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尚在进行的竞赛，关系到未来汉藏政治关系的结局，然而双方的困难之处有本质的不同。对中国政府来说，难在沟通的内容。对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来说，难在沟通的手段。
今年有几件看似不相干却互相较劲的事情发生。流亡藏人社区，今年是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换届改选，从上一任的老僧人桑东仁波切改选为年轻的法学家洛桑森格，同时达赖喇嘛宣布政治退休，标注着流亡藏人在政治民主化和世俗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国大陆方面，拉萨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六十周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率领代表团出席，标志着中国政府统治西藏的力量和决心。
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压力之下与达赖喇嘛的官方对话，至此完全停顿，于是双方的活动，看上去成了自说自话。事实上，双方都在把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寄予未来，看未来谁能赢得必要的人心。
未来取决于谁得人心
这是一场争取人心的竞赛。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需要争取六百万藏人的人心，因为它在西藏的统治合法性，最终必须得到藏民族六百万民众的认可。对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来说，“中间道路”能不能走通，藏人能不能通过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获得他们所诉求的真正自治，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而在今日中国政府拒不对话的 形势下，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转而向中国的民众喊话，展开民间层面的对话，把希望寄托在将来中国民主化以后，人民有了更大的影响决策的力量，从而达成汉藏之间的和解。达赖喇嘛需要争取十几亿中国人的人心。
汉藏来往已有千年历史，由于地理的隔阂，汉藏之间的对话和理解却从来就非常有限。藏人把自己看成中国一部分的“国家认同”，恐怕只是一些过分迷恋大一统的汉人自己单方面的想像。而很多汉人相信西藏是中国一部分，脑子里想的也只是领土归属，对说着另一种语言、过着完全不同生活的藏人，更深的意识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在一百年前，汉藏之间是承认不同，和平相处的。清廷安于朝贡制度，藏人则满足于帝师关系。一个传统，两种表述，双方互通有无，各取所需。从上世纪初开始，汉藏之间非要为“谁是谁的一部分”闹个明白，所谓“主权之争”，从此就有了对话的困难。但是，即使是这种困难的对话，也仅限于高层官方。民众层面的互相沟通和理解，从来也没有真正展开过。
可见，这一场争取人心的竞赛，对双方都不容易。可是，两边的困难之处却有本质的不同。对中国政府来说，难在沟通的内容。对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来说，难在沟通的手段。
中方难在于不敢深究对话内容
中国政府现在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财大气粗，可以说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发展是硬道理”在中国社会的效果，让中国政府的官员对“民生”的政治效用产生了单纯的乐观：只要把藏人的生活水平搞上去了，猫就抓住了老鼠，天长日久，总有把西藏完全吸纳进来的一天。中国政府是很想“得藏人之心”，往西藏砸钱是中国政府对藏人喊话的主要手段。可是，中国政府弱在喊话的内容，它面对藏人不知说什么好，它不知道藏人在想什么，在盼望什么，在等待什么，在仇恨什么。它只能把对内地民众说的话同样地对藏人重复一遍，看到的却是一张它根本看不懂的脸。
就说这“和平解放六十周年”，中国政府只说到这里为止，却不敢往深里说，什么是“和平”解放？为什么要“解放”？为什么有了“解放”还要“翻身”，而造就“翻身”的“民主改革”、“合作化”现在何方？面对藏地几千所寺庙的废墟，文过饰非的中国政府不敢给出一个解释，不肯对藏民族说一声“对不起”，只能重复自我表扬，当着藏民族六百万人民却连达赖喇嘛的名字都不敢提，这怎么可能把话说到藏人的心里呢？
当习近平坐在庞大的苏联式主席台上，面对广场上武警森严围护下坐在小板凳上的几万藏人，我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他心里在打鼓，他明白他根本不理解藏人，他更明白，他永远也替代不了藏民族自己的精神领袖。
