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赫塔.穆勒女士与廖亦武（左）
作者 赫塔.穆勒 Herta Mueller
时间：2011年8月17日20点
译者：廖天琪
“群山是一个大舞台，长江和乌江盘据在远方的包厢里，星星闪烁的掌声要几万光年之后方能传到这儿来——戏剧、写作和现实生活竟如此分不开，但为什么它又如此令人痛苦呢？”廖亦武在他的狱中书里如是说。所以他的写作宗旨是：“为了准确地了解一种事物，你必须要变成一只苍蝇，叮上去，嗡嗡声很讨厌，你要时时当心吃巴掌。”
“为什么它如此令人痛苦呢？”“你要时时当心吃巴掌。”——两句短短的话道尽真相：根植在脑里的牢狱，只有通过写作来挣脱。但是，一旦写出了狱中经历，警察国家又威胁着，试图把他重新送回监狱。
德文版的《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即中文版的《我的证词》，由台湾允晨出版公司同期推出）面世的曲折，让我们想起50年前《齐瓦哥医生》的出版情况。帕斯捷尔纳克当年坚持要将这部名著在意大利的Giangiacomo Feltrinelli公司出版，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像是侦探小说一般了。Feltrinelli不得不采用秘密接头的方式，去见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使，并向他出示半张纸币，纸币的另一半在Feltrinelli公司手里。帕斯捷尔纳克在卷烟纸上写下一则信息，而信息的内容，只有是法文时才有效——原因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竭尽所能来防止该书的出版。苏联政府通过访意的作家代表团，一再要求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来干预这本书的问世。而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则被迫签署一封信件，信中他要求Feltrinelli不要出版自己的书。苏联作家协会主席阿列克谢苏尔科夫带着这个“书面声明”，亲自跑到米兰的Feltrinelli公司，表示作家已经放弃出版自己的著作。Feltrinelli形容此君是只“涂了糖浆的豺狼。”
虽然曲折异常，但帕斯捷尔纳克立场坚定，他不计一切代价，也要出版自己的书。
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各种手段来阻止廖亦武出版自己的书。压力是巨大的，他被迫答应，放弃在德国和台湾的出书计划。然而菲舍尔出版社知道，在德国出版这本书是廖最大的愿望。为了保护作者，使他不致遭到逮捕，出版社甚至违背作者的意愿，将出版日期不断往后拖延，虽然作者本人曾说，他宁愿坐牢也要出书。好在这种情况终于没有发生。
中国干预廖亦武一事，惨遭败北。不过在另一个项目中，他们颇为成功。在一场中德联合展览会中，本应展出德国著名摄影师的有12张照片的系列。结果在中国的审查制度下，只有两张照片幸存下来。而德方的展览策划人和艺术家本人竟然都接受了这样的做法。
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时代，要耍查禁的阴谋，必须有秘密计划和代表团的介入。今天，德国大企业的高级主管会亲手处理这些问题。当北京开幕式中有人提到蒂尔曼.斯宾格勒被拒签入境时，他们发出嘘声。这些人被经济的利益所蒙蔽。但中方也很会给作家们灌迷汤。朱莉.车Julie Zeh（德国女作家，1974 出生于波恩）在中国进行访问时说，她完全理解，为了防止中国 发生内战，而把螺丝钉拧紧、盯住潜在的捣乱分子，把他们投入监狱、进行新闻审查、限制互联网的流通这些做法。她问道，谁敢站起来要求，“立马引入民主制度呢”。[见法兰克福汇报，2006年11月21日，第48版页]
