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观点现在忽然流行起来。说是拉登之恶之消除，产生了忽略中国之恶的势头，使得打击拉登的努力转变成为对美国的经济削弱，从而使得中共崛起——换言之，这个世界不该过分动用资金打击拉登甚至萨达姆，而是应该不枉准确打击中共之战略目的。
其中，他们认为，悉数美国资金耗费和人员伤亡，导致中共国假此反恐战争闷声发财，成长壮大；是为所谓拉登造中国，拉登造崛起（中共崛起）。
这样的看法，还直接迎来拉登死后，美国将敌人直接转变成为中共之说，且对此乐观其成。
……所有这些看法，是不是站得住？他们说之今天，和中国，和美国，和中美关系之真实历史，又有怎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是不是仅仅是一种真实的“历史上的‘如果’”——悉尼.胡克有名的“历史如果观”，是不是可以解释如此一种观点：拉登的存在，真的转移了美国遏制和打击中共的目标和态势，使得世界乃至中共的命数发生了变化吗？
不是这样，又是如何？
如果人们这样继续推断：拉登死后，美国历届政府，两党和两党领袖，乃至美之学界，持续保留的对华政策，是不是会或慢、或快发生本质变化？
抑或，这只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美国对华政治，将随着对华经济贸易发展持续下去，且在人权和军事层面略作微调或者中等调整；而完全不会发生革命性变化？如果这个判断被今后的历史和事实证实，那么，上述美国被拉登误导的说法就会顷刻瓦解。
我们随此议题，稍做分析如下。
1，美中关系的改善和美中建交，抛弃台湾，是美国对华关系本质改变的开始——他改变了韩战，越战以来美国坚持的、现在看来是所谓负面的冷战思维和冷战行为——而绝对无关本.拉登的出现和坐大。
2，邓的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导致美国实际上开始了所谓美中“经济战略”合作——这个合作的第一次效应和发轫，是美国联中（国和毛）抗苏（联）——而这个合作甚至未被六四屠杀所改变，所翻盘；美国越过中美关系的障碍，越过道德底线和人权原则，施行经济高于人权；国家利益高于价值评估的美国特色，使得“中美国结构”初步形成。
3，在人权、还是利益的美中较逐中，美国人一意孤行，并不听从中国异议人士如魏京生等人的阻止和解劝，终于达成人权－贸易脱钩一事，使得中共加入WTO变成事实。
4，这里的实践根据，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是多位合一的。其中，早在尼克松加入毛、周谈判的日子里，美国业已实施其抛弃中华民国（大陆）之蒋介石，继而抛弃台湾之蒋经国的实用主义政策，从而抛弃了他们所谓和平演变中国的许诺，抛弃了中国的六四志士和异议人群，使得中国问题，改换成为寄托中国政权施行政治改革的空洞指望——而这个指望，在中国崛起的严峻局面中，业已变得十分虚弱，可以忽略不计。
5，如果眼光放大到整个西方世界，那么，如果说美国为反恐战争投入了万亿资金，那么，他们在与中共经济勾结之中，难道没有同样获得其国家利益吗？如果这样，美国利益至上论，就变得完全不可思议。我们可以从中国的环境涂炭，资源损耗和劳工出卖中，看到这种资本之所谓南桔北栀的负效果。一句话，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资本在中国享受的无成本，无工会，无人权之经济大利，乃是勿庸置疑的事实。
6，拉登被击毙以后不出一周，“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业已开启——而这个对话，正是在奥巴马上台伊始，实行一厢情愿的对华绥靖主义之结果——那时的希拉里规避中国人权的谈话和表态，犹言在耳，清清楚楚。如果人们没有得健忘症的话，他们会记这些亲密言谈。于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和一个正确的结尾（他们现在日益严厉地批判中共人权和强调美国核心利益），现在首尾相衔，出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结果——这就是，美国人在严辞批判中共人权倒退的今天，却在继承他们（奥巴马）上台不久做出的错误判断，并且使得美国对华政治继续呈现首鼠两端的状况。
