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一龙：不读《党史》

广西人民出版社《黄一龙阅世美文》封面

【新世纪特稿2011年2月26日】题目所谓“《党史》”，实指刚刚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题目所谓“不读”，表明我尚未读过。没有读过就声明“不读”，这种态度似乎比毛泽东当年声明“不看”那篇后来被他批倒批臭的“反冒进”社论还霸道；他至少还给了个“不看”的理由：“骂我的，我为什么要看？”——他不会耳朵认字，为何“不看”就知道那篇由刘少奇周恩来授意炮制的人民日报社论是骂他的，此事至今无解，所以说他霸道；不过那话至少说明他料到其文对自己来意不善，算是条件反射进行自卫吧。而这部《党史》，当然不可能“骂”我这个小百姓，我即使能够耳朵认字鼻子认字，也绝对不会听出嗅出它对我个人的一丝威胁。可是，那也不是与我无关的。

其实这部记录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历史的著作，我盼望阅读已经20年了。20年前的1991年，我买到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此书第一卷的前身《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那是记载1919年中共创立时期到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的历史的。那30年的历史，我大约有一小半还未成细胞一大半不过是孩提，读起来基本上和读秦汉史隋唐史无异，它怎么说我就怎么相信吧。读完以后就盼着它的“下卷”，因为从1949年起我已长大并且很快“参加革命”进入社会，其中每一天每一刻的历史都和我休戚相关血肉相连；特别是把“下卷”再细分为目前这第二卷所涵盖的1949到1978年的30年间，每一天每一刻总有若干歪曲真实历史的谎言铺天盖地扑面而来，甚至到了我所亲身经历的任何事件都至少有一套谎言伺候着的程度。于是我就衷心盼望倡导拨乱反正的党中央，会给我们一部同样拨乱反正的真实的当代史。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这部记录中共执政头三十年历史的书。按照常理，我哪能“不读”它呢？

全部的不幸来源于我在拜读该书以前拜读到一段新闻采访：《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曾主管二卷的编撰和修改”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张启华。这位被该刊称为“在外界眼里……是敢说真话的人”的张女士向该刊吐露了一番真话，道出了该书的问世过程并且对该过程的必要性正确性作了一番解说。我在获得这样的知识以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如本文题目了。

我从“作为历史学者”（据该刊介绍）的张学者的真话里，得到的第一个信息，就是这本名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书，讲的其实不是“历史”，而是对历史的……“认识”！请看问答：

中国新闻周刊：据了解，从1995年开始，《党史》二卷的编写工作就启动了，为什么到现在才出版？

张启华：这是因为正确认识这样一段复杂的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经过反复研究、不断修正，才能比较接近正确。

 “历史”和对历史的“认识”不是一回事；按照张学者当然应当学过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前者是第一性的，后者属第二性，是前者的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一部严肃的史书，总是严格地区别两者的关系，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反映历史，再去宣讲作者对于它的“认识”。而作为读者，首先而主要关心的，是过去究竟发生过什么事，然后再及（或不及）作者正确的或歪曲的评说，再做出自己的“认识”。而据媒体介绍，从1994年开始编撰的这部党史，到1998年 “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即审订了全部党史《二卷》稿（当时称《中卷》），准备在1999年出版发行。据了解，当时的版式已经排好。”（《30年党史，修了16年》，《南方周末》2011年1月27日），可见，就编撰本书的专家们来说，无论史料也好，对史料的“认识”也好，都在10年以前收集、整理、讨论、折衷，安排停当，作者们“大家对大的问题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可是，就在该书准备面世之时； “出版被骤然叫停。之后，这本由众多党内权威学者花费五年时间编写而成的书稿，开始了长达10年的修改过程。”（同上文）修改什么？就是张学者说的修改作者们的“认识”，使它“比较接近正确”。那是因为10年以前定稿的认识“比较”偏离史实因而比较不正确吗？张学者的真话告诉我们，它偏离的不是史实，而是：

书稿写错误较多、较细，中央审查没有通过。

一部写历史的书，对于历史事件写得“较多”，即较少遗漏较难隐瞒；写得“较细”，即较近真实较难造假，应当是它的优点而不是罪过；经过“审查”而“没有通过”只能说明审查者的“认识”和客观历史发生了矛盾，而索取的解决办法不是纠正不符史实的认识，却是纠正历史去附和审查者们的“认识”。所以张学者介绍说，他们的修改原则是：

我们写这段历史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一个是要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保持一致，再一个就是跟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精神保持一致。

