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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3日星期日

高尔泰：政治与艺术——陈维明“凝固的火焰”和“石化的海浪”


图1、《自由之路-陈维明雕塑作品选集》一书的封面
图2、陈维明和他创作的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大型浮雕


正如政治不可以為藝術設定禁區，藝術也不可以把政治作為禁區。“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季節，愿我們不要忘了，那些在層冰積雪里播種的人們。
維明索序，不敢不從，因為是好朋友。
成為朋友，不是偶然。他的光明磊落、真率坦蕩；他的嫉惡如仇、大義凜然；他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和為了完成使命，堅毅頑強、百折不撓的理想主義精神，都使我因為遇到這么一位有種的漢子，而感到榮幸與歡喜。
據說墻要倒，眾人推。但是，當墻巍然不動，勢如泰山壓頂的時候，敢于以雞蛋之身去砸它的人，那就少之又少了。對于這少之又少的人們，包括維明、維健兄弟，我一直懷著深深的敬意。客里相逢，亦是前緣。
撒下了一把茉莉花的種子
去年五月，他獨力制作的大型《六四》浮雕被香港警方沒收，引起大規模抗議，終獲歸還，在維園紀念“六四”二十一周年的燭光晚會上隆重展出，引起熱烈反響。但他本人進入香港，卻被原機遣返。
逆風萬里，撒下了一把茉莉花的種子。
展出后，港大的學生們要求將之永久豎立在港大校園。校方不予批準，說，這不是藝術，是政治。與之相應，一位著名的藝評家說，藝術應當是自由的，獨立的，不應當成為政治的工具。政治的工具不是藝術。
沒錯，藝術是自由的和獨立的。但是自由的和獨立的藝術，又何能排斥追求自由與獨立的政治？自由的和獨立的藝術家，面對專制暴政，又何能壓制自己的憤怒和悲哀，而不予表現，而把政治作為自己的禁區？
廣義的政治，無非社會利益的強制性分配。廣義的藝術，無非人類情感的表現性形式。二者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渠道不同，無不關于自由。“自由”是“他由”的反面。作為哲學概念是敘述詞，和必然相對應。作為政治概念是價值詞，和奴役相對應。作為藝術概念是動詞，和“守舊”相對應，與“創造”、“突破”同義。
杜尚的馬桶翠西的床，形式絕對平凡，連技術都沒。其價值全在反叛、突破與創造。反叛的對象就是守舊。這個廣義的藝術同時也是廣義的政治。時代不同，歷史社會條件不同，守舊的內容也不同。但藝術和政治的這個聯系，是相同的。
從一個方面來看，藝術的發展，并不總是和政治經濟的發展同步。十四世紀歐洲藝術的水平，大大低于荷馬和菲迪亞斯的時代。十七世紀的荷蘭，經濟欣欣向榮，倫勃朗后繼無人。十八世紀最優秀的作家，出現在當時最野蠻的德國。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政治黑暗經濟落后，但其文學藝術的成就，超過了同時代任何一個先進的工業國。
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正是這種外在的黑暗，孕育了藝術家們內在的激情和靈感。苦難毀滅了他們的生活，同時成就了他們震撼世界的作品。所謂“國家不幸詩人幸，話到滄桑句便工。”也證明了藝術和政治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藝術突破常預示著政治的動蕩
正因為如此，藝術的突破，也常常預示著政治的動蕩。達芬奇、米開朗琪羅、莎士比亞的作品，是啟蒙運動的先聲。緊接著西歐藝術“狂飆運動”之后的是法國大革命。緊接著俄國藝術“先鋒運動”之后的是俄國十月革命。
藝術史上許多永垂不朽的作品，《馬拉之死》、《五月二日》、《槍決》、《自由引導人民》、《格爾尼卡》、《意外歸來》……雨果的小說和羅丹的雕塑，都帶著飽滿的政治熱情。列維坦的《弗拉基米爾之路》是風景畫，但它之所以感人，卻是因為無數被流放的反叛者，都曾經帶著鐐鏈，在這條路上走向了西伯利亞。
最典型的是凱綏珂勒惠之，她刻畫饑餓、刻畫仇恨，刻畫農民暴動及其失敗，留下憤怒的記憶，像刀砍斧劈的痕跡。沒有人敢于貶抑她，她也不是任何人可以貶抑得了的。我這絕不是說，藝術離不開政治。正如政治不可以為藝術設定禁區，藝術也不可以把政治作為禁區。特別是在我國人權缺席、政治極端黑暗的條件下。
維明此作，作為在紙醉金迷中沉淪的、失憶者的清醒劑，盡管因為限于時間技術細節上有些粗糙，從整體上來看，那猶如凝固的火焰一般飛騰，石化的海浪一般沉重的悲憤，其發聾振聵之功，已可與凱綏珂勒惠之的相擬。
“六四”以來，以毛像毛尸為標志的一黨專制政權，以犧牲人權和環保為代價得以富裕，以強大軍警和雄厚贓款為基石得以鞏固，以三萬多個敏感詞為象征的鎮壓得以持續，這個大背景，和凱綏珂勒惠之所處的三、四十年代的德國，不可同日而語。維明以卵擊石，遠播花種，不僅是以厚重的雕塑，也以飛去香港又被原機遣返的行為藝術，令人敬佩。
際此茉莉花開，清香流轉，傳遍世界，也傳遍中國，“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季節，愿我們不要忘了，那些在層冰積雪里播種的人們。
天涯不識春來路，夢冷宮車舊碾痕。
二零壹壹年三月九日匆匆
（注：此文是作者为《自由之路-陈维明雕塑作品选集》撰写的序言）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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