流亡藏人难在于缺乏对话手段
对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来说，他们的生存空间和物质力量都十分有限，他们是依靠全世界的同情与支持才能生存至今的，沟通和对话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所以，当他们面向中国民众的时候，他们不怕谈论汉藏关系的前因后果，特别愿意深究内容，把话说透。他们的困难在于对话的手段，在当今媒体林立、物质泛滥而大众注意力稀缺的时代，他们拥有的媒体手段不占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国内民众信息渠道的封锁。国内民众都知道，西藏问题，特别是来自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任何信息，都是极其危险的“敏感话题”，触犯这一禁忌是很冒险的。
由于这种封锁，藏人方面的沟通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不是一种容易获取的信息来源，而成为一种稀缺物，而且是带有危险性的稀缺物。这特别不利于打破汉族民众长久来持有的偏见，以及经过几十年宣传而沉淀下来的谬误。
正由于此，达赖喇嘛带领藏人流亡半个世纪，前二十年几乎没有任何信息流入中国，中国民众抱持着完全颠倒黑白的观念而丝毫不自觉。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成为全世界尊崇的崇高精神导师，大多数中国民众仍然懵懵懂懂。但是，达赖喇嘛很早就告诫流亡藏人，汉藏民族作为友好邻居已有千年，总有一天还要互相为友。几年前，我采访一位80年代末流亡印度的青海僧人，他告诉我说，他到达兰萨拉后，第一次拜见达赖喇嘛，那时他还是未满20岁的青年。尊者听说他会说汉语， 叮嘱他“一定不要忘记汉话，以后会有用的”。
流亡政府的驻外机构及时配备了懂汉语的工作人员，担任华人事务负责人，从事汉藏民间联络工作。由此形成一套体系，使得汉藏交流更为广泛，也更加便利。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现在的汉藏对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境内出现了对西藏问题的反思，呼唤“解决西藏问题新思维”的声音。
这是一场尚在进行的竞赛，未来汉藏政治关系的结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场竞赛的结果。不过，从佛教的角度看，因果相连，这场竞赛的结果，就在竞赛者的心里：心有公义者胜。
今年有几件看似不相干却互相较劲的事情发生。流亡藏人社区，今年是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换届改选，从上一任的老僧人桑东仁波切改选为年轻的法学家洛桑森格，同时达赖喇嘛宣布政治退休，标注着流亡藏人在政治民主化和世俗化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中国大陆方面，拉萨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六十周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率领代表团出席，标志着中国政府统治西藏的力量和决心。
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压力之下与达赖喇嘛的官方对话，至此完全停顿，于是双方的活动，看上去成了自说自话。事实上，双方都在把解决西藏问题的希望寄予未来，看未来谁能赢得必要的人心。
未来取决于谁得人心
这是一场争取人心的竞赛。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需要争取六百万藏人的人心，因为它在西藏的统治合法性，最终必须得到藏民族六百万民众的认可。对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来说，“中间道路”能不能走通，藏人能不能通过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获得他们所诉求的真正自治，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而在今日中国政府拒不对话的 形势下，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转而向中国的民众喊话，展开民间层面的对话，把希望寄托在将来中国民主化以后，人民有了更大的影响决策的力量，从而达成汉藏之间的和解。达赖喇嘛需要争取十几亿中国人的人心。
