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网友辛辣地嘲讽说，殴打盲人，这种古今中外任何价值观，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允许的事情，居然在那块土地发生，而且凶手不受任何惩处。六月中旬，国内网友郭玉闪公布了陈光诚妻子袁伟静写的求助信。我们因此获知，因维权而陷狱的盲人律师陈光诚，在他出狱后半年多的时间，和自己的妻子孩子在自己家里遭到违法监禁，更有甚者，在今年二月，山东沂南县双堠镇党委副书记张建带领几十人，对陈光诚夫妇施行酷刑毒打，并抢劫抄家。这个事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野蛮对人类文明的挑战，意味着对所有人的挑战。我们不能听之任之。于是我们开始给中国各级政府、公检法、及有关社会团体打电话，举报这一起严重的伤害、抢劫罪行，敦请各级机构去处理此案，惩罚凶手。◎ 公民权利意识是正在成长的植物回顾国内人士关注陈光诚六年来的历史，可以说是一场前赴后继的悲壮的抗争。从滕彪、胡佳、高智晟、翟明磊、张永攀、江天勇、李劲松、孙文广和刘国慧等，到高兴波、珍珠等年轻一代，多少人因为给陈光诚提供帮助而被殴打，多少人因为探望陈光诚家被砸车，被砸照相机，被威胁要打断�，……。
这六年来，国内外自发声援陈光诚的行动大约有三个高潮：一是2006年陈光诚判刑前后，那时不少国内人士前往山东，试图给陈光诚提供法律援助，还有很多表达抗议的声援文章，公开信签名，绝食活动，以及张思之、茅于轼等学者《就陈光诚被捕事件致胡锦涛总书记及中共中央常委的信》。二是2011年2月陈光诚在家中被软禁的视频发布后，震动海内外，当时“陈光诚大陆公民援救团”展开公开签名等各种援救活动。三是月前因陈光诚夫妇被殴打而发起的打电话报警等活动。在援救陈光诚的漫长道路上，很多人留下了斑斑血迹，但是，一种珍稀的植物——公民权利意识，却在这场血染的抗争中成长起来。关注陈光诚的朋友们表示：为了人的尊严，我们要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去介入山东维权。甘地曾说：“非暴力是成长缓慢的植物。”尽管成长缓慢，但在对他人苦难的关注中，人们也增长了自身的权利意识。◎ 因为我们全部的所有是声音在中国公权力愈加黑社会化的形势下，几乎所有的营救都被阻。一些维权律师仅仅是因为聚会商讨营救陈光诚，马上就“被失踪”。中共当局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频繁地向手无寸铁的维权人士使用暴力。这令我们产生了一种近乎绝望的无力感。中共的迫害一次又一次在重复、在加剧，而海外的抗议声也只能一次一次地重复。世界似乎都患上了良心麻痹症，我们很难再感受被害者的痛苦。汉娜阿伦特说“恶是没有深度的，也没有魔力。”然而，这种邪恶与暴力所产生的威摄力，却令很多人被迫噤声。
那么，民间的关注和干预，包括这次的打电话行动，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我记起了奥登的长诗《1939年9月1日》。半个世纪前，奥登从电台里听到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的消息，他写下这样的诗句：“我全部的所有是声音，以翻开折叠的谎言，……。”无权的人们仍然拥有声音。袁伟静的诉说是向全世界所有有良知的人的求助，我们不能沉默无声。打电话就是很多声音中的一种。我们可以用声音来表示：我们和陈光诚同在，我们没有忘记他们一家的苦难。我们还可以用声音来向专制政权表示：这样野蛮的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不能被容忍的。当我们用电话向中国有关当局举报时，有人嘲笑说这是“缘木求鱼”。但我们认为，中国各级机构的办事人员有义务记录举报电话，就使陈光诚一家遭受的苦难被记录，使海内外舆论的不满之声传到当局那里。同时，举报电话对张建等具体执行行凶任务的凶手，是一种威慑。虽然凶手是遵照上级命令办事的，但他们正如纳粹时代的狱卒，也应该为其罪恶承担该负的责任。同时，体制内的个人也是公民，希望他们也能听到人道关怀的呼吁声。据苏雨桐回忆说，艾未未在被抓之前，曾多次做过打电话的事情。每当有网友被当局查抄，他都会打电话给当地国保进行质询。艾未未说：“破除恐惧，从打个电话，发条推开始。”他认为，如果这种恶不揭露出来，不直接指斥打人者，作恶就不会停止。
◎ 各级官僚机构接电话“三部曲”
