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渊评袁庾华的“大民主”与“形式民主”相结合……

学渊评：原河南“二七公社”造反领袖袁庾华似乎依然沉迷于“大民主”，最近他又开始设想“大民主”须与“形式民主”相结合。所谓“形式民主”即是“西方式民主/宪政民主/议会民主/间接民主……”等等云云，其中“宪政”二字原文是CONSTITUTIONAL，本意是“结构的”，外推可达“架构的/程序的/形式的/合法性基础牢固可靠的……”等等，将它译为“宪政”，实际失去了对其原汁的理解。而“大民主”是完全相反的事物，是“动乱/造反/夺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泽东搞这一套是因为他无法统一共产党内的意见，于是指责整个共产党是“官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接受他的这一套，是因为群众要向共产党干部实行报复泄愤。而毛泽东统治中国其中只有一年“大民主”，其余二十六年“零民主”，如果未来的中国还要靠这个办法解决问题，首先就必须永远有一个毛泽东，其次让他掌握了一个“○/大”开关，定期把造反的老虎放出来吃掉一批走资派，贪官污吏……。但是袁庾华先生还有许多积极的思想被陈子明先

生转述，大家不妨读一下。

 

李宪源先生按：关于当前左派内部论战

 

郑州邓女士曾来信询问本人对当前左派内部论战有何看法；一是出于

淡出中国左右公开论战、专致修炼太极拳功的选择，本人真没注意到

中国左派近来出现了哪些“内部论战”。二是除了我所熟悉的袁庾华

和党内个别老左派的“反改良主义”说法外，即使半途冒出一点来路

不明和自以为是的高论，以任何尺度衡量，也真不能称为“左派内部

出现论战”吧？

 

李宪源先生

 

路河《今日中国的左右派、改良与革命》一文所批评的那些误识，二

○○九年我跟袁庾华在郑州见面时，也曾交流过类似看法。袁庾华如

果就此提出能够得到更多郑州同志呼应和令人信服的反驳意见来，或

许可以算作在“左派内部”在特定范围“掀起一场论战”的序幕吧？

 

但在我看来，以袁庾华所具备的思想基础与政治觉悟，真要想弄清啥

是中国毛左派的本质涵义和应该坚守怎样的毛派立场，并不困难。所

论那些属于基本政治常识层次的分歧点，并没多少真正值得争论的地

方。倒是跟刘源最新倡议（确切而论也不算“新”而只是复述和要想

正式追认其父的主张而已）和黄纪苏、王小东、杨帆等都参于的这个

《谈话录》，左派朋友们或许值得议一议。

 

再深入一点看，在早已不注重“名实一致”的中国，是否要不要再竖

“新民主主义”旗帜本身，也许并不重要。对或许会预示中国不同发

展前景与方向的薄、汪“蛋糕论”之争，声称“共产党决不投降”的

刘源将军会怎么看，才是更为引人入胜的看点吧？

 

老孔最近专门提到的渡痴禅师雄文《汪洋先生“先做蛋糕”的言论是

对“小岗神话”的直接否定》，值得一读和广为传发。记起主席一句

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中国人用来形容某些……”，呵

呵，记不清以下是怎么说得了，得请汪大书记来补全有关这句名言的

完整意思了。

 

又：子明兄：你有那份心思精力关注老袁自己也未必说得清楚的“毛

派内争”，建议还不如就薄、汪之争和刘源同志就此可能采取的立

场，发表一点富有启迪性的高见呢。

 

李宪源

 

陈子明：简析两种毛派：保皇派与造反派

 

二○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刘思齐（自称“毛岸英遗孀”）、毛小青

（毛泽东侄女）、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等五十一人，在毛派

网站“乌有之乡”刊登《北京市人民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指控茅

于轼为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一书撰写的读后感《把毛泽东还原成

人》“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诋毁中国共产党和开国领袖毛泽东主

席”，“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谴责和愤怒”，“是茅于轼、辛子陵等

在蓄意挑起事端，制造动乱”，“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以“热

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北京市人民群众”的名义，要求“公诉茅于

轼和辛子陵”，同时呼吁“广大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员积极行动起

来”，“揭露茅于轼和辛子陵的罪行”。

 

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以“中纪闻”的名义发表了《坚决维护

党的政治纪律》，称“极少数党员、干部在一些涉及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我行我

素；有的对中央的决策和要求阳奉阴违、另搞一套；还有的不负责任

地道听途说，甚至捕风捉影，编造传播政治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

象，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这些都是党的政治纪律所不容许

的。”“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政治纪律的约束，决不允许在群众中

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决不允许公开发表同中央

的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决不允许对中央的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决不允

许编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决不允许以任何

形式泄露党和国家的秘密，决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

动。”毛派网站与官方喉舌，一唱一和，配合极为密切。

 

