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翔：我站在中国的大门口说话

中国当代历史回顾：

33年前“民主墙”启蒙运动后

对新华社记者提问的公开答复

我站在中国的大门口说话

黄  翔

［1979年7月21日（星期六）新华社记者徐西记来访（二十日徐曾与我所在贵阳针织厂宣传科金思钟来家采访未遇），要我写一篇对自己的“错误”（即我在民主启蒙运动中所提出的应对毛泽东“三七开”、对“文化大革命应重新评价”和对国际社会提出中国人权问题等” ）有所“认识”的文章。

他说：“此文将以英汉文同时向国内外发表。”但是，我完全违背了他们的意愿，为此写了下面这篇与他们要求极端相反的文章。结果使他们大所失望，本应“受宠若惊”的我也许却为此“失宠”。不仅如此，似乎还由此决定了我终生的政治命运，使我从此被不成文地内定终生剥夺政治权利。这篇文章也从此音讯杳无，但它却比较真实地接近表达了我的意愿。

1979年8、9、12月，《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先后来访。《人民日报》特派记者为曾同华国锋出访的王永安和已故国际政治部主任周修祥。他们向我传达说，所采访内容将在《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以四个版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表。后来，因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的主政者华国锋不同意，此文发表于《人民日报》内参，文章题名为《启蒙社始末记》。

“始”是思考者“启蒙”之“始” ；“末”是执政者强行打压之“末”。

文章开头曾让我过目，真实写到我的“反动出身”和一生所受迫害，让一个纯粹诗人的我感动落泪。原本文章极长，其余却未敢让我本人过目、表示认同。

此文在2010年8月18日《往事》第九十九期“解冻”，作为当事人或知情者的我，这才发现什么是至今未改的令人蒙羞的“暴力加谎言”？！文中的我成了经党由公安出面“教育”思想觉悟“得以提高”者。“认同”和“拥护”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或“党的四个坚持”。

与此先后，我同时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0卷中，我是一个“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民主墙时期第一个结社的本为“启蒙社”，第一份民刊为该社的《启蒙》。现经“党史专家”考认指出，当时率先结社和创刊的，“大概是”已获“平反”的“四五运动”背景上出现的《四五论坛》”。

竟公开歪曲和虚构近现代和当代史实、一以贯之蒙骗国人和遗误子孙！

什么时候，中国大陆执政党对“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史实还其历史真实；对毛泽东所发动的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还其浩劫的本来面目；对“民主墙一代”思想文化作为不泼污抹黑，坦然兼容异见和多元文化、让社会同“党文化”公开比较和取舍，敢于真正实施中华民族当代人文精神的变革；勇于面对举国上下、包括国际社会还“六四”运动以血腥镇压的真象，而不是至今不改人为混淆视听的劣习……那么，就不会继续假话连天，而能象温家宝一样面对“民心向背决定政权存亡”的警讯有紧迫感，正视民怨“趋近白热化”、民心“已丧失殆尽”的当下社会现象的真实？！］

我为我的时代说话：

时代应听取人民内心的呼声。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伟大的中华民族子孙。

我是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普通工人，《火神交响诗》、《致卡特总统》、《论历史人物对历史的作用与反作用》、《田园交响诗》（《我的奏鸣曲》）、《倒下的偶象》、《民主墙颂》等篇大字报诗文作品的作者。

我是一个受害者，思想上的怀疑者和探索者，在长期蒙受精神迫害中独立进行自己思考的人。

我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先进的总是要代替落后，新生总是要代替腐朽，这是大自然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抗拒的法则。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期。中国需要变革。

共产党也是需要变革的、更新的。

我所认识的共产党，是一个曾经领导人民群众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改造成为光明的新中国的党，是面向实际、正视现实、勇于承认错误，敢于承担自己责任的党。

这是一个不同于林彪、“四人邦”式的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党。

社会主义也是需要进行比较的、选择的。

我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也是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的社会制度。它不是一种僵化的模式，不是现代极权主义，它现在还很不完善。它必须在亿万人民无比丰富的社会实线中不断革新、不断发展，才能日趋健全、日臻完善。把普遍贫困化、愚昧、落后、禁欲主义、无文化、囚禁精神生活当成社会主义是为人民深恶痛绝的，是反科学的。由于林彪、“四人邦”的横行，中国年轻的一代经历了迷惘、怀疑、思考和觉醒的痛苦的历程。作为其中一员，我曾对他们那种假社会主义大胆地提出了怀疑和否定。

我坚持政治上的正义感，坚持探索真理和维护真理，也坚持思想、文化、艺术领域里的民主。

我曾以我的大字报作品提出反对偶象崇拜和封建迷信，但这不能被具体解释为反对毛泽东。我认为，以辩证的观点看问题，他一生是有错误的、特别是晚期。毛泽东主席是人、不是神。领袖是一个集团。我反对林彪、“四人邦”的造神运动和领袖观。他们猖狂煽动现伏迷信，不但不是对领袖的科学态度，相反彻底歪曲了领袖的形象，极大地毒害了亿万人民的心灵。真正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不怕批评的，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

我是这样认识无产阶级专制的：它应该是人民群众享有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的强有力的保障，它只给阻碍社会前进的分子以惩罚。同社会主义一样，无产阶级专政在过去长时期中也同样地被彻底歪曲了。人民的法律保护不了人民。

启蒙运动也就是思想解放运动，它是为了冲破罩在整个中国土地上的现代迷信的沉雾，反对林彪、“四人邦”的封建专制主义、蒙昧主义、教条主义、现代法西斯主义，砸烂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闭关锁国的锁链，使科学与民主的火炬熊熊燃烧。

我不是一个英雄，却是一个抗暴者。我在思想上憎恨和反对世界上一切地区对人民施行的不义和暴力；在中国，我反抗林彪、“四人邦”的奴隶封建制的暴政。在那种黑暗的年代，我被长期敌视为“思想犯”而横遭一糸列迫害，我的兄弟也长期蒙受迫害，我的家属也受到株连，受到这种暴政的蹂躏的还有成千上万的无辜者。

这种暴政正在中国消亡，我也期望着它在世界上消亡。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曾经说过，在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在人类共同生活的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人权！人权是没有种族、民族和国界的区分的。我希望世界上的一切地区的一切人都能享有人权；在中国，我和我的同时代人也能享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民权。

在我的理想境界里，地球是诗歌、音乐、艺术的摇篮，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家园，人与人是兄弟。

我通过我的大字报（注：同时包括公开散发的油印《启蒙》民刊）作品所提出的一切问题，都是独立思考的成果，它正在接受和将要继续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人民将对它作出公正的裁决。

我和全体人民一道把我的信赖交给新的党中央，以求献身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呼吁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共同完成民族统一的神圣大业。

我拉着板车，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坚守在工厂平凡的生产岗位上，坚持八小时工作制。我同时也驾驶着诗歌的飞船遨游太空，以诗人的愤怒鞭挞愚昧与黑暗，热情歌颂新世界、祖国、生活、大自然和爱情。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都坚持说真话。

我将以文学艺术的形式继续探索真理。我的创作将表现我的思想个性，忠于社会良心。我相信，社会主义民主将给人民以真正的发言权和出版权。

我的亲爱的祖国已经向外部世界打开了它古老的大门，我 一一 一个中国公民 一一站在这个大门口，第一次向世界公开说话。我深深地相信，世界决不会是最后一次听到我的声音。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于贵阳针织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