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去拙作一件，与你进行思想交流，请你批评指教。
今年三月，你发来大作，要我看看。当时我正集中撰写这篇文章，因此，只是十分简要地同你谈了谈我对你的文章的看法。现在发去的这篇从历史上纵论中华民族诞生的文字与去年我发给你的那篇从国际社会横比中国民族问题的文字，两文都是我努力思考今天我国民族问题的结果。
我大半生是在多民族地区度过。1950年初，我到青海，亲身经历了在党的“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草原欣欣向荣的祥和气氛。我多次深入民族地区生活、宣传、学习，少数民族人民对我如同子女般地关怀爱护。我和单位里的少数民族同事，从来亲如一家。在社会上，我有很几位十分要好的少数民族朋友，彼此心心相印。我对少数民族有极深的感情，对今天备受大汉族主义欺凌的少数民族群众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无可抑制、不由自主的关心与同情。
我亲身经历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巨大变化。回想1952年，全国解放已经几年，但在青海，昂拉千户项谦，以尖扎弹丸之地，对抗解放军。在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的指导下，我们党17次派出代表，坚持长期与项谦谈判，终于和平解放了尖扎。此事给当时年仅20岁的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民族问题作为“特事”，必须“特办”。对比今日我们的政策，确实粗糙得不像话。“左倾”在内地已是一个极大的祸害，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强行推行“左倾”路线，除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严重破坏外，同时严重地破坏了民族关系。1958年，我在西宁人民礼堂参观“宗教改革成果展”，看到活佛座下查获的大量所谓“淫秽”照片。宗教改革从来是宗教自己内部的事，政府“越俎代庖”已是严重错误，又把这类不堪入目的东西拿出来公开展览，多伤害信众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多次到过塔尔寺，每次都看到宝贵的佛教经典被大批烧毁。站在高大的立炉旁，面对火头高达几丈、日夜燃烧的熊熊烈火，我默然沉思，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这就是“革命”？九十年代初，西宁东关回民对以尹克升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委有意见，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表达不满。游行完全是和平进行的，未伤一草，未伤一木，游行过后，地上不留片纸。我从宿舍阴台上，向下看的清清楚楚。可是，政府竟然调兵镇压，东关戒严，领头人物被作为“反革命”通缉逮捕，清真寺半夜统统被搜查，全城一片恐怖。事后，正是在回民聚居的东关，却树立起了一块高大的“军民团结纪念碑”。这就解决民族问题了？
我们党的受到大汉族主义严重影响的民族政策，在今天真可谓千疮百孔，民族问题屡现，根本原因不在境外，而在自身。我们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随着整个政策的左倾，在民族地区，重新走上了千百年来所有中国汉族统治者习以为常的、以大汉族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尊王攘夷”的旧道路。我们今天所有有关民族问题的宣传无一不是以此为基调的，久而久之，它竟成了一个固定的社会观念，变为一个无需证明的“真理”。不仅汉族视其为当然，一些少数民族民众也从心底深处被毒害而认同它。
例如，我在第一篇文章中谈到的民族自决权问题，今天连少数民族自己也没有人提了，好像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回事。所谓“民族自决权”，就是任何民族都有权独立建国。就个人来说，人权是天赋的。就民族来说，独立建国的权利同样是天赋的。作为个人，我为什么要受你的统治；作为民族，你这个民族凭什么要统治我？人与人互相之间是平等的，民族与民族之间同样是平等的。没有天然的被统治者，也没有天然的被统治民族。
民族自决权不仅天赋，而且作为普世价值之一，为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诸多国际法规所肯定，所张扬。被我们共产党人奉为思想祖先的马克思、列宁反复地、甚至可说是激烈地强调过民族自决权，苏共、中共的党章中也都曾毫不含糊地将民族自决权写了进去。但是，现在你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境内，敢这样提吗？尤其像你这样的少数民族同志，不提，还怀疑你“搞分裂”，提了，非把你抓起来不可。本来，“民族自决权”是真理，而现在“反民族自决权”倒成了真理。黑白颠倒如此，岂不可悲！
联系到现实问题。例如藏族，我承认包括藏族在内的所有少数民族有权独立建国，不等于我想煽动他们从中国分裂出去。相反，我是热切希望藏族留在中国境内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党改正错误，政策对头，藏族将永远会留在中华民族温暖的大家庭中。达赖喇嘛尊者也不是要求图博特独立，而只是要求在中国宪法范围内，实现真正的民族区域自治。他的眼光远大，深深懂得藏族只有和强大的汉族和睦相处、互相帮助，才会有光辉的未来。他的诉求，代表了藏族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无论道路多么艰难，他的这个理想将来一定会实现，谁也阻挡不了。假的民族区域自治，最终必将被真的民族区域自治所取代。
