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特稿2011年6月2日】隨著二十多年時光過去，雖然過來人仍然懷念一九八九年全國風氣雲湧的民主運動，但當時到底如何“轟轟烈烈”，在如今的年輕人心目中已經很難想像。孰料今年以 來，中東民主浪潮一波接一波，當中共當局在二月份還拿不定主意要如何對應時，埃及民眾的熱情和誓死堅持，已經為國人展現出社會生活和民族新生的另一種可 能。實際上，二零一一年的開羅解放廣場，幾乎重現了“六四”鎮壓前的天安門廣場，給我們一次寶貴機會，重溫當年種種危機下的勇氣和奮鬥，也幫助我們再次肯 認，八九民運的精神和北京市民在“六四”鎮壓時冒死抗爭的勇氣，正是出於堅持公民參與和人民主權的信念。
面 對這不同於以往東歐和中亞“顏色革命”的新一波民主浪潮，中國政府一方面出動大批國安警力，無預警也無視中國自己的法律規定，重拳打擊過去幾年來活躍維權 的各界人士；另一方面，也在思想文化界加強了鼓吹“中國模式”的調門，或明或暗地為八九年“六四”鎮壓辯護。在“六四”二十二週年到來之際，我們有必要釐 清其中模棱兩可乃至惑人耳目的言說，為六四死難者及其家人爭取公義，為一九八九年的抗爭正名，並在暴力強權面前堅持歷史的記憶。
一、“主權在民”還是“主權在黨”？
今 年是辛亥革命一百週年，也是中共建黨九十週年，目前中共已經將自己的建黨紀念強加在全中國人民頭上。藉著經濟崛起，大中小學校和各種機關單位以政府名義展 開長達數月的各種相關活動，不但強調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改革開放、沒有經濟成長，而且再次出現要全國公民對黨感恩的聲音。這種“皇恩浩蕩”的 主奴思維，是今日的中共從人民手中竊據國家主權正當性的最鮮明標誌之一。
改 革開放的緣起，在於當時針對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要求“撥亂反正”的洶湧民意。從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四五”事件開始到七十年代末，包括魏京生、任畹町 等人積極參與並因而入獄的北京西單民主牆在內，強烈的社會呼聲，為鄧小平等人從華國鋒手裡“和平政變”奪權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正當性支持。由於這一關鍵的歷 史背景，八十年代才會在反反覆覆的政治運動打擊下，仍然多少推動了廢除國家領導人終身制、黨政分家、村級選舉等還政於民的初步舉措。
一 九八九年春天，胡耀邦逝世引發大規模學生運動之後，趙紫陽等中央黨政領導在五月初曾數次表示，改革開放既要在經濟上過“市場關”，也要在政治上過“民主 關”。這時鄧小平和趙紫陽還沒有發生最後決裂，這種說法本身，既與七十年代末改革淵源的邏輯一以貫之，也是此時仍標榜改革的中共領導不能不對全國民眾保持 的基本承諾。甚至在“六四”鎮壓之後，鄧小平還曾持續談論要“先”把經濟搞上去，即他所謂的“發展是硬道理”。那時對他這種言論的普遍解讀是，經濟上去之 後再談政治改革也不遲。
但 是歷史證明，“六四”鎮壓徹底改變了中共統治的性質。出動正規軍，真槍實彈地鎮壓和平示威民眾，並以戒嚴手段在長逾半年的時間裡將軍事恐怖推及全國主要大 城市，而且在事後的二十多年裡不但拒絕獨立調查，還連坐迫害死難者家屬，並嚴格查禁相關公共言論——這一系列步驟之間並非沒有內在邏輯。這個邏輯就是，不 惜一切代價維護中共政權。可以說，“六四”之後，中國改革的政治邏輯從“主權在民”借助政權暴力轉變到了“主權在黨”。因此，無論“六四”之後的政治迫害 比起毛澤東時代來要寬鬆多少，中共都是在實質上篡奪了中國公民賦予國家政權正當性的主權地位。
過 去二十二年裡，這個政治邏輯並非一直明確可見，而是經歷了本身由隱到顯的過程。與鄧小平當年暗示經濟發展必然會帶來政治改革恰恰相反，中國經濟增長越快， “主權在民”的聲音越弱。江澤民時代“三個代表”的口號，還可以看作是論證中共執政正當性，即，為中共堅持掌權做理論上的辯護。到了胡錦濤治下，“科學發 展觀”和“以人為本”的提法，已經沒有了這一色彩。與此同時出現的，一方面是加入WTO帶來的出口主導經濟飆升，另一方面是通過釋放“群體事件”數字為武 警部隊在組建和裝備上的更新換代造勢。此後北京奧運和歐美金融風暴同時在二零零八年夏季發生，中國迅速走向國際新秩序的前沿，國內的維穩也更向體制化制度 化發展。在這個意義上，很多境外觀察家將維穩看作是中共虛弱恐懼的表現，恐怕是一種誤讀。最近官方環球時報發表社評，指責受到打壓的北京守望教會不該在 “敏感時期”堅持集體禱告活動。“敏感時期”和“維穩”不但成為官方採取強硬行動的公開藉口，而且已是過去兩三年和未來至少兩三年內的治理常態，都說明這 是“主權在黨”浮出水面正式亮相的結果，並不是統治集團緊張心虛的反映。