7，不单美国是中国－美国经贸结合的受益者，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莫不如此。从希拉克和施罗德的亲华外交中，人们不难看到这些利益获得者的得意忘形——这种观念的表达，又在施罗德今天百般攻击美国击毙拉登的言论中，得以重复表演。整个西方世界和中共高层的接轨形成的独特的世界经济模式，导致了中国模式的出现——这也就是我们曾经表达的观点：中国模式的一半，不过是西方坏资本主义模式的重现；另外半个模式，就是其一党统治之政治模式带动的经济模式。
这里，认为中共经济模式是好的，政治模式是坏的；也就是一般所谓一条腿健康，一条腿残废的说法，完全不对。因为，正是中共政治模式，导致了中共经济增长模式之出现，之坐大——这种无人权，无成本，漠视环境和能源的增长模式，不过是重复了价值和人权不对等效应的产物。如果中国劳工有着亚洲四小或者拉美工人的工资、甚至埃及突尼斯劳工的工资水准，中共经济成长的效应，也会打上折扣。这是幸福成本，改革成本和人权成本全部牺牲的经济成长；正是因为这种政治模式的存在，才产生其经济模式——这是一个事务的两面和必然，而且缺一不可——换言之，如果中国劳工有些微的人格，尊严和福利，那么，经济效应的负面增长显然是不可回避的；换言之，如果中共哪怕是施行威权主义之政治垄断而放任真正的自由经济，情形也会改观：也就是说，如果中共不施行这样的政治经济合一的模式，他的经济模式，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里同样不能排除人们计算过的另一个要素，如果对其施行绿色GDP考核，中国的经济增长等于0……
8，我们强调一点。西方人所谓中国经济进步和人权进步说（——在艾未未失踪以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还如此言说——）；在艾被捕后，已被彻底击碎。一切因之开始改变。
这个反思，其实还包含更漫长的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从美国人施行苏联－美国共治政治以来（主要策动和创造者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之联合国），美国一直施行着一种纠错政治和战争政治；换言之，就像人们所言，如果美国人这样，他们就不会那样了……是的，我们稍做梳理之：
——如果美国人不让苏联人占领柏林，不施行易北河会师，而是像邱吉尔主张的那样，抢先占领东欧，历史的局面又会如何？
——如果不是艾奇逊将北韩划出美国的控制范围，毛，斯大林和金日成，还会袭击南韩吗？
——如果美国不是像斯诺，像谢委斯，像费正清那样认为中共是民主未来之统治者，从而抛弃蒋介石，社会主义阵营还会出现在自由世界之旁吗？
——如果肯尼迪并不屈服于卡斯特罗，古巴会存在半个多世纪吗？（相对于毛，他就不怕美国扔原子弹——这和毛，列宁说，死掉亿万人，就会换来共产主义有关……）
——如果不是基辛格纵容拉美右派集团镇压所谓左翼势力，形成右翼法西斯统治，拉美的社会主义梦魇，难道今日还会在巴西和委内瑞拉死灰复燃吗？
……
有人说历史上没有如果；我们说，历史上还是有“如果”的；就看你如何分析了——换言之，列宁，毛，甚至北韩，古巴乃至萨达姆和本.拉登，是不是历史必然之产物，人们竟可以各说各话——但是，说，如果中国和美国是在对待拉登的课题上产生了阴错阳差，那显然是一种局限之判断，之眼光。整个资本主义两面性之有形无形之手，在左右这个世纪，这个世界；而这个手势和指向，人们并非全无所知所悟。人们只是被一种所谓的趋势，所谓的现实和实力所误。
这就是无原则资本的力量——他历来和美国开国之价值，普世之价值背道而驰——或有巧合例外，也多半是对内不对外。这是阿伦特甚至孟德斯鸠的观察和卓见。
远在911发生以前多年，如何对待中国，美国人一直语焉不详。我们从九十年代奥布莱特的语言，亨廷顿的语言，老布什的语言中，皆可发现他们独到的中国观——在中美外交和政治摩擦稍见端倪的时候，中共大使随即造访卸任的老布什的宅邸以改观小布什的激烈观点——这些事情同样历历在目，人们或许又忘记了……。
是的，我们愿意认可有些人所谓拉登牵制甚至遏制了美国打击中国的感观——但是，如果没有拉登，中美国上述的历史就可以置若罔闻，不以眷顾吗？当拉登没有出现或者他作为美国的朋友积极反苏的时候，难道资本的力量就没有渗透中美国的大关系中，犹如人们看见魔盒的抛出而无可如何吗？
