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丁 弘
评注：黄一龙
推荐者按：有个古老的故事，说老和尚为了维持庙堂清规，指着外面一群小姑娘训诫小沙弥说，她们其实都是老虎，千万不要接近她们，否则要遭一口吃了。小子唯唯。以后发现他居然悄悄混进女儿堆里说说笑笑，乃即拿回审问。小沙弥招曰：“徒儿只是不想活了，干脆喂老虎去吧！”现在流行“搞那一套恐惧症”，正是老和尚吓唬小沙弥的故伎，说搞了“那一套”就会被美女吃进肚里去，“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丁弘老汉此文，用他的亲身经历，叙述我们的民族，至少在深圳在蛇口这块弹丸之地，曾经有过一次不听老和尚胡说，欢欢喜喜走向美女堆的经历。年轻的读者，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年纪大些的呢，回味我们曾经错过多么宝贵的时机啊！。
20多年前，在深圳住了一段时间，往事早已成为昙花一现的梦境，无影无踪了，这些天又鲜活地呈现在眼前。因为深圳特区建设30年了，成绩辉煌，可庆可贺！尤其是这一伟大的试验，对中国提供了什么？是应思考的。胡锦涛总书记和温总理都去讲了话，特别是总理讲到“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可能得而复失”。这话讲得真是再清楚不过了。
北京主流媒体居然立即有强烈的反弹，进行抵制，《光明日报》的文章认为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很好吗？“有什么必要呢”！（注：正是这张《光明日报》，于1978年5月11日刊出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华夏大地上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过了三十来年，它却发表《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不可混淆》，说检验民主的标准是政治帽子而不是实践了。三十年可敬，三十年可耻啊！） “呼吁政治改革和反对政治改革的矛盾，引起国人的关注。
一
特区初建时，蛇口静悄悄，走过几个街区看不到人。海风吹来，略有凉意，空气透明，阳光和煦。当地人告知，这儿现在还没有“居民”，都是在岗职工，都在岗位上。路边赫然一个大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它原来就在这里！内地对它讨论一阵了。新鲜，这不是否定突出政治了吗？从来说政治可以压倒一切的呀？这不公然是钞票挂帅了吗？这不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观点吗？社会已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许多人思想滞后，甚至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空话、大话、无法落实的悖论，作为天经地义的教条。
当时，蛇口街头就是这一个标语口号。若干年之后才有了又一个“明天更美好”。
果然，这个地方的观念和内地发生激烈的冲突。（评：表面上看来，两种“激烈的冲突”的“内地”一方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空话大话，要经过多少事件之后，人们才会知道，藏在那“无法落实的悖论”后面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相拼搏的，却是实实在在那“权力就是金钱专政就是生命”的通灵宝玉呀。）
黄克诚同志，忠义之士也，国人共仰。正因为如此，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黄、张、周反革命俱乐部”成员之一。特区初建时，他到深圳一看，老泪纵横：“这不成了殖民地了吗？”小平不能不来了。看后他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984年1月”
