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毛泽东与尼克松（右）
革命和革命有异有同。踢开一扇腐朽之门，是为同一。历史上，这样的革命来源于对于建制在革命以前的制定执行和尝试。在民主的古代时期，雅典民主尝试的制度化实践，在一系列民主程序的细节中，给出希腊，雅典甚至拉西代梦人一种夹杂着专制，僭政的政治因素――且随着民主王政僭政和寡头统治的转换，革命，在内外战争和变动中施行了民主化实际操作的现实和史绩。从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乃至美国革命的经验看来，革命，也是回到制度化草创阶段的辅弼行为和复辟行为。这是因为革命最大的道德合法性产生于传统性，产生于传统和现代的结合――也就是从古代自由转向现代自由――从古代民主转向现代民主。很可惜，这却是西方的传统。古代希腊，波斯，利比亚和埃及，虽然尝试过类似雅典之民主概念（见希罗多德《历史》中波斯七人帮窜权时期的民主化讨论），却以专制和皇政代替了雅典民主；但是，这个希腊民主概念在当时社会的普及却是事实，且影响到那些波斯寡头。于是，埃及，利比亚和波斯，在希罗多德笔下，业已成为专制民主转换行为的一个标志。也就是说，利比亚埃及和波斯并非远隔这个自由传统。在希腊化时期，这个多元文化的基督教正统，在康斯坦丁那里也是吸纳各种准民主多元化之传统为其补充。罗马帝国衰落的元素主要是多元化势头将其西方化撑破散落的结果（自然尚有全民腐败等因素）。
这个早期历史的规定性说明，转移到法国英国和美国革命时期，大致情形更加明确。这就是所有这些革命，来源于挽救补充完善他们的早期建制和早期文明。这个文明其实含括了利比亚埃及和波斯文明与希腊民主和基督教文明之接轨。现在，几千年过去了，这个伟大的回潮就像一股巨大的突进力量，把历史拽会了希腊雅典和利比亚埃及之间民主和专制之间的伟大博弈；拽回了基督教和中东伊斯兰教之间的伟大汇合和斗争。这次斗争中以色列犹太教之马丁.布伯的元教旨主义之式微和边缘化带来萨伊德甚至巴伦伯伊姆（钢琴家）们的巴勒斯坦忧虑论；但是，中东宗教道统的重新洗牌也许就像康斯坦丁议定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位置一样，会出现文明冲突和文明融合两论之间的选择和定位。一种美国是不是未来主流宗教文化和文明价值照样的主导者的提问应运而生；虽然现在做出回答为时过早。但是，埃及革命代表的美国式支持穆巴拉克主义势必为其以后主导者地位的稳固带来解构；如果美国不面对这个解构的话。
一向疏离西方宗教和文明的中国去向，在十九世纪初叶遂遭挑战。一种残暴血腥的东方亚细亚文明和西方殖民主义文化迎头相撞；同时，在西方列强给出殖民路线图的同时，西方民主文明也与时俱进创制中国。这就是清朝和辛亥同时认识西方的故事所阐释的那些事件。于是，从那时开始，中国革命去向就成为世纪话题，引其至今。今天的课题是什么？其实还是上述中国革命和西方革命朝向的迥异。中国革命有顺乎天应乎人说。这个天并无建制和民主；也许有些制横因子。中国历史上应乎天之革命，是说这个革命是要找回中国的道统；这个革命是复归一种周朝的秩序和文明（周礼＋周易？）这个并非给出中国人可以像西方人那样从革命回到制度的那种方式。于是，革命回到和朝向哪里？几千年来并无答案；这个并无答案的一半方案是孙，蒋革命一半回到中国文化之半制度建设；也就是中华民国之创造。这个创造虽然一半训政一半军政，却是历史学人不好回避和绕过的伟大创举。这个创举之所谓威权主义和专制开明主义直接创造了台湾经验，台湾民主――遂使得应乎人的革命变天为民主世界。这是不能忽略孙文更不能忽略蒋公功绩之所在――可惜有人将此历史中间砍断只说两头――这就是他们不重视民国存在及其经验之败笔。
