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失去方向的中国

图为海外“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胡耀邦赵紫阳研讨会”部分与会者合影

2011-05-17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与百年前相比，中国在世界上的国力和经济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的物质生活更是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今日中国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少了当年精英的一样东西，那就是明确的行动目标，整个中国因此而让人感到失去了方向。

百年前的中国精英与今日中国精英的相似之处就在于，大家都认为中国的局面不可持续，中国非变不可。还有一个重要的相同之处，就是精英之间严重缺乏共识。那今日中国与当年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不同之处就是当年各种变革主张都有行动空间。尽管为时已晚，晚清的统治者终于明确了君主立宪的目标，并且有了具体的方案和时间表，革命党则下定决心不给朝廷这个机会。结果是，革命党终以无心插柳的方式在武昌举义成功，进而推翻了帝制中国最后一个皇帝。


但灾难也就从此接踵而来，一个比一个更激进、乃至一个比一个更荒唐的变革主张取代了另一个，中国人自己折腾自己，自己斗自己一直到文革结束，才开始回归理性。但好景依然不长，中国又以一种疯狂的方式发展经济，终于再次把社会推向全面失序的危机。


到了这个地步，谁都知道想不变也不行了，但究竟向何处变，如何变？精英们不仅莫衷一是，更可怕的是，没有任何一派有能力把自己的主张付诸实施。与当年的革命派相比，如今的革命派无论在海外的资源还是在国内的组织，都相形见绌。但这并没有增加改良派成功的机会。事实是，今日中共当权者对变革的态度，比晚清统治者还不如。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当权者缺少见识和勇气，而是中共形成了一种集体不负责的领导体制。领导层相互制肘，于结党营私无碍，但发动变革却很难，因为谁发动变革谁就先下台。在这个意义上，党天下事实上是一种比家天下更糟糕的政治体制。因为皇帝为了对子孙负责就不得不改革，而中共常委们要对子孙负责就绝对不能改革。


党天下的社会体制更是一种比家天下更糟的社会体制。在家天下的中国，社会还有相当的自治空间，因此能够保存和滋养一定的道德和伦理资源。辛亥革命以致后来的中共革命都证明，这种道德和伦理资源不仅能维持一个政权，也能够支持一场大革命。但党天下的中国，社会自治的空间荡然无存，社会的道德和伦理资源因此而不断枯竭，以致连教师、医生，还有药品、食物的厂商，都不能守住起码的底线。这样的社会虽然不会没有反抗和民变，却不易支持一场需要高度自律和牺牲精神的大革命。


难道中国就没有出路了吗？中国人只能坐以待毙，等著一场大灾难的降临吗？这显然是许多心有不甘的中国精英们为之苦恼的问题。最近，海内外分别举行了一场颇不寻常的精英研讨会。国内的研讨会是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新书发行研讨会，海外举行的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胡耀邦赵紫阳研讨会”（见图）。两个研讨会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与会精英对当前中国的困境都有一种空前的自觉，有了一种寻求共识之心。
http://new.21ccom.net/articles/zgyj/gqmq/2011/0514/35451.html 


中国精英的这种态度转变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这是因为，百余年来，从家天下到党天下，中国的变革已经穷尽了维系政治大一统的智慧，穷尽了夺天下坐天下的权谋手段，耗尽了维系政治大一统的道德和伦理资源，甚至摧毁了这个民族赖以延续的环境和生态资源。


中国目前面临的危机，不是哪一种主义和信仰的危机，也不是单纯的哪一党哪一派的危机，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而是中国政治文明和政治文化的危机。克服这种危机的困难就在于，它要求整个精英群体能够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觉，从而能够超越传统的思维、言说和对话方式，形成一种超越性的共识。


没有这种共识，中国的精英就只能靠诸如“民主是个好东西”之类的漂亮空话来忽悠百姓，或靠复兴儒教的乡愿来自欺和欺人。因为今日中国若没有这种共识，精英已经不可能采取任何有效的变革行动，这个国家也就不可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