许多老同志囿于革命的传统观念跟不上开放的形势。林放（赵超构，上海《新民晚报》总编）在新闻界是德高望重者，一时也根据传闻而对特区有微辞，涉及姓资姓社的概念。我给他写了封短信，建议他到特区看看。我谈到：40年代新中国的曙光出现在北方，我们北去，是向往光明；80年代改革开放的曙光初现在南方，还是应到南方实地看看。潜台词是“然后再说话”。没想到这封信《蛇口通讯报》以楷体字加框置于一版显著位置。总编张相约一唔。当然他也看到我发表在《深圳特区报》上的文章，约我到他们报社工作，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起码要一张睡觉的床呀”。他说“你不仅是一张床的问题”。后来我应聘于深圳大学，虽然没到报社去，但体会到特区人事制度上也灵活得很。
在我到达深圳前夕，发生了“蛇口风波”，一时震动海内外。什么风波？看似小事，实则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有必然性。
一时活跃在中国大地上的“青年的导师”曲啸等，在各地得到的是掌声和鲜花相迎，可是到蛇口和这儿的青年面对时，蛇口青年居然有了商榷的不恭之语。导师惊愕，一时又放不下架子来。
导师提倡“安贫乐道”，说自己就是骑着脚踏车到机场去的，说房子小，自己的两个女儿睡的是双架床。精神如颜回“居陋巷，曲肱而眠，不改其乐”。蛇口的青年说：“这无可羡慕。我们是要通过辛勤的劳动创造幸福的生活。”
话不投机。导师说，你们中间难免有些是“淘金者”，即“只为捞钱而来的”。认为应该有高尚的理想。蛇口青年当即回答：“我们都是淘金者！想通过辛勤的汗水，既为社会做贡献，也为自己创造财富。功在国家，利在自己，而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这就是所谓“蛇口风波”的具体内容。（注：这位导师曲啸，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蹄下受难二十二年，据说是电影《牧马人》主角的原型。“改正”以后首倡“娘打儿子”论，说是过去的灾难都是“娘打儿子”的误会，娘是好心，儿子只应感恩不该抱怨，他从此挤进主流意识形态，官拜中宣部调研员，到处对青年做报告，讲自己不计过去苦，专门感党恩；教育大家毫不利己，专门利党。不想居然在深圳蛇口这个小小的渔村翻了船，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通过辛勤的劳动创造幸福的生活”而初次尝到自由滋味的青年们，公然向导师的教条挑战了。今春有位海外作家润涛阎（阎润涛？）发表了一篇文章《“共和国三大演说家之一”的曲啸在美国遭遇滑铁卢》，记叙当年曲导师受政府派遣赴美跟留学生进行“娘打儿子”的宣传，启发海外游子心向亲娘。不料听众中有位台湾爱国爱党历史学家，一贯驳斥国民党的反共宣传的，忽然听到他讲“娘打儿子”的惨状，大出意外，当场站起来声明：“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是如何独裁，如何玩政治，不诚实，专门欺骗台湾人说共产党毛主席是多么独裁，多么血腥，多么残酷地对待不同政见者。对国民党的宣传我从来都反着读，绝不相信国民党的骗子把戏，而真心相信大陆共产党的报纸，因为那些报道都是跟国民党的说法相反的。可是今天，曲啸教授的演讲，当真是血泪的控诉，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而这些，我在台湾时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报道的事件没有这么邪乎，没有这么真切，没有这么令人愤怒。”表示不再爱党爱“国”了。因此使报告遭到惨败，被令匆匆回国，以后郁郁以终了。润涛阎是个作家，他讲的故事究竟是真情还是在创作，还是各有一点，无法判断；不过从导师在蛇口的遭遇看来，如果真有美国的滑铁卢其事，我是不会奇怪的。顺便说，导师最后一次讲演是在本文作者丁弘所在的南通市某校作的，当时他突然昏倒在讲台上，从此半身不遂，不能说话，于2003年逝世。愿他安息！）
这是两种价值观，两种伦理观的冲突，是时代演进中的波澜。我到这儿时，港、澳、台、大陆的报刊上讨论已高潮过去，声势不小。深圳已开始有了结集而成的书籍了。