这样一来，台湾经验解决的就不仅仅是中国问题；孙文开创的也就不仅仅是亚洲民主；而是整个亚洲自由新文化和西方民主老文化（除其殖民主义）的接轨。这样一来，亚洲专制主义制度建设和西方专制主义僭政民主自由之建制，可以在历史文化上取得融合。这是除去经济融合之全球化更为重要和准确的政治全球化过程与过渡――也就是政治全球化的普世价值主义张扬――这是现在新的利比亚埃及和未来伊朗中国历史新走向。这个走向提出的挑战就是地球资源和新民族主义如何摆平博弈争斗和妥协之新课题。这是比较远方的话题――这个话题的新近走势就是对美国欧洲疏于对此考量和策略的担忧乃及在利比亚和埃及新文明关头，表露的迟疑和不决――这个不决直接带来美国利益和价值在新历史关头的错置和被动――这是美国人奥巴马和美国人里根，英国人撒切尔和德国人科尔最大的不同――也是中国之邓和苏联之戈巴契夫之间最大的迥异。历史上，邱吉尔主义和罗斯福主义也为此苏联和中国（―延安――北京）合法性产生悖论――这个悖论，在1956年纳吉起义和1989年北京造反时期，产生了他们争议不定之后遗症；这就是类似张伯伦的经济建设、外贸利益、稳定格局和战略计划（"计划"革命）的重演；它附属于整个美国布局和利益演绎之彻底破产――这个破产的证伪效应就是台湾和美国断交的台湾民主发生论――美国右翼势力和基辛格主义在南美的反革命破产论和拉美左翼民主势力并从查维斯之流的崛起。
这个效应，直接导致另外一个负面结局：1972年中美接触带来的毛式改革（这是改革的中美媾和铺垫）和邓式改革的展开，导致苏联覆灭和中共崛起。这是美国和平演变和"计划革命"的败局。杜鲁门主义放弃蒋国和迎合毛国，乃至尼克松放弃台湾迎合中共，实属美国短识利益外交内政的失算。故此，在我们如此简单回顾所有这些历史以后，看清埃及利比亚之变的现实和历史重合，就会从中找到中国之花的开放位置和土壤。也就是说，当美国和欧洲取媚和投合穆巴拉克和卡扎非的时候，所有这些因素带来美国人无法发动，不能阻止，必须面对的新式革命。这个恶之花不是波德莱尔的革命颓废主义和美国嬉皮士，而是借鉴美国原始价值的非利益考量之新旧革命观――新式之，就是埃及利比亚独立革命之勇气――旧式之，就是他们和希腊老民主老自由之关系；自然含第三波第四波民主潮流――这个进程最早在亚历山大东进的道路上产生，由后来西人更加覆盖亚细亚的全球化民主潮流，民主进程――虽然，他们残带着殖民主义的血污和尸骨。于是，北京和中国转型，不是从新闻报道里面惯性带出，而是从历史中难产而生；这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我们的看法于是产生有兹：
一是，中国维权和中国演进的首要关照应该是建设一种独立于美国和欧洲利益的普世价值观和战略革命观；依靠外援和美国的梦想不复存在――含如何对待中美国资本的联姻结构和沆瀣关系――不识破和解构这个结构中国资本的运作不会因为花朵开放而偃旗息鼓――也不会因为只是祈祷偶然因素而偶然看到成功。这个偶然性可以基本排除。
二是，区分革命背景的政治和经济条件，对症下药，找出出路，不予模仿，易变于天时地利，变易于东西南北；也就是说，中国人要在自己寻找的独特的，符合国情的，不抄袭埃及和苏东波的，自己的革命背景和背景革命中，审时度势，见机行事，顺乎天人，以期谋略，达致功成。历史是由细节造就；未来之历史何尝不是也由细节造成――那种短暂的无政府主义礼赞和节日也许已经被六四失败证伪；难道世人尚要重蹈覆辙？
三是，我们仔细考察近来革命背景非常迥异之各种颜色革命和苏东波革命，找出回应之道，在所必然，并无捷径，既要适当参考，也不可只顾抄袭模仿、依葫芦画瓢――那是没有前途的盲目主义和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不能得逞于革命之各个阶段――每一个艺术家之成功，都是因为他的独立思索和创制因素；贝多芬不能只是模仿巴赫而艾舍尔也不能只是参见马格立特。这是艺术的所谓规律和客观；革命焉能不是。