如同帕斯捷尔纳克一样，廖亦武在其著作面世前夕，必须忍气吞声——被多次抄家，稿件反复遭到没收，断断续续的软禁及监控，他总是顽强地从头开始。庆幸廖亦武的正直、责任、道德感，他坚持不懈，绝不放弃。
这本书的问世不仅与《齐瓦哥医生》的长期艰难挣扎相似，就连这本书的内容，也让人连想到帕斯捷尔纳克。《为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而作》为我们打开了中国的集权视窗，如同他的前一本《你好小姐和农民皇帝》（即《中国底层访谈录》选译本），把我们直接带进发暴发户和嗜权王国之光怪陆离的外衣下，一个将苏联古拉格集中营当作楷模，来管理城市、乡村和犯人改造场所的不见光的国家，一个没有资格被称为现代化的有形或无形的监狱，它只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的家族式遗产，却涂抹着迷惑西方人的经济奇迹的油彩，而它自己的老百姓却要付出遭受镇压和权利被剥夺的长期代价。
上述事实是这本监狱之书的一个层面。另一层面，是它的深厚的文学功力。作者的语言既冷酷又炙热，既愤怒又蛊惑。牢房里的分分秒秒，虐待狂和慈悲心，出人意外地交替呈现。一个人可以同为魔鬼和可怜虫。每个行为都极为疯狂，对于监狱来说，又再正常不过。“看守所里死个人，根本是家常便饭”，廖这样写道。
杀人惯犯和江洋大盗的残暴没有被淡化，相反地，通过细致的描述，他们褪下了恶魔的面目。在如此特异的圈子中，他们的行为反倒相当顺理成章。作者叙述道，人性怪胎往往是病态制度本身所造成，所谓“新中国”却沿袭旧中国“以犯治犯”的监狱传统，使政治犯和刑事犯都沦为兜圈子的晕头转向的狗，廖亦武所表现的精湛的文学艺术，恶作剧的下面是内心的惨叫。而大便和镣铐的实录章节里，总浸透着水流一般的温柔诗意。这种混合物不仅钻进读者的脑袋，也在他们的胃里翻腾。廖亦武的语言是很肢体化的，因为语言也遭受了强暴。语言跟作者一样地被剥夺、遭酷刑，跌跌撞撞、窃窃私语，最终挣扎出了牢笼。
牢房里的死刑犯人被称为“活死人”。因为按中国法律，他们在等待死刑复核，等待被拉出去枪毙。比如廖笔下的“陈死人”和“小死人”，后者只有19岁。他母亲曾与他通奸，当他母亲与另一人也通奸时，他感到了背叛，就宰了她，还用刀子活生生地肢解。他被判死罪，他说：“捅了老鼠的窝，它都有感觉，何况人呢”，另一个死囚说：“唯一可以输掉的就是我自己”，于是不久后，他一去不回了。
廖亦武在狱中帮不少人写《上诉状》，也帮死刑犯写最后的家书或遗嘱。一个死囚被带出去，书中称为“上路”了。这话说得挺仁慈，却令人背脊发凉。但后来我们读到死囚在处死前夜，被绑在另一冷冰冰的库房被狱医用大管子抽血，这就是“利益均沾”吗？不知道国家要把这样的血液卖给谁？
在牢里每月只有两个小时提供笔和纸，这段时间内，必须写好十封信。完成任务后，廖亦武没有时间来记录任何其他东西。因此，他后来的书中情节是凭记忆重新构建的。在这些对话中，充满了从高处向下俯冲的摩擦热度，所有错综复杂的情感得以再现——愤怒、虐待狂、同情、抑郁、被遗弃感和孤独；而外在的景观也同样令人焦躁不安——“犬牙交错的月牙儿更红了，我躺在血淋淋的犬牙里，星星如绿头苍蝇，叮咬着无尽的黄昏。”
“墙外的灯光与月光混淆，一幢幢大楼朦胧地溶化在天边，小巷子没来由地深下去，污秽的闪念走马灯一般浮现了。”
关于他自己，作者如是写道：“我听到我的灵魂出走”，“心如死灰。”那首在6月4日临晨大屠杀之前4小时所写的长诗《大屠杀》，为他带来彻底的厄运。这死亡之音里，涌现着这样的场景：
“代表母亲呛死孩子！
代表孩子鸡奸父亲！
代表 妻子谋害丈夫！
代表市民炸毁城市！“
开枪！开枪！开枪！！
“用死姑娘的裙子擦军用皮靴。”
诗句一次次地重复：
“ 扫射！扫射！扫射！！好过瘾啊！打穿脑壳！烧焦头皮！让浆汁迸出来！灵魂迸出来！”
他一股脑地写，其实他在嘶喊，这首死亡之诗是一种恐怖的命令，阳痿的指挥高调，命令的反面，是愤怒，它要阻止杀戮的军队进城。