在另外一种左、右派观形成的历史成因和魔法见世的辨正关系里，世界上魔鬼和上帝共存于世界的局面，并非只是出现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
拉登，究竟是不是历史中魔鬼的替身，还是，他的出现意味着在未来的世界上，仍旧有着我们人类用简单的常识不能解决的课题；这是未定之术。
但愿这是我们超前的，也许多余的设想和预估。
但是，拉登的出现告知西方，你说历史结束了，但是，继续希特勒，毛，列宁……还会出现魔鬼，出现拉登——这是不可避免、忽视甚至预计的将来时；而将其简单归结到只是打击共产主义，就可了结一切，未免过于简单——希特勒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历史的复杂性正好在于，我们不能预估什么时候敌人变成了敌人的朋友，或者相反。一般区分敌我，是在左、右两派的定位中完成的。不说西方左右两派的历史沿革；她包括典型表现在二战前后，西班牙内战时期，德国和苏联势力的介入和影响中；只说现实中左右两派的分野。这样的分野，可以定出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衡量某种政治势力是在国家机器之中，还是处于在野地位。这就是西方国家主义定位的基本形态。
于是，逻辑的延伸是，本拉登，处于国家反对派的位置，形成了他反对美国的基本立场——而中－美国，都处在国家政权掌握资源的利益形态里。于是，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和中国都属于右派形态。这个右派形态的基本含义是，他们是资本和资源掌控的政权机器；但是，明确的分割依然存在：美国是民主政权；中国是极权政权。于是，在国家形态定位上，拉登反击的对象，就又区分成为，对于美国的打击，和对于中国的不打击。这里的问题，由此产生。
这就是说，拉登暴力行为，是定位在打击美国民主形态上的非法行为上——这个行为，和中国不施行民主，又形成某种模糊的关系（准确讲，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趋同——拉登的意识形态，和中共反美、又倾美之间，形成模糊关系）。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外一个方面，中美国在拓展外交关系，制定地缘政治，稳固国家利益诸多方面，其双边关系之掌控，又是几乎一致的；处于其超越价值之政治倾向中。这和拉登破坏国家利益说之暴力背道而持，从而使得中美国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得以外在于拉登主义。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敌我关系”的辨正和魔幻特征。明确言之，中美国在是不是要打击某种破坏国家利益的拉登主义中，几乎是一致而不是对峙和冲突的；因为，美国和欧洲政治的主要方面，不是反对国家，而是建立外交，沆瀣一气；这个历史，一如前述之尼克松在中国人权最坏的时期，建交与之，可以证明。
这个问题的提问，业已形成答案；这个答案并非像某些观点所说，只是因为中共暴力主义的形态，完全趋同或者等同于拉登之暴力，他们就可以等同和一致；事情完全相反——中国国家利益，在本质上，也是反对拉登的；虽然，现在中共高层里面，对于这个几问题的研究等于0；他们的表态和发言，互相拆台，左右矛盾，就是一证。
关键之处是，中国不知道自己是造反派、还是执政派。因为他们执政的来源是造反；而造反的目的，又是执政。这就是中共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无建制主义导致的悖论；这个悖论，又导致他们不知道是要面对造反派拉登，还是面对国家派美国——因为他们的巨大利益，牵涉于美国，而不是本拉登。于是，直觉告诉他们，至少在某个时间，他们维护利益高于维护意识形态。
是的，解释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人们不单要区分国家和在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间性，还要看重国家之间，外交之间的某种政治交易的存在——这种交易，甚至高于打击在野派那种意识形态（中国打击毛派，视为佐证）。这也是美国主张的、对于中共国并不定型、定性的，那种模糊政治的由来。这就是说，中美国的存在是美国和中国存在的利益前提；这个前提的击破，在于中国经济的迟滞停顿和破产——这和美国最终会抛弃蒋介石和抛弃穆巴拉克，有些未来主义的相似——就看极权主义经济，是不是万寿无疆了。
