生认为学生已尽了言责，应该重回书斋求学，而且抗日应由国民政府领导。因此，这“另一类”一二九知识青年被中共及其控制的学生组织目为“右倾”“逃兵”和“叛徒”而大加挞伐。中共执政后他们更横遭迫害，并祸及子女，这些苦难都肇因于一二九之后他们与中共的不同意见。
1930年代年的中国积弱，军事上完全不是日本的对手，如与日本全面开战则必败无疑。有鉴于此，国民政府忍辱负重，对日交涉多作让步，以换取时间提升军力，同时也期待美国放弃中立出面干预日本对华扩张。而日本则步步紧逼，一再挑衅，力争尽快开战。中国有识之士都体谅国民政府的苦衷，傅斯年先生就说过主张速战的人是“逼政府自杀”。中共高层的毛泽东等即属此类，处心积虑迫国民政府速战而耗尽军力，以便自己取而代之攫取中国。1935年12月，正值北平中共地下市委遭官方破获而瘫痪，但北平大中学校中零散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共青团员仍然活跃，他们不等中共高层自上而下的指示，自行发动了一二九游行。当时北平社会上，尤其学校中结社言论管制较为宽松，他们得以大肆宣传，把国共内战责任推给国民政府，把民众仇日情绪转化为不满国民政府，因而校园中亲共学生增加，使亲政府甚至中间派学生都感到压力。燕京历史系1933级学生王伊同是只读书的中间派，他回忆学生一二九之前在礼堂开大会，政治系学生俞伯严哲学系学生邱运熹发言说学生以读书为职责，不应停课游行，立即被亲共学生骂为汉奸。随后亲共学生肖天若上台主张只有游行才能表示爱国，游行的决议遂获得通过。十二月九日凌晨，王在男宿舍5号楼从睡梦中被窗外喊声吵醒，是壮硕的地下党女生王如兰在叫“男同学起来吧，我们女生要去送死了！”由于已经有学生大会的“预热”，他顺从地和室友立即参加（注 1 ）。
借着1935年黄河泛滥，亲共学生申请获准成立“黄河水灾赈济会”，以救灾名义开办了反政府据点。从北平各界募得的一千五六百大洋善款，清华亲共学生牛荫冠代表赈济会去山东慰问灾民时只带去一千，余下的五六百挪用为反政府活动经费。（注 姚依林百夕谈 中共党史出版社 姚锦 2008年 P37）。由于学生不满情绪高涨，地下党经费充足，准备周密，加上当局防范不周，一二九游行一举成功，轰动全国。次日南京国民政府控制的南京上海报纸在头版头条报道游行，肯定了学生喊出的符合国民政府政策的口号（注2）。
12月18日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代表杨立奎约见亲共学生代表黄敬，郭明秋和姚依林，代表党中央慰问学生，并历数国民政府“抗日的各种准备，如修建陇海铁路防线阻日军南下，积累抗战资金，为抗日在各校进行军训等等，最后说北平学生有任何困难需要中央帮助，中央是可以帮助的，希望北平学生拥护中央。”任何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党私利的人都不难接受杨的说明和规劝，无奈亲共学生代表志在逼迫政府立即以卵击石。会议结束时黄敬甩下一句话：蒋委员长“不抗日（不立即全面开战）就不拥护”。这种“最后通牒”未给国民政府留下转圜余地，北平当局遂于12月12日下令“解散（亲共）平津学联”。（注3）
中共高层后来看到学生这股势力可用来杀伤国民政府，就大力介入，无休止地煽动停课游行，企图以抗日之名利用学生旷日持久地与国民政府博弈。其实在一二九当天，露骨反对国民政府的口号就已经引起广大学生的疑虑。1935年入学的燕京学生孔令朋回忆，一二九游行“歸途中有人領頭大呼「打倒反动政府」「拥护抗日政府」「欢迎紅軍北上抗日」等口號。到校解散前又有人發表演說，主要内容是政府不准学生請愿是不准抗日，宁愿投降。因此必須打倒旧政府，建立新政府等。這些都使我感觉到和我原來參加請愿的主旨不合。我是要求政府抗日，而不是打倒現政府後再由紅军北上抗日。當時紅军經過長征，初到陕北北立足，何來力量打倒現政府然後再北上抗日。如果真的再生战乱，兩敗俱伤，何能再行抗日。所以我的主張是要求蔣介石領导抗日，紅军加入抗日行列，团結一致，共同对敌。為此，我的思想在参加遊行前后起了变化。”（注4）细看中共的煽动口号，其抗日为名，篡国为实的图谋已经呼之欲出。