事情发生在蛇口青年活动中心，那是一个不大的小会场，虽至初冬，北方已寒风凛冽，这儿的墙上还攀着鲜活的牵牛花。这给我启发：内地和这儿的“时差”是这样清楚。遂以《时差》为题谈谈时代造成的价值观、伦理观以至政治观点的差异，说明“蛇口风波”的必然性和重要意义。（评：“时差”表示蛇口比内地前进了个把时区。几十年过去，它又到那个时区里去了？——从此或可领悟爱因斯坦相对论。）
当地报纸还是刊登了这个比较长的文章，虽然这个问题的讨论已将收兵了。有人说，这是个总结发言。
开初形成的蛇口小镇只有招商局和所属单位，几个工厂散落在海滩上，没有围墙。整个社会如同上世纪50年代的青海格尔木，只有一个青藏公路管理局，没有党政领导下的庞大机构。当时蛇口招商局在袁庚领导下有了民主选举的活动，有竞选演说，提出施政纲领、民主投票等活动，真热闹，真新鲜。没谈什么“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三句主语还是官），而蛇口是举步即为“权为民所授”这是朱厚泽提出的重要补充意见。（注：朱先生的这句话，提出于2004年在青岛举行的一次党内外民主派学者参加的宪政讨论会上。他针对所谓“新三民主义”指出，现代民主政治第一即是讲“权力来自于人民”，即人民主权论。“不提权为民所授，不讲权力的来源，只奢谈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际不过是毛泽东当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翻版，毫无新意。”（据余杰文）他的这个意思，据说引起当政者的大怒，不过却为近来升起的某政治新星所沿用，说他相信“权为民所赋”：“赋”就是“授”。这本来可以是不错的迹象，可是官方媒体却不怀好意地把它渲染为这位新星自己“提出”即创作的理念，明白地陷他于盗窃知识产权的境地。加上这位新星的学位来历论文性质已经受到广泛质疑，有关媒体的这一举动真是恶毒极了。）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的心绪为此而沸腾起来。我想，这不就是“政治特区”了吗？
三百多年前，一艘英国船驶向新大陆，不知谁想出了个主意，船上的集体生活民主决策，而不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那四个服从。这就把“民主”的种子带到了美国，在那里开出了得以长治久安的花朵。
当时我想，蛇口启动的民主运作不就是英国的那一只船吗？这是民主中国的曙光，毫无疑问，它将普照祖国大地。
二
我也是图清闲，应聘到深圳大学做一个客座教师，没有坐班制，上几节课就行了。这并不影响和报社打交道。深圳大学真聪明，对引进的老师都是给他们各展所长，着眼于引进知识，而学校负担甚轻。
我应中文系和国际文化系之约上点课。自选一点课程。我选了《古代作品选读》，讲熟悉的文章，节约出大量备课时间。
看起来我是在此任教，实质上我是在接受再教育。这成了我的再生之地，从“自我消失”，得以重新实现了“自我回归”。
学校在南海边，海风阵阵吹来。这个新型的学校好似海风吹过来的，不久前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登陆。
它没有围墙，如同美国的哈佛、英国的剑桥吧。当然，我还是找到了它那个虚拟的正门。门前是一个日晷，它提出了时间在前进，“君子宜自强不息”的警示。门内正门墙上是一个大的脚印，以示“脚踏实地”，上书“自治、自强、自律、自立”的校训。这是从学生的角度讲的，突出这个“自”，是强调自我，强调学校的主人是学生。（评：学校的主人究竟是学生还是党委，是那时的深圳大学和大陆所有大学的区别之一；后者属于专政体制的“中国特色”或“中国模式”，前者呢，就是学别人的民主体制“那一套”了。）
校长先生对我讲：“内地大学不相信学生，只相信先生，派人管学生，越派越多，问题也越多，其实学生是可以自己管自己的。”
我因长期在内地高校工作，既搞教学（政治课），又兼党务（宣传部），立即发现这个学校罕见的离经叛道（评：“离经叛道”，说得准确极了。深圳大学的改革如此，整个深圳的改革，整个国家的改革，莫不如此。如果依然念经循道，还须“改”什么呢？还能“改”什么呢？）的特点。
学生自治会管理学校的秩序，学生自治会主席（学生）是学校领导核心之一，有“学生法庭”处理学生中发生的问题，听说处理学生也由学生会出布告。我看到一个学生会的布告，“校内各小卖部禁止出售香烟”，是向香港学习的。