这就不仅须使作者的认识，而且包括“这段历史”本身，都无限地接近于中央决议，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张学者专门点出的是邓小平、薄一波和……习近平）的“讲话和精神”（原文如此）了。……可是，这还是“历史”吗？世上存在这样乖乖的历史，会听从未后世“领导人”的指示，说变就变吗？而且我每天从官方媒体敬领的这些决议文件讲话和精神还嫌少吗，何苦去读它们之二手拷贝的“认识“呢？

据介绍，审查者对于“较多、较细”的不满意，只在“写错误”，至于写成绩，倒不嫌其多其细，他们修改的目标首先就是“成就写够”，并在增加了30万字即将近原稿一半的篇幅以后，确实使书上的“历史的全貌就比较明亮点了”。对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读者来说，“成就写够”乃是每天睁开眼睛就能接触到的：所有报刊杂志、广播电视、文件告示、讲话指示，无不宣传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伟大成就（写到这里，笔者记起自己1951年2月在一个小小的单位参加工作，参与编辑的第一本书就叫《新中国一年来的伟大成就》），比任何朝代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更加“明亮”，真不值得作者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再花十年功夫去“修改”。真正置读者于黑暗中的，倒是原稿所写的“错误”被遵命改得较少较粗了：较少，就是把实际发生以后又进入原稿的历史隐藏起来一部分，不给读者看了；较粗，就是以抽象取代具体，把活生生的历史变成死板板的说教。至于哪些给读者看哪些不给、说什么教不说什么，就由改正了“认识”的作者们，或他们的领导如张女士者，或张女士的领导直至最后审稿人自定了。这样的书，可以是任何门类的著作，就是不能叫“历史”。

概而言之，这种遵命改造过了的“认识”，就是对“写错误”的深深恐惧，生怕错误暴露出来，发生如张学者所忧“片面歪曲、全盘否定党的历史，进而否定共产党领导、质疑共产党执政”的危险，不利于“政权巩固”。我想假使出现这样的情形，那首先是由于“犯错误”而不是由于“写”了它。以为只要不写错误，就可以随便犯它，这恰恰不能达到张学者所谓“党史特有（为何“特有”，她没有解释）的资政育人作用”，反而鼓励后来者放心地继续犯错误，继续不准“较多、较细”地记载它，以期继续取得“政权巩固”的效果。这里且不说读者的利益，就是对于为政者，这个主意也是蒋干之策，只有反面效果。从轻里说，掩盖一次历史错误（例如这次的“十年审查”），不过为后来的史书增加一次掩盖错误的历史；重一点呢，请看邻居那部被《联共党史》长期掩盖的历史一旦露出马脚，会是什么样子。苏鉴不远呢，同志们小心啊！

说是“错误”，轻轻两个字耳，就令有些先生坐卧不安；而在那30年的“错误”里家破人亡的百姓，何止千千万万；那30年的“错误”对整个国家民族的戕害，何止“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其实已经走上一条死路了，所以屡有党国领导人警告“不改革死路一条”。对于这样的“错误”，亏得张学者还不惮展示她“怎样正确认识这段历史的主线”的理论。据她说，1949年到1978年“这段历史的主线”——

就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在探索中有很多曲折，犯了很多错误，在新时期我们对这些错误进行总结，接受教训，最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张氏这段“主线论”用的是一个长句，其实它在“犯了很多错误”那里就该断句，因为“这段历史”正是以错误再也犯不起了为终结的。后一句所谓找到道路云云，应该属于“新时期”的事了，它在文字上可以被挪用于前者做条光明的尾巴，但在事实上可以修补任何一桩错误和罪行吗？

为了证明她的“主线论”，张学者还创造性地提出“错误自己发现说”：

这些错误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

是党，而不是什么别的组织和个人，认识并纠正了错误。

这样的论调此前也有人唱过，不过因为它太脱离“历史”，所以沉寂久矣，①现在又被拾了起来，真是可哀。查1949年以来中国体制上的弊端、政策上的失误、以及领导人违宪违法的很多举措，早在“我们党自己发现”以前，就屡屡被伟大的中国人民，普通百姓或共产党员，党的干部甚至高级干部，发现并指出了，可惜他们屡屡受到“我们党”的压制、打击甚至杀害。几十万（一说几百万）右派分子，更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及“文革”中的遇罗克、王申酉、张志新等大批烈士，不是发现并指出了“我们党”的错误吗？那个时段的“我们党”不是拒绝他们的批评反而以镇压他们而犯下更加严重的错误吗？即使现在可以把所有因为指出党的错误而蒙难的人们，都算成“我们党”，那也只是现在的认识；而在那个时段，“我们党”当然认为他们是“别的组织（当时有很多所谓‘反革命小集团’）和个人”呢。这里还不说国际上对于一些违背基本常识危害特别巨大的巨大蠢事的种种反应，也算一种早于我们党的“发现”吧。至于错误是我们党“自己纠正的”，这好像不算一种荣耀，犹如人们不会自夸“脸是我自己洗的”一样。再说，要是一个执政党自己犯下的错误都不是“自己纠正的”，那么它已经沦落到什么地步了呢？

