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因此，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已经有无数的文字谈论分析过中国的繁荣，有无数的文字颂扬过中国的崛起，这诚然能感染我们与有荣焉、生逢盛世、咸与维新。但 是，如果我们想当然以为美国、西方社会已经是乐土，如果我们想当然以为大陆中国遍地是机会，在自由世界、在乐土、在盛世机会里，人人皆可以不劳而获，可以 不争而名，不世故而得尊崇；那我们将遭到现实和历史的多重报复。如果我们缕述各文明经典的教诲，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比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比如一 加一只能等于二，……我们就知道，今天的盛世狂欢完全背离了这些神谕。
圣贤寂寞，英雄无路，才人命薄，赋到沧桑诗才工，这在任何时代都是通例，因此，我们时代最具原创力的思想家仍少有人闻问或被误解地存在着。王康先生已经 “天下谁人不识”，但识得其关怀和观念的人寥寥无几。他是百年来善养浩然之气且一以贯之的大思想家，在立言层面，他天然拒绝了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等人 的反复、狂而后贤或贤而后圣，而将大人君子、圣贤国士的忧患以及亲友的细致关怀统一起来；毛喻原先生在同龄人中是最为清白、最少受污染的思想家，他编辑的 个人刊物《汉箴》是最近几年思想性极高的平台，至于他自己则执着地表达着存在的可能性，他可能是我们中国最好的存在主义思想家，是我们中国的“克尔凯廓 尔”；陆兴华先生在域外参悟西人知识谱系，回国自立，他对当代文化现象和知识人的批评有着不留情面的尖锐，他艰涩的文字表明他尚未度过自己的青春期；刘自 立先生退休后开始了政论写作，他以边缘思想家的视野、原则孤独地拷问着犬儒时代的学人，他的文字也考验着我们的耐心；顾则徐先生中年退出体制，在盛世里一 度以方便面、白菜度日，这位博览群书的思想家，以参透人性的悲悯打量中国的人物和文明，他传记的朱德是我们遗忘一世之久的中国人物，在他笔下，朱德成为 20世纪中国最痛苦的政治家，一如其他论者所言鲁迅是最痛苦的文人，陈寅恪是最痛苦的学人，这些中国圣贤念兹在兹的极少个人的食色，而是中国的繁荣进步， 中国的民胞物与……
显然，没有时间的距离，我们难以描述汉语思想界最有活力者的全貌，我们尚不知道可与世界知识并肩而立、或者能够服务于当代文明世界的汉语思想的质地。但 我们相信，也许是巨国经济规模给予我们的自信，中国文字自有外人难以清晰界说的神韵、气象，跟诺贝尔奖所表彰的理性光荣和而不同，中国最高的思想和精神不 在于个人至上，而在于道成肉身、兴废继绝、立心立命、顺天应人，在于明明德而新民至善，在于跟天地精神相往来；我们相信，当代社会已经有着汉语精神思想的 高地，需要我们放下偏见、误解去接识它们。
网络技术的传播、经济繁荣的搭便车，也给予了人们在学院、主流、体制外表达的机会。这被称为“礼失而求诸野”的现象跟王朝时代的文化传承略有不同，今天 的诸野跟主流社会一样粗鄙无文，甚至体制外多是体制内不同形式的复制。这种现象，导致文化爱好者广众，质量普遍不高，以至于被人纳入“民科”队伍而不受重 视。虽然如此，民间学人的努力仍有着自己的市场和相应的荣誉。熊逸熟读哈耶克、波普尔，他的理性手术刀解剖中国经典及先秦诸子，不免显露多重荒诞；杨鹏从 边陲工作起步，他发现了老子执政之道，并试图还原执政者清静无为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想；黎鸣研读中西哲学，为我们报告“西方哲学死了”的结论，他的人学呼唤 是一个有意义的维度；刘刚李冬君夫妇则为文化中国召魂，在惨烈的历史中，他们寻找着文化中国的江山形胜和诗意；芦笛、钱文军等活过文革时代的人，在网络时 代有了思考的空间，他们以真理的代表向民众指控一切知识结构或言说中难以理性自洽的专制者；……在这些人中间，值得致敬的还有上海的张远山，他以二十多年 的阅读，寂寞地跟庄子作伴，穷尽庄子的世界，还给庄子以专制中国思想圣典的光荣。
自然，还有更多边缘、体制外、纯粹民间的声音，比如丁东倡导的口述记忆、林江仙的《大风》、老六的《读库》、郑仲兵的《往事》、何蜀吴迪的《记忆》…… 以及海外的王友琴、宋永毅、仲维光、赵越胜、康正果……他们或者是一个人的出版社，或者是同仁合作的刊物，或者以自己一生的经验，为当代中国提供60年来 的个人和社会背景；他们在保存记忆、涵养文化的沧桑、直指时政的同时而有着个人的趣味。