随后，“乌有之乡”的文章称：五月二十七日，“毛主席的好学生、

好战士——张宏良同志在中央主要媒体CCTV第一次公开亮相”，是

“一个振奋人心的政治信号”。“乌有之乡”所展示的“公诉”活动

则越来越热闹，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民群众”分别组团联署，各地声

讨批判会的视频也上了网。

 

有人说，刘思齐、张宏良等人的心理状态、语言类型和行为方式，与

文革中的红卫兵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要说，文革中的红卫兵虽然

都带着红袖章，举着红宝书，山呼“毛主席万岁”，但他们所反对的

目标和所争取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红卫兵——保皇

派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刘张等人是源自保皇派红卫兵，而不是造

反派红卫兵。

 

保皇派红卫兵标榜“根红苗正”，发起者大多是高干子女，从诞生之

日起就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阶级路线”。

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先是在学校里批斗“学术权威”、“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生”、“狗崽子”，然后到社会上抄资

本家的浮财，赶成分不好的人出城，再到使馆区冲击苏联大使馆。在

毛泽东批判“资反路线”的时候，他们因为“保爹保妈”而被打入冷

宫，但很快就因为紧跟掌权的军队干部而再次受宠，在“清理阶级队

伍”、“深挖五一六集团”、“一打三反”运动中充当打手。文革结

束后，一部分保皇派红卫兵的仕途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成为“第三

梯队”的优先选拔对象。

 

造反派红卫兵则要推翻“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

级”、“‘红色’资本家阶级”（本段引文均出自杨小凯1968年初

《中国向何处去？》），“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

—‘中华人民公社’”。根据笔者了解，河南的造反派红卫兵从一开

始就大力追究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大跃进—大饥荒”中饿死人的政治

责任，还有些造反派红卫兵已经插手底层维权的问题。譬如杨小凯就

提到：“一月革命中触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针问题主要是合同工、

临时工这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修正主义的上山下乡运动。目

前，‘极左派’必须组织人好好总结研究一月革命风暴创造的极其丰

富的事物，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雏形。”造反派红卫

兵从一九六七年起就在政治上反复受到打击，杨小凯在文革中被判刑

十年，更多的人在文革后被判刑。从整体上说，造反派红卫兵在一九

七六年以后被剥夺了三十年的话语权，近几年来，他们开始在网络上

重新发声。

 

刘思齐、张宏良这一类的保皇派毛派，与源自造反派红卫兵的另一部

分毛派，虽然都打着毛泽东的旗帜，二者的社会性质与政治目标则相

差甚远。保皇派毛派，仍然是“保爹保妈”派，以“捍卫红色政权永

不变色”、“代代相传”作为自己的宗旨。他们仍然要“横扫一切牛

鬼蛇神”，反对民间资本家，反对“叫兽”，反对“黑律师”，反对

“反动文人”，只不过是换了一顶帽子，以“汉奸”取代了“牛鬼蛇

神”而已。他们反这个反那个，可就是不敢触及党内的当权派，如果

他们也骂党内的某个人，这个人不是已经退休的干部，就是处于政治

弱势的少数派。

 

一九六六年的时候，我只是一名初一学生，无缘结识造反派红卫兵人

物，袁庾华是我在几年前面晤过的第一位“老造反派”。他曾是大名

鼎鼎的“河南二七公社”的负责人之一，文革中和文革后四次入狱，

坐牢十几年，一九八九年初出狱，一九九五年起创立、经营郑州思想

沙龙，与各种思想倾向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交流。最近，陈

宜中在台湾《思想》杂志第十八期发表了《永远的造反派——袁庾华

先生访谈录》，我们正好依据此文简单介绍一下造反派毛派的思想。

 

袁庾华说：“‘太子党’和官僚资产阶级是当代中国最右的政治力

量，我们称之为大右派。所谓‘太子党’应该是指一部分有政治野心

的，以高干子女为主的群体，绝不是指所有‘红二代’。去年在北京

有个论坛，谈到中国有两种资产阶级，一种是官僚资产阶级，另一种

是自由资产阶级。我们一些人认为：按照毛主席的斗争策略，只能选

择一个主要矛盾，那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但是中国社科院的马克思主

义学院，却主张把自由资产阶级当成主要矛盾，所以当时吵翻了。”

袁庾华自称“永远的造反派”，就是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的

人。

 