许多事务：办公室的有些事务工作啦，环境卫生工作啦、食堂里的事啦，都由“勤工俭学”的同学办了。我问一个同学：“你参加勤工俭学了吗？”他说：“我包了两个厕所。”他还邀请我去看看，自豪地说：“没有臭味，只有香味！随时打扫一下。”
这个大学，没有两个宝塔形的机构（以党委书记为首的党委机构；以校长为首的教学行政机构）镇住学校，而是只有后者。这个万人的大学，党委办公室只有四张办公桌，没有它的下属机构——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人武部。没有党总支的牌子，在工作时间不开党的会。他们说：“占用工作时间，脱离群众。耶稣教只在星期天做礼拜呀。党员不拿出业余时间做党的工作，连耶稣教也不如了。”每星期半天的政治学习也没有，只是在吃饭的时候用大喇叭通知一下最近报上有什么文章需大家学习，说“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看得懂的”。（评：是否相信高级知识分子是看得懂报纸的，是那时的深圳大学和大陆所有大学的又一个区别。这同样又属民主体制“那一套”和专政体制“这一套”的区别了。）
这样，党政当然分开了，不再是党凌驾于政之上。我观察，党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它存在于、融合于行政体系之中。先进性在工作中体现，党员并不享有特殊的待遇。
上世纪80年代，粉碎四人帮不久，一度强调党政分开，认为这是改革的关键问题，甚至提出在企业执行“职工代表大会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人民日报》社论上有了这样的话：“就是要剥夺党委手中所不应拥有的权利。”在中央领导下一度大面积地试行。但很快烟消云散了，不提了。是大象的屁股推不动，中国历史的包袱太沉重呢，还是“人一阔，脸就变”了呢？还是兼而有之？
深圳大学的短暂生活使我大开眼界。“打开窗子，苍蝇难免进来”的说法很可笑，蛆虫的孳生——腐败趋于严重是外来的苍蝇造成的吗？
在内地大学里，那时发现一本外来的书，即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儿居然和台湾联合举办书展。我看到许多过去无法看到的书。一再叫人惊讶！特别是“列宁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历史检验中如何作出了结论？抗美援朝是怎么回事？斯大林是个什么人，他和希特勒的异同？1953年，他去世时，我曾痛哭流泪，如此等等。一旦我接触到事情的真相，心灵受到严重撞击。
这好有一比，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覆盖着玻璃板，抬头看看一片光明，但是局限在两度空间中。在这种情况下，正如胡适所讲的：“不感到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现在来到了这海边，看到了疆土的边缘，看到在玻璃板外原来有一个“三维空间”。
“我”的存在，在于有自己的思想，人所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几十年间是以“驯服工具”自律的，这样自我消失了。
回忆过去的许多运动，我可能正因为如此而得以存活到今天。多少人因为有自己的思想而倒下去了。有的在肉体上消失了，那是一些活生生的人啊。叶剑英说：“一个文革，非正常死亡2000万。”
短暂的深圳大学生活是人生转折的里程碑。是啊，人生决定性的常只是几步。
三
我每周在深大上几课，而思想感情还在报界。观察这特区的新鲜事儿，不断写点东西。特区报刊刊出拙文：一谈再谈如何发挥特区之特。当时特区后有追兵——海南享有更宽的政策，上海经济力量和技术基础又强于深圳。深圳如何保持旺发的势头呢？我强调特区形成先进的政治文化意识，一定会发挥出人的更大的能动性，而市场经济的活力一定巨大。总觉特区旧的包袱小。吴南生同志（市委书记、市长）决心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的。领导决心很大。