在大陆中国的个人言说中，余杰先生名满天下，他执着批评的声音已经穿越了五年十年；沙叶新先生是大剧作家，他退休后的时论唤回了传统中国知书达理的记 忆；章立凡先生是历史学者，他的诗词创作有如古人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焦国标先生当年打倒意识形态而一时洛阳纸贵，今天则做平实地编 辑着手工式的《黑五类》；罗永浩先生不仅有牛博网的创建之功，也有《我的奋斗》之言说；柴静、王克勤、笑蜀、长平、王小山等媒体中人，或是记录良心的调 查，或是议论社会的翻覆，或者示范网络的救援；……而海外，王军涛、吴国光、何清涟、陈彦等人的言论，都可圈可点；至于胡平那样的大思想家去国多年，仍能 够为大陆知识界诊断出“犬儒病”的病理和发展趋势；余英时那样的大师学者，一生同情中国文化中的士之心史，当代大陆学人的表现将成为他立论的最好材料。
但是，如周有光所说，我们应该以世界看中国，以历史看中国；而非坐井观天，或夜郎自大。如果我们能够视野置放于全球化之中，我们就知道汉语世界的思想精 神是如何地可怜；而把历史拉长，看看我们的先辈，如民国思想，如龚自珍的才学，由此上溯，看看自曹雪芹、王明阳、朱熹、苏东坡、王安石、欧阳修、白居易、 李白、杜甫……等中国精英的文字，我们就知道，当代的汉语世界是何等地贫乏。这种贫乏，首先在于汉语人少有能够安于本分，而是不免于盛世的诱惑，不能免俗 地与时迁移；因此，汉语人少有在知识论上获得健全的意识，少有在知识的总量上继承或接管文明的财富。
通儒型的思想者、汇通型的学人在当代是极其罕见的，绝大多数学人不过站在知识的碎片上纸上谈兵，绝大多数思想的爱好者不过有一线思想的闪光即讪君卖直， 绝大多数的表达不过是在市场上表达自己或帮忙帮闲。这种表达，跟官家的宣教一样组成了当代社会新闻出版的繁荣主旋律，它们多数远离人民大众的感受，脑残式 地教化民众。跟权力资本、商业资本一道，知识资本在当代也多是以威权、狰狞的面孔出现的。“无需敬畏自然”、“谁叫你生在中国”、“谁能使中国恢复大国地 位”、“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这些知识资本或符号资本也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它们能够如此横行于我们的社会。
在温饱边缘和小康前徘徊的中国民众眼里因此多是这些风光一时的知识人，以法国社会学家的观察，这种知识资本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地位较低的合伙人。由于思想 家提供的思想资源如此贫乏，以致于网民自造“草泥马”、“河蟹”、“神马”、“脑残”、“牛逼”一类的概念来控诉或揭露。但是，公正地承认，让中国十年来 受益的经济繁荣确实矮化了精神，甚至屏蔽了精神，压制了思想。无论知识精英和普通民众如何想破脑袋，我们都无能穿越当代中国，我们难以给予中国社会十年发 展最可参证的总体性解释。我们在思想、心灵、人格的底线上一再失守，甚至今天，在四五一代先后告别大陆的公共空间时，八九一代、70后、80后等年轻的思 想者们还少有人上场。如同任不寐曾借密尔之语叩问这片土地上可还有人，在当代汉语思想的荒原上，我们几乎四顾苍茫，一无凭借。
因此，今天的中国尚未摆脱传统文明中那种治乱循环，自以为代表中国的人们并未能把中国带入持续不断的变迁。在当代的世界知识总量里，汉语知识所占的比例 极为可怜，思想产品、价值观、逻辑框架、人格精神，等等，更是等于没有，十数亿人的头脑和心灵的产出略等于零。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出版总值略等于欧洲 一家出版社的销售额，这一事实足以使吾人羞惭。
由此可见，吾人十三亿之众，虽然暴发多年，但确实属于原子式个人，尚未能精进成为文明的公民，未能成为福而道、禄而德的君子大人，未能成为富而礼、贵而 义的有效个体。用这个十年的思想成果之一来说，我们十三亿国民，不过都是不得自由、心智不够健全的“类人孩”。那些在我们眼前晃来晃去的牛逼精英，多是夜 郎自大者、合群而大者，他们尚未能给中国人民提供可观的精神、思想和知识产品，他们未能给中国人民提供他们自己。十年前，以“当代汉语贡献奖”为代表开启 了民间价值系统重建的艰难历程，期间“华文传媒大奖”、“自由写作奖”、“林昭奖”等民间奖励加入进来，但到今天，权力资本、货币资本、知识资本已经合力 完成了对民间价值的剿杀。而在权力和市场提供的“感动中国”一类自导自演里，牛逼精英们开始了他们的现演历程，他们已经给自己颁发无数奖章。对异端之评 判，如无论是诺贝尔的什么奖，从十年前到现在，他们都表现出类人孩式的言行，这种失教失态，今天仍在发生。