我想补充说明的是：达赖喇嘛即使提出独立，也谈不到社么“弥天大罪”，不过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的诉求而已，有什么不得了！况且，明明他不是要独立，我们却总是诬赖人家，说他“搞分裂”，是“豺狼”。但又从来不敢把人家的要求原原本本地公布出来，这正大光明吗？能服人吗？
在现在发去的这篇文章中，我提到一个历史问题。早在清兵入关以前的1639年，祖国的西北就建有另一个中国——准格尔汗国。准格尔汗国立国116年，首都在今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后迁至伊宁。全盛时，疆域包括今新疆、青海、蒙古高原西部，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等地区，人口五百余万，拥有三十万大军。有完整的行政管理系统，有成文的法典，有自己的文字。1755年被大清国消灭。可是，两国相斗，败者为贼。准格尔从被消灭的那天起，直到现在，一直被定性为“叛乱”。这是一大历史冤案。其实，最卑鄙无耻的反而是大清国，它当时为了吞并准格尔，竟然把相当部分国土让给俄国，以换取它的中立。现在，它反倒成了有理的主儿！
成了就是“王”，就要“尊”；败了就是“夷”，就要“攘”。
只要建国在中原地区，就是正统；被赶到边疆者，纵然再好，你也是“异端”。
…………
你的文章，我认为：“写的不错。基本观点——‘炎黄子孙’不等于‘中华民族’，我完全赞成。”这我在信里已经说了。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你的思想还没有从业已在社会上定型的“尊王攘夷”的观念中解放出来。所以，我在信中对你说：“几千年来，我们的历史，以帝王为主线，蔑视民众；以华夏族为主线，卑视少数民族；以中原地区为主线，漠视边疆地区；以儒家为主线，忽视其他学说。这四种错误偏向，在当前依然严重，需要彻底清理。”发去的这篇文章就是想从历史根源上清理这个问题。这当然远远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够解决的，况且我的文章自感写得质量又比较差。
我在给你的信里说：“中国的历史需要重新构建。”这确实刻不容缓。我们不能再这样跟上专制帝王的旧轨道糊里糊涂地走下去了。
作为中华民族的（而不是仅仅汉族）的一员，我接着你的话茬，在信中还说：“我承认炎黄是自己的祖先，同时承认成吉思汗、努尔哈赤、松赞干布也是自己的祖先。现在只热衷于拜祭炎黄，却对其他兄弟民族的祖先置之不理，甚至把匈奴（和它的后人蒙古人）、吐蕃、女真看成外国，真是胡说八道。历史叙述的荒谬，莫此为甚！”我们既然承认自己是整体中华民族中的一员，就不能对我们的民族进行割裂，把其中任何一个子民族（即使是人数最多的汉族）的祖先抬高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唯一祖先，而排斥其他兄弟民族。
新疆的招工广告公然写着：“（打工一天），汉族50元，维族30元”。大汉族主义猖狂如此！社会气氛之不堪于此可见一般。没有地方政府的纵容，焉会这样！维族兄弟看了会有何感受？作为汉族人的我，面对这幅广告，首先羞得抬不起头来，深有一种痛心疾首之感：我们汉族弟兄中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败类！德国现在有条法律：宣传法西斯有罪。我认为中国现在也应当定一条法律：宣传民族歧视有罪。这个广告的制定者，应当是有罪的。此照片也一并发你看看。
西藏传统的政治和文化是以佛教为中心的。西藏人相信西藏是观世音菩萨的教化之地。我到青海不久，我的一位塔尔寺喇嘛朋友，就告诉我：藏人是由观世音幻化而成的猿猴与岩罗刹女繁衍的後代；达赖喇嘛是观世音为利益众生而乘愿来到人间的化身。藏人信奉达赖喇嘛，就像基督教徒之信奉耶稣、穆斯林之信奉默罕默德。我们声称：宗教信仰自由，半个世纪以来，却不允许藏民崇拜达赖喇嘛。藏民谁家保存达赖喇嘛的照片或画像，谁家就要被整。没有了达赖喇嘛，算什么藏传佛教？基督教不信耶稣，算什么基督教？伊斯兰教不信默罕默德，算什么伊斯兰教？
现在正是维吾尔人的斋月，但据基地在海外的“维吾尔在线”报道,当局公开下达各种通知，严禁封斋，为此在基层单位还采取清查活动，胁迫维吾尔人进食，凡封斋的，当局以慰问和联谊会方式，送去“礼品”，强迫维吾尔人当面吃掉，如果拒绝，就会被看成是“非法宗教”、“非法封斋”，公开予以镇压逮捕。
我的楼下，有一家餐馆：新疆◇◇◇餐厅。刚搬来时，我去就餐。从闲聊中，我惊异地得知几个前台服务员竟是青海◇◇县的回民。深问，原来从经理，到厨师，到收银员、采购，无一不是青海老乡。我问经理：咱们青海人为何要用新疆的招牌？他说：新疆名气大，顾客来的多。这两年，不让新疆人在北京开餐馆，我们就趁机用了他们的名义。附近这一带新开的“新疆餐馆”，全是咱青海人的生意，没有一家是新疆的。
以上几例，一个公然变“民族平等”为“民族不平等”；一个公然变“信教自由”为“信教不自由”，一个公然变“民族团结”为“民族排斥”。欺凌少数民族如此，还说我们中国是“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家庭”，岂非闭着眼睛瞎说！我不是少数民族还反感得不得了，少数民族兄弟自己更焉能没有意见？边疆地区动乱不断，反抗不断，根子不正是在这里？（20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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