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
问题在于，有着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记忆的人们，应该记得那时的中国发展近乎无牌可打，坐吃山空。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有过一改就好的时期，但由于政治 体制的束缚和变革滞后，国民经济改革和发展就再难产生全民皆欢的绩效。从农村开始的改革，逐步推进，到国企，城市产业工人，到招商引资……放权让利的经济 行贿措施，在当时被“增量”、“亮点”、“经济增长点”一类的说词掩盖了真相或本质，因为从某种角度看，放权让利是释放也是压榨各阶层各行业生产力的过 程，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吃完三农吃国企，吃完国企吃财政，吃完财政吃银行，吃完银行吃外资……”这种吹糠见米式的效率，相同于王朝时代的竭泽而渔。对各阶 层各行业的利用、压榨殆尽，就使其荒废一时，三农问题、工人下岗、财政透支、银行坏账……曾经都是极其严重的问题。
最能说明问题的案例之一，李昌平在十年初公布了他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以基层的经验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可以说，这个共和国建构的 自我循环的国民经济生产体系，到90年代中后期几乎失去了所谓的经济增长点。官学代表之一喻权域自豪称道大陆中国是一大工地，到处都在建设；但在这个十年 之初，很多工地都停工了，股市低迷，房市拐点，工农无望……大陆处处有着乱尾楼，以至于打工者都会到乱尾楼里养猪。据说，这种养猪过年的经济增长使决策部 门也一度束手无策，自编顺口溜：年年难过年年过。我们也因此能够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近二十之久，在90年代末即1998年前后，才度过了困扰历代政权最 大的问题之一----短缺。
因此，站在今天中国经济巨大规模和世界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将三十年改革看作一以贯之的上升通道是容易的，但也极不符合事实，更难以使吾人获得清明的理性 和健全认知。前总理朱镕基先生的改革，如分税制一类，即是看到了80年代启动的经济发展能量至此耗竭，放权模式在超经济强制的一国之内难以自生出可持续的 模式，故朱镕基总理以强力加大了中央财政汲取资源和税收的能力。这种90年代中期开始的收权，在当时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但到新千年，在这个十年之中，发挥 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权力资本胁迫货币资本、知识资本使得社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高成本地维持稳定，却较有成效地实现了看管一盘散沙即“原子”个人的国家主 义。以国家主义合众为一，一如论者所说的“以权抢钱私有化”，以钱买权或权钱合一“官家化”。
更幸运的是，中共执政集团长达十多年的入世谈判努力在90年代末世纪初完成，在此期间开始生发绩效。在冷战及其后多年都没能分享世界经济发展红利的中 国，在此十年参与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分工。度过短缺经济之后的中国顺理成章地充当了“世界工厂”，而真正突破了一国经济体系。按照经济学家于杰的论 述，2001年入世，是中国经济全球化、最大程度市场化的开始。这个经济拐点在胡温主政后迅速出现，停工停产的建设不是一落千丈，而是拐势上扬。这个事实 是如此重大，三农问题迅速被消解了、下岗工人的失业问题得到缓解了、看守政府机关的小公务员们也时来运转地吃香了、军警特不够支用而需要请安元鼎一类的保 安公司或请农民工做协警了、傍大款的故事依然上演但到处都国进民退了……
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先生被称为“改变了中国”，但是，真正将中国经济总量迅速赶德超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则发生在现任总书记胡锦涛先生主政的近十 年。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普通民众都是在这十年里感受到了中国的暴富，中国人的“不差钱”。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尚没有货币供应量的概念，这个十年，中国的 钱多使得货币供应量成为广受关注的问题，十年的货币供应增长了四、五倍，2010年一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则有70万亿左右。
