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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6日星期一

陈破空:五月,见识大劫难之后的东京

相片依次为:
供灾民避难的五星级宾馆
黄昏时分的东京街头
横滨中华街




因大地震,笔者原定三月的日本商务之旅,一再推迟。到了五月,终于觉得不能再推,硬着头皮踏上行程。行前,耳边都是朋友们的惊讶和忠告:此时日本?那里(尤其东京一代)余震不断,核辐射阴影笼罩,危国险地,何苦冒死前往?中国人迷信一句古语,曰:“危邦不入。”

外国人逃离的东京,一切如常

抵�成田机场,办理入境手续。听见地勤人员招呼:日本国民到那边,外国人到这边。于是停下脚步,走向外国人入境窗口。心底立即咯噔了一下:眼见得,日本国民那边,依然像从前那样,大排长龙;但从前同样大排长龙、人头攒攒的外国人入境处,此时,在我前面,竟只有四个人,分别立在四个窗口,我是第五个。根本不用排队,一、两分钟之后就入了境,创下平生最快入关记录。

进入东京,却一切如常。一样的人流滚滚,一样的行色匆匆,一样的衣着考究。上班族的快节奏,依然如故。街头,广告依然五彩缤纷;居酒屋,人们依旧欢声笑语;地铁里,继续保持拥挤中的秩序与安静。

樱花刚刚凋谢。但这接在樱花季节之后、赶在雨季之前的五月,仍然是一个优美的时节,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和风拂面。抬望眼,到处有灿烂的花卉,盛开在路边或水边;处处有绿色的长春藤,爬满坚实而沉稳的建筑。便难以想象,两个月前,这座超级大城市,曾随着东北大地震而猛烈摇晃,之后一段时间,又在持续不断的余震中,继续摇晃。

经济受创,日本危机被夸大

往细处看,仍可以察觉这场大劫难对日本经济的影响。由于外国人不多,那些通常有外国人入住的高级宾馆,纷纷降价,等同从前的中等宾馆。宾馆外,等客的出租车,沿街摆出长蛇阵。坐在车内而长久候客的司机,百无聊赖,形态各异,有的看报纸,有的查手机,有的打瞌睡,无奈于生意清淡。报纸上发布经济数据,产值大幅下降,第一季度,降幅达3.7%(其中,还仅包括灾后三周)。

据说有节电措施,于是留意到,有些时段,地铁车次减少;与从前相比,夜间灯火较弱。“饮用必须瓶装水”的现象,并没有见到。物质供应充足,市面上应有尽有。核辐射已经不是东京的话题,原来,核辐射只局限于福岛核电厂周围约二十公里范围,远在二百二十公里之外的东京,并无大碍。

我分明感到,东京,并没有因为大劫难而大伤元气;或者说,东京已经恢复了元气。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不得不承认,这多少有些始料不及。看来,日本的危机被夸大了,尤其在外国的媒体上。

黄金周,日本人争当灾区义工

外国人纷纷逃离日本,然而,在海外留学或工作的日本人,却背道而驰,返国者不少。一名中断在纽约学业的日本学生告诉我,他匆匆回国,是为了到灾区当义工。我抵达日本前,正值日本重要假期“黄金周”。往年,素有浓厚消费文化的日本人,会纷纷外出旅游。然而,今年,他们大都取消了旅游计划,一个主要的念头是,两、三万国人死于地震和海啸,活着的人,如果还尽兴游玩,似乎是对死者的不敬。借此“黄金周”,许多日本人报名到灾区当义工,然而,五千个义工名额,很快就报满,大多数报名者,只能望东北而兴叹。

也去了东京旁边的另一个大城市横滨,那里有日本最大的“中华街”(中国城),处处牌楼,灯笼高挂,行人如织。据当地人说,中华街逐渐开始恢复往日荣景,这意味着,当初如惊弓之鸟而大批逃离的旅日中国人,已经逐渐回流。