所以，简单讲，美国因为反恐战争而忽视了反对中国，这个观点，并不能完全成立；因为，在稳固和保障中美国利益关系的焦点上，他们会保持某种所谓战略平衡。这个产生地缘政治，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的政治外交格局，多少世纪以来，几乎一直压制着价值说和自由派。所以，重新审视这种国家利益导致的外交不变格局，重新定位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之性质，重新定位美国和拉登，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关系，从而开拓新视野，制定新策略，才是美国人不会坎坷与之，顺利采纳价值主义的根本国策。
这个“理想主义”，或者说，简直是理想主义的说法，现在，还看不到实施和保障之的任何迹象。我们期待的“中美国”价值体系之区分，在其经贸利益的巨大纠缠中，也未能乐观其成……一种价值－利益两张皮的美国政治，还在延续。故此，历史上左右两派，在朝、在野的国家－反国家认定说，乃至一般认为的左派起义的合理性和政权合法的右翼性，常常给拉登一个无政府主义借口；给反国家构制者一个简直是恒久的理由。
这个借口和理由，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模式就是：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如果拉登的宗教极权主义政治一日成功，那个奴役景象，自然会重新呈现在他的管辖之领域——而苏联人，中国人，早就领教了这个造反派不给体制，取消文化，涂炭道德，屠戮人民的“理想”和“大同”。
所以，如何看待拉登，美国，中国的关系之课题之研讨，转换一个视点就是，如何看待造反和体制的关系。如果美国民主不好，那么，拉登的“自由”，就会是更加糟糕的结局。这个结局，又转换成为中国“革命”带来的反革命和极右土壤，乃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红色特权。这即是左、右和在朝、在野发展和堕落的恶果。
《北京之春》
其中，他们认为，悉数美国资金耗费和人员伤亡，导致中共国假此反恐战争闷声发财，成长壮大；是为所谓拉登造中国，拉登造崛起（中共崛起）。
这样的看法，还直接迎来拉登死后，美国将敌人直接转变成为中共之说，且对此乐观其成。
……所有这些看法，是不是站得住？他们说之今天，和中国，和美国，和中美关系之真实历史，又有怎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是不是仅仅是一种真实的“历史上的‘如果’”——悉尼.胡克有名的“历史如果观”，是不是可以解释如此一种观点：拉登的存在，真的转移了美国遏制和打击中共的目标和态势，使得世界乃至中共的命数发生了变化吗？
不是这样，又是如何？
如果人们这样继续推断：拉登死后，美国历届政府，两党和两党领袖，乃至美之学界，持续保留的对华政策，是不是会或慢、或快发生本质变化？
抑或，这只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美国对华政治，将随着对华经济贸易发展持续下去，且在人权和军事层面略作微调或者中等调整；而完全不会发生革命性变化？如果这个判断被今后的历史和事实证实，那么，上述美国被拉登误导的说法就会顷刻瓦解。
我们随此议题，稍做分析如下。
1，美中关系的改善和美中建交，抛弃台湾，是美国对华关系本质改变的开始——他改变了韩战，越战以来美国坚持的、现在看来是所谓负面的冷战思维和冷战行为——而绝对无关本.拉登的出现和坐大。
2，邓的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导致美国实际上开始了所谓美中“经济战略”合作——这个合作的第一次效应和发轫，是美国联中（国和毛）抗苏（联）——而这个合作甚至未被六四屠杀所改变，所翻盘；美国越过中美关系的障碍，越过道德底线和人权原则，施行经济高于人权；国家利益高于价值评估的美国特色，使得“中美国结构”初步形成。
3，在人权、还是利益的美中较逐中，美国人一意孤行，并不听从中国异议人士如魏京生等人的阻止和解劝，终于达成人权－贸易脱钩一事，使得中共加入WTO变成事实。