從 兩年前中共建政六十年到今年建黨九十年，官方輿論上可以看出越來越明顯的從國家民族論述（“大國崛起”、“復興之路”）轉向黨的角度（“中國模式與中國共 產黨”）。值得注意的是，最早明確論述“主權在黨”理念的文章，出自海內外公認為中國“新左派”領軍人物的北京清華大學汪暉教授（雖然他本人在國內一直拒 絕這個標籤）。他在《文化縱橫》2010年第2期發表《中國崛起的經驗及其面臨的挑戰》，延續幾年前論述“去政治化的政治”時提出中國“黨-國”體制與西 方選舉執政黨並無根本區別的觀點，開篇就說明，中國改革三十年並非一帆風順，其中最大的政治危機就發生在一九八九年；如果認識不到“中國國家的政治性格是 主權性的和高度獨立自主的”，就“很難設想中國在1989年後的命運”。在他對歷史的進一步解讀中，“六四”鎮壓之後，“黨政分開已經不是一個流行的口 號”，隨之出現的是政黨國家化現象；因此，在今天的中國，“政黨成為主權的內核”。“主權在黨”的立場由此而獲得學理正當性，“六四”血跡被再一次以思想 的名義粗暴洗刷。
事 實上，無論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時起草憲法的過程（從“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公佈“共同綱領”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是後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 的經濟組織（例如：“人民”公社；“全民所有制”的“國營企業”而不是今天有國無民的“國有企業”），即使是在毛澤東統治的二十多年裡，中共也始終是以 “人民”的名義建政執政。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將近兩個月時間裡，從北京天安門蔓延到全國各省市的大規模群眾抗議示威運動，形成了中共當局和示威群眾兩方對 立的局面，從根本上說，正是人民要求實現實至名歸的國家主權身份。從發布戒嚴令到“六四”屠城，兩個星期的時間裡，北京市民不分年齡職業，夜夜警醒。只要 聽說哪個方向有軍隊向城裡進發，總會有大批當地市民湧上街頭堵截軍車。六月三日夜裡軍隊以坦克機槍開出血路殺向廣場，血腥清場延續到第二天清晨，一路上都 有學生和市民一次次英勇地迎著持槍列陣的軍人高叫“法西斯！”，冒死阻擋。北京“六四”鎮壓中，死傷最為慘重的正是普通市民。支持著他們與身邊的陌生人攜 手同心視死如歸的，不是任何具體有限的利益保障要求，而是相當抽象的政治主權意識和民族自信，以及這種主權自信激發出的自豪感。
二、壓制參與的政治壟斷
二 十二年來，以香港支聯會為首的海內外有心人士堅持紀念“六四”，保護集體記憶，向世界表明中國人民並不是“文明／文化”基因決定下的健忘的一群。國內也有 各種各樣持續的努力和抗爭，致力於擴充底層公民參政議政的實績。為甚麼多年堅持下來，中共仍然能夠推出如此蠻橫的“主權在黨”言說？考慮到與這些大權獨攬 的言說同時興起的，是全國推廣重慶式唱“紅歌”和向黨謝恩表忠心，當前國內的社會政治氛圍，既難以單純定義為資本主義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去政治 化，也無法看作是社會主體自下而上的重新政治化。更準確的概括，也許應當說中共官方對中國政治生活的壟斷在文革後經歷了一個從近於解禁到重整控制的過程， 如今已具有與毛澤東時代極為不同的形態，滲透到不同層次的多種面向，而且越來越公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暴力和市場經濟邏輯同時扮演著關鍵角色，迫使社會 發生深刻的去政治化趨勢，也逼出今天讚聲沸反的表象。
