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平 口述 陈夏红 整理）
有人问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一生最刻骨铭心的是划右派的经历!”1960年秋，我在北京门头沟大台煤矿劳动改造的时候被 火车轧断了一条腿。当火车轧断小腿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极限伤痛，终究是一时的，而划右派后“撕心裂肺”的那种极限的精神伤痛，却是前后折磨了我22年!
1951年8月，我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中的一员前往苏联学习法律。毕业前使馆教育处征求本人的意见，我表示愿意去高等学校，这样，我就被分配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我在1956年底带着桂冠回到学校，自以为步入了“天堂之门”，从此可以步步高升万事如意了。没想到1957年给我开启的是 “地狱之门”，我一下子从天堂跌入地狱!
有人要我谈斯大林
1957年的春天，党开展了“整风运动”。
由于我1951年就出国，对国内政治斗争情况一无所知，其间发生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这些政治运动，与我毫无关系，所以我对即将来到的这场政治运动，既无经验可言，也无任何思想、心理准备。
整风运动开始时，是很和风细雨的，主要是通过座谈会形式，听取教职员工对党委的意见。当然大家都很谨慎，给党委提意见，更多的还是提希望。
我因为刚到北京政法学院，什么情况也不了解，当然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但是，大家对苏联发生的事情，却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刚发生不久的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在座谈会上，有人希望我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和看法。
斯大林杀害和镇压大批反对派人士的事实揭露后，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受到很大震动，一个时期内在群众中影响也降低不少，不少国家的共产党员纷纷退党。
西欧国家共产党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意大利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知名度也非常高。他在斯大林事件发生后曾说过，斯大林问题的根源，不是个人品质 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当时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的分歧，就在于赫鲁晓夫认为这是个人的缺陷造成的，而陶里亚蒂则认为这是制度的缺陷造成的。
当然，我是同意陶里亚蒂的观点的。我在苏联学习时，从自己的五年经历也感到，这么大的问题，仅用个人品质是无法解释的。我所经历的苏联制度层面的缺陷，正是现在我们党要整风时，需要警惕并克服的。
于是，我就在座谈会上谈了上述想法。后来在揭露我的“反党”言论中，这也就成为一项内容了，尽管这不是我的主要“右派罪状”。批判时，有人以此说我攻击“社 会主义制度”，说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有缺陷”，这当然令我甚感冤枉——帮助党整风也就是要解决制度中的缺陷，为什么一提制度缺陷，就成为“社会主义制度 的缺陷”了呢?
要知道，那时候一讲社会主义，其前提必定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说社会主义制度缺陷是大逆不道的!
我的一张大字报
整风运动座谈会方式冷冷清清，发言不痛不痒，于是没过多久，就开始进入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阶段了。
当 时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参与其中，生怕被形势抛下，我也很积极，于是也就开始琢磨写个大字报。根据大家反映，由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校的职称 评定工作是停止的，以前是什么职称，现在快十多年了，还是什么职称。具体到北京政法学院，就有差不多20个人，还是1949年之前评定的讲师、助教，连副 教授都够不上。于是，1957年5月31日晚饭后，我们住在二号楼、三号楼的一些青年教师聚在一起议论，大家纷纷表示也要写张大字报，表示我们青年教师的 意见。讨论到最后，提出了五条意见，大家推举我主持并起草大字报。大字报共有五个方面内容：
第一、认为学校整风不力，应当在党委领导下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帮助党整风；
第二，认为学校的问题揭得还不够，中层干部都不出来揭发，要求中层干部带头帮党整风；
第三、认为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但真相究竟如何，没有下落。应当就一些重大问题成立专门的调查小组，弄清真相，公布于众；
第四、老教师中有一些在肃反中，由于肃反扩大化背了黑锅，应当予以澄清、道歉；