纸上的大屠杀后，作者无奈地写道：“大屠杀在三个世界进行。在鸟翅，鱼腹，微尘里进行。”
这本书里记载了无数可怕的事实，它们在旋风般的文字下闪烁发光，没有什么是作者会遗漏的，这本书表现了作者博闻强记，记忆力惊人。他之能够如此，是通过当时的细密观察，把经历的一切再现出来。我通过奥斯卡.帕斯提奥Oskar
Pastior关于劳动营的陈述（穆勒的《呼吸秋千》里有些章节采用了此人的口述资料），是一种下意识却又细致的对“生存的零界点”的记忆。这可能与廖亦武是一样的，那种认知在脑子里如走马灯一样，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不停地转。脑子里闪过“生存的零界点”，每一秒钟都能记录下来。一种本能的如快照般的反应，脑子在独立、不由自主地运作着。受到伤害的神经能产生一种观察癖。
被投入集中营和监狱里那样拥挤而恶心的环境里，这种近乎固执成癖的观察习性，能让痛苦更为锥心，每个细节都浸入了个人的色彩，把支撑自己存活的力量也都肢解了。然而这种观察癖也是一种恩赐，因为它包涵着人性，并支撑甚至拯救了人性。
一个观察者不论多么投入，毕竟是个旁观的客体。当被周遭的零乱和无望包围时，冷眼观察就成为唯一可能的精神劳动。认知这不堪的环境，是一种痛苦，但认知痛苦又是一种恩典。
痛苦和恩典在书中交织着，彼此相互了解，它们的动力源于自我观察。廖亦武的书是头脑里所导演布局的戏，它把自己经历的作为一种自我对话和自剖从记忆中调出来。唤回记忆也是拉开伤疤，以往的经验被放大了，之后就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在脑海里成为一种幻象似的疼痛和膨胀的恐惧。对于这种幻象式的恐惧，廖亦武称之为“彼岸的温柔。”不论他在自己的故国还是在异地，这将陪伴他的一生，它永不会消逝，会不时地一再浮现。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叫廖亦武“廖秃子”。他俩是一对儿。他们两人以各自的方式，为我们打开了今天中国的一扇窗户。但晓波为了他的闪光的、为中国民主化提出改革性建议的《零八宪章》而坐在牢里，这是他的“罪行”。那虚荣、并且极端害怕失去权力的永远不肯下台的共产党，把对变革抱着希望的刘晓波送进监狱11年。这些顽铁般的同志，虽然颜面扫地、彻底破产，却依然疯狂地霸住政权，盲目顽强地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目前他们对艾未未的恶劣迂回策略，也是如出一辙的行为方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此制造了那么些谎言。但那些罪名是无法成立、甚至自相矛盾、随意堆砌起来的。就如同对刘晓波的判决，连从中国法律来看都是不合法的，一派胡言。
我很高兴，廖亦武没进监狱，而到了我们这儿对他而言是陌生之地的地方。这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带有苦味的幸福，苦涩的幸福也许比纯粹的幸福更有价值，它的代价很高，但是却让他趋避更多痛苦。一个人不能被苦涩的幸福所承载，而是需要自己去牵引拖拉。他的心中充满了“彼岸的温柔”。
故乡，是一个人出生并生活的地方，或者出生并常年生活、接着又逃离而且不能返回的地方。
也许我们会说：“见鬼去吧”，但是，这也不行，故乡是一个人最亲密的敌人，爱它，却又遗弃它。它仍然跟个人一样无助，如果不是监狱的话，那可就要"小心吃巴掌”。
廖亦武短期内回不了故乡。但苦涩的幸福是聪明的，它故意让思乡与和不思蜀的感觉相互混淆。它是一种绝佳的虚拟式，它明确地告诉你：假如你留在故乡的话，你永远不会做你所愿意的自己。这个虚拟语句不再是一种愿望，而是现实状态，它能驱赶忧伤，它不离你，并经常回顾你。虚拟的大师也会经常返回的。
我觉得苦涩的幸福是虚拟语气的家园。在流亡期间，你可以感受到“此地的愤怒”和“彼岸的温柔”是相互交替的。
