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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7日星期日

彭迪 钱行:试谈“温家宝现象”

图一、周恩来会见美国客人 彭迪(左二)

图二、邓小平会见美国客人  钱行(中间者)为翻译

图三、2005年4月23日燕京校友会活动:右一为彭迪,左一为钱行,左二为黄华(燕京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曾任中国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右二为校友会工作人员蒋彦振。



试谈“温家宝现象”
彭迪  钱行
   
【新世纪特稿2011年3月27日】我们离休多年,无缘会见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但关心国事,对胡温当政,寄予很大期望。作为新的一代,他们没有历史包袱,对过去阶级斗争过火伤人的重大错误没有责任,对海内外的知识和展望更加开阔,可以为新时代的中国大展宏图。


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吸取外国的经验,给人们以发展市场经济的自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国家经济发展较快,号称已经上升为第二经济大国。但带来的问题不少, 上层贪污腐化积重难返,社会贫富不均民怨四起,下层苛政如虎,拆迁民房,逼出人命,甚至私设监牢,扣留虐待上访公民。胡锦涛 发出号召,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下大力气做好工作”。


负责政府事务的温家宝总理 对国内问题更是责无旁贷。他在民间活动较多。给人印象是一位不辞辛劳,不畏艰险,平易亲民的总理,哪里有难就有他的形影,经常表流露他对许多民间问题的关切。


时间长了,我们发现他还是一位思想解放,有胆有识的政治家。他很少讲套话,敢讲真话,令人耳目一新。可惜官方媒体受舆论导向清规戒律的管制,对国家总理的讲话也�不都报道。举 例说吧,第一次引起我们兴趣的是温家宝2007年会见文艺界人士时的讲话。中国大陆报刊竟没有登载。我们偶然读到著名作家沙叶新在香港发表的一篇生动如实 的报道,令人惊喜。温家宝一开始就向在座许多老作家指出,他本人是读他们的作品长大的。他今天的讲话如有错误请大家指正。他的态度诚恳,不像是客套。接着 他提到许多被人遗忘或打压批判的著名作家如冰心、赵丹、吴祖光等。当他怀念巴金时,没有效法先例,总是表彰巴金解放前的名著“家”;他提到的是大陆不易买 到而许多当权者不爱听的用血泪写的控诉文化大革命的《随想录》。他感慨地说:“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本写真话的著作”。 这些天才的文人解放后,思想也被专政,再也写不出传世的作品。可惜沙兄这篇寓意深远而尖锐幽默的文章只能在香港见报。我们在这里也只能简单引用几句,多少 反映一点温家宝对新中国前30年被迫害的知识分子的同情。在忙于掩饰过去错误的中国官场,温家宝的这种表现是绝无仅有的。


第 二件反映温家宝对历史采取负责态度的是他对“五四”运动的深刻理解和维护“五四”精神的勇气。包括中国共产党员在内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曾经以 “五四”运动提出的发展民主与科学作为轴心纲领,它们至今还应该是我国的奋斗目标。新中国建国以后我们的成绩与错误都和我们是否坚持这两个原则有关。冷静 地想一想,我们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失误难道不都是由于我们严重违背了民主与科学的原则吗。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纪念“五四”运 动时根本不提民主与科学,而只讲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固然重要,但不是“五四”运动特有的精髓。这种扭曲显然也是有关领导有意识的“舆论导向”。唯独温家宝 在2007年“五四”青年节看望北师大学生时即席发表了一些多年来包括师生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想说而官方很少说的话。他说:


“ ‘五四’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我们继承‘五四’光荣传统,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目标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没有民主与科学,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现代 化。我们今天讲民主,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保障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环境,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就是 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平等公正自由的环境中全面成长;就是要把发展民主和完善法制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令人费解的是,各主要大报,不知是不约而同,还是有意安排,将温家宝这段最重要最精彩的答问,都登在第二版很不醒目的地方,许多读者都没有注意到他这段重要讲话


第 三,如果前面讲的两件事可能有一定的偶然性,后来事态的发展说明温家宝已经成为反对改革势力主要的打击对象。这就是不久前中国发生的进一步否定人类社会有 实现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普世价值观的逆流。这�不新鲜。新中国成立前,从毛泽东到共产党全党,都肯定这些价值观也适用于中国。但一旦共产党用武力取 得政权后,由于这些普世价值观妨碍一党专政的既定方针,就忽然被钦定为资产阶级世界观,而一次又一次地痛加批判,数以百万计拥护普世价值观的无辜干部和百 姓连同家属,包括全体支持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民主人士都受到残酷的迫害。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国防部长彭德怀都不免被迫害惨死。人们回想起这种为了推行“无产 阶级专政”而反对民主法治、践踏人道主义等普世价值的暴行,至今不寒而栗。


