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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21日星期四

超越时空的对话――「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随笔






照片说明:
001:会场前景
002:吴国光、杨建利
003:戴晴
004:陈奎德
005:刘海岩
006:主持人臧大化、讲者:阿海、朱学渊、张晓刚
007:万润南和与会者
超越时空的对话

——「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随笔

田牧


湛蓝的环宇,闪烁的星辰,静谧而幽深,朦胧而神秘,一颗颗流星,从天际划过一道道银色弧线,仿佛抒写着神话般的传奇,宛如一个梦幻,一幅画卷,一首诗篇。这一美景,却也时常不尽人意,被漫漫长夜笼罩和湮没。似乎又在传递着一声哀叹:人间冷暖,世事沧桑哪……

这是「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的会幅,覆盖了旧金山希尔顿酒店会议大厅正前方的整面墙。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专家和民主人士,以及臧启芳老先生的几代后人,汇聚于此,他们是:李桂琴、戴晴、万润南、陈奎德、吴国光、刘海岩、杨建利、盛雪、封从德、费良勇、王希哲、朱学渊、杜欣欣、黄肖路、方政、唐元隽、张小刚、阿海、严力、董昕、刘绍夫、顾明、贺军、洛桑尼玛、汪岷、林牧城、陈汉中、草庵、刘因全、郭保胜、陈维健、臧英年、臧凯年、臧素莲、臧雪莲、臧锡光、韩莉、臧锡慧、高飞、臧大化、臧大成、卢杰等百余人。

与会者目睹着眼前的一片星空,犹如天穹群星闪烁,先人应是未眠。主持人盛雪娓娓道来:我们将超越时空,与伟大的灵魂交流、对话……

二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研讨会如期在此举行。

「辛亥革命」后的历史盲区

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将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可是我们中国人所面对的历史,是一面破碎而缺失的镜子。统治者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好恶、利弊,有选择地记录历史,刻意愚弄天下百姓。「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历史真相,长久的被历史混淆、掩埋,被人们漠视,甚至被权力扭曲、抹杀……

去年九月,台湾学者唐启华出版了一部名为《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的著作,该书填补了两岸史学界的一项空白。对于北洋政府,国共两党在修史上,都出现了选择性空白,或者说真空。我们这代人对北洋政府的记忆是:军阀混战,卖国条约,屠杀学生等等。

难道北洋政府真的如此昏聩无能、一事无成吗?那个时期就没有好人和俊杰了吗?《北洋修约史》的答案是否定的,它告诉读者:北洋政府并不只是颟顸误国无能卖国贼汉奸,相反,它拥有一批被列强外交档案中形容为狡猾、优秀、难缠的北洋外交官,而这些外交官在中国教科书中,都成了买办走狗等,他们的努力和成果被历史一笔勾销。

时势造英雄。二十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大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时代。北洋政府至少有魄力、有度量将中国第一高等学府北京大学的管理权,交给了国民党的蔡元培,这与今天的中共统治,简直是天壤之别。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八年的北洋政府年间,许多杰出的英才、人杰,都被历史忽略,被岁月遗忘。唐启华先生的《北洋修约史》,只是对这一时期的外交领域进行了梳理、研究和挖掘,重现了这段真实的外交史。在其它领域,同样存在着大量的历史缺失和空白。「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无疑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回眸、沉思和探索。戴晴女士道:由「民间(家族后人)出面叩问历史」,「对中华民族未来事关重大」。

「辛亥百年风云人物学术研讨会暨先贤臧启芳追思会」,就这样翻回到了历史的那一页……


女中豪杰唐大姐

吴国光教授的演讲,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回顾。

赵紫阳执政时期,吴国光曾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办公室成员,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的秘书,《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曾参与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中共政治改革政策的研究与制定,是中共十三大报告政治改革部分的起草人之一,是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的助手。

吴国光的演讲题目是:「唐大姐和E先生:略论辛亥革命与民主制度建设」。他介绍道:对于「辛亥革命」时期的女英雄,大家熟记秋瑾,事实上那一时期的女中豪杰不少,唐大姐就是个典型人物。