亲爱的亦武，伴着苦涩的幸福，纯粹的幸福也会来的，实际上它今天已经来了。
时间：2011年8月17日20点
译者：廖天琪
“群山是一个大舞台，长江和乌江盘据在远方的包厢里，星星闪烁的掌声要几万光年之后方能传到这儿来——戏剧、写作和现实生活竟如此分不开，但为什么它又如此令人痛苦呢？”廖亦武在他的狱中书里如是说。所以他的写作宗旨是：“为了准确地了解一种事物，你必须要变成一只苍蝇，叮上去，嗡嗡声很讨厌，你要时时当心吃巴掌。”
“为什么它如此令人痛苦呢？”“你要时时当心吃巴掌。”——两句短短的话道尽真相：根植在脑里的牢狱，只有通过写作来挣脱。但是，一旦写出了狱中经历，警察国家又威胁着，试图把他重新送回监狱。
德文版的《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即中文版的《我的证词》，由台湾允晨出版公司同期推出）面世的曲折，让我们想起50年前《齐瓦哥医生》的出版情况。帕斯捷尔纳克当年坚持要将这部名著在意大利的Giangiacomo Feltrinelli公司出版，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像是侦探小说一般了。Feltrinelli不得不采用秘密接头的方式，去见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使，并向他出示半张纸币，纸币的另一半在Feltrinelli公司手里。帕斯捷尔纳克在卷烟纸上写下一则信息，而信息的内容，只有是法文时才有效——原因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竭尽所能来防止该书的出版。苏联政府通过访意的作家代表团，一再要求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来干预这本书的问世。而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则被迫签署一封信件，信中他要求Feltrinelli不要出版自己的书。苏联作家协会主席阿列克谢苏尔科夫带着这个“书面声明”，亲自跑到米兰的Feltrinelli公司，表示作家已经放弃出版自己的著作。Feltrinelli形容此君是只“涂了糖浆的豺狼。”
虽然曲折异常，但帕斯捷尔纳克立场坚定，他不计一切代价，也要出版自己的书。
中国共产党也通过各种手段来阻止廖亦武出版自己的书。压力是巨大的，他被迫答应，放弃在德国和台湾的出书计划。然而菲舍尔出版社知道，在德国出版这本书是廖最大的愿望。为了保护作者，使他不致遭到逮捕，出版社甚至违背作者的意愿，将出版日期不断往后拖延，虽然作者本人曾说，他宁愿坐牢也要出书。好在这种情况终于没有发生。
中国干预廖亦武一事，惨遭败北。不过在另一个项目中，他们颇为成功。在一场中德联合展览会中，本应展出德国著名摄影师的有12张照片的系列。结果在中国的审查制度下，只有两张照片幸存下来。而德方的展览策划人和艺术家本人竟然都接受了这样的做法。
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时代，要耍查禁的阴谋，必须有秘密计划和代表团的介入。今天，德国大企业的高级主管会亲手处理这些问题。当北京开幕式中有人提到蒂尔曼.斯宾格勒被拒签入境时，他们发出嘘声。这些人被经济的利益所蒙蔽。但中方也很会给作家们灌迷汤。朱莉.车Julie Zeh（德国女作家，1974 出生于波恩）在中国进行访问时说，她完全理解，为了防止中国 发生内战，而把螺丝钉拧紧、盯住潜在的捣乱分子，把他们投入监狱、进行新闻审查、限制互联网的流通这些做法。她问道，谁敢站起来要求，“立马引入民主制度呢”。[见法兰克福汇报，2006年11月21日，第48版页]
如同帕斯捷尔纳克一样，廖亦武在其著作面世前夕，必须忍气吞声——被多次抄家，稿件反复遭到没收，断断续续的软禁及监控，他总是顽强地从头开始。庆幸廖亦武的正直、责任、道德感，他坚持不懈，绝不放弃。