这种超发货币也许是“放水养鱼”，也许是胡温新政的国家主导策略，当然有其理由。于杰认为是入世后“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变化”的必然结果，即中国在全球 化经济生产体系之中，中国的产能对应于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供应跟出口和外汇挂钩。土地和人口的近乎无限的供应，在这种天文数字般的货币资本牵引下，催生 了巨量的经济生产能力，使中国普通人都理解到了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能源、原材料、日用品、农产品、工资，在多年停滞横盘之后，都开始了倍量上涨；同 时，我国社会产生了空前的资本掠夺奇观。跟这个十年相比，八、九十年代的放权让利或资本原始积累是小巫见大巫了。“1978年后20年的增长记录会逐步弱 化，WTO后的范式和路径将成为主角，并形成更具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经济周期。”
中国在国家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摇摆和政治经济结构定型，使得历史上累见不鲜的资本原始积累至此多以资本劫掠为主。而劫掠最快的，莫过于拆迁， 房地产。尽管中国有着更值得媒体关注甚至表彰的经济成绩，但中国人心目中的这个十年，最为瞩目的生产，乃是生产房子，生产城市。在巨量货币资本的诱惑下， 中国的生态、心态、世态资源几乎全部资本化、资产化，最后多表现为房地产化。成千上万的城镇，都几乎推倒重来了，我们拆建了一个新的中国。
这种官家与资本合谋主导的时代游戏，因此跟八、九十年代有所不同，甚至在此十年的初期，青年、白领、新人类、新技术……等青春少年中国一度大放光彩。媒 体、工人、机关人员，更不用说农民，都羡慕青年们的好运。新文化、新生活、新技术……都由新人类们经验并主导了。但是现在，年轻人的好运算是结束了，他们 不得不“啃老”；新生活算是烟消云散了，公务员成为最有吸引力的职业；知识改变命运勤劳可以致富一类的因果律失效了，资本运来了自己，当在工地上搬砖的打 工者薪水没有改变时，他参与建设的房屋的主人已经坐地挣了百万千万。人民大众辛辛苦苦地工作，他们为之工作的官家和资本却火箭式地拉大了生活的距离，官家 和资本的膨胀速度是辛苦工作的民众万思难解的，是他们贫乏的想象力难以穿越的。在近亿人民尚在温饱线上徘徊、近十亿人民总算觉得吃饭生存不是一个大问题 时，中国宣称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阶段。
经济总量的计算、分析有很多角度、结论。货币超发是一个事实，但货币的流通仍得益于劳动等要素。十年的中国社会发展，贡献最大，即流血流汗为中国添砖加 瓦的乃是中国的农民、产业工人、白领、农民工等社会阶层，其次是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和人物。这些不同时空的资源，在货币超发带来的产能加速扩张中，为鱼为肉 地摆在中国的官产学精英面前，由其支配、消费……我们知道，任何对象，如果我们无能诚实地交流沟通，如果我们无意同情地理解，如果我们无心交待出自己，对 其关注、谈论、招募、救济、资助、皈依，都是一种消费，一种利用。十多年来，我们的官家和房地产商吃遍了农民、市民等阶层，我们的文化人吃遍了从炎黄以来 的历代名人，我们的媒体人吃遍了可吃的时政资源……这种权力资本、商业资本和知识符号资本的霸权建立，是以拉开跟文明世界和中国民众的距离产生的。如果我 们用资本积累时期的观念，以及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的观察，我们可以说，这种个人资本的积累及其经济总量，是吃“人血馒头”吃出来的。
哪些人吃过黑窖工、卖血农民、智障人士的血汗？哪些人吃过煤矿工人、富士康打工青年、性工作者的劳动？哪些人吃过鲁迅、胡适、巴甫洛夫、切-格瓦拉、晏 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唐德刚、黄仁宇、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民国文人、军阀、大师、孔子、老子、明朝、中医、中国、基督、佛陀、真善忍、 NGO、民粹、宪政、戈尔巴乔夫、甘地、曼德拉、哈耶克、福柯、斯特劳斯、施密特……人类文明史及当代中国全部的资源，在此十年为食货者们吞噬消费，在哄 骗着建设性或以道义理性招摇之际，这些资源绝大部分转化为个人或集团的资本。由于中国人民的长达十年二十年的辛勤劳动而不得积累享受，被三大资本任意挥 霍，资本财富也大量流失海外，以至于左派以叫板美国、日本为悲壮崇高，而将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马克思曾观察资本的运行，以为其有违人的良心，并 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也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在当代中国没有例外。