之所以称之为唐大姐?有两个原因:一是唐大姐作为华兴会唯一的女会员转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中第一个女会员;二是唐大姐比相继加入同盟会的何香凝大三岁,比秋瑾大六岁,所以,同盟会的会员都尊称她为「唐大姐」。

唐大姐自然有大名:唐群英(一八七一年至一九三七年),字希陶,号恭懿,湖南衡山县新桥镇人,出生于官宦之家。唐群英的叔叔伯伯都在清廷任职,有的官至提督、奉政大夫、武功将军、建威将军,并赏换花翎,被授予「靖勇巴图鲁」称号。巴图鲁在满语中是勇强之勇,勇冠三军之勇,勇为之勇,作为赐号,应该是英雄之意。唐群英的父亲,名星照,号少垣。咸丰年间,因功升提督,赏换花翎,并被赐予「长勇巴图鲁」称号,简放江西袁临协镇都督府,统领镇字马步全军,诰封振威将军。唐群英的母亲曹氏被诰封一品夫人。

唐群英的丈夫是曾国藩的一位堂弟。可是结婚没几年,丈夫就病逝了。唐群英生性豪放,蔑视旧礼教,她在《书怀》一诗中写道:「斗室自温酒,钧天维换风」,表达了她扭转乾坤的革新壮志。唐群英在丈夫家时结识了秋瑾。一九�四年,秋瑾赴日本寻求救国之道。唐群英得到消息后,立即追随而去,成为秋瑾的同学。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

唐群英是最早的女权运动家。「辛亥革命」成功,唐群英发起建立「女子后援」、「女子北伐队」,被推为队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她作为「女界协赞会」的代表,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接见,被孙中山誉为「巾帼英雄」,并荣获总统府「二等嘉禾勋章」。但「辛亥革命」以后一段日子,同盟会取消了政纲中「男女平权」的内容,不让女子参政。由此,导致了一场全国性的论争。唐群英「慨以女权运动领袖为己任」,积极领导了争取「男女平权」的活动。唐群英等先后五次向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上书,但是,这些提案竟未被临时参议院接受。于是,唐群英在一次参议院开会之机,率领一群女子冲进会场,打碎参议院玻璃窗,踢倒警卫兵,造成轰动全国的「大闹参议院事件」。所以,有人称:今天台湾立法院议政期间出现斗殴事件,也是历史延续。也有道:议会斗殴,总比两军对垒、上街枪杀百姓要强。

唐群英的女权运动,一度使袁世凯颇感头痛。在唐群英的努力下,「女子参政同盟会」正式成立。会上通过了唐群英等起草的十一条政纲,并联络北方女界,要求参议院给女子参政权。对此,袁世凯极为忧虑,他公开阻止「女子参政同盟会」北上。
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唐群英质问主持改组工作的宋教仁,抗议党纲删去「男女平权」的内容。在正式改组为国民党的会议上,唐群英盛怒之下,上台打了宋教仁一记耳光。

对于唐群英等领导的女子参政运动,孙中山持肯定态度。但随着一些革命党人在政治上日益妥协,孙中山也「爱莫能助」了。在孙中山的劝说下,唐群英转而致力于女子教育,开办了「中央女子学校」、「女子美术学校」、「自强职业女校」和「复陶女校」,还创办《女权日报》等。唐群英为振兴中国女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五日,唐群英病故。
一九九七年,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为纪念唐群英逝世六十周年,题书女权斗士

吴国光所指的E先生,即(Eelections),选举制度,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唐大姐的人生经历,恰恰为我们后人展示了当年唐大姐领导的女子参政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权运动。这个历史人物,对今天公民选举制度的实践,是一个很好的范本和启迪。


宪法之父张君劢

《纵览中国网》主编、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教授,做了「失踪的『宪法之父』——张君劢」的演讲。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出现了一部《河殇》电视纪录片,在当年中国大陆的思想界引起强烈地震,该片由对中华传统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入手,逐步引入对西方蔚蓝色海洋文明的介绍,从而表达了对西方民主文明的向往和追求,为当时的社会意识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也可以说是对「八九民运」起到了思想动员。陈奎德先生也是当年《河殇》思维群体中一员。