第五、现今的工会选举不民主，是自上而下的指定，应当实现工会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
写完大字报后，我们就开始征集另外一些青年教师签名。许多人都毫无保留地签了名，共有20位。我是第一个签名的，当然最后也就成了这张大字报的主谋。
第二天清晨，我们将大字报贴在了三号楼门前。因为这是青年教师的第一张大字报，又有20人签名，这张大字报非常引人注目，引来了很多人看。
北京政法学院院党委书记刘镜西，也专程来看了我们的大字报。看完后还夸奖我们，说大字报写得不错。
这张大字报的签名者，以民法教研室的青年教师为主。紧接着，我们还把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以反映意见的方式正式向院党委做了反映。
我们一共去了三个人。党员代表是林炳煌，他后来去了香港，改名林文，担任香港《镜报》主编，反右中受到了党内处分；团员代表是我；群众代表是姚兆辉。姚兆辉和林炳煌均为归国华侨，姚兆辉因系群众，未受处分，但也被牵连。
我们三人向院党委反映了青年教职工的意见之后，当时还受到了院党委领导同志的表扬，说你们的精神很好，院党委会考虑你们反映的这些问题云云。
所有右派都是领导决定的
6月中下旬，整风运动进入反右阶段后，学校也就停课了，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全校上上下下都转入了对右派的揭露和批判，师生员工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整风阶段，当时的矛盾主要对着院领导、中层干部和师生员工之间的矛盾。现在反过来，领导很明显地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那些曾向领导提过意见的人。
7月份的某一天，早晨起来，看到校园内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开始揭发我的右派面目和罪行。这张大字报上面，最集中批判的当然就是那张20人签名的大字报。不久前还被交口称赞的大字报，如今却成为“反党”的大字报，翻云覆雨两重天!
当时所有被划为右派的，都是经院党委研究确定的。领导决定了划谁为右派，那下面的积极分子就按照这个目标去揭发、批判。所以每个教研室都有一些积极分子。
这 些积极分子，他们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党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比如你要说我是右派，那这些积极分子就看我在整风鸣放期间有没有什么言论或行动；如果没有 的话，那么看我历史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如果历史上没什么问题，那再看我出身是不是好……总之，他们的使命，是向领导证明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右派，证明领导 的眼睛是雪亮的，领导的决策是正确的。
证明了这一点还不算，他们还有批判的重任。他们最后看了我领衔的20人签名的大字报，说这就是右派言行，那他们就都开始批判这个大字报，最后再从这张大字报的字里行间，挖出我的动机。
当时，这样的运动模式是很普遍的，可以说都是这么做的，即右派分子必须是由上面先来定，而不是下面人来定的。下面的人在领导决策前可以揭发，但最终是不是右派，必须由领导来定，这是很厉害的。没有领导批准，是不可能成为右派的。
有没有对我搞过全校性的批判大会，我记不清了，好像没有。在北京政法学院的反右运动中，我是最好解决的一个右派分子，因为我很快就缴械投降了!最后，大家觉得我态度还不错，自己都认罪了，也没什么特别要再批判的了。
总 的说来，我的右派问题并不复杂，而且也不属于院一级的重点人物。反右斗争矛盾的集中点，主要是在有影响的老知识分子，尤其是民主党派中有影响的知识分子， 特别是像民盟、农工民主党这样一些与共产党有过政治纠葛的民主党派，此外还有就是高等学校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而我那时还属于小知识分子，又是团员，只不 过是个反右中顺带进去的边缘人物。
批判完了之后，组织上就根据右派分子本人的认罪态度，来进行处理。处理总的原则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个原则总的来说还是贯彻了，只有极个别人处理相当重。
那么，像我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过去参加过地下活动，参加过外围组织，算是有革命经历的了。而且像我这样又留苏的，回来后工作也很认真。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早早就缴械投降了，领导上认为我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不久右派分子的处理决定也下来了，对我的处分算是比较轻的。
作了组织处理之后，我真的就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天堂之门跌入了地狱之门!政治上成了人民的敌人，家庭上刚刚从苏联回国结婚还不满一个月的妻子立即提出离婚，家庭破裂。再加上之后不久在西山劳动时被火车轧断一条腿，可以说人生中所能承受的一切打击和痛苦，全都压在了我的头上，但我要坚决地活下去!我对自己 的要求是：“要坚强地活下去!”我给自己写的座右铭是：“困难只对怯懦者存在”。我想起了一句名言：“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眼泪的人，而是含着眼泪奔跑的 人!”