汉藏来往已有千年历史，由于地理的隔阂，汉藏之间的对话和理解却从来就非常有限。藏人把自己看成中国一部分的“国家认同”，恐怕只是一些过分迷恋大一统的汉人自己单方面的想像。而很多汉人相信西藏是中国一部分，脑子里想的也只是领土归属，对说着另一种语言、过着完全不同生活的藏人，更深的意识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在一百年前，汉藏之间是承认不同，和平相处的。清廷安于朝贡制度，藏人则满足于帝师关系。一个传统，两种表述，双方互通有无，各取所需。从上世纪初开始，汉藏之间非要为“谁是谁的一部分”闹个明白，所谓“主权之争”，从此就有了对话的困难。但是，即使是这种困难的对话，也仅限于高层官方。民众层面的互相沟通和理解，从来也没有真正展开过。
可见，这一场争取人心的竞赛，对双方都不容易。可是，两边的困难之处却有本质的不同。对中国政府来说，难在沟通的内容。对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来说，难在沟通的手段。
中方难在于不敢深究对话内容
中国政府现在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财大气粗，可以说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发展是硬道理”在中国社会的效果，让中国政府的官员对“民生”的政治效用产生了单纯的乐观：只要把藏人的生活水平搞上去了，猫就抓住了老鼠，天长日久，总有把西藏完全吸纳进来的一天。中国政府是很想“得藏人之心”，往西藏砸钱是中国政府对藏人喊话的主要手段。可是，中国政府弱在喊话的内容，它面对藏人不知说什么好，它不知道藏人在想什么，在盼望什么，在等待什么，在仇恨什么。它只能把对内地民众说的话同样地对藏人重复一遍，看到的却是一张它根本看不懂的脸。
就说这“和平解放六十周年”，中国政府只说到这里为止，却不敢往深里说，什么是“和平”解放？为什么要“解放”？为什么有了“解放”还要“翻身”，而造就“翻身”的“民主改革”、“合作化”现在何方？面对藏地几千所寺庙的废墟，文过饰非的中国政府不敢给出一个解释，不肯对藏民族说一声“对不起”，只能重复自我表扬，当着藏民族六百万人民却连达赖喇嘛的名字都不敢提，这怎么可能把话说到藏人的心里呢？
当习近平坐在庞大的苏联式主席台上，面对广场上武警森严围护下坐在小板凳上的几万藏人，我不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他心里在打鼓，他明白他根本不理解藏人，他更明白，他永远也替代不了藏民族自己的精神领袖。
流亡藏人难在于缺乏对话手段
对于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来说，他们的生存空间和物质力量都十分有限，他们是依靠全世界的同情与支持才能生存至今的，沟通和对话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所以，当他们面向中国民众的时候，他们不怕谈论汉藏关系的前因后果，特别愿意深究内容，把话说透。他们的困难在于对话的手段，在当今媒体林立、物质泛滥而大众注意力稀缺的时代，他们拥有的媒体手段不占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对国内民众信息渠道的封锁。国内民众都知道，西藏问题，特别是来自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任何信息，都是极其危险的“敏感话题”，触犯这一禁忌是很冒险的。
由于这种封锁，藏人方面的沟通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不是一种容易获取的信息来源，而成为一种稀缺物，而且是带有危险性的稀缺物。这特别不利于打破汉族民众长久来持有的偏见，以及经过几十年宣传而沉淀下来的谬误。
正由于此，达赖喇嘛带领藏人流亡半个世纪，前二十年几乎没有任何信息流入中国，中国民众抱持着完全颠倒黑白的观念而丝毫不自觉。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后，成为全世界尊崇的崇高精神导师，大多数中国民众仍然懵懵懂懂。但是，达赖喇嘛很早就告诫流亡藏人，汉藏民族作为友好邻居已有千年，总有一天还要互相为友。几年前，我采访一位80年代末流亡印度的青海僧人，他告诉我说，他到达兰萨拉后，第一次拜见达赖喇嘛，那时他还是未满20岁的青年。尊者听说他会说汉语， 叮嘱他“一定不要忘记汉话，以后会有用的”。
流亡政府的驻外机构及时配备了懂汉语的工作人员，担任华人事务负责人，从事汉藏民间联络工作。由此形成一套体系，使得汉藏交流更为广泛，也更加便利。经过数十年的努力，现在的汉藏对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境内出现了对西藏问题的反思，呼唤“解决西藏问题新思维”的声音。
这是一场尚在进行的竞赛，未来汉藏政治关系的结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场竞赛的结果。不过，从佛教的角度看，因果相连，这场竞赛的结果，就在竞赛者的心里：心有公义者胜。
原载《动向》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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