最为辛酸的，告别革命，非暴力乃正义，资本养活工农，领导亲民善治……知识资本的说教堵绝了吾人的自然正义之路，货币资本的横蛮取消了吾人的谈判互利之 路，权力资本的专制斩断了吾人的上访陈情之路。十年前改革的经济行贿统治在此十年演变成经济绑架策略，中国人就像孩子一样被大家长式的三大资本管制，不得 不参加扩张的教育产业，不得不为走路缴纳不断上涨的油价一类的买路钱，不得不抵押给银行以求得蜗居，不得不忍受少开车少出行少进城的城市化……类人孩们一 如傻子被各类骗子们坑蒙拐卖。于是，孙志刚事件、李思怡事件、黄静事件、瓮安事件、石首事件、邓玉娇事件、毒奶粉事件、屠童事件、乐清事件……在这个十年 层出不穷，一再挑战着中国人民活在当下的心智。人民大众为了中国的代表者去生产房子和城市，只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毁，人们难以决断，只有自我了断。 自焚、屠童、抢尸……一类的现象在中国的大地上比比皆是。王怡曾说，每一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权力、资本在这个十年无耻或飞扬跋扈的罪恶，几乎是桀纣以来 的中国所未曾有。
货币资本吃利、权力资本吃人、符号资本吃名……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最为奇特的繁荣游戏。如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运行的多为斗争游戏一样，吾人卷入其中而无 能也多无意自拔。这种朝三暮四的游戏在调整后，让今天卷入人生资产化或房产化的人们无能也多无意自拔。自然，朝斗争暮食货的游戏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狙公 再做调整，近三年来唱红打黑和计划绿色经济先后登场的“重庆模式”即是一个局部的表现。一如饱食之后思及淫欲、肥胖之后需要健身、三高之后需要养生一样， 养生健身是为了更好地满足食色性也。中国人曾宣讲过经济理性、高消费的重要，在原子个人如此泛滥之后，中国人再度宣讲崇高、良知、心态的重要……中国人也 讲过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为了中国；此后中国人更讲爱国，爱国是为了保护自己……总之，一切游戏可以朝三暮四，可以朝秦暮楚。重要的，人们面对游戏的反应 是如何将资源个人化；如同观察者们感叹的，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这种直接的消费、简单的占有，发展到后来，即是个人生活日益失去了时间意识 即失去了历史感，日益失去了空间意识即失去了伦理坐标，个人的生活跟社会的生活一样，难以成为正义、价值、尊严的象征，穿透时空。消费、食货，一句话，由 名利资产带来的饮食男女，以及由饮食男女带来的名利资产，成为我们当代最为根本的个人和社会生活。
因此，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科学主义……一类的意识形态也多成为我们可以利用的工具。十年前，美国在欧洲的军队轰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使馆；十 年前，诺贝尔文学奖把千年荣誉给予了一个叫高行健的华裔作家；十年前，我国军人王伟在南海跟美国飞机相撞……这些事件都给中外关系蒙上了阴影。自那以后， 无论政府组织的反美游行，还是郭飞雄等人引导的反日游行，从官方到民间，从左到右，都曾利用过中国人民的“民气”，并让中国人民在外人面前表达过他们的 “民意”。但这不妨碍所有的号召都有背后的目的，除了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或别有用心的人外，绝大多数意识形态的宣教者们是熟知他们的目的的。一个例子是， 代表中国表示不高兴的民族主义者，已经积聚了在海外生活的资本并办理了相关的手续。
这种失节、失教、失序的现象并非只是个案。在这个十年民族主义一路大踏步走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却已经坚定地把海外、把异国他乡当作人生的最高奋斗目标 之一。从上层精英到普通民众，无不做国际旅行，无不把孩子、妻子、票子存放到海外。裸官盛行，明星戏子几乎多为外籍人士，商人手中不止一国护照……他们回 到大陆中国，因为这里有着天底下难得的发财故事和生活热闹。在这种经济物性的游戏里，只有那些没有丧失天良和尊严的人们才能有所拒绝，多少顾及自己的清 白。刘军宁先生一度呼唤中国的文艺复兴，他是宪政、联邦中国坚定的旗手之一，在等待的日子里，他能够守住自己的寂寞，在中国经典里发掘自由主义的思想资 源；张文木先生是国家主义思想家，他对中国的国家地位和战略选择有着勤奋而痴情的思考，但在爱国贼层出不穷的年代，他几乎停止了跟外界的交往；汪丁丁先 生，在“回家的路”中书生意气地为自由体制呼吁之后，但我们今天已经难以听到他的声音……这样一轻时世、拒绝当道的热闹而清白观世的还有一些，如无业者顾 则徐先生、中学教师梁卫星先生、左翼作家张承志先生、学者林贤治先生、电影导演王兵先生、李杨先生……借梁卫星的说法，他们的思想是“不合时宜”的。