“六 四”血腥鎮壓，喚起人們對文化大革命時期人人自危的回憶，造成社會中的寒蟬效應。但由於政府和社會雙方共同承繼著八十年代以政治開放推動經濟改革的餘勢， 而且當時外資抗議鎮壓而大批撤離，造成政府財政困境，也迫使中共政權盡力縮小後續打擊範圍，實際上的迫害連坐程度遠較文革時期為輕。即使在鄧小平一九九二 年初“南巡講話”之後，中央政府主要壓力仍在經濟方面，地方上因循此前慣性，只要沒有直接觸及八九民運和“六四”鎮壓，不在“姓社姓資”的立場上挑戰經濟 政策，很多問題都可以公開討論爭辯。這個時期，“民主”被暫時擱置；在經濟和社會政策上，“公平”與“正義”成為重要關鍵詞；上訪仍在持續，“截訪”尚未 開始。很多電視台和平面媒體深度調查、銳意探索的欄目， 都出現在此時，以“打擦邊球”方式施壓，延續了社會公眾依然活躍的政治想像。鄧小平“先把經濟搞上去”政治改革以後再談的暗示，仍得以維繫。
此 後的一系列發展就不那麼令人樂觀了。地方上，一九九四年分稅制改革，之後以招商引資、計畫生育、“截訪”、經濟增長等項目為地方政績指標，迅速將地方政府 公司化利益化，與基層民眾發生無可避免的直接利益衝突，而民眾的政治權利卻沒有明確的限定和保障。大約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公平正義的社會想像逐漸讓位於 更緊迫的危機——“權利”話語在民眾中逐漸上升，成為社會自我保護的首選。
在 中央層面，一九九八年克林頓訪華前後，中國民主黨依法定程序公開申請正式註冊；一九九九年發生法輪功事件。這兩次，中共當局都在短期游移不定之後，下決心 大批抓捕當事人，並針對後者發起中國社會已經久違的大規模宣傳“教育”運動。與此同時，互聯網進入中國；而二零零一年底加入WTO，加速了媒體商業化泡沫 化趨勢。在“人民”與中共政權分享政治權力／權利的意義上，這些現象中最具標誌性的是，鎮壓法輪功是破壞法治、侵犯人權和公民權的惡性事件，但絕大多數社 會成員或是參與配合，或是選擇迴避和沈默，很少有人公開質疑。對很多人文社會活躍人士來說，似乎“六四”鎮壓得來的主要教訓就在於，“政治”敏感地帶不妨 暫時繞開，過後總有機會在社會生活中拓寬更大的活動空間。這種幻覺進一步削弱了在社會想像基礎上向統治者施加政治壓力的可能，加速 了民間喪失政治話語權的進程。
從 此，互聯網一波一波的活躍事件，網絡和媒體上興奮不已地宣稱的“維權元年”、“公民元年”，直到零八憲章，成功的案例幾乎都無法保持舉一反三的潛力。相 反，官方越來越放肆地以談論“政治”為控告“顛覆政權”罪的藉口，走法庭過場時，不允許被控者和辯護律師在具體言論基礎上分辨公民本應受到保護的政治言論 自由權利。在這種情況下，民眾的政治話語權大倒退。“擦邊球”原有的擴展意義消失，無法構成聚沙成塔的累積；“藉力使力”變成一廂情願，對地方執政者並不 具有原則性約束。這種變化，在海外也感覺得很清楚。去年崔衞平和何清漣在網絡上爭論是否應當高度肯定溫家寶關於政治改革的言談，凸顯出癥結所在──由於政 治話語被單方壟斷，缺乏共享的政治基礎，在官方和民眾發生利益衝突時，民間失去施壓的槓桿。
“主 權在黨”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應時而出。上文提到環球時報就北京守望教會發表的社論，既藉“敏感時期”，也用所謂中共一向嚴格控制非官方組織規模的說詞，要脅 教會就範。中央政法委秘書長周本順今年五月中發表文章，公然反對“公民社會”的提法，力圖將社會上與政治有關的言說，限制在“社會管理”和“政府能力”的 範圍內。“先把經濟搞上去”仍然常常聽到，只是這種說法所暗指的已經不是任何意義上只要耐心等待就會隨之而來的政治改革，而是將許諾局限在改進社會福利， 平息因收入兩極分化引起的不滿。不管是“先”搞經濟，還是以後實現福利許諾，中共及其領導下的各級政府，都拒絕與人民分享政治權力。這是最近地方人民代表 大會改選時，登記參選的下崗職工竟然會遭到政法雙重迫害的根本原因。