一二九之后亲共学生趁势在北平各大学成立自己的外围组织“民先”（民族解放先锋队），其声势远大于国民党外围组织。在争夺学生自治会领导权时“民先”常占优势。1936年末“一二一二”事变在西安爆发，张杨武力扣留国民政府领袖蒋介石。全国各界震惊悲愤，声讨张杨，而“民先”竟奉中共指令兴高采烈主张杀蒋。由于斯大林意识到日本征服中国意味着苏联将被日德从东西两面夹击，而能领导中国抗日者非蒋莫属，因而中共在俄国主子严令之下从杀蒋抗日改口为拥蒋抗日，“民先”因为自打嘴巴在校园中声势顿挫。例如燕京学生自治会这时改选结果就是“主張拥蔣一派的二年級同学陳亨利在中間派同學的支持下當选主席，取代了原任主席的民先朱涛譜。” （注5）
由于当时局势复杂，尚少国人能识破中共的真正图谋。70年后，国人知道了更多史实：从毛泽东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说的不能“爱蒋介石的国”，“ 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1964年7月对日本社会党人佐佐木更三等感谢日本侵华帮助中共赢得政权，到21世纪以来中共逐步承认是国民政府军队承担了抗日主战场人力牺牲和物力损失。国人终于明白，国民政府是抗日的主力，包括中共在内的全体国人理应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当时偏安陕北的中共苏维埃小朝廷，其实与长春的满洲国，华北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1933年“闽变”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起着同样的作用： 分裂中国，打击政府，破坏抗日。因此可见，那些在北平对抗中共钦差大臣刘少奇，彭真的另一类知识青年，不论当时是否共产党员，他们“抗日应由国民政府领导”的主张比中共“对国民政府保持独立”甚至“打倒反动政府”的狡辩更合乎国家和民族利益。中共在当时批判他们，在以后打击迫害他们，是已被历史证明的错误。以我有限的搜寻，可以列出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个案。
王永兴，1938年。
清华学生王永兴（当时笔名黄刊），是一二九的重要组织者，1936年春加入中共，在学生运动中曾与后来贵为中共部长，副总理的蒋南翔，姚依林共事。1937年王脱离中共重回归书斋，成为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弟子。1949年前曾在清华与我父亲周一良一同协助陈先生。中共执政之后，没有肯定他参与领导一二九的贡献，却认为他随后返回书斋的选择是逃兵和叛徒罪行。反右中他被剥夺历史从业权，从北京赶到山西农村，饱尝妻离子散衣食无着之苦。文革中他被数次毒打，几至殒命，学术黄金时代完全荒废。耄耋之年他才调入北大重操史学旧业。因为恐惧下一次政治运动可能再次剥夺他从事学术的机会，他每日教书和科研的工作量都超出自己年龄体力能负担的极限。与此同时，他希望重新获得自己在几十年前放弃的那张党票，作为在下一次政治运动中的护身符，以减少被逐出北大的危险。为此他对文革中留校当干部的青年工农兵学员都毕恭毕敬。我父亲周一良文革中被选入“梁效”而遭整肃，险些丢了党票。1980年代我父亲刚恢复工作，他就频繁到访我父亲家，满口“来汇报思想，争取帮助”。我常在这时为王伯伯开门并端茶倒水，因此旁听到这样的对话，并看到我父亲不自在的表情。