张君劢是江苏宝山(今上海市宝山区)人。他是徐志摩第一任夫人张幼仪的哥哥,前中国银行董事长张公权是其四弟。张君劢是近现代著名学者,亦被认为是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一。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德国,研读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学贯中西,一生主张以传统中华文明为根基,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力图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把中国建成一个与本民族传统相适配的民主宪政国家,毕生为此目标而奋斗。

台湾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拟者是张君劢。虽经该《宪法》已经七次修改,但文本的基本架构未变。中国国民党在一九三六年原本有个宪法草案,俗称「五五宪草」。但因抗日战争,遂束之高阁。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社会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的声浪日高;又因为中共武力夺权势头日盛,使得「行宪」与「和平」成为当时重中之重的期盼。国民政府遂于一九四六年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政治、军事、国民大会与宪法四大议题。由政治协商会议推举孙科(召集人)、邵力子、王世杰、董必武、秦邦宪、周恩来、张君劢、陈启天、曾琦、馀家菊、傅斯年、王云五、莫德惠、章伯钧、王宠惠、史尚宽、林彬、吴尚鹰、戴修骏、吴经雄等,组成修宪小组。由于修宪小组来自各方代表,并无成形的主张。于是张君劢主动拟定了一份草案,交予孙科。据张君劢自述:「有一天我告诉孙哲生(即孙科)]先生,我已草拟了一部宪草,大家要也好,不要也无所谓。谁想就此被接受了,由雷震秘书长印出来,作为讨论的基础。」

这其中还有个插曲,某日,周恩来跑到张君劢住处哭诉:「你怎么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列入宪法第一条了呢?这样我们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张君劢不急不缓地回答:「你有没有看清楚?第一条是『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所谓『三民主义』,这里其实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啊!这『三民』不就是美国林肯总统的『三民』吗?你有什么好反对的呢?」于是周恩来说了声:「我懂了」,走了。《宪法草案》虽然有了定局,但是由于中共代表秦邦宪坠机身亡,而接替的李维汉对于宪法不像秦邦宪那样认真,只说「此项草案,只不过是纪录,不受约束」,于是宪草又似乎将要胎死腹中了。不久,张君劢把宪草译成英文,给马歇尔看。马歇尔是「二战」中的英雄,五星上将,被美国人誉为祖国的托管者」,退役后,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调停中国事宜。或许是由于马歇尔的压力,九、十月间,蒋介石还是把这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付诸通过,于是才有了今天的这部《中华民国宪法》。从整个过程来看,张君劢先生始终起着主导和推动的作用,称他为中国的宪法之父,一点也不为过。以后的学术界也有称: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宪法。

由于国共内战的大结局,张君劢意识到他无法选择在国共任何一方的庇护下生活,无奈飘零海外,于是彻底转入儒学探究。因而,张君劢在两岸、在国共两党之间,迄今均被忽略了,他的历史功绩也被一笔勾销,成为一个被遗忘的历史人物。

张君劢先生,对今天中国的民主运动来说,不仅是历史典范人物,而且依然对今天的宪政道路起着鼓舞和楷模作用。


宪政推手张耀曾

戴晴是中共元老叶剑英的养女,但她毅然背叛了她所属的阶层,选择了追求民主之路,二十年来,被世间传为佳话。戴晴也是国内著名的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戴晴此次专程从北京赶来旧金山赴会,在谈到臧启芳、何其巩和张寿镛等历史人物时,戴晴说:「他们这批人的共同特点,是高贵的人格、独立的精神、临难不苟和无私献身。」在研讨会上,戴晴作了「结束专制,开启宪政—— �耀曾的『�政救�』」的演讲。

张耀曾是云南大理喜洲人,出身于书香世家,是辛亥革命先驱、法学学者。他早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学。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投身革命,加入同盟会,并在东京创办革命刊物《云南》杂志,担任总编辑。他撰写了《论云南人之责任》等许多革命文章,鼓励云南在日留学学生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武昌起义后,张耀曾以西南代表资格任临时参议会议员,同时担任同盟会总干事。一九一二年成立国会,被选为国会会员,当选为众议院法制委员长,亲自草拟了宪法初稿。袁世凯解散国会称帝,张耀曾愤然离国东渡日本续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后从广东回云南,协助蔡锷策划护国反袁起义,联络反袁活动,组织护国军。袁世凯死后,张耀曾担任司法总长,不辞辛劳,制定法典、审判官的职责、监狱制度等重大法规,他迫切希望国家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一九二四年,张耀曾同国务总理黄郛等人在北京组织临时内阁,摄行大总统职务。一直到张作霖入京,张耀曾辞官,去上海当律师,任大学教授。曾经担任「七君子事件」的辩护律师。