――苏东波是因为冷战的外部条件，使得苏联被迫接受了撒切尔等西方政治家的"政治贷款"条件；也就（被动）放弃了抱残守缺的固执镇压态势，导致革命或者改革在苏东发生（从戈巴其夫无钱无力无援镇压波罗的海小国独立开始）。戈巴契夫的作用，是由于他的积极面对，还是消极反映；使其不作为之有为，有为之不作为，无法作为，顺其自然，都要商榷以细节，以真实，以客观；含主观之客观和客观之主观……
――六四是美国，西欧和中国（民众+知识分子）本身都没有成熟到面对革命的历史，所以失败，失算――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一个关键的概念即极权主义是不是可以从党内打破缺口；赵式和胡式方式是不是接轨于普世民主结构，尚有巨大疑问和不决之因子，没有适当解释和回复。同样，这也并不能说明所有的无纲领无组织无策略无艺术无领袖之革命，就是伟大新革命药方――这是一种无可如何的盲目主义――这在埃及和利比亚也许可以，但是，在中国这个绝大的国家，绝无可能。
――非洲革命是因为美国价值（含美式教育，经济自由――或者一半自由），和宗教依存和独裁、贪墨，双向存在背景，双向导致革命的爆发――且重要、主要点是，埃及等国的统治者没有彻底摧毁价值底线――导致军队独立和中立态势的形成――这条底线卡扎非是僭越、践踏了――但是在六四和新疆，西藏之21世纪，证明这个神话彻底破灭。
――再就是，中国革命，现在不具备冷战的外部条件（美国对中共政权不作定义；和过去针对苏联不同）；不存在内部道德底线和文明积存的残留（政权方和一部分知识人，人民方）；不存在专制主义、威权主义政治裂隙和相对自由度的存在；加之中国人拜金和犬儒，革命可能性很小。虽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花朵带来的恐慌惧怕和乱像，但是它是不是就是更改无制度无传统无文化无道德之新式革命方法，疑问是剧烈存在的。一切之道德因素没有因为道德不挽救就可以产生；换言之，革命之前的道德因素和人物因素如何可以不在首鼠两端的左右摇摆中做到坚定和坚持不易，是为更大疑问。
故此区隔革命原因和背景的不同，强识历史的惯性和创造，最为重要；然后对症下药，苦严根据和策略，方可摆脱一般盲目的革命模仿性；模仿的真正含义，就是没有能力反映真实状态和现状本质；产生荒诞的乐观主义和绝望的悲观主义。这两者其实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堪与虑之状态；我们要改变这个状态，亦不是朝夕之事。
所有不愿意发现和寻找路径，以为埃及和利比亚可以复制中国革命，也是一种绝然之错误。我们知道，埃及和利比亚覆盖在西方历史和希罗多德的考量之下；而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血脉，隶属于亲子系统之外。所以更加难为探究和发现；我们不能脑袋发热就以为埃及事务就是中国事务（基本上是要区隔专制主义、亲美主义和极权主义大不同）。这也是没有现实感的估计；这个估计也注定不能成功。
所以鄙看，仍要一点点弄清革命前提和根据，弄清内外环境和背景，参考以虑，找出症结，对症下药，方可达成各种花朵盛开；虽然说盛开是必然的；反之，一味模仿，盲目乐观，简单从事（或者不从事），都仍旧没有前途。
原载《民主中国》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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