我知道父亲作为1956年入党的“海归”教授，背负资产阶级出身的“原罪”包袱，早已习惯在各种场合检讨思想和被别人“帮助”。王伯伯这位比自己早20年入党的同龄人本应是自己敬佩的“老革命”， 却低首下心向自己请求批评帮助，父亲的尴尬可以想象。我对王伯伯的态度感觉有些滑稽，以为他不必恭维我父亲：他早年入党和一二九前期的功绩总应该算是我父亲所没有的资本呀。而王伯伯不作此想，他认为他和家人1949年以后的所有灾难都是因为自己先参加而后又退出了中共活动。因此他要完全忘掉自己的一二九革命经历，就当那些事从未发生。当北大向职工发售集资房时，工龄越长售价越低，王伯伯工龄被定为始于1948年。如果从1936年入党算起，多12年工龄可以省他一大笔钱，但他宁可多交钱也不想再重复这段恶梦。
1952 年9 月17 日清华历史系全体合影。前排坐者左起第二为丁则良。
清华学生丁则良，与王永兴有相似的在一二九时期先加入后脱离中共活动的经历。他在西南联大继续钻研历史，后与周一良结为好友，1950年代同在清华历史系任教。他也被迫不断批判自己一二九前后的“历史问题”，反复表示悔恨自己没有继续“跟党走”。党并没有因此就宽恕他，1957年他所在的东北人大（后改为吉林大学）党委定他为右派，他被逼在北大未名湖自沉。1966年文革开始后，吉林大学红卫兵甚至追到他服务过的清华召开鞭尸大会，高喊要把他焚尸扬灰。
黑社会老大惩处中途脱离的帮内兄弟比对付不曾入伙的人更加严厉，中共具备这一属性。周一良一二九时在燕京历史系闭门读书不问政治，中共上台后幸运得免“逃兵”“叛徒”的罪名。而王伯伯和丁伯伯是一二九以后脱离的帮内兄弟，于是在反右中一个家破，一个人亡。
中共教育部长蒋南翔主持清华时，对每届学生都灌输一二九运动历史。中共副总理姚依林被问及“参加革命50年当中，你最难忘的斗争生活是哪一段”时，回答也是“一二九运动”（注6）。因为蒋姚在中共党内都以一二九起家。可以相信，他们都参加了打击王和丁这些不同意见者的斗争，否则就没有日后在中共党内的升迁。到了1980年代王向他们申请在北大的科研用房和经费时，他们都给予方便，似乎没有扮出对待“逃兵”“叛徒”的脸色。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自己过去打击王和丁等人时下手太狠而略有歉疚。
蒋在一二九回忆录中提到了“共青团员丁则良，王永兴积极参加1936年1月学生南下抗日宣传”（注7）。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回忆说“北平学运初期，主持人是姚克广（姚依林），后来他去作党的工作，中期与后期的主持人，便是黄刊与黄诚。两黄都是清华大学学生，黄刊在清华大搜捕之后，即担任清华学生会工作，并在学联负责交际。”也证实王是学运初期骨干。（注8）然而，姚依林的态度则有不同。他的访谈录讲到1936年2月29日晨清华大逮捕，他在清华校门被军警扣在校警室候审时，自称“丁则良”，因为这是“一个平日不怎么参加政治活动的同学姓名”（注9），意在显示自己的机智，但这与蒋南翔对丁的评价相矛盾。 然后姚的访谈录说，“正在这时，又抓进来两个人，都反捆绑起胳膊，一看是蒋南翔，还有天津一位左派教授方左英。大家交换目光，谁也没有和谁说话。如此过了十几分钟，只听外面一阵杂乱的跑步声，呼喊声，斗殴声。清华民先队的同学们冲了进来。他们组织了二百多人拿着棍子和四十几个警察打起来。警察不敢开枪，被学生们轰出校门之外。同学们迅速地关上了清华校门，又来校警室解救他们，并说校门外警察开来的七辆捕人的车均被砸坏，他们还抓了四个警察作人质……”（注10）血气方刚的清华亲共学生和警察械斗，救回蒋姚等人，在这里记述得颇为生动。可是没有提到参加指挥械斗的就是王永兴：他“自燕京走小路潜入清华，参加指挥民先队员与军警搏斗，夺回被抓捕的蒋南翔，姚依林…”（注11）姚的访谈录中不厌其烦地列出一二九时期的同志同事，对他们以后的升迁甚至死因也一一记录，唯对营救自己出险的王保持缄默，似有隐衷。这种回忆至少不是完整准确的。读完姚讲的清华大逮捕，70年前风华正茂，英气勃发的王永兴，一位提笔成文，挥棍能武，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知识青年领袖跃然纸上。这和我认识的谨小慎微临深履薄的王伯伯相差何止万里，由此不难想象1949年以后的严酷生存环境将他挤压到了何等程度。