戴晴的演讲报告,也为北洋时期有好人,有能人,有志士给出了佐证,张耀曾不仅是北洋政府中一位杰出的人才和精英,也是中国民主宪政道路上的倡导者和推手之一。


集众学一身的臧启芳

臧启芳是大时代的历史人物,他曾留学美国,学成后投入了当年「教育救国」的大潮流,他是经济财政和市政管理的杰出精英,在民国政府时期曾担任过天津市长,东北大学校长、财政部顾问、教育部教育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等职,他在那个大时代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应有贡献。

臧启芳先生不应该被历史遗忘。
臧启芳在北洋政府执政时期,曾任东北大学法学院院长。但还有另一种说法,持此一观点者,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此人是张学良的秘书王益知,他在一九八九年香港出版的《张学良外传》一书中说:「『东大』校长由张自兼,副校长前后有三人:刘风竹、臧启芳、王卓然。」这与目前出现的臧启芳生平记载,以及臧启芳本人的自述中,那一时期「臧启芳是『东大』法学院院长」一说,显然不一致。这背后自然另有一种解说,在这里我无法展开细述。

么?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海岩,从事历史研究多年,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近代史、城市史,主要著作有《近代天津城市史》。刘教授从史学出发,给大会讲述了一个非常翔实和精彩的故事。

刘教授首先对臧启芳天津市长任期半年作了解释:虽然臧先生任期只有半年,但北洋政府结束,至日军占领天津的九年间,国民政府对天津市长一职曾换了十三人,按照当年国民党的新政,臧启芳的任期是正常的,也属于普遍现象。

刘教授介绍道:臧启芳先生担任天津市市长期间,充分发挥了他经济财政和市政管理的英才,在这短暂的半年中,他收回比利时租界,致力推行市政,倡组城市设计专家委员会,通盘设计规划城市,按照现代方式推动城市的建设与管理;他力图推进政府与社会合力慈善救济事业,解决当时困扰城市的贫困问题;他勤于政务,身体力行,致力解决诸多社会问题;臧启芳先生廉简奉公,是为民国一代精英之典范。

刘教授用生动的例子,讲述了臧先生这一时期的政绩,并给了很高的评价。

阿海博士讲述的臧启芳先生生平,生动而活泼,会场不时报以笑声。

朱学渊博士讲述了臧启芳先生在东北大学的一段经历。一九三七年,东北大学改为国立,国民政府任命臧启芳为校长。入川的东北大学,在臧先生的领导下,几经扩建扩编,一九四二年已经有文、理、法、商四学院十一系,有著名教授蒙文通、高亨、陆侃如、冯沅君、赵纪彬、萧一山、董每戡、姜亮夫、金毓黻、丁山、叶丁易、陆茂德、杨向奎、杨荣国、姚雪垠等。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视察了东北大学,他的评价是:在所有流亡、迁址的大学中,东北大学办得最好!

这一时期臧先生的言行显然惹恼了中共,因为他严拒中共对学生的赤化。有中共《党史文苑》杂志署名的回忆文章称:「因为臧启芳与CC派的关系紧密,他极端仇视中共,因而极力推动教职员向国民政府靠拢。在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间,全校职员都加入了国民党。在这种氛围下,校内的国民党团体积极活动,他们出壁报,吸收青年学生加入其组织,遏制校内中共分子的活动。」所以这期间,东北大学中共地下党支部,多次组织学潮发泄对校方、对臧启芳校长的不�。但都被臧先生很快平息了,没有酿成大的事件。臧先生坚持科学、民主教育,反对共产革命和赤化宣传,崇尚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其心其志,磊落光明。

关于「臧启芳与CC派」一说,臧英年先生特意作了解释,所谓的CC派,历史上原本就没有这回事,所以也就没有「臧启芳与CC派」关系紧密一说,这只是中共的一种宣传。

关于「CC派」,至今确实没有一本翔实的历史纪录,应该是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的宣传策略和手段,就好比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共「上海帮」和「团派」一类。