这时，我还写了一篇《谈“猫论”》。“猫论”虽非小平首创，但确成为他哲学思想最凝练的概括。毛晚年批邓，就是抓着“猫论”说事。斥其“从来不关心政治，还是白猫黑猫那一套”。“猫论”彻底摆脱了传统的僵化的思想框架，成为小平排除改革障碍的思想武器。从“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到“不管姓资姓社”到“不管姓公姓私”，只要“三个有利”（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提高综合国力，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我觉得这是实践论，唯物论，出自权威主义更是无坚不摧，所向披靡！
编辑部对此文极感兴趣，立即发排，并叫人把小样送给我，说“请你亲自校阅，慎重为宜”。但最终还是没有刊出，说：“这个话题太重大，领导说还是不碰了吧。”也是因为当时发生了《深圳青年报》事件，因为有一“劝退”的读者来信，报纸停刊。两位负责人被送回内地家乡去。笔杆子真是危险的岗位。这在全国体现了权威的威严。后来这两位同志又被召回，重新安排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对毛的“两个凡是”之后又需要新的“两个凡是”。甚至四个凡是.这是合乎规律的。这不仅是个人政治品质问题，而是历代帝制所培养出的民族素质——“吾皇圣明”唯上的奴性。（评：“历代帝制”四字之后恐怕得加上“现代专制”四字，“培养”二字似也太轻，应为“制造”。“凡是”的根源乃是专制体制，帝制也，党治也，聚义厅治也，哥儿们治也，都一定制造出各种“凡是”来，凡是专政者的是非就是臣民的是非。所谓政治体制改革，改的无非就是这种“凡是”体制。而现在公然宣扬的“核心意识形态”，蛮横“治”进万民心里，正是“凡是”复辟的最高版本。）
所以，胡风主张写“精神奴役的创伤”，进行启蒙。
所以，毛泽东对他反感，不能容忍。（评：一切叫卖“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人，都“不能容忍”。）
四
我借住在报社的宿舍中，一大套房子，我住一小间，另两间是年轻的编辑、记者集体住着。中间一个厅，有沙发、电视，大家共用，平时不过是个过道。80年代末，6月初发生了激动人心的事情，不仅震动深圳，而且成了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我看到群众的情绪沸腾了，人们彻夜难眠。香港几家电视台的主要节目主持人都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所有节目服从北京的政治风波，各台所有节目全部乱套了。
厅里平时静悄悄，这些天大大热闹起来。电视传来的信息叫人激动。年轻的朋友激愤地吼叫，恶言秽语、骂娘。一个美术编辑跳到桌上去，用毛笔在洁白的墙上画起漫画来，几笔画出一个猪头，一看而知是李先生李鹏总理。
在这个厅里，编辑记者们激昂悲愤难以抑制了，彻夜气氛沸腾。可以想象，深圳市民也都彻夜不眠。在电视中看到，世界各国领导人也是彻夜不眠！
撒切尔首相在伦敦激动地拍桌子吼叫。这个铁女人是真的失态了。老布什沉稳，他说：“事情就发生在我最熟悉的地方（指东西长安街，他曾每天骑自行车在此晨练），我不相信坦克能阻挡社会发展的民主化进程！”
香港的电视和报刊覆盖着深圳，这儿舆论界的空间似为香港的辖区。那些天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1、香港报刊长期是分左、中、右的，忽然变成一条声了，前所未有；2、海峡两岸学人过去只在学术会上碰头，忽然政治行动上站到一起了，前所未有；3、世界各地华人相约在同一时间示威游行，规模声势前所未有，等等。（评：几个“前所未有”，值得细细玩味。原来所谓“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反这独反那独，其实都是伪问题伪任务，你看只要一反独裁专制，“左中右”也，海峡两岸也，全球华人也，“在政治上站到一起”可以于瞬息之间实现。不傻的人都知道，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把伪问题伪任务搅成真问题真任务了。）