清华学生徐高阮，是清华学生中的资深中共地下党，曾任北平地下党领导职务，为此被国民政府监禁两年。 一二九以后，他力主由国民政府领导抗日。西安事变期间，他和王，丁一同“坚决主张呼吁释放蒋介石”，与北平中共地下党杀蒋宣传对立。几天后中共被迫服从苏联指令宣布拥蒋，而七十年后中共自己也承认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是抗日主力。这样历史就肯定了他坚持国家存亡高于中共一党私利的立场。被中共开除之后，1937年他在长沙临时大学拜陈寅恪为师潜心治史（注12），周一良推崇他是陈门三位杰出弟子第一人（注13）。王和丁是他在地下党中的追随者，对他的学术造诣和政治上的精明干练极为钦佩。三人离开中共之后仍来往密切。徐对王和丁说，“中共能得天下，但我们在这个组织里没有活路”，表现了对中共的深刻了解。1939年他申请到中研院史语所工作，主持人傅斯年不在意他的反政府前科，于12月22日从昆明发文录用这个“释放犯”为事务员（注14）。1949年中共包围北平，即将席卷大陆，他忠告王和丁与他一同出走。王和丁对中共尚存幻想，反而劝他留下。双方争执甚烈，以致王和丁拒绝借给他出走路费。他只得向其他人告借，勉强只身离去，未能携带任何行李书籍。1949年5月16日，史语所致电台湾警务处说“本所茲調助理員徐高阮由滬來台工作茲將申請書附上,敬希惠予核發入境證”（注15）。8月11日，史语所向中研院发文“擬任徐高阮君為圖書管理員,薪俸擬為二百八十元,自九月一日起薪,茲開具徐君履歷,敬希轉呈院長核准” （注16），他的职称和薪给都有提高，终于在中共势力之外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王和丁在大陆正忙于争取“党的信任”，对步步走近自己的灾难浑然不觉。徐从台湾给王写的信，王不予答复，只径直交给“党组织”以示臣服（注17）。
后来徐在台湾曾批评过对国民党有不同政见的殷海光和李敖，为此至今遭人诟病。因为中共不断威胁武力进犯，台海战云密布，国民政府处境险恶。徐因亲历而了解中共对国民党的渗透，破坏与颠覆手段危害之烈，急于保护台湾这个中国仅存的反共基地和他自己安身立命之所，有些言论过分可以理解。他的葬礼有国民政府调查局首脑沈之岳等出席，也授人以柄：“大特务”来悼念文化人，文化人一定作过不该作的事。其实每个法制民主国家都必须对付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的活动，也就必须有情报治安机构以及主持此事的“大特务”。法制民主国家和专制独裁国家的不同就是“大特务”是否在法律框架之内操作。事实上是沈之岳在他局长任内开启了调查局作业改革（注18），依法办案，杜绝刑求，造就了今天台湾优越于大陆的司法环境。虽然徐后半生的家庭生活和学术成就都不尽如人意，但他曲折的经历和对中共本质的洞见依然值得记述。
左一站立者为李宗瀛， 1930年。