在 胡总书记领导下,现在既能听到那些坚持专政反对民主的声音震耳,也多少能听到那些要求民主改革的微弱的呼声。政府总理温家宝也站出来明确声明和一再强调 “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反映了时代的进步


在 保守派针对温家宝的观点一片围剿声中,温家宝在2010年8月在深圳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呼吁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 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会得而复失。他强调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约的问 题,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坚决惩治贪污腐败,保证司法公正,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他指出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他向全国人民宣誓,要 为中国人民要求民主自由的权利奋斗,“风雨无阻,至死方休”。


他多次讲话,篇幅很长,我们只能略引几句,说明他决心很大。他的中心思想是希望中国逐步走向人民当家作主,当政的共产党应受到人民的监督和制约,这需要加紧进行实实在在的政治改革,不能按兵不动,导致死路一条。发表这种言论在中国个人要担很大风险。


   好在时代正在前进。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原则在中国也没有被公开否定,党中央最近一个时期也曾强调其重要意义。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对温家宝这次提出的具体主张,党中央也没有提出异议。这种默许不同政见的情况在我们党内少见,甚至可能是空前的。我们姑且名之为“温家宝现象”
              
现 象不等于现实。它的出现也可能是昙花一现。尤其是政治上的改革开放,从1957年反右以来,实际上已成禁区。经济改革开放,虽然问题困难不少,但让一部分 人先富起来,比较好办。政治改革开放,伤筋动骨。特别是那些早已富起来的一些“全民所有制单位”,它们钱权结合,不仅控制了这些单位的财权要职。共产党就 是他们的政治代表,控制了党政军民的要害部门。要改变这种局面,共产党必须从指导思想到组织结构革新,还政于民,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由共产党越俎 代庖。


政 治改革必然要涉及宪法问题。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在宪法的序言中明 文强调“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宪法序言喧宾夺主,强加于民,从政治原则到人事任 免等大权都是由共产党决定,人大学习照办,最多在枝节问题上修修补补,在重大问题上,实际上人大还是橡皮图章。


中 国的宪法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实际上,谁都知道,这些规定只是一纸空文。知情人私下说,中国的宪法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它在保护 公民人权方面不起作用,但在维护当局特权方面严酷无情。有人对宪法内容提了点修改意见,被法院判处囚刑,�株连家属及其他签名公民。
 
我 们的领导特别反感的是多数国家实行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互相监督制约,避免权力过分集中而难以监督,滋生腐败。但他们提不出科学的根据来彻底否定这种互 相监督的好处。不久前他们提出一个新办法。原文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这个提法比过去进步,近似三权分立。但是,它还有一 个条件,三者之中,强调最重要的压倒一切是党的绝对领导。据他们武断,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才是中国人的“普世价值”。 换句话说,是共产党做主而不是人民作主。


温 家宝最近这一系列力促政治改革还政于民的言论,给渴望中国开始走向民主宪政的广大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关心中国命运的国际社会也拭目相看。控制主流媒体的 《人民日报》和《求实》杂志接连发表署名文章对温家宝的意见提出“批判”。而新华网、中新社等舆论对温家宝的观点报道得比较充分、客观。这种国家大事引起 不同意见,大家参加讨论是正常现象。但我们希望这种辩论更加实事求是,冷静客观,不要不负责任地谩骂,甚至扣帽子,打棍子,重走文化大革命的老路。事实 上,这一时期出现的对普世价值观的全盘否定和粗暴的围攻,对我国我党已经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是一历史性的败笔。                       


首 先是,广大的中国民众,包括党内外有志气有胆识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希望中国人能早日从上下几千年专制之苦中解脱和对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文明社会的生活和政 治环境的渴求,至于这种政治观念或理想是来自西方还是源于东方,不是问题的实质。对千方百计贬低攻、击这种人类社会共同美德的企图只能引起人民的反感。互 联网上的公开评论和官方场合以外的窃窃私语都反映了人心的向背,值得高度重视。我们从互联网上看到一个民意调查:93%的人(1424人)认为应该提倡文 明社会公认的普世价值观;仅有7%的人(115人)持反对态度。


其 次,世界大多数人民对各国几代人经过长期斗争得来不易的“普世价值观”是多么珍视。我国某些领导人以蔑视和愤怒的语言和口气对“普世价值观”大加鞭笞讨 伐,包括对许多国家权力制约行之有效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办法嗤之以鼻,对许多国家广大的人民感情上伤害之深,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对中 国和许多国家特别是和广大人民之间关系造成的隔阂,是多么难以估量!这种打击一大片,到处树敌,孤立自己,对我国的发展大局十分不利。