袁庾华说：“总有人对我讲，就是毛泽东在，也不会喜欢我这个造反

派。我承认！但是，要投身中国的革命，还是必须跟他走。我因文革

问题四次被捕入狱，每一次的第一个罪名都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

主席’。……我在监狱中也对文革做过全面回顾和反思，几十年的反

复思考，使我更认识到：毛主席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主要

体现在文化大革命上。放手让六、七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95%以上）

直接地、全面地行使广泛的民主权利，而不是仅仅为国家和地区选几

个做主的人。”“二十世纪以后，凡是执政的政党，都尽量去适应官

僚机器。结果，各个政党都官僚化了，都变质了，其群众性、民主性

都逐渐失去。所以说二十世纪应该称为官僚政治的世纪，包括苏联和

中国。……就是当年毛主席那样的威信魄力，在共产党这个官僚集团

面前也常常显得无奈。在‘四清’搞不下去后，实在没有办法，所以

他说‘只有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全面揭露我们的阴暗面’，这就是

搞了文化大革命！除了支持国家统一的最基本条件（中央的最高权力

和军队主体），把共产党的官僚集团砸了个稀巴烂，天也没塌下来！

西方的官僚主义所受到的制约也是几百年来民众斗争取得的，只是其

民众参与的广泛性、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彻底性，远不如中国的文

化大革命。官僚主义唯一的致命敌人，就是最广泛的民众组织的斗

争。”

 

袁庾华先生

 

袁庾华说：“左右派的区别就在于对现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根本态

度，维护它的就不是左派。我不反对形式民主、选举民主，但我认为

还不够，必须有大民主来补充不足。……今天的条件和已有的经验来

说，把古希腊民主精神、程序民主、以及文革中的大民主结合起来，

应该是一种比较好的民主方式。”“毛泽东时代的主要左翼群体，也

就是造反派，这几十年来在深受了专制的残酷迫害后，普遍渴望民

主。而对于大多数有左翼倾向的民众来说，他们只是一时还没有分清

程序民主和我们自己主张的大民主的不同，以及两者结合的必要性，

但也同样要求民主。在大陆社会中强烈要求民主的，是毛派及其影响

的广泛的底层毛派群众。大陆民主运动的希望，或者取得民主的主要

希望，就在底层毛派的群众运动。当然，仅仅是他们也完成不了这一

历史使命。”

 

袁庾华提出了“二三四”主张：“二”是指形式民主与大民主的结

合；“三”是要求停止对文革造反派、六四分子、法轮功分子这三种

人的政治迫害；“四”是说医疗、教育、住房、养老这四种社会保障

必须实现。他认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从言论自由到结社自由，到

出版自由，到游行示威的自由，都必须得到保障”。袁庾华希望毛派

能够接受程序民主，希望自由派能够接受大民主，“就是有条件地尊

重对方的民主”。“黑龙江当年文革夺权后的省红色革命委员会的一

把手范正美，尽管至今仍是毛派”，但他比袁庾华更进了一步，“不

但公开批评毛主席的错误是没有把民主制度化，甚至主张宪政民

主”。

 

由于造反派毛派从根本上否定保皇派毛派的左派性质（维护现有的利

益格局和秩序的就不是左派），是“戴着‘左派’的面具有意在引导

民众‘不反皇帝’！是以‘左翼力量’的名义来为修正主义保驾护

航！是以搞乱左派思想的手段来维护官僚资本主义的现状！”保皇派

毛派已经把前者视为自己最危险的对手。张宏良在最近的文章中承认

自己是保皇派（“他们所谓的皇帝是指谁？如果是指共产党，那么他

们说对了”），强调要警惕“左右合流”，声称“左右合流的实质是

充当汉奸带路党，一旦形成潮流势必要亡党亡国亡百姓”，“左右合

流是毛派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能跨越的政治底线”。在这里，他再次

扩大了“汉奸”阵营，给造反派毛派戴上了“左派带路党”的帽子，

并说“左右两派带路党已经如同兄弟般走到了一起”，“很难区分清

楚双方之中哪一个更加疯狂”。

 

我在二○○七年的《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中写道：“由于

毛泽东的双重政治人格，文革中的毛主义既有‘大民主’、‘巴黎公

社式的选举’、‘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一面；又有‘红色恐怖’、

‘群众专政’、‘军事官僚专制’的一面。因此，今日的毛派面临着

一种抉择的困境。大部分毛派还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但是

在现实中已经无法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对于这

部分人来说，现在是否要‘重上井冈山’，尚未作出政治决断。事实

上，他们也受到专政右派表面文章的蒙蔽，对于统治集团上层还心存

幻想。据笔者所知，也有一部分毛派、文革派正在考虑是否可以从阶

级民主走向全民民主，是否可以接受宪政平台理念的问题，但仍然处

于内部酝酿的阶段。”我当时对于毛派能够作出这样的分析，得益于

我与袁庾华的讨论。几年过去了，基于“毛泽东的双重政治人格”所

导致的当下毛派的理论与政治分化，也越来越清晰了。对于袁庾华、

范正美这样的毛派，宪政民主派是完全可以与他们形成“左右翼联合

阵线”的。至于张宏良这样的保皇派毛派，他们根本就不属于左派阵

营，他们是形左实右的“专政右派”的别动队，是纳粹主义（国家社

会主义）的忠实信徒，是中国法西斯运动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