李宗瀛1933年入燕京大学医预班，在一二九时已经是老资格中共地下党，后来官至中共部长和副总理的黄华是他介绍入的党。1936年因医学课业繁重无暇搞中共活动，他转入历史系，成为周一良在历史系的前后同学，并与周一良的同系好友王伊同过从甚密。他因反对无休止的停课游行，被中共以不通知重新登记党籍的方式开除。此后他去贵州协助已成名医的长兄李宗恩创办贵阳医学院，1938年恢复联大学籍攻读历史。1940年毕业后短期任教于贵阳医学院和贵阳清华中学，然后投笔从戎加入国民政府军汤恩伯部。1945年日本投降，在湖南芷江的受降仪式上他担任英文翻译。他退出军界后参加上海大公报主管资料，然后去香港继续服务于大公报。1962年主持编辑英文刊物“东方地平线”（Eastern Horizon）， 该刊后改为英文大公报。
他与中共的互动和徐高阮稍有不同。他理论上不认同中共，实践上知道中共的夺权和镇压手段的厉害，因此他与中共保持距离的同时尽量不扩大已有的裂痕。因为中共需要他的英语能力，他就保持了与中共的工作关系。1948年他化名到上海为中共传递给上海大公报的指示“不更改报名以保持读者群”。1949年他选择继续留在殖民地香港而不返回大陆。由于他具有香港身份，在斯诺和尼克松来华时中共也需要他做英语服务，所以当大陆上的“另一类”一二九青年被反右和文革整得死去活来时，他得以逃脱劫难。1990年代他罹患重病，香港群医束手。他没有像许多海外华人那样回大陆就医同时方便自己“落叶归根”，而是远赴加拿大治疗，1997年去世于温哥华。
一二九以后继续留在贼船上的知识青年，在中共上台后得到或大或小的乌纱帽。他们多数要等到以后中共倒行逆施搞到自己头上才开始觉悟，有的甚至吃了苦头还不反思。清华学生牛荫冠也是一二九重要活动分子，他父亲牛友兰是山西兴县首富，在他影响下成为“红色士绅”，为中共捐出财产和子弟。到了1947年，中共需要大量农民充当内战炮灰，就采取打击包括“红色士绅”的所有士绅来讨好农民的政策。 中共斗争会之前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威胁牛荫冠要“站稳立场”，随后的斗争会上将其父牛友兰以铁丝穿鼻，强迫他牵着父亲游街。父亲不堪侮辱而绝食自尽，终年仅62岁。中共强迫儿子凌虐父亲已属骇人听闻，更骇人听闻的是清华大学肄业的儿子甘愿继续为中共效劳，在中共得天下之后官至副部长和全国人大常委等高职，安然活到80高龄。这种完全没有了是非判断力的一二九知识青年只能令人叹息。
以我阅读所及，一二九亲共知识青年脱党的还有一位燕京学生张炜逊。张是生长于美国洛杉矶的华裔美国公民，1931年17岁时为了学习中国历史文化回国就读南开中学，1933年进入燕京医预，结交了亲共女生，国学大师梁启超之女梁思懿。张在燕京读一，二年级期间，深受女友和中共地下党同学影响，当1935年一二九来临时，他的亲共思想已经水到渠成，立即成为游行骨干分子。次年燕京中共地下党首领陈絜（陈矩孙）主持仪式接受他这个美国公民加入中共。他开始作为底层党员去运送文件，传递情报。当他问梁为何还没加入中共，梁似乎没有正面回答：“我家是望族，亲友太多，不如你家庭简单。” 由于执行地下党停课游行指令，他自己不上课而且阻挠其他同学进入教室，燕京医预因此拒绝推荐他去北平协和医院深造。他于1936年九月转学到上海国立医学院。因为他在燕京期间从未反对党组织的命令，与燕京地下党是和平分手的。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共在战乱中丢了他的组织关系，他始终未能恢复党籍。1940年他离开医学院参加国民政府系统的中国红十字会战地医疗队一年，在贵州前线救死扶伤。1941年他和梁在沪结婚，然后同赴美国八年，深造，就业，生儿育女。美国对华裔的种族歧视使他不满，但美国先进科学和自由理念又动摇了他对中共宣传的迷信。1949年中共占据大陆，在美华裔知识分子面临回大陆，去台湾或留美国的选择。在梁坚持下他全家于1949年10月乘船回到大陆。他原认为自己凭美国护照随时可以返回美国居住，岂料他一上岸中共就没收了他的美国护照。随后的二十六年中他任职山东省卫生厅，中央卫生部和北京友谊医院，以医术服务祖国的初衷不断和中共践踏科学打压知识分子的现实发生冲突。梁笃信中共和毛泽东，对张“监督帮助”，夫妇都在1950年代加入中共。