但更多的人，加入了社会的游戏。这个世界史上壮观的经济动物，在食色的名利化和资产化表达上如此厚颜、赤裸而无所顾忌。这种单兵突进的直率，使得生态秩 序、心态秩序和世态秩序，在失序失范的情况下合力成全了经济奇迹。一切都经济化、游戏化。中国入世不到十年，即在奥运的体育游戏和世博的文化生活游戏上实 现了“万国来朝”；中国告别短缺仅仅十年，即在政治、文化等领域有了“不差钱”的豪气；与国际惯例接轨尚未并轨，中国就有了严防死守、高架防火墙的自尊意 识。政府大楼、文化场馆、创意园区、堤坝绿坝、机构门户……的建设需要，使得大陆中国成为地球上最有协从罗致能力的地区。这种官家和资本的合作，使得中国 成为全球建筑设计师们最羡慕最想一展身手的园地，使中国成为全球的政治家和政治分析家们都得染指的舞台，更不用说，那些歌手、电影明星、导演、艺术家…… 把中国作为他们的市场。
这种经济能量的辐射，也在文化上有所表现。那些流浪的作家、学者、艺术家、经济学家们纷纷迁移，他们自身的人生发展不论，他们确实以参与当代中国社会文 化生活构成了他们生存的主体。朱大可、杨恒均从澳洲回来了，木心、陈丹青从美国回来了，多多、陆兴华从欧洲回来了，杨小凯、郑永年、丁学良、北岛、张五 常、金庸、李泽厚……等则多次出入大陆。他们的回归、介入或亮相，自然各有道理，如李泽厚先生，有着“思想界的邓小平”之称，他的实用主义中国发展观跟邓 异曲同工，他当然乐观大陆的经济成绩；杨小凯先生，则以经济学家的天分进入到宪政领域，他提醒胜利者要帮助失败的对手，并且再三告诫后发不仅有优势，更有 劣势；北岛有“失败之书”，他记得“时间的玫瑰”；郑永年在左右、中外多进行情绪表达之际，为中国的执政原则和外交哲学做清明理性的分析……这种能量的吸 附性如此之强，甚至那些大陆一度流浪到体制外或以体制外姿态表达的学人都再度回到体制内，沈志华回去了，谢泳回去了，温铁军回去了；当然，陈丹青进去又出 来了……
这种大陆中国吸引力，使得陈冠中、吴兴文、张大春、张铁志、高信疆等香港同胞、台湾同胞也纷纷迁居北京、上海。港台文化人参与了大陆社会的演变，吴兴文 狷介，独具慧眼，为我们移介了韦伯、唐德刚等大才通儒的著作；陈冠中绅士，从容观察，在大陆作家缺席时报告了《盛世》的真相；龙应台执着，大江大海，翻腾 起1949的风雨苍黄……
自然，我们大陆坚守的作家学者也借助于媒体、网络等传播形式，或者立言立功，或者加入了上帝无言下的众生狂欢、盛世喧哗。徐友渔平实，退而不休；崔卫平 雅言，文而质义；廖亦武童趣，述而少作；艾晓明诚挚，有闻即录；李银河前卫，性比天高；艾神力行，托孤寄命，一呼百应地以身检验盛世的冷漠和罪恶；野夫陈 情，挽歌尘世，在个人的记忆里明认国民的恐惧和残忍……
周有光以百岁老人的阅历，为人们难以索解的经济建设成就盖棺定论，没有什么奇迹，只有常规；韩寒青春少年，成为大众文化时代需要也配其需要的社会英雄， 没有中国逻辑，只有逻辑；秦晖博学，在政治经济的诸多领域提供了底线伦理，他不厌其烦诉说着“大家长掌勺”的“低人权低福利”等等，这一大师洞见下的中国 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我们汉语世界最可贵的伦理共识；陈子明沉潜而坚忍，几乎孤身一人阐述一个中国公民的现代化论纲；孙立平观察社会，是这个游戏社会极少数平 实的先知之一，他指陈社会结构先于制度定型，跟其他先知如吴思先生、陈志武先生、刘力群先生的观察一道道破了社会发展的真相和本质。由于结构定型，中下层 人民的制度改革学舌最终都是春梦一场；官家主义的经济发展冲动，最终建立起的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庞大规模的政府；不仅啃老的年轻人难以通过知识、勤奋改变命 运，改变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形格势禁、势力划分严明的繁荣市场奇特地使得中国社会“未富即老”……
在这种暴发的中国社会市场巨大的漩涡带动下，数代中国文化人都登台亮相或一闪而过了。如果我们走近一个群体，我们或者能够同情地理解他们执着的关怀；如 果我们在一旁看着漩涡里的表现，他们的声音微弱而难以听闻；如果我们看看四周广众的中国人民，我们能够理解这些呼告无望的“原子”个人跟知识精英的关系之 脆弱，他们正在寻找自己的兴趣、圈子和认同。李锐、胡绩伟、何方们至今难以脱去他们青年时代穿上的外套，其他遗老遗少则比“套中人”们更有兴趣地面对毛泽 东和中共的历史，他们开口即有着白发宫女说玄宗的悲慨凄惶；在这一正统的名教之外，基督教、佛教、道教、儒教的子孙们也开始了他们将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说 辞。王怡等人在跟布什会面犯下错误之后，几乎从公共空间消失，而回到了上帝的怀抱；明海、胡孚琛、戈国龙等人为佛教、道教的中兴略尽绵帛、夯实地基，他们 在一个世纪向外看的时尚里坚定地向内寻找；蒋庆、康晓光、陈明等人则要求独尊儒术……这些热闹，崇拜，仪式，在伟大的历史学家看来，不过是上演同样的故 事：“流行于罗马帝国寰宇之内的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和膜拜），一般人民看来，都是同样灵验；明哲之士看来，同样荒谬；统治（阶级）看来，同样有 用。”显然，我们可以把两千年前的罗马帝国寰宇置换为今天的大陆中国。
（三之二）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