臧启芳老先生的故事很多,很多,这里无法展开细说。

关于马克思的「共产」学说,臧�芳先生很早就意识到它的反动性、危害性,并身体力行,纳入了他的一生使命中。这样一位学者、专家、前辈,值得我们后人永远的纪念。


法学大家李肇甫

作家杜欣欣讲述她爷爷李肇甫的故事,同样是鲜为人知。现在网上查找李肇甫先生生平资料,少之又少,大陆内的网站几乎是空白,除了维基百科网上李肇甫先生的生平梗概以外,只有杜欣欣所讲述的故事。

李肇甫(一八八七年至一九五一年),宇伯申,四川巴县人。李肇甫年轻时攻读经史,研习法学。一九�五年赴日本,入明治大学法科,随后加入中国同盟会,并任执行部书记,四川同盟会支部的负责人。一九一二年一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命李肇甫为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处总务组长。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二年担任过参议员和众议员,并在第二次审议《临时约法》时担任审议长。讨袁二次革命期间,李肇甫担任熊克武军的政委,当时刘伯承为熊军中的一个师长。

一九二二年退出政界之后,李肇甫前往上海,与张耀曾,沈钧儒合开律师事务所。一九三七年,李肇甫与张耀曾等但任七君子沈钧儒的辩护律师,并起了主导作用。抗战期间,李曾任临时参议院全院委员会委员长,四川省临时参议会议长,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七年,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一九四八年当选为司法院大法官。一九四九年任重庆西南学院院长。
一九五一年三月被新政权关押,同年七月绝食,死于关押所。

在很少涉及李肇甫的国内网页上,对李肇甫的死因却另有说词:李肇甫一九五�年在四川病逝。不知是无意,还是故意,依然刻意掩盖历史真相。


引出革命和宪政的话题


民主宪政,是本次研讨会的一大亮点。吴国光教授、陈奎德教授、戴晴女士、杜欣欣女士等,不约而同的将演讲内容,落在了「辛亥革命」后的宪政历史和人物上。

对于革命与宪政,民运界始终有争辩。革命是体制外的运动,是自下而上的推动社会改革;宪政运动是争取体制内改革,是自上而下的社会制度变革。由此也就延伸出了革命和改良的争执。

我很欣赏吴国光教授的观点。他在演讲中指出:革命和宪政是不矛盾。革命结果不一定就是建立民主宪政,也有可能是集权政治的更替,中国革命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革命的最终目标只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宪政体制,才达目标,社会才会长治久安,否则就会出现「二次革命」,「三次革命」,甚至更多的革命。所以不应该人为的将其对立起来。

我是这么理解的。革命和宪政运动,存在着因果关系,互动效应。毛泽东也承认: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等待体制内自觉完善宪政制度,只能是守株待兔式的梦幻;而体制外的革命,是外部压力和动力,不可或缺,起到了推动和加速民主制宪的过程。台湾民主化运动的经验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体制内拒绝改革,必然导致体制外的革命浪潮,各国的民主运动历史,也反复给出了同样的答案。

去年底,日本国会议员牧野圣修先生曾问我:西方民主国家为什么将二�一�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给刘晓波?他自己又做了解答:是冲着《�八宪章》的,西方民主社会希望中国步入民主宪政道路。

我和牧野先生在讨论中,议论到这么几点:
一、是为了维护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大环境需要。全球化,是今天世界经济发展的特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成了日本、美国,以及欧盟几个主要经济大国首要,或者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要保证和巩固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以及长期和平发展,中国的政治制度应该与世界接轨,步入世界民主的大家庭,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必须的、必要的,中国需要完成民主宪政的改革过程。

二、宪政改革是一条「和平演变」之路。通过民间和国际大环境的压力,迫使中共体制内完成民主宪政的改革。以中国目前在世界上所处的特殊经济地位,以及扮演的角色,国际社会期望中国既要走上民主道路,但又希望尽可能走一条平缓之途,这对维护世界经济秩序稳定有利。牧野先生说:俄罗斯的政治改革走过了九年的动荡期,当年的苏联经济尚未处在世界经济重要地位。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也是民主国家的良好愿望和期待。