在 政治壟斷的基本框架和經濟管理語彙的籠罩下，政府經濟政策優先安撫城市和黨政官員，配合市場經濟和消費文化的擴展，當代中國社會確實瀰漫相當嚴重但又不同 於西方社會的“政治冷漠”，年輕人、公務員以及城鎮中等收入階層多少有著很強烈的自主幻覺，也會相當主動地將與政治權益相關的場域轉讓給黨和政府。另一方 面，生活中的自由度也許確實相當寬泛，可是，這是剝奪了公共政治生活的自由，其中的“轉讓”恐怕並非如很多人想像的那麼“主動”。看一看廈門反PX建廠， 廣東撑粵語，上海悼念大樓失火喪生者，南京保護梧桐樹，在這些令人感動而且成功的群聚事件裡，參加者不得不以“散步”甚至有時要以“打醬油”的名義出現， 大家都自覺地否認這裡有任何“政治”意義，生活的“權利”是上街的主要理據。甚至海外有相當名望的民運思想家也曾撰文論述民運是“政治”，維權不是“政 治”，二者應當區分開。
因 此，如果說今日中國社會存在嚴重的“去政治化的政治”（這個表述的實際義涵存在完全相反的解釋，這裡不做具體辨析），如果社會生活中的政治內涵得不到持續 的審視和反思也得不到有效的大眾參與，那麼中共當局壟斷“政治”話語、剝奪民眾政治表達的權利，就正是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源。在這個大背景下出現的“唱 紅”，只強調對上讚頌，對下規訓，也就不足為怪了。這種所謂復活了的“革命傳統”，不包括允許民眾質疑官僚體制，甚至不接受和平的上訪，更不必說注意到缺 乏生活來源的下崗工人被迫擺攤卻又遭城管欺壓時的自衛反抗了。
這 是為甚麼官方一邊提倡來源於文化大革命的“唱紅”，一邊繼續以指涉文革初期政府癱瘓狀態的“中國不能亂”來挾持廣泛的社會不滿。“動亂”是以鄧小平為首的 中共掌權者污衊八九民運的關鍵詞。一九八九年春天，從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到六月一日兒童節，在一個半月的大規模群眾抗議示威過程中，北京沒有發生過一起 所謂的“打砸搶燒”事件。在警察消失不見的大都市，學生和市民自發維持著和平的秩序，廣場上甚至出現小偷“罷偷”聲援學生的標語牌。可是就在這期間，中共 卻以首都發生“嚴重動亂”的名義，在北京城內外佈置了幾十萬大軍，做好戰鬥部署，為了自己不丟掉統治權，不惜對人民大開殺戒。
“六 四”死難者及其家屬遭遇的首先是人道災難，施害者也首先必須承擔戕害平民的罪責。但是，由於“六四”鎮壓的政治性質，為死難者及其家屬尋求正義並不僅僅是 人道意義上的問題。包括那些並未參與抗爭但在路邊或居室裡無辜傷及的死難者及其家屬在內，政府對“六四”時期所有各種情況的受害人都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責 任。提倡並堅持“主權在黨”的言說和強權實踐，只會拖延償還的時間，不會改變事件的性質。中國總有一天要還政於民。
三、青春激情的理想主義，理性自制的民族
一 九八九年遍及全國的民主運動，在當時的語境下，一般都是稱作“學潮”或者“學運”。即使後來市民人數大大超過學生，大學生還是被看作是抗議的核心和主要參 與者。運動從北京向其他城市擴展時，一般情況下也是當地學生首先起來響應。青年和青春，特別是絕食學生以主動犧牲身體生命為號召的激情和決絕，是運動轉向 “沒有退路”的關鍵。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說，在長達一個半月的時間裡，激情並沒有引向暴力。當時民眾中的眾聲喧嘩，群龍無首，卻又齊心向善，恰如今年二月 的開羅解放廣場。
阿 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浪潮顯示的，正是青年一代的理想主義精神。在埃及，有根柢的穆斯林兄弟會並未取得抗議領導權，反倒是城市青年通過網路串聯帶動了千 千萬萬上街抗議的人。他們追求自由解放、追求美好前景的旺盛精力，不但推翻了穆巴拉克幾十年的統治，而且創造出社會革命的奇蹟。青年們每天打掃廣場，保持 秩序和清潔。轉型開始後，曾發生醜惡的宗教衝突，引起械鬥和縱火並造成人員傷亡。此時，民主革命煥發的理想主義精神顯示出雄厚潛力，人民不再表現得一盤散 沙，他們有決心克制自己，作出努力，抵制宗教仇恨，致力於推動尚未完成的民主化進程。同樣的景象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民主運動的基本模式，如今並出現在深陷金 融危機困境的歐洲大陸，青年們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聚會露營，抗議示威，要求工作和社會公平，也要求實現“真正的民主”。