反右运动主要针对知识分子
反右斗争实际上是针对知识分子。应该说，在知识分子中，高等学校的知识分子又是重点关注的对象。在高等学校里，文科的知识分子又是重点中尤为重要者。而在文科里面，放眼全国，政法界的知识分子又成了最大的“受灾区”——从全国范围来看，应该说政法战线上的“右派”还是比较多，无论是最高法院还是最高检察院，甚或一些基层的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等，都成了“右派”的“大户”。
在苏联的时候，我看过小托尔斯泰写的小说《苦难的历程》。这部小说主要就是讲苏联知识分子的经历。那么，从知识分子的经历来看，苏联人特别注意阶级基础，因 为苏联从十月革命开始到后来，一直都强调革命中工人阶级的作用。这样的话，苏联的知识分子在苏维埃政权里面，就不得不经历一个“苦难的历程”。在苏联，像 高尔基这样没有经历大的冲击的作家或者学者，那是非常罕见的。一般来说，无论是作家还是学者，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在苏联革命的过程中，都经历了长期改造的 “苦难的历程”。
当 时我就觉得，这一点跟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不太一样。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几乎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比如陈独秀、毛泽东等等。而且巧合的是，那些 被认为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最后都是有问题的。好像真正革命坚定的，还是那些参加革命的大知识分子。这些人在革命之前，更是以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在世人 面前，他们原来的家庭也都比较富裕，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
可 是中国的革命胜利之后，我们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像原来所想象的那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针对知识分子的政 策就是思想改造，紧接着就是院系调整。那时候对知识分子地位的描述，并不像后来所说的那样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对 于知识分子的定位，一直面临着它依附在什么阶级身上的问题。最开始，政策制定者认为知识分子可能是依附在资产阶级身上，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属于资 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一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所以，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或者思想体系都还是资产阶级化的，或者 说是旧的，就需要对敌对阵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这几乎是思想改造的“法理基础”。
所 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困惑：一方面，每天都在宣讲革命不分先后，随时欢迎知识分子参加，而且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后，确实对革命的 成功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可是另一方面，无论是报纸还是意识形态，都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要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立场，要使贴有资产阶级乃至小资产阶 级“标签”的知识分子，朝着无产阶级的方向，进行自我改造。当然改造究竟怎么进行，究竟是不是改造好了，或者改造好了就是不是无产阶级了，那不由知识分子 说了算。
从大的方面说，这是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
国共政争主要争取民盟
或者再换个角度，当时从全国的形势来看，反右运动主要针对的是中国民主同盟。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右派的划分、打击的对象，民盟都是最多的。
我有时也在想，为什么主要打击对象是章伯钧、罗隆基这样一些核心人物呢?从我们1949年前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历来看，在国共两党政治斗争白热化的阶段，应该说双方主要都是争取民盟加入本方阵营的。
在 我的印象中，如果真正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来看的话，民盟在1949年前后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其他党 派人也不多，影响力也不大，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即便像民革这样的，从人数上来说是个比较大的政党，但是民革毕竟主要是从国民党里面分化出来的一些人组成， 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中，共产党可能会去拉拢民革，但不大可能重用民革。而民盟在旧政协的时候，是当时国共两党最主要的争取对象。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 国民党没有争取到民盟。于是，不能用之便杀之，国民党强令解散了民盟。
后 来我们才逐渐了解到，民盟在解散前后，其内部斗争也很激烈，并不是铁板一块。当然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不断胜利，民盟也逐渐地站到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边；而民盟 中原来中间偏右的一些人，也被革命的洪流逐渐分化掉了。所以这给外界这么一个印象：好像民盟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态度一直很明确，一直很坚决地跟中国共产党 走，这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可是实际上看起来，民盟仍然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政党。