不过这还不是我不读这部书的全部理由。从张学者介绍她用什么原则为作者们洗脑使他们最后规规矩矩和她以及她身后的“中央”一样“认识”的叙述里，我看到了更加恶心的东西。张学者介绍她的指导性“认识”：

不要重在批评个人，包括毛泽东。这段历史是我们党自己走过的历史，没有任何个人恩怨在里头，现在有些人把这段历史闹成一个个人因素，比如就是毛泽东的错，毛泽东如何品质不好如何整人，写历史是不能这样写的。

从上下文看，张学者在这里反对把历史责任推到“个人因素”上面，显然不是认为那段“错误”来源于高度集中的一党专政体制，即现在通称的集权体制，从而推出必须实行民主改革的结论。和她所谓“个人因素”相对举的，是“党的领导集体”和“全国各族人民”，因为“我们党是一个领导集体，在整个探索的过程中，党的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是探索的主体。”“探索的主体”对于“探索的过程中”的错误，自然人人有责了。查“党的领导集体”自194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把“最后决定权”授予毛泽东一人②以后，应该对党的决定负最后（不仅是“主要”）责任的，就是而且只是毛泽东“个人”，这是中共先贤自立的规矩，张学者即使学富五车即使后台坚挺，也是无法推翻的。至于“全国各族人民”，说他们也和毛泽东一样在参加“探索”，无论这是抬举他们还是拉他们下水，都离事实极远。看来张学者的年龄（恕我不恭，提到年龄）也不算太小，应该多少记得那个时段“各族人民”至少她本人以及她的父母辈的处境：有谁征求过他们关于是否探索探索什么如何探索的意见呢？有谁给他们下达过什么探索的课题呢？有谁同情地过问、收集、研究过他们探索的成果呢？我这里加上副词“同情地”，是排除前文所举对于指出党的错误者所给予的有别于同情的关注：无情镇压。我有一位当时年幼的朋友，因为在“各族人民”探索大跃进中饿得发慌仿造产妇证明购买食品充饥，被判劳改10年，又在劳改营里被人揭发于“向毛主席请罪”时发表探索成果：“都饿得打偏偏了，还喊毛主席万岁？”被镣铐加身差点拖去枪决。把这样可怜的人儿，30年间不知凡几，张学者都说他们该对错误负责任，这像……人话吗？

据本文开头引用过的《南方周末》那篇报道《30年党史，修了16年》里，曾经和以严肃公正知名的党史学家龚育之一起主持和参与编写该书的1994年稿的石仲泉同志，论及该书其后的审查修改说：

“作为官修历史，与学术著作不同，重点不在创新，而在统一党内尤其是高级干部的认识。”

原来如此！我不是“高级干部”，我想读的是历史而不是首长们的“认识”，此书与我无关，不读也罢。

2011年2月9日，成都不设防居

【注】

① 笔者找到的最近一次类似的说法，是1984年彭真在天津市委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据新华社记者李尚志当天发出的消息，彭说：“党在历史上犯的错误，都是我们自己纠正的。”彭真在报上读到后，找到李尚志纠错：在遵义会议之前，我们党所犯的错误就不都是自己纠正的。其间，共产国际也帮助我们党纠正了一些错误。你写的报道没有错，话是我讲的，我应负责。不过“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发生的错误，都是我们自己纠正的。”（《江西日报》200l年11月22日，原载《中华儿女》）这段谈话还丝毫没有涉及错误是否“都是我们党自己发现的”一说。

② 史载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调整中央机构，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后来有文章认为，他的这个“最后决定权”，随着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新的中央成立而自动失效。这好像只是书生的一厢情愿，实际上直到他寿终，不仅书记处，全党的“最后决定权”都牢牢被他控制在手里。一个铁证就是1953年5月19日他的手谕：“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这道谕旨从未受到丝毫抵制或批评，到他死后还印在他的选集上。（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一版，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