4，这里的实践根据，历史根据和理论根据是多位合一的。其中，早在尼克松加入毛、周谈判的日子里，美国业已实施其抛弃中华民国（大陆）之蒋介石，继而抛弃台湾之蒋经国的实用主义政策，从而抛弃了他们所谓和平演变中国的许诺，抛弃了中国的六四志士和异议人群，使得中国问题，改换成为寄托中国政权施行政治改革的空洞指望——而这个指望，在中国崛起的严峻局面中，业已变得十分虚弱，可以忽略不计。
5，如果眼光放大到整个西方世界，那么，如果说美国为反恐战争投入了万亿资金，那么，他们在与中共经济勾结之中，难道没有同样获得其国家利益吗？如果这样，美国利益至上论，就变得完全不可思议。我们可以从中国的环境涂炭，资源损耗和劳工出卖中，看到这种资本之所谓南桔北栀的负效果。一句话，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资本在中国享受的无成本，无工会，无人权之经济大利，乃是勿庸置疑的事实。
6，拉登被击毙以后不出一周，“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业已开启——而这个对话，正是在奥巴马上台伊始，实行一厢情愿的对华绥靖主义之结果——那时的希拉里规避中国人权的谈话和表态，犹言在耳，清清楚楚。如果人们没有得健忘症的话，他们会记这些亲密言谈。于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和一个正确的结尾（他们现在日益严厉地批判中共人权和强调美国核心利益），现在首尾相衔，出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结果——这就是，美国人在严辞批判中共人权倒退的今天，却在继承他们（奥巴马）上台不久做出的错误判断，并且使得美国对华政治继续呈现首鼠两端的状况。
7，不单美国是中国－美国经贸结合的受益者，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莫不如此。从希拉克和施罗德的亲华外交中，人们不难看到这些利益获得者的得意忘形——这种观念的表达，又在施罗德今天百般攻击美国击毙拉登的言论中，得以重复表演。整个西方世界和中共高层的接轨形成的独特的世界经济模式，导致了中国模式的出现——这也就是我们曾经表达的观点：中国模式的一半，不过是西方坏资本主义模式的重现；另外半个模式，就是其一党统治之政治模式带动的经济模式。
这里，认为中共经济模式是好的，政治模式是坏的；也就是一般所谓一条腿健康，一条腿残废的说法，完全不对。因为，正是中共政治模式，导致了中共经济增长模式之出现，之坐大——这种无人权，无成本，漠视环境和能源的增长模式，不过是重复了价值和人权不对等效应的产物。如果中国劳工有着亚洲四小或者拉美工人的工资、甚至埃及突尼斯劳工的工资水准，中共经济成长的效应，也会打上折扣。这是幸福成本，改革成本和人权成本全部牺牲的经济成长；正是因为这种政治模式的存在，才产生其经济模式——这是一个事务的两面和必然，而且缺一不可——换言之，如果中国劳工有些微的人格，尊严和福利，那么，经济效应的负面增长显然是不可回避的；换言之，如果中共哪怕是施行威权主义之政治垄断而放任真正的自由经济，情形也会改观：也就是说，如果中共不施行这样的政治经济合一的模式，他的经济模式，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里同样不能排除人们计算过的另一个要素，如果对其施行绿色GDP考核，中国的经济增长等于0……
8，我们强调一点。西方人所谓中国经济进步和人权进步说（——在艾未未失踪以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还如此言说——）；在艾被捕后，已被彻底击碎。一切因之开始改变。
这个反思，其实还包含更漫长的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从美国人施行苏联－美国共治政治以来（主要策动和创造者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之联合国），美国一直施行着一种纠错政治和战争政治；换言之，就像人们所言，如果美国人这样，他们就不会那样了……是的，我们稍做梳理之：
——如果美国人不让苏联人占领柏林，不施行易北河会师，而是像邱吉尔主张的那样，抢先占领东欧，历史的局面又会如何？