    我国的官员经常同西方国家议会的领导会晤,常常强调要互相交流学习,但回到国内参加领导反普世价值的潮流,大声疾呼“决不搞西方那一套”。这种两面做法,难以取信于人。


第 三,在台海两岸关系上,我们感到台湾领导人对这个问题也很敏感胡锦涛高瞻远瞩的开创勇气和马英九审时度势的积极响应,给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两岸关系带来空前 和缓的气氛。两岸在交通运输,人员往来,贸易交流,财经合作等方面开创了平等互利的新局面,可喜可贺。下一步是政治和解,更加重要,也更加困难。主要是政 治制度的差别和领导权力的分享,难以做到公平对等,互利双赢。我们认为要解决这道难题首先应从思想原则上寻找共同点。国共两党曾经在行动上有过两度合作的 经验。思想原则上也有过相当类似的立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就非常接近,而这两个主义的共同思想理论基础其实就是现在公认的普世价值的组成部分。为什么不可以从这种普世价值的共同基础出发,结合新形势的发展,开创一条政治和解的新路?我们现在忽然对“普世价值观”的全盘否定,只能增加台湾方面更大的疑虑与隔阂。最近台湾方面表示两岸统一问题,这一代人解决不了。这种信心的动摇,对于缩小两岸政治距离促进和解的前途是个不祥之兆。


欣逢来年是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百岁庆典。两岸都将隆重纪念。大陆与台湾的几代人都是在民族民主革命中成长的。后来走的具体道路不同,但本是同根生。如果在普世价值观方面求同存异,应该是不难找到两岸和解的新起点的。台湾当局已经委婉地表示这种愿望,现在就看大陆官方有没有这种觉悟、气度与愿望了。


和千千万万的过来人一样,笔者也是舍生忘死反对过旧社会的专政和忍受过新社会极左专政下活下来的老人。此生剩下唯一的愿望是还能在生前看到我们的祖国能接受普世价值的原则,稳步地开展政治改革开放,碎步走上文明政治发展的道路。中 国人民在争取解放的征途中经历过长期的苦难与屈辱,表现了英勇和顽强。中国共产党背负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企图开拓创新,铁肩上还担负着中华民族的希望, 在内忧外患中曲折,坎坷地探索着。它创造过奇迹,在时代的,内部的,外部的,集体的和个人的局限性制约下也有过严重失误,应该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该 坚持的坚持,该改正的改正。在今后继续深化改革的道路上,在改制创新的过渡时期,党的领导和各级公务人员,如果能够努力把那些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各项政策落 到实处,在逐步新建的规章制度中能够使我们基层劳动者的切身权益得到适度的,靠得住的保证;如果党的重大政策和举措在最后决定之前能够倾听百姓意见,与各 方各界认真协商,兼顾了各种合理利益和全局,长远利益;如果我们公民有条件更加关注公益事业,可以自由地结成从人口,生活,环境,慈善,到科研,科普等等 各类社会团体,发挥积极作用;如果我们人民应该享受的监督权能够畅通无阻,行之有效,不再发生法官杀原告,上访遭阻截的奇闻和悲剧;如果我们应有的表达 权,不论是个人的还是媒体的,能够实实在在的受到保护,可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我们的权贵垄断集团中的明智之辈能够认清大局, 大势,勇于克制集团前进中的消极因素,倡导放权让利,发挥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如果我们公民在学习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方面能够受到鼓励, 得到辅助;如果我们公民们自己在提高自己的素质方面,除了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之外还能够作到不断自我完善,自觉作到“讲信修睦”;如果这一切都能认真作 起来,那么,我们这方人民将可以无愧地屹立在我们这个地球村上,成为地球公民了——如果地球还没有被人类毁掉的话。
  
看起来,在创造历史的大路上,大家都做贡献的门是开着的,或正等着我们去开得更宽。这也是世界先烈奋斗牺牲换来的宝贵机遇,希望我们大家共同珍惜,团结配合,形成大大小小的合力,有力,有序,有效地碎步前进。
  
老骥暮年,见闻有限,仅以学习中的浅见就教大家,误差难免,欢迎指正。


          新华社 离休记者    彭迪  钱行
2010-10-30, 时年90高龄)      




【作者简介】彭迪,江西萍乡人1920年10月14日生。1944年在成都燕京大学历史系 肄业。同年 9月去延安。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后,历任新华通讯社翻译、编辑、对外新闻编辑部副主任、国际新闻编辑部主任、总编室副总编辑,新华社雅加达分社、伦敦分社、华盛顿分社首席记者和社长,新华社评论员,中国新闻学院教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是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采访过万隆亚非会议、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等。著作有《彭迪评论选集》。

钱行,彭迪夫人,新华社记者、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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