所居宾馆内外,不时能见到中国游客。通常三五成群,毫无顾忌地喧哗;或者在大厅里、走廊间,大声讲手机;有的甚至把住电梯门,仅仅因为要赶着对同伴说完几句话,而全然不顾电梯内还有其他人。在世界各地见到的中国游客,表现出的“国民素质”,大抵如此,他们似乎都没有顾及,由此留给各国何等的中国人形象。早已司空见惯的我,此刻,更多的,不是反感,而是对东京终于能够再次吸引中国游客而感到欣慰。

经济不景气,然而,不受影响的是,东京,依然展现世界一流的服务;东京人,依然展示世界一流的微笑。见到的朋友,很少有谈到地震、海啸或者核辐射之类的,除非我刻意询问。东京人,仿佛以他们坚韧的意志,“镇住”了那不安分的地壳冲动。

举世称赞,日本人却反省

出生在宫城县、任教于国立横滨大学的及川小姐,老家有八人遇难(还有一人失踪)。她回老家寻找亲人时,曾拍下一组震后灾区相片。当她向我展示这组相片时,脸上并无哀伤,而继续保持淡淡的微笑。或许,两个月的时间,已经洗去了她的哀伤?或许,面对外国客人,仍须保持日本人礼貌的微笑?

在这组相片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张是,海边,大面积的房屋因海啸重击而倒塌成废墟,仅有一栋三层楼房,兀自挺立。及川小姐告诉我,那是一所小学,当时,海水蔓涌到三楼,孩子们都撤退到了房顶,得以幸免。

整个世界都在称赞日本国民在大灾大难面前的镇定表现,然而,与及川小姐同来、任职藤原书店的西先生,却对我说,当他听到“国家危急,日本人要团结起来”这类口号时,竟然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仿佛又回到当年的“法西斯”。我闻言吃惊。接下来,西先生又向我叙述了日本东北地区与中央地区的历史关系,为东北地区遭受的历史歧视感到不平。如此细微的日本知识,在我听来,别开生面。顿时惭愧地觉到,被朋友们称为“知日派”的我,并不知日。

联想到著名右翼人物石原慎太郎,他的“天谴论”(称大地震和大海啸是“天谴”,日本人应该据此反省),并没有妨碍他赢得东京市长四连任,足见日本民众的宽容、以及对反省意识的认同。西先生的话,让我再次为日本人的反省精神而震撼。

核爆炸,中国北川灭城之谜

日本经济受创,还在于日本如实通报世界,关于核爆炸与核泄露的信息,不惜由此令外国人纷纷走避或裹足不往。联想到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我不禁再度起疑,关于北川。

当时,震中在汶川,然而,远在汶川一百五十公里之外的北川,却倾城覆灭,甚至出现两座山体对撞的罕见异象。当时就有传言,那里发生了核爆炸,因为,当地人都知道,隶属绵阳市的北川县及其周围地区,存放有数目不详的核武器。如果当真因为地震引发核爆炸,以中共政权的本性,定会捂死不报。北川灭城,至今成谜。

在我入住的宾馆对面,是巍然耸立的五星级宾馆——大王子宾馆(Grand Prince Hotel),《产经新闻》的资深记者山本先生指着这家宾馆告诉我,目前住在那里的,都是来自地震灾区的灾民。我不禁发出“啊”的一声惊叹,一则为日本灾民的幸运,二则为中国灾民的不幸。痛失爱子的中国灾民,连因控诉豆腐渣工程都横遭迫害,又何曾有被安排到五星级饭店避难的福气?两种国民,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至于山本先生及其《产经新闻》,连连痛批菅直人政府判断失误、救灾不力、对核危机处置无方,又岂是中国记者或中国媒体所能言、所能为?

笔者逗留一周,超出预定时间,竟没有领略到任何余震。离开时,不免带着些许“遗憾”,还以为,这回到日本走一趟,至少感受余震,获取难得的人生体验。想到行前,好生犹豫不决,又好生踌躇再三,仿佛下了多大决心、冒了多大风险,才登上飞机。如今看来,不免好笑。挥别东京时刻,真想对世界招呼一声:东京一切如常,外国人大可放心前往。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16月号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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