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前夕，中国宣布把贫困线上调25%，从人均纯收入1196元上调到1500元。这本来是对中国亿万贫困人口的一份新年大礼，但当局对此却十分低调，这是为什么呢？
直接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这次贫困线上调的幅度虽然不小，但从国际标准来看，还是“拿不出手”。中国人均GDP是印度的三倍多，但中国调高以后的贫困线依然比印度的贫困线低很多，完全说不过去。第二，新的贫困线将大幅增加官方承认的贫困人口，让胡温的面子很不好看。贫困线上调25%，官方承认的贫困人口却增加一倍多，有人估计要超过一亿。
多年来，世界银行一直试图说服中国当局调高贫困线。按世行标准，中国的贫困线应调高到人均日收入2美元，按此标准计算的中国贫困人口将大大超过两亿，居世界第二位。胡温认为这样的标准完全不能接受，多年来一直抵制世行的建议。这次中国贫困线大幅调高，说明胡温终于顶不住了。了解内情的中国媒体，对胡温并不情愿的这一“善举”自然不便于大肆宣扬。
没有任何事情比胡温抵制调高中国的贫困线，更能反映中国当权者的虚伪丶自欺和专横，也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件事更能反映这些人对自己的同胞，对弱势者的真实态度。
过去几年，中国政府收入每年增长都超过百分之二十，中国权贵阶层的财富更是成倍增长，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但胡温一边高喊扩大内需，改善民生，一边就是不肯大幅调高中国远低于国际标准的贫困线。他们可以花几千亿办奥运，办世博，以应对危机为名浪费数万亿投资，就是不肯把钱直接分给穷人，宁肯一年增加千亿元“维稳”，打压上访，也不愿多花几百亿扶贫。他们把这一切都解释为“爱国”，“科学发展”，解释为“和谐社会”。这种发生在21世纪的荒诞是令人难以置信丶也是令许多人不可思议的。倘若中国古代的帝王有了今天的信息和技术条件，恐怕也不至于像胡温那样对扶贫济弱如此吝啬，因为这不仅有损国际形像，也非常不利保住江山。
胡温背逆情理的政策选择，不仅反映了他们个人心智和道德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中共政权在权贵利益的裹挟下，已陷入无人可问责，无人能负责的末世危局。胡温的决策只能从这个角度才能得到解释。胡温以最不利于社会长远，因而也不利于政权稳定的方式来挥霍和支配国家资源，说明他们既不想，也无法对国家的未来负责。
中国亿万贫困人口目前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还能够持续下去吗？本期《南方周末》的两则报道让我们一窥端倪。头版的专题报道“奴工背后的‘善人’”告诉我们，“低人权”的发展模式不仅制造了大量穷人，而且制造了大量残疾人。在一些地方，这种“闲置资源”以官商勾结下沦为奴工的方式被“合理配置”。这样伤天害理的恶行，竟然持续十几年之久而无人过问。
另一则消息则披露了一个同样可怕的事实，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灾难正在威胁千百万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唯一的选择是把他们搬出世代居住但现在已无法生存的家园。题为“1.5个‘三峡’，如何搬得动？”的报道说，2011年，陕西省陕南地区三市28县240万人的大移民搬迁工程将正式拉开序幕，搬迁人数史无前例，远超三峡移民的150万规模。
这两则消息为中国调高贫困线的决定提供了注脚，开始掌权的习近平已经不能不面对胡温留下的难题。调高贫困线有多重政治含义。第一，这是新掌柜对老掌柜的一次盘点。胡温留下了大批贫困人口，不能算在新掌柜的帐上。第二，因为贫困人口大部分在西部，因此，胡温一直不敢动手的东部资源向西部的大规模转移已势在必行。太子党将把解决西部贫困问题作为巩固自己权力的基础。薄熙来的重庆模式如果没有来自东部的大规模资源转移，难以为继。调高贫困线为大规模的资源转移提供了政策依据。
习近平和太子党不得不面对中国严重的贫困问题并不等于他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们无能解决这个问题，中共的末日就真的不远了。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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