世禄、食货的上升通道跟精神思想的下陷通道同步，这其中原因多多。最重要者仍在我们中国人自身，尽管我们多年来已经厌倦了各类精英，但是我们跟世禄的官二代、富二代一样无能，我们也多只能纸上谈兵或夜郎自大；甚至在认知领域，我们也未能教训肉食者，使其有所敬畏、忌惮，因为吾人自身少有可堪教训肉食者的 君子大人。如庄子所谓，今者吾丧我，今天我们都丧失了自我，因此，他们不觉得我们值得尊重，他们看不起这个“丧我”的吾人群氓。
三大资本横行于盛世，却压制民间任何自我发展、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空间。“他拿着枪，你买把水果刀就算凶器；他日夜宣淫，你下载个黄片就算流氓；他大 发横财，你摆个摊就算违法；他住高楼别墅，你搭个窝棚还要被强拆；我在想，他这么牛逼，为什么还如此恐惧？”但这种理解如果成为个人或一时的社会心理，则 只是阿Q“精神胜利法则”的变种。因为镇压并不必然出于恐惧。马克思早就说过，“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 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只要我们看看近年中国的官员在国际社会要求改变游戏规则，要求中国的话语权，挖苦、嘲笑西方无 所不用其极，甚至以自己的“农民腔”、“痞子语”、“粗鄙无文”自豪……我们就知道，他们不是恐惧，而是如历史教科书说晚清官吏的“懑憨”、“愚昧”一 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挟中国自重，对内不能给民众足够的福祉，对外不能维护地区的安全和平，相处则以自家的丑陋为“中国价值”。
因此，公正地说，精英并不恐惧。遗憾的是，“他们恐惧”几乎成为了民众和一些知识分子的共识，甚至余英时教授也曾在笑谈中认可这一说法。其实，细究起 来，他们不是恐惧，他们只是兽性的残忍；或者说，他们对上恐惧，他们对下几乎没有恐惧。这也是经济繁荣社会里群体性和个体性灾难不断的原因，是权力资本、 商业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垄断、冷漠和残忍制造了罪恶、灾难的原因。
把恐惧心理移诸民众身上可以成立，确实，我们承认，活在盛世里的个体如吾人者是恐惧的。把恐惧心理移诸牛逼精英身上可以成立，确实，他们面对中国发展的 事实，王顾左右，做闲适状，发大师语，口含天宪，动辄代表中国，绑架中国、知识、学问，他们无能无意揭露真相，无能无意探求中国发展的本质，他们宁愿在盛 世中做坐稳了分享红利位置的奴才，宁愿吃人肉馒头以求得小康……他们犬儒而牛逼，因为他们恐惧！
因此，在结束这篇粗浅的十年思想回顾之际，我必须向同行表示歉意：我的判断可能夸大其辞，我的阅读可能断章取义。所作不失，无作未得。我们都在历史的审 判台上接受检验，这种历史的审判非当下盛世给予的各类奖励和表彰，而是时空中的消息。我国家民族的发展仍在阶段性的路上，我们仍在努力，十年时间只是历史长河的一瞬，这十年的汉语思想尚未能建构起吾人生存的意义、价值和坐标。我们只须切记，我们不仅只活着这十年，不仅只活在当下，这盛世繁华只是为未来做了 准备。诚如佛语，法华一会未散，弥勒已然降生。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问历史学家维特克：“您能用最简明的语言，把人类历史浓缩在一本小册子里吗？”维特克说：“不必，只要四句德国谚语就够了。1.上帝让 谁灭亡，总是先让他膨胀。2.时间是筛子，最终会淘去一切沉渣。3.蜜蜂盗花，结果却使花开茂盛。4.暗透了，更能看得见星光。”这样的历史观其实在各大 文明中都有类似的表述。就在一个多月前，上海大火后自发凭吊的队伍里，有一个年轻的姑娘举着打印的标语：“人在做天在看！”汉语世界的思想者们，也将带着 自己的答卷接受时间的筛选。
2010年12月31日写于北京
（三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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