最为刺眼的是，我们自己的《大公报》、《文汇报》社论开了天窗。《文汇报》是一句话“为中华民族同声一哭”。《大公报》是四个字“痛心疾首”。这是何等悲愤的心声！在报业史上开天窗的事，只在抗日战争中的皖南事件时发生过，周恩来题了几句话，抗议国民党杀害新四军。（注：不仅香港这两张报，还有大陆的媒体，包括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那段时期中都有英勇的表现。当晚世界各地打往《人民日报》询问北京情况的电话，得到的答复都是满含悲愤的“已经杀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次日的版面出现了《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屠杀镇压》、《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不能被征服的人》等标题。别看中国媒体平时被收拾得死板面孔毫无生气，在媒体人的心里，反抗集权专制的烈火一样在运行呢。——这就是鲁迅所谓的“地火”了。）
我到一个报社去，看到编辑部的办公室乱了套，如同发生了七级地震，有人告知总编已外逃。从面孔上可以看出，都是悲愤难言的心态。
“六四”之后，北京已平静，各大城市高潮已过去，而深圳却发生了“特区之特”！后10天，我在报社楼上往下看，九时后，主干道全为步行的人流所占，车流如潮居然消失了。各路群众都向中心广场走去，没有队列，显然是自发而又如约的。上午10时有号称10万人的抗议大会，我到会场一看，果然特点是“群众性”，没有以单位组成的队列，这也是“特区之特”吧。几十年间，内地没有这样的会，都是有组织的。叫人惊骇的是，主席台上横幅是“血债要用血来还”，一边还画着一个希特勒的�符号，打着××。
这是深圳人民针对“六四”最盛大的一次活动，似为那次风波画了一个句号。这样的会议居然有序进行，居然平安无事，这也是“特区之特”，值得研究。.
这风波对中国社会有深刻影响。我注意到三件事：一是在意识形态上，北京《人民日报》立即有整版的文章，反映专家们的座谈会，众口一词强调计划经济下传统意识形态的绝对正确性，否定市场经济中的物质利益原则，高举无私奉献的光荣旗帜；二是在社会生活中，官倒立即猖獗起来。报社一位负责同志问我：“社会出现一个新产品，你知道吗？”“什么产品啊？”“批文。”他告诉我，首长一纸批文的价值可达天文数字。有名有姓地告知那些“太子党”在深圳活跃起来了，“六四”的枪声给了他们有力的支持。三是主流媒体是非颠倒了，好容易培养起来的特区民气陡然下降了，如同一个氢气球放了气了。
朝气蓬勃的深圳，“稳定”有什么问题呢？很快不得不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任务了。（评：深圳的稳定“有什么问题呢？”本文前述所有发生在深圳的改革成果，都是专政体制眼中的“不稳定”！“稳定压倒一切”的真正目标就是压倒改革。尽管有邓小平1992年南下狠批江李倒退而重新倡导的“改革”，但是它已经不具备符合世界公认的普适价值的意义，而是在官僚资本控制下为“坏资本主义”而改革了。它至今已经孕育了贪污20亿元的市长，发展起毫无人权保障的民工不断跳楼的明星企业，还训练了不断当街侮辱民工侮辱妇女的警察；华屋并娼女齐飞，财富傍权力一色。总之，稳定压倒了“那一套”，催生了今天的“这一套”。下文介绍任仲夷预言“稳定也要被压倒”，被谁压倒？就是被今天的“这一套”！）
1989年下半年，因病回到江苏故乡来，碰到一位首长，谈及那震撼人心的政治风波。他说：“再过5年，大家的心情可能平静一些。”时间过得快，5年5年又5年，2007年我又来南方一次。领导深圳开辟特区的任仲夷同志去世。他家中设了灵堂。次日晨，我随一位领导同志前往吊唁。这时该同志跟我谈到，前几天任老相约一谈，是最后的话别了。当然谈了许多问题，其中谈到“这样的以稳定压倒一切，最后可能连稳定也要被压倒了”，岂不发人深思。
五
深圳的生活使我感到新鲜，有很深的感受。但时间只在特区建设的前一段。后来的情况了解不多。“六四”形势急转，社会的生气：人权观念，民主意识，公平的分配原则，被来自北方的社会主流所挤压、吞噬，民气萎靡不振了。
让我们看看，当年领导特区建设的几位同志的心境吧。