三、中国民运应该全力促进和推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等待中共的自我完善和改良,是不现实和不客观的。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大环境是一方面,中国的民间力量也是一方面,而后者尤为重要。中国民运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要团结各种政治力量,制定有效措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对中共施加政治压力。牧野先生也是「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的副董事长,他建议:在今后几年中,这也是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组织的工作重点。希望民主运动的各派各系互相包容,结束互相指责,集中精力推动和促进中国政治多元化,建立真正的民主宪政制度。

现在想来,吴国光教授和牧野圣修先生的观点,无疑是一种思想碰撞的闪光,也是对今后中国民主运动的一种启迪。



精彩依�的万润南

研讨会第一天,万润南静静地来到会场,在后排入座。当会议总主持人盛雪告诉与会者们:「老万也来到了我们会场!」会场一阵骚动,霎时,全部的视线回头搜寻老万身影,一双双惊喜和热情的眼神,反映了万润南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可见万润南的名字,依然牵动着人们心弦。

万润南,在中国现代经济和政治发展历史中,以自己的思想、智慧和行动,描绘了人生的五彩光环,成为一代人的典范。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仍处于铁幕式计划经济笼罩下,万润南先生率先突破体制上的禁锢,成为第一个下海「吃螃蟹」的勇者,开创了民营企业的先河,创办了中国最大的民营高科技公司——四通公司,为今日中国多种经济体制的模式,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四通公司也由此被誉为:代表了中国民营科技企业之魂,而万润南先生正是这魂中之魂。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潮中,万润南再次挑战中共集权体制,成为民主运动的领潮人,他是「八九民运」的核心人物之一,又是九十年代中国海外民运的重要领导人。这两个「率先」和「第一」,足以让历史铭记,青史永存。

到达旧金山当天,盛雪与我赶紧联络老万,对于这位民主中国阵线的老领导、老前辈,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人会忘却,他始终在「民阵」组织中享有威信和敬重。知道老万这些年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世界各地的「民阵」朋友只要到了美国,都会相约去探望这位时代的先驱,我们的老领导,这次也不例外。但老万听说从世界各地来了这么多各路朋友,最后还是决定自己驾车来看望大家。盛雪和我既高兴,又担心,我们知道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医生不允许他驾车远行。
但老万还是自己驾车来了,我们心里非常明白,他已经七、八年没有出现在公众场合,这次举动,是他对朋友们的情义,也是对会议的支持,更是对中国民主运动的鼓劲和激励。

老万很快成了一个中心点,朋友们纷纷涌去问候他,记者也不失时机的要采访他,主持人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但出于担心老万的身体,决定调整会议议程,让老万直接在会上与大家交流,给大家机会在会上提问题。有记者发急道:请理解我们记者工作,再给我一分钟时间采访。
大家除了关心老万的身体近况,还想听老万对突尼斯、埃及「茉莉花革命」的看法,以及对正席卷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前景的分析、判断。

老万谈道:中共的专制集权制度已病入膏肓,变是一定的,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现在只是个时间问题,需要的是一个契机,是一个导火索,是一次突发事件,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突尼斯、埃及人民对专制制度的仇恨和怨愤,中国百姓感同身受,同样是到了忍无可忍地步,只剩下了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一捅即破,一触即发。「茉莉花革命」在中国爆发,不是有无可能的问题,而是早已开始了,在中国各地官压民,官坑民的事件太多,太普遍,官逼民反,革命是被官逼出来,这样的冲突近年来始终不断、层出不穷。前一阵的「钱云会事件」,就是个典型例子,这样的事件在全国各地天天都在上演,这些都是中国的「茉莉花革命」。就如「辛亥革命」,也不能只说武昌革命,它的前后十次举事都被视为「辛亥革命」的全过程。所以中国的「茉莉花革命」,不一定被视在特定的地址,或者说在北京举行,在全国各地,遍布城市和农村每一个角落,都是中国「茉莉花革命」集结地,爆发地。

老万还谈到:走民主宪政的改良之途,自然是好事,社会经济破坏小,损失少,平缓过渡。但统治者拒绝社会政治改革,人民就会起来革命,推动历史进程,这是被历史一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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