从6月17日开始，我和国内外朋友们展开了长达十几天的打电话行动。从中央到地方，我们向国内各级各类机构举报或反映情况。这些电话分成几类：一是向各级公检法等司法机关报案，举报沂南县发生了殴打陈光诚夫妇的犯罪事件。二是向各级政府机构和法制机构反映情况，要求他们处理这一事件。三是找一些社会团体，例如残疾人联合会，妇女儿童权利组织和教育机构，检举盲人陈光诚夫妇被虐待、孩子被剥夺自由失学在家的事实，要求他们承担保护残疾人和妇女儿童权益的责任。四是找各级人大、政协等权力监督机构，要求他们监督公检法的作为。五是找各个新闻机构，要求他们报道陈光诚这一案子。为了一个想要帮助陈光诚的简单愿望，我们用电话叩碰了中国那个庞大的体制。那么，我们发现了什么呢？中国当局虽然拒绝民主，但他们口口声声提法治。从纸面上看，他们的法律条文更细致了。然而，当我们根据有关法律条文去求助于他们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庞大的体制并不真的实行法治，对一个盲人被殴打，没有任何人承担责任。几乎每个我们叩碰的机构，大都会经历这样一个“三部曲”：一开始听说是海外来电举报犯罪，接待人员还比较耐心聆听并记录详情，并答应向领导反映情况。再次打电话去，办事人员就开始打官腔，或推托说不属该部门管，让我们找其他部门。最后，有些人就干脆撒谎，说没有陈光诚被打这回事，有些甚至一句话不说就摔电话，不再理睬你。除了上述“三部曲”之外，山东省纪委和监察厅“违法违纪举报中心”的接待人员，还想出了更高明的新招：他追问了我的国籍，然后说你去找外事办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沂南县公安局接到过海内外很多举报电话，他们后来一听“陈光诚”的名字就过敏，或摔电话，或宣称不接受海外举报。一个国家不保护本国盲人同胞的基本人权，却恬不知耻地推诿到“外交途径”去。这就给在北欧生活已久的笔者上了一堂中国国情课。一个有庞大官僚系统的国家，其官员行政成本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中的比例，居世界之最，但在对待一个盲人被迫害的问题上，各级各类机构都是同样冷酷的态度：不管。这个自称“三个代表”的政权，在其执政的很多领域都已“行政失效、政府失灵”，唯独在镇压人权人士这一点上，他们体现了高度的敏感性和一致性。◎ 张海迪踢开她声称为之服务的人民我把每日打电话的对话记录发到网上，这样，当今中国执政党的运作方式便一目了然。在西方民主国家，法律要非常细致地设计救济之道，要给每一个权利受损害者提供法律上的补偿。但专政权制不愿人民用法律约束它，他们的体制里缺乏有效的救济渠道。西方法律界认为：“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一种无法承诺法律救济的体制，根本就谈不上法治。例如，沂南县公安局对我们的举报不出警、不展开调查，这是“行政不作为”的失职行为，为此，我们向山东法院、监察院举报沂南县公安局违法。但中国的公检法是一家，全都在共产党一党的领导之下。当年迫害陈光诚的始作俑者就是现任青岛市委书记的李群，因此各地机构没人敢碰这个案子。当然，在我们打电话过程中，也曾碰到过一些同情陈光诚的遭遇、态度良好的办事人员。然而令人伤心的是，他们在第二次接电话时，大都会改变第一次的热情态度，可见他们受到了上司的教诲。在一个专制而腐败的体制里，工作人员优汰劣胜是基本的模式。这个体制的致命缺陷，使人们残存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丧失殆尽。国内还有不少网友致电山东省教育厅，举报陈光诚的孩子陈克斯被限制人身自由并失学的案情。很多人致电山东省市县各级残疾人联合会请求帮助。国内一些博友在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的微博上围住了她，要求她履行关注盲人陈光诚的职责，但张海迪只是说了一句“水太深不好管”，然后就关闭微博。新浪网也随之删除全部有关帖子。
一个叫“易天围脖”的网友说：“我心冷如冰。一个微博上自励自勉小情调不断的领袖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残联主席，就这样冷酷地踹开了她口口声声为之服务的人民！”张海迪曾是很多年轻人心中的偶像，现在被指为“这个国家制造的一个色彩斑斓的道德泡沫”，一夜之间贬值和破产。既然体制内的所有监督机制都形同虚设，我们只好求助于“外交途径”。7月1日，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收到来自欧洲议会最新消息：欧洲议会主席写信给中国驻欧盟大使，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陈光诚一家的骚扰，允许他们有行动的自由。7月11日，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发出关于中国人权捍卫者听证的新闻稿。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召开记者会，再一次给马英九总统送上陈光诚妻子的求助信。此外，我们还继续给国际上有关机构通报陈光诚的现状，请求帮助。无论如何，我们决不放弃任何努力。－－－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1年八月号。发表时有删节，此文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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