我在蛇口时，是袁庚同志驾驭着这只大船。他勇往直前，励精图治。海岸边果然有一只大船。小平题名为“海上世界”，成为蛇口的游乐场。20多年后，水土淤积，船被拖到岸上了，固定了，搁浅了。我曾把蛇口比作一个载负着现代文明的航船，驶到中国了。不料它也很快被困住了。蛇口风波中，袁庚对蛇口青年的观点是赞同的、支持的，因为这是市场经济派生的意识形态。这是当然的，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源泉，而理想主义的无私奉献，说起来好听，难以落实，执行下来不过是道德的虚无主义而已。“六四”后，中国的主流媒体对蛇口青年的观点大肆批判。至此，蛇口无言，试想袁庚是什么心情？
任仲夷同志为广东省委书记，是特区创业的旗手。他改革开放的思想，在全国曾起到领军的作用。90年代，广州《同舟共进》杂志发表他的《答记者问》，其中说到：西方三权分立的做法行之有效，我们也可学习嘛。不料这碰到高压线了。北京有大员专程而来，杂志总编撤职，编辑部改组，人全部都换了。真是雷霆万钧！试想任老是什么心情？他通知编辑部撤去他的题词，主动辞去编委职务。（注：事在2004年。《同舟共进》8期发表广东省委宣传部关山文《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任讲“三权分立”并不可怕，“不搞三权分立，难道要搞三权合一吗？”主编萧蔚彬及编辑部全班人马因此被收拾干净。命令来自北京，实际操刀者乃是后来骤得大名的广东省政协主席、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原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死刑大贪污犯陈绍基。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和反改革派，其基本品格就是这样的泾渭分明！又，任仲夷和下一段的吴南生，都是《同舟共进》的顾问，该刊封面题字为吴南生手迹。事发后任、吴二位愤而辞去顾问职务，吴并撤回自己的题字。）三权分立就是这样的可怕。这因涉及到权力的私有观念，说我们是牺牲了多少多少万人才把权夺到手的呀。
吴南生同志是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特区建设30年之际，看到他的谈话。他对任仲夷任老表达深切的怀念之情。回眸过去的征程，在启动改革时，他说：“要杀就杀我的头吧！”那时怎么会有这么悲壮的语言?一般人难以理解。列宁主义和千年帝制相结合，形成的中国社会土壤，改革的难度是很大的，而历史上的改革者，多没有好下场，需要的是谭嗣同献出一腔鲜血的精神。
《深圳青年报》和《同舟共进》杂志的命运，在报刊史上是可圈可点的事情。这告诉我们，改革对有些人来说，是涉及根本利益、甚至认为是生死攸关的可怕的事情。
深圳特区建设30年，吴南生同志这位最早的奠基者今天是什么心情？他的诉求是什么？
吴南生说：“特区应为中国政治改革探路。”其实30年前，新生的特区先进的政治理念：民主、人权、法制、公平、自由，就是清晰的。后来被传统的、一元化的正统观念取代了。今天谁还授予特区为政改探路的任务呢。没有中央的支持，寸步难行。中国会产生一个蒋经国先生吗？很难吧。
吴南生所焦虑的问题令人堪忧。他说：“特别要警惕的是权力和资本的结合。”现在新的官僚经济阶层不幸已经形成了。吴老说：“只有民主政治，才是限制权力无限扩张的政治制度，才能保证国家不走弯路，长治久安。”
老人家的意见语重心长。温家宝总理到深圳更说得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可是他的声音立即被国内的主要媒体封杀、公开抵制。对一个在职的总理如此,这是前所未有的。这该怎么办呢？深圳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
（评：罗曼罗兰有言：“对于一般善良而又温柔的灵魂，最大的痛苦莫若得到过一次幸福。”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圳，此言对于除去卑琐和健忘的灵魂以外的任何灵魂，都是适用的。这样的灵魂还在，希望的火种长存。）
文：2010-11-22
评注：201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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