以 前我聊起过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在这本书中，特别讲到了1935-1939年内战期间西班牙的政治格局，当时要么是左派，要么是右派，没有任何中间 道路可以走。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情况，可是在当时的西班牙，政治格局恰恰相反，“两头大、中间小”，甚至实际情况比这更极端，只 有两头，没有中间了。
1949 年前后的中国，与西班牙的情形很相似。就是这么个情况，已经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走了。当时最有可能走中间道路的，就是以民盟为代表的几个民主党派。民盟是 最可能走的，而且民盟的力量最强，最有可能走中问路线。所以1949年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写了以《别了，司徒雷登》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章，警告那些有美国 民主思想的想走中间道路的人，中国已经一边倒了，别再有什么幻想。
所 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民盟的这些人中，无论章伯钧也好，罗隆基也好，还有其他比如钱端升也好，这些人都是原来留学美国的，而且这些人脑子里面，都受了美 国传统的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这样一来，即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可以跟你同甘共苦并肩战斗，但是革命胜利之后，也就到了“狡兔死、走狗烹”的时候了。
但 是说实在的，包括钱端升在内的绝大部分民盟盟员，这些人在1949年以后的言论也好，行动也好，都是非常明显地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可是现在看起来，毛泽 东当时最担心的，恰恰也就是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有自己的政治组织民盟，而民盟在知识分子中间一直很有号召力；另外，这些人大都是留学英美的大知识分子， 无论是高校还是整个社会层面都很有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尽管在1949年后都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的洗礼，但是至少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他们脑海中美国 式的思想观念始终都存在，他们仍然希望中国能够走亲美的道路。
所以现在看起来，当时中共领导人都把民盟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来看待，捧也捧民盟，杀也杀民盟。无论政策是有利还是不利于民盟，针对的对象，在民主党派中，民盟都是首当其冲的。
反右运动的国际国内背景
反右运动中把高校作为重点，被称为“重灾区”。现在人们都知道，划右派是有指标的，当时的指标是百分之五，后来又有追补，即漏网右派的补划。但高等学校大大突破了这个指标。
50多年后，我们几位幸存者回忆当初划右派的比例时，一位掰着手指数当时四个马列主义理论教研室(哲学、政治经济学、党史、国际共运)共30多人中，被划为右派的共有10人。
也 有人说，整风运动开始时对我们说的是16字方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也是延安整风的方针。延安整风我不知道，后来听说也有些过 火，已经变成了政治斗争和抓特务“抢救失足者”了。反右运动结束后真是一片肃杀的气氛，可以说是：“知不敢言，言不敢尽，言者有罪，闻者动怒”!
反右20年后，虽然早已摘掉右派帽子，但政治待遇依然属“摘帽右派”。悲情难禁，曾在1977年6月写下一首《反右20年感怀》：
莫道系铃已解铃，风吹时闻旧时腥。
长握笔管悲难禁，强闭喉舌心欲鸣。
鬼域犹得诉罗殿，圣朝无处哭昭陵。
为何三纪用兵者，却怕书生纸上兵?
“强 闭喉舌”和“欲诉无门”就是20年心情的写照。好在两年后，终于圣朝出现并给予了彻底平反。但我最后的问题仍然存在：“为何三纪用兵者，却怕书生纸上 兵?”共产党打了三场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拥兵数百万，怎么就容不得一些知识分子的“纸上谈兵”呢?
这个问题后来看的材料多了，也逐渐有些理解了。
1957 年的国际背景，首先是在1956年刚刚发生过的波匈事件，尤其是匈牙利事件，给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罩上了阴影。当时我们这些到苏联学习过的留学生，都认为中 国不会受到匈牙利事件影响，中国完全是靠自己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而不像东欧是靠苏联红军解放而获取的政权，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像东欧那样，他们绝大多数 是拥护共产党的，而不是反对共产党的。匈牙利事件是知识分子闹起来的，有名的“裴多菲俱乐部”，就是知识分子议论国家大事的场所。反右时期一提“裴多菲俱 乐部”，就指脑有反骨的知识分子。
从 国内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依靠的是工农群众，但中共的真正领导人物向来都是知识分子，有的是大知识分子，有些是小知识分子，他们更懂得知识分子的 作用和危险。三年解放战争发展那么迅速，除了战场上的摧枯拉朽外，就是知识分子态度的转变，从拥蒋到反蒋。但知识分子是善于思考的，也是善于转变的，今天 拥护共产党是真心的吗?还是“大势所趋”呢?不仅对党外的知识分子要打个问号，对于一直在党内的党员知识分子也要打个问号!怎样才能鉴别他们的脑后是否有 “反骨”呢?用“引蛇出洞”的办法就可以“分清”，就可以“打尽”，当然领导层也不会天真地认为可以“一网打尽”，但终究可以保持政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 稳定。
反右斗争是一场集中对待知识分子的政治斗争，其目的就是让知识分子从此“听话”，不要有“反骨”，起到这个震慑作用就可以了。所以在处理方式上采取“敌 我性质的矛盾用人民内部解决的方式”，即和“地、富、反、坏”不同的处理方式，让他们继续工作，不断地改造他们，敲打他们，为这个政权服务!