这本书的问世不仅与《齐瓦哥医生》的长期艰难挣扎相似，就连这本书的内容，也让人连想到帕斯捷尔纳克。《为一首歌和一百首歌而作》为我们打开了中国的集权视窗，如同他的前一本《你好小姐和农民皇帝》（即《中国底层访谈录》选译本），把我们直接带进发暴发户和嗜权王国之光怪陆离的外衣下，一个将苏联古拉格集中营当作楷模，来管理城市、乡村和犯人改造场所的不见光的国家，一个没有资格被称为现代化的有形或无形的监狱，它只是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的家族式遗产，却涂抹着迷惑西方人的经济奇迹的油彩，而它自己的老百姓却要付出遭受镇压和权利被剥夺的长期代价。
上述事实是这本监狱之书的一个层面。另一层面，是它的深厚的文学功力。作者的语言既冷酷又炙热，既愤怒又蛊惑。牢房里的分分秒秒，虐待狂和慈悲心，出人意外地交替呈现。一个人可以同为魔鬼和可怜虫。每个行为都极为疯狂，对于监狱来说，又再正常不过。“看守所里死个人，根本是家常便饭”，廖这样写道。
杀人惯犯和江洋大盗的残暴没有被淡化，相反地，通过细致的描述，他们褪下了恶魔的面目。在如此特异的圈子中，他们的行为反倒相当顺理成章。作者叙述道，人性怪胎往往是病态制度本身所造成，所谓“新中国”却沿袭旧中国“以犯治犯”的监狱传统，使政治犯和刑事犯都沦为兜圈子的晕头转向的狗，廖亦武所表现的精湛的文学艺术，恶作剧的下面是内心的惨叫。而大便和镣铐的实录章节里，总浸透着水流一般的温柔诗意。这种混合物不仅钻进读者的脑袋，也在他们的胃里翻腾。廖亦武的语言是很肢体化的，因为语言也遭受了强暴。语言跟作者一样地被剥夺、遭酷刑，跌跌撞撞、窃窃私语，最终挣扎出了牢笼。
牢房里的死刑犯人被称为“活死人”。因为按中国法律，他们在等待死刑复核，等待被拉出去枪毙。比如廖笔下的“陈死人”和“小死人”，后者只有19岁。他母亲曾与他通奸，当他母亲与另一人也通奸时，他感到了背叛，就宰了她，还用刀子活生生地肢解。他被判死罪，他说：“捅了老鼠的窝，它都有感觉，何况人呢”，另一个死囚说：“唯一可以输掉的就是我自己”，于是不久后，他一去不回了。
廖亦武在狱中帮不少人写《上诉状》，也帮死刑犯写最后的家书或遗嘱。一个死囚被带出去，书中称为“上路”了。这话说得挺仁慈，却令人背脊发凉。但后来我们读到死囚在处死前夜，被绑在另一冷冰冰的库房被狱医用大管子抽血，这就是“利益均沾”吗？不知道国家要把这样的血液卖给谁？
在牢里每月只有两个小时提供笔和纸，这段时间内，必须写好十封信。完成任务后，廖亦武没有时间来记录任何其他东西。因此，他后来的书中情节是凭记忆重新构建的。在这些对话中，充满了从高处向下俯冲的摩擦热度，所有错综复杂的情感得以再现——愤怒、虐待狂、同情、抑郁、被遗弃感和孤独；而外在的景观也同样令人焦躁不安——“犬牙交错的月牙儿更红了，我躺在血淋淋的犬牙里，星星如绿头苍蝇，叮咬着无尽的黄昏。”
“墙外的灯光与月光混淆，一幢幢大楼朦胧地溶化在天边，小巷子没来由地深下去，污秽的闪念走马灯一般浮现了。”
关于他自己，作者如是写道：“我听到我的灵魂出走”，“心如死灰。”那首在6月4日临晨大屠杀之前4小时所写的长诗《大屠杀》，为他带来彻底的厄运。这死亡之音里，涌现着这样的场景：
“代表母亲呛死孩子！
代表孩子鸡奸父亲！
代表 妻子谋害丈夫！
代表市民炸毁城市！“
开枪！开枪！开枪！！
“用死姑娘的裙子擦军用皮靴。”
诗句一次次地重复：
“ 扫射！扫射！扫射！！好过瘾啊！打穿脑壳！烧焦头皮！让浆汁迸出来！灵魂迸出来！”
他一股脑地写，其实他在嘶喊，这首死亡之诗是一种恐怖的命令，阳痿的指挥高调，命令的反面，是愤怒，它要阻止杀戮的军队进城。
纸上的大屠杀后，作者无奈地写道：“大屠杀在三个世界进行。在鸟翅，鱼腹，微尘里进行。”
这本书里记载了无数可怕的事实，它们在旋风般的文字下闪烁发光，没有什么是作者会遗漏的，这本书表现了作者博闻强记，记忆力惊人。他之能够如此，是通过当时的细密观察，把经历的一切再现出来。我通过奥斯卡.帕斯提奥Oskar