——如果不是艾奇逊将北韩划出美国的控制范围，毛，斯大林和金日成，还会袭击南韩吗？
——如果美国不是像斯诺，像谢委斯，像费正清那样认为中共是民主未来之统治者，从而抛弃蒋介石，社会主义阵营还会出现在自由世界之旁吗？
——如果肯尼迪并不屈服于卡斯特罗，古巴会存在半个多世纪吗？（相对于毛，他就不怕美国扔原子弹——这和毛，列宁说，死掉亿万人，就会换来共产主义有关……）
——如果不是基辛格纵容拉美右派集团镇压所谓左翼势力，形成右翼法西斯统治，拉美的社会主义梦魇，难道今日还会在巴西和委内瑞拉死灰复燃吗？
……
有人说历史上没有如果；我们说，历史上还是有“如果”的；就看你如何分析了——换言之，列宁，毛，甚至北韩，古巴乃至萨达姆和本.拉登，是不是历史必然之产物，人们竟可以各说各话——但是，说，如果中国和美国是在对待拉登的课题上产生了阴错阳差，那显然是一种局限之判断，之眼光。整个资本主义两面性之有形无形之手，在左右这个世纪，这个世界；而这个手势和指向，人们并非全无所知所悟。人们只是被一种所谓的趋势，所谓的现实和实力所误。
这就是无原则资本的力量——他历来和美国开国之价值，普世之价值背道而驰——或有巧合例外，也多半是对内不对外。这是阿伦特甚至孟德斯鸠的观察和卓见。
远在911发生以前多年，如何对待中国，美国人一直语焉不详。我们从九十年代奥布莱特的语言，亨廷顿的语言，老布什的语言中，皆可发现他们独到的中国观——在中美外交和政治摩擦稍见端倪的时候，中共大使随即造访卸任的老布什的宅邸以改观小布什的激烈观点——这些事情同样历历在目，人们或许又忘记了……。
是的，我们愿意认可有些人所谓拉登牵制甚至遏制了美国打击中国的感观——但是，如果没有拉登，中美国上述的历史就可以置若罔闻，不以眷顾吗？当拉登没有出现或者他作为美国的朋友积极反苏的时候，难道资本的力量就没有渗透中美国的大关系中，犹如人们看见魔盒的抛出而无可如何吗？
在另外一种左、右派观形成的历史成因和魔法见世的辨正关系里，世界上魔鬼和上帝共存于世界的局面，并非只是出现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
拉登，究竟是不是历史中魔鬼的替身，还是，他的出现意味着在未来的世界上，仍旧有着我们人类用简单的常识不能解决的课题；这是未定之术。
但愿这是我们超前的，也许多余的设想和预估。
但是，拉登的出现告知西方，你说历史结束了，但是，继续希特勒，毛，列宁……还会出现魔鬼，出现拉登——这是不可避免、忽视甚至预计的将来时；而将其简单归结到只是打击共产主义，就可了结一切，未免过于简单——希特勒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历史的复杂性正好在于，我们不能预估什么时候敌人变成了敌人的朋友，或者相反。一般区分敌我，是在左、右两派的定位中完成的。不说西方左右两派的历史沿革；她包括典型表现在二战前后，西班牙内战时期，德国和苏联势力的介入和影响中；只说现实中左右两派的分野。这样的分野，可以定出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衡量某种政治势力是在国家机器之中，还是处于在野地位。这就是西方国家主义定位的基本形态。
于是，逻辑的延伸是，本拉登，处于国家反对派的位置，形成了他反对美国的基本立场——而中－美国，都处在国家政权掌握资源的利益形态里。于是，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和中国都属于右派形态。这个右派形态的基本含义是，他们是资本和资源掌控的政权机器；但是，明确的分割依然存在：美国是民主政权；中国是极权政权。于是，在国家形态定位上，拉登反击的对象，就又区分成为，对于美国的打击，和对于中国的不打击。这里的问题，由此产生。
这就是说，拉登暴力行为，是定位在打击美国民主形态上的非法行为上——这个行为，和中国不施行民主，又形成某种模糊的关系（准确讲，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趋同——拉登的意识形态，和中共反美、又倾美之间，形成模糊关系）。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外一个方面，中美国在拓展外交关系，制定地缘政治，稳固国家利益诸多方面，其双边关系之掌控，又是几乎一致的；处于其超越价值之政治倾向中。这和拉登破坏国家利益说之暴力背道而持，从而使得中美国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得以外在于拉登主义。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敌我关系”的辨正和魔幻特征。明确言之，中美国在是不是要打击某种破坏国家利益的拉登主义中，几乎是一致而不是对峙和冲突的；因为，美国和欧洲政治的主要方面，不是反对国家，而是建立外交，沆瀣一气；这个历史，一如前述之尼克松在中国人权最坏的时期，建交与之，可以证明。