法学家的忏悔问题
我记得2006年4月的时候，中国社科院的刘仁文教授写过一篇文章——《法学家为什么没有忏悔》。
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去年巴金去世时，人们提得最多的是他晚年的代表作《随想录》。这部‘文革’结束十年后推出的当代‘忏悔录’，对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 动造成的伤害做了深入的反思，切中了极‘左’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痛，因而赢得热烈的回响。重温此书，却使我想起了一个多年来郁积在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文革’结束30年来，我们法学界始终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忏悔、这样的讲真话?”
他说：
我手头有一本法律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这本当时的反面教材现在看来是多么的珍贵啊。有的人，本来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遇政治运动，就马上说“我被右派分子‘利用’了”，而被他揭发的人，又反过来揭发说“到底是谁‘利用’了谁”，要求他交代清楚与某某右派分子的关系。这使我想 起有位法学界前辈对我说起他当时在这所大学上学时的感觉：今天台上这位老师还在批昨天被打成右派的某某老师，明天他又被打成右派了。
他接着说：
同样在这本书里，我找到了我曾经的法学所同事谢怀�老先生被打成右派的罪证：在一次法学界的座谈会上，他指出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认为高级领导同志不重视立 法工作是错误的。就因为他说出了这样一些在今天看来属于常识性的东西，就被打成右派，发配新疆劳动教养，一去就是二十一年。2003年，谢先生去世时，由 于他的学问和人品，得到了法学界少有的一致追悼。梁慧星先生甚至尖锐地指出：在谢老面前，许多学人包括某些著名学人，都会感觉心里有愧。遗憾的是，我未曾 听说过那些当年参与“整”谢老的人在谢老去世前或去世后有过丝毫的公开忏悔。
最后他说：“我并不是要法学家们去掀起过去的伤疤，人人都以受害人的身份去控诉，那太肤浅。我要说的是，法学家们作为一个研究国家上层建筑、代表社会良知和 正义的群体，如果不对‘文革’和它以前历次运动中的人性扭曲及其暴露进行很好的清理，就等于失去一个社会发展的活化石，就不能有效地为他以后的思考指明航向。一转眼，从1976到2006，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经历过历次运动的法学家们如今大都已迈入古稀之年。作为后来者，我不希望这一段历史在法学界断裂， 因而特别想恳请尊敬的老一辈法学家们告诉我及我的同辈人：你们，这一代命运坎坷的新中国法学家们，在那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是如何想、如何做的?有没有过像巴金那种内心的隐痛觉得不说出来良心就不安呢?倘若这样做了，那真是化灾难为福音，不光是我法学界之幸，更乃我中华民族之幸。”
我之所以在这里大段地引用刘仁文教授的文章，无非想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知识分子内在的软弱性、动摇性。反右政治运动能波及这么多人，就是充分利用了知识分子这个与生俱来的弱点，我也不例外；
二是“反右”话题仍然是一个禁区。右派平反以后有一段时间，诸如电影《天云山传奇》的问世，曾引起社会很大的反响，后来反右运动就成为禁区。这成了共和国成 立60年来最难写的一段历史。如果把它写成正面的历史，不仅伤害了几十万无辜受难的知识分子，也难以应对社会的指责；如果把它写成反面的历史，中央对右派又只愿“改正”，而不肯彻底地“平反”!
——《往事微痕》第69期 （201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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