Pastior关于劳动营的陈述（穆勒的《呼吸秋千》里有些章节采用了此人的口述资料），是一种下意识却又细致的对“生存的零界点”的记忆。这可能与廖亦武是一样的，那种认知在脑子里如走马灯一样，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不停地转。脑子里闪过“生存的零界点”，每一秒钟都能记录下来。一种本能的如快照般的反应，脑子在独立、不由自主地运作着。受到伤害的神经能产生一种观察癖。
被投入集中营和监狱里那样拥挤而恶心的环境里，这种近乎固执成癖的观察习性，能让痛苦更为锥心，每个细节都浸入了个人的色彩，把支撑自己存活的力量也都肢解了。然而这种观察癖也是一种恩赐，因为它包涵着人性，并支撑甚至拯救了人性。
一个观察者不论多么投入，毕竟是个旁观的客体。当被周遭的零乱和无望包围时，冷眼观察就成为唯一可能的精神劳动。认知这不堪的环境，是一种痛苦，但认知痛苦又是一种恩典。
痛苦和恩典在书中交织着，彼此相互了解，它们的动力源于自我观察。廖亦武的书是头脑里所导演布局的戏，它把自己经历的作为一种自我对话和自剖从记忆中调出来。唤回记忆也是拉开伤疤，以往的经验被放大了，之后就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在脑海里成为一种幻象似的疼痛和膨胀的恐惧。对于这种幻象式的恐惧，廖亦武称之为“彼岸的温柔。”不论他在自己的故国还是在异地，这将陪伴他的一生，它永不会消逝，会不时地一再浮现。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叫廖亦武“廖秃子”。他俩是一对儿。他们两人以各自的方式，为我们打开了今天中国的一扇窗户。但晓波为了他的闪光的、为中国民主化提出改革性建议的《零八宪章》而坐在牢里，这是他的“罪行”。那虚荣、并且极端害怕失去权力的永远不肯下台的共产党，把对变革抱着希望的刘晓波送进监狱11年。这些顽铁般的同志，虽然颜面扫地、彻底破产，却依然疯狂地霸住政权，盲目顽强地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目前他们对艾未未的恶劣迂回策略，也是如出一辙的行为方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因此制造了那么些谎言。但那些罪名是无法成立、甚至自相矛盾、随意堆砌起来的。就如同对刘晓波的判决，连从中国法律来看都是不合法的，一派胡言。
我很高兴，廖亦武没进监狱，而到了我们这儿对他而言是陌生之地的地方。这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带有苦味的幸福，苦涩的幸福也许比纯粹的幸福更有价值，它的代价很高，但是却让他趋避更多痛苦。一个人不能被苦涩的幸福所承载，而是需要自己去牵引拖拉。他的心中充满了“彼岸的温柔”。
故乡，是一个人出生并生活的地方，或者出生并常年生活、接着又逃离而且不能返回的地方。
也许我们会说：“见鬼去吧”，但是，这也不行，故乡是一个人最亲密的敌人，爱它，却又遗弃它。它仍然跟个人一样无助，如果不是监狱的话，那可就要"小心吃巴掌”。
廖亦武短期内回不了故乡。但苦涩的幸福是聪明的，它故意让思乡与和不思蜀的感觉相互混淆。它是一种绝佳的虚拟式，它明确地告诉你：假如你留在故乡的话，你永远不会做你所愿意的自己。这个虚拟语句不再是一种愿望，而是现实状态，它能驱赶忧伤，它不离你，并经常回顾你。虚拟的大师也会经常返回的。
我觉得苦涩的幸福是虚拟语气的家园。在流亡期间，你可以感受到“此地的愤怒”和“彼岸的温柔”是相互交替的。
亲爱的亦武，伴着苦涩的幸福，纯粹的幸福也会来的，实际上它今天已经来了。
（宋玉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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