张在历史上与中共没有积怨，得以安度肃反和反右，但逃不过文革。1967年起他作为“间谍”在劳改营中度过两年，开始怀疑自己1949年“回国服务”的决定。1970年斯诺来华访问友谊医院，他被从农村召回代表劳动改造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接待。当他悄悄对斯诺说起两人三十五年前见过面时，斯诺马上忆起他和李宗瀛一二九时期曾到自宅访问（注19）。1973年中共派他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任职，驻外两年间他得以在西方环境中重新认识世界和中共，决定叛逃回美。因为梁绝不会同意他的决定，他背着梁做好一切准备，于1975年12月21日从日内瓦出走去美。他的子女一开始谴责他的决定，但随着中共被迫打开国门，子女也移民美国，只有梁一人继续留在中国，直到1988年病逝。中共对梁思懿的盖棺论定说她1935年在燕京已经任“民先大队长”，1936年加入中共（注20），因此不能排除她是中共安排的一颗深藏不露的棋子，只是对丈夫隐瞒而已。 然而她虽然自己对中共忠诚到死，却未能阻挡丈夫子女叛离中共。张炜逊在美出版的自传记录了这一对一二九亲共知识青年的曲折人生。张炜逊和上述王，丁，徐，李一样因意见不同离开中共，但他独有的美国背景和专业能力给了他美国这个庇护所，使他得以彻底逃脱中共的报复。
中共的宣传机器多年来热烈颂扬蒋南翔，姚依林和牛荫冠这类一二九知识青年，而对另一类一二九知识青年如王永兴，丁则良，徐高阮和李宗瀛则大泼污水甚至残酷迫害。为了匡正历史和迟来的正义，今天应该如实记录他们的遭遇，并表彰他们在当年复杂环境中对中共假抗日，真篡国所作的抗争。
注1 2011年王伊同对周启博谈话
注2 姚依林百夕谈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年 姚锦 P51
注 3 姚依林百夕谈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年 姚锦 P60
注4 从「一二· 九」到「一二·一二」——我参加燕京大学学生运动的经历 孔令朋
注5 见注4
注6 姚依林百夕谈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年 姚锦 P17
注7 蒋南翔文集 下卷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年 P1189
注8 一二九漫语 三联书店 杨述 1981年 P35-P38
注9 姚依林百夕谈 中共党史出版社 姚锦 2008年 P69
注10 姚依林百夕谈 中共党史出版社 姚锦 2008年 P69
注11 通向义宁之学 中华书局 2010年 P429
注12 通向义宁之学 中华书局 2010年 P438， P449。
注13 毕竟是书生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周一良 1998年 P148
注14 傅斯年图书馆整编史语所档案
注15 傅斯年图书馆整编史语所档案
注16 傅斯年图书馆整编史语所档案
注17 2005年王永兴对周启锐和孟刚的谈话
注18 文学江湖 王鼎钧 尔雅出版社，2009年 P416
注19 张炜逊自传 Of Rats, Sparrows & Flies…: A Lifetime in China Heritage West Books Arthur W Chung, MD 1995 P210
201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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