这个问题的提问，业已形成答案；这个答案并非像某些观点所说，只是因为中共暴力主义的形态，完全趋同或者等同于拉登之暴力，他们就可以等同和一致；事情完全相反——中国国家利益，在本质上，也是反对拉登的；虽然，现在中共高层里面，对于这个几问题的研究等于0；他们的表态和发言，互相拆台，左右矛盾，就是一证。
关键之处是，中国不知道自己是造反派、还是执政派。因为他们执政的来源是造反；而造反的目的，又是执政。这就是中共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无建制主义导致的悖论；这个悖论，又导致他们不知道是要面对造反派拉登，还是面对国家派美国——因为他们的巨大利益，牵涉于美国，而不是本拉登。于是，直觉告诉他们，至少在某个时间，他们维护利益高于维护意识形态。
是的，解释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人们不单要区分国家和在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间性，还要看重国家之间，外交之间的某种政治交易的存在——这种交易，甚至高于打击在野派那种意识形态（中国打击毛派，视为佐证）。这也是美国主张的、对于中共国并不定型、定性的，那种模糊政治的由来。这就是说，中美国的存在是美国和中国存在的利益前提；这个前提的击破，在于中国经济的迟滞停顿和破产——这和美国最终会抛弃蒋介石和抛弃穆巴拉克，有些未来主义的相似——就看极权主义经济，是不是万寿无疆了。
所以，简单讲，美国因为反恐战争而忽视了反对中国，这个观点，并不能完全成立；因为，在稳固和保障中美国利益关系的焦点上，他们会保持某种所谓战略平衡。这个产生地缘政治，国家利益和安全战略的政治外交格局，多少世纪以来，几乎一直压制着价值说和自由派。所以，重新审视这种国家利益导致的外交不变格局，重新定位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之性质，重新定位美国和拉登，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关系，从而开拓新视野，制定新策略，才是美国人不会坎坷与之，顺利采纳价值主义的根本国策。
这个“理想主义”，或者说，简直是理想主义的说法，现在，还看不到实施和保障之的任何迹象。我们期待的“中美国”价值体系之区分，在其经贸利益的巨大纠缠中，也未能乐观其成……一种价值－利益两张皮的美国政治，还在延续。故此，历史上左右两派，在朝、在野的国家－反国家认定说，乃至一般认为的左派起义的合理性和政权合法的右翼性，常常给拉登一个无政府主义借口；给反国家构制者一个简直是恒久的理由。
这个借口和理由，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模式就是：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如果拉登的宗教极权主义政治一日成功，那个奴役景象，自然会重新呈现在他的管辖之领域——而苏联人，中国人，早就领教了这个造反派不给体制，取消文化，涂炭道德，屠戮人民的“理想”和“大同”。
所以，如何看待拉登，美国，中国的关系之课题之研讨，转换一个视点就是，如何看待造反和体制的关系。如果美国民主不好，那么，拉登的“自由”，就会是更加糟糕的结局。这个结局，又转换成为中国“革命”带来的反革命和极右土壤，乃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红色特权。这即是左、右和在朝、在野发展和堕落的恶果。
《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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