同 時，盲目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口號應該受到理性反思的檢驗，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激發出的熱情並不一定是盲目反動的，必須要在具體情境下分析檢討。從一九 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到今年最近這一波世界民主化浪潮，各地青年的理想主義表達中，都有清晰可見的民族自豪和民族自信成份，支撐著抗議者面對重重壓力襲來時 的困境。就像二百多年前的美國大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時一樣，也像一百年前辛亥革命建立“亞洲第一民主共和國”時一樣（後來的道路曲折，是另一個問題），對外 開放對內包容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是這類民主化革命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 十二年前，很多囿於中國革命教科書的老一代無法理解大學生在廣場上的“政出多門”，對學生組織生出格外多的訾言，指責學生領導不力。類似的思維定勢被中共 官方利用，在“六四”後的宣傳攻勢中，曾反覆氣勢洶洶地質問：這些學生上台，就能比共產動領導得更好嗎？！這種問法，完全無視民主化運動的推動者所要求 的，是有明確民主授權程序的政治體制，而不是要像山大王那樣取代現行統治者，改由自己坐龍床。很多同情八九民運的人，至今還會傾向於認為，主要是因為當時 學生做得不夠，處理得不好，才會發生“六四”慘案。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運動，特別是埃及的成功和也門、敘利亞等國人民面對持續軍事鎮壓至今仍堅持抗爭的事 實，足以證明，軍事鎮壓的責任者，絕不是堅持要求民主化的民眾，而只能是戀棧不去的獨裁政權和獨裁者。那些在軍事鎮壓當前時仍堅持抗爭的民眾，無論組織多 麼鬆散，策略多麼不明確，都有充分的正當性，要求“還政於民”。
在 這個意義上，青年參與的街頭抗議活動，有極為廣泛的可能性，而且常常代表著一個民族的活力和創造性能量。八九年天安門抗議和今年的阿拉伯之春先後表明，在 青年的青春激情和暴力之間並沒有必然聯繫；青春激情未必和理性相對立；大規模群眾運動產生的共同命運和集體相關認同，未必對立於多元包容，也未必對立於每 個個體追求自我解放自我實現的理想。
目 前校園生活值得注意的問題，恐怕並不是青春激情和暴力之間的關聯，也不是多元包容的愛國主義理想過於泛濫，導致集體壓抑個體；而是如何用求知無禁區的理性 思辨豐富個體發展的潛力，也用鼓勵青年公共參與（如服務農村、邊遠地區、弱勢群體等等）提昇社群共存意識，為日漸疲軟蒼白的青春生命重新注入一種光明正大 的氣象與活力。不管今天的下一代存在甚麼問題，無可質疑的是，青年學生仍然是社會中最有好奇心和求知欲，也是最有理想主義特徵的一群。說青少年有這樣那樣 問題，不如說這是由於成年人和社會沒有善盡對民族共同未來的責任。政治義涵豐富的社會運動和社會服務，可以培養青年獨立負責公義參與等重要的現代公民品 德，也是為社會健康成長所能做到的最好的長遠投資。
八 九年的青年學子，積極投入了當時波瀾壯闊的社會政治運動。他們之中存在許許多多不同意見和爭論，他們的決定也曾有各種各樣的誤判。但總體上，學生們勇敢地 承擔了自己的政治責任。同樣勇敢地站在反對軍事鎮壓第一線的北京市民，很多人其實都是大學生的同齡人。絕大多數倒在血泊中或遭到十年以上監禁懲罰的人，當 年都不到四十歲。他們在全世界關注的凝視中，最後一次展現了中國人民自下而上爭取自由的自尊自信自強精神。因此，我們有必要再次重複：“六四”鎮壓是一次 嚴重的人道災難，但其內涵絕不僅止於人道災難。只有“六四”得到徹底平反，中國的青年和中國的政治才有可能重新獲得清明坦蕩的立足點。
謹以此紀念二十二年前那可歌可泣的壯烈一幕。
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草於台北
图为王超华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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