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莱：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性堕落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生存的伦理价值底线，且有守护这类最低价值的核心团队，这个团队就是该民族的知识分子。中国社会当下出现的严重的信仰危机，精神世界的大面 积荒芜，就与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团队的缺失不无关系。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性堕落，知识分子精神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几乎流失殆尽，我们的社会才会出现巨大 的理性真空，价值和道德真空。

   中国知识分子的堕落随处可见，且触目惊心。我们这里有点文化的人已大面积官僚化，无数读书人争先恐后往官场挤。他们到了官场，可又不把知识分子应具 备的起码的良知、理性和人文精神带过去。他们一进官场就以加速度堕落，其堕落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他们人格之低下，甚至不如早期那些有着人类道德本能的没文 化的工农干部。请问现在那些贪腐成性的“公仆们”谁不是博士硕士的？那些视民如贼的官员有几个不是高学历携带者？
   同时，我们的“知识分子”也高度商业化了。这倒不是说他们都做了商人。商人只是一种职业，做商人而不失知识分子本色的也大有人在。我说的是精神的商 业化。我们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堕落了，所以，他们经商很容易地就经营成了官商勾结的奸商；他们做官，满脑子装的也是钱财，有机会贪污受贿、消费公币竟 成了如今的知识精英们争相从政的第一动因。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如古代的士大夫。士大夫心中至少还装着一分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士大夫无论怎样迂腐，却不会 像如今官场的知识精英们那样虚伪——一边打着官腔喊爱国，连自己都不相信，把配偶子女都送出了国外，把自己变成了裸官。
   官员已蜕变成与知识分子的本意不相干的一群人了，就不去说他们了。现在说说职业上貌似知识分子的中国精英们——学者、专家、教授等等。说到这些人， 由于他们打着的就是知识分子的旗子，又大多把知识分子的魂给丢了，所以他们才是给知识分子的光荣称号抹黑的“元凶”。说到这些人灵魂的肮脏，我们只须看看现在的论文抄袭风有多严重就够了。这些抄袭者中，不少人竟是有头有脸的知识精英，不是博导教授，就是大学校长什么的。我在这群人中混过，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昏天黑地的成日在搞关系拉帮派，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真正做学问？他们头顶上那些成堆的学衔职称也因此而不能不让人存疑。而且这些人也是身在曹营心 在汉，有一大堆学术名头在身了，一心想的还是行政级别和官阶。在畸型的制度和知识精英官瘾成疾的双重夹击下，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行政化日趋严重。这些知识精 英争当校长、院长、主任、博导什么的，冲着的主要目标仍然是钱。这些钱叫院长经费，叫科研基金，叫专项课题费等等，但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如何掌权进而挥霍和侵吞纳税人的钱，竟成了这些知识精英的第一学问。
   当然，作为知识精英，这些人最可恶的地方还在于缺乏知识分子的作为，没有担当，占着茅坑不拉屎。知识分子的核心品质是人格独立。但我们的许多知识精英却犹如软体动物，他们唯一的本领就是帮权力打圆场，替利益集团帮腔，顺着别人的杆子使着劲往上爬。要是民众有不同看法，他们就说老百姓没理性。但他们自 己却未必真的尊重理性。要是权力或利益集团说要借用一下这些非理性的大众声音，他们就说这是“民意”，反之便对民众的呼喊不理不睬。但他们又不敢大张旗鼓 与民粹抗衡，顶多是小声嘀咕几句，就将头缩进去了。我始终认为，知识分子的独立品格应表现在两方面：既不屈从于权力和利益的淫威，也不要在民粹主义面前双 腿跪地。而我们缺钙的知识精英们一方面要巴结迎逢权贵，另一方面又被民粹裹持，活得实在窝囊。
   上世纪下半叶，欧美学界曾流行一种说法，说是由于社会的富裕和中产阶级的壮大，传统的以张扬和守护良知、公正、自由、人权、终极关怀等为己任的“观念型”或“价值型”知识分子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工具型”专业知识分子。这种似是而非的断言用在欧美社会也许有还点靠谱，因为那里有基督教的宗教文 化传统，又经历过大规模的思想启蒙，普世价值已深入人心。我们如果拾人牙慧，也宣称要将价值型知识分子扔进历史的垃圾筒，那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况且欧美 学者说他们不需要观念型知识分子了，也说得过头了。看看最近的金融风暴吧，归根到底，它的始作俑者还是道德的沦丧、人性的择恶。可见即使在人文精神高度普 及的欧美社会，那里照样需要反复提醒人们注意守护和伸张最低价值的观念型知识分子。至于中国就更是如此了。我们这里的宗教文化传统很淡，佛教虽然传到中国 有两千年历史了，但并没有真正嵌入人心，大部分去庙里烧香拜佛的主要还是为了自己的福禄寿；我们对自己的精神传统和人文祖宗也是不恭不敬，孔孟之道要么只 是被拿来挂羊头卖狗肉，要么就被随心所欲地阉割，再不就成了被嘲弄和咒骂的对象，而且这些诅咒的带头人就是知识精英。如今的中国道德空前沦丧，人文精神斯 文扫地，我们的知识精英们却大多装聋作哑，如果说还有知识精英在议论价值伦理之类的东西，吃得开的也主要是这些人——这些人以学者自居，却以挖苦、批判和 解构普世价值为能事，而且附和者众，实在是中国的一道文化奇观。
   说到工具型专业知识分子，我看我们这里也出现了荒漠化和侏儒化的趋势。那些真正称得上世界级的、在某专业领域真正有大学问的、人们能掰指头数出来的 大师，且不说胡适、钱穆、陈寅恪这些人了，就是钱学森、季羡林、李政道等，请问又有谁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培养出来的？我们这几十年倒是培养了不少钻营 型的文化人，这些人以知识精英自居，打着院长、主任、学科带头人之类的头衔到处沽名钓誉，招摇撞骗，专业学术能力却为人所诟病，把学术界搞得连文盲都看不 上眼。
  中国的读书人当然大部份都是善良之辈，老实且敬业，但他们没有话语权也是不争的事实。在高度官僚化的学术教育体制、荒芜的道德精神文化氛围，以及近乎负筛选 的人才选拔评价机制的多重作用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常常被一些没有什么真学问，人品却够呛的人把持着。这些人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华和代表自居。他们也 的确现实地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中国知识分子的发言人、形象大使和道德学问符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会说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性堕落 了。就象一碗汤，就算它的大部份配料是好的，但它毕竟被一大堆老鼠屎污染了，这碗汤毕竟坏掉了。

——《往事微痕》第69期  （2011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