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巢父：李普先生晚年的光彩

程巢父，京剧编剧。1934年生于湖北汉口。70年代后期迄80年代，从事文艺评论，介入新诗研究，支持“朦胧诗”。1989年以后，研究主题为20世纪的思想政治。近年从事“陈寅属诗笺证”、“陈寅恪年谱”及“胡适年谱长篇”等专题研究，已发表论文百余篇。作者在“陈寅属研究”和“胡适研究”这两个领域，有较深的功力，见解独到。其治学风格重实证，少空言；其行文朴实，隽永可读 

图为晚年李普先生

　　（一）

　　我与李普先生的交往始于李慎之先生逝世之初。当年每天上网的悼念文字源源出现，很多人发言无所顾忌。不到两个月，上、下两册的《怀念李慎之》文章集就编印出来了。我说这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展览会。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李慎之先生的谢世，是不能无动于衷的。涵藏在中国读书人身上的一点民气，此时也就必然要释放出来。我曾一时动念，拟就全部追悼纪念文字撰写一篇《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展览会》，但因诸事丛集，身不由己，未能如愿。于是我就通过渠道与党内民主派诸老发生联系。首先是将六月初撰成的《储安平与胡适：两代自由思想——为悼念李慎之先生而作》寄给他们，进行交流。李普先生的回应最为热烈，从此就开始了长达数年的书信往来和电话交谈。

　　李普先生给我的基本印象是：生命不息，进取无止；他始终是一个怀着理想生活的一介书生。正因此，所以他能高寿而精神健旺。他每天在为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和人民思考、探索、学习、谋划着如何实现民主宪政，故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已成口碑的“北方三李”（李慎之、李锐、李普）洵非虚誉。他们伟大的人格理应受到中国有见识的知识分子的爱戴、景仰和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段纪录。

　　我与他的无数次电话交谈，都是畅所欲言，彼此都毫不顾忌电话被监听的。可惜我自己没有将这些电话进行录音，他的思想火花都流失了。书信却保存了几通影本，兹将能够找出的几封引录如下：

　　李普先生：

　　那天我们在电话里所谈的话题，就我所涉猎的极其有限的材料，我初步得出了这样的见解：

　　经过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半的内战（1945年秋至1948年冬），北京的教授阶层都拖得很穷了。胡适任北大校长，薪水也只折合29美金，尽管大多数自由知识分子害怕共产革命，但带领家小逃难已逃不起了。南京政府派了两次飞机抢救学人出危城，只有少数头面人物（如胡适、陈寅恪）够资格，大多数人也走不了。而且知识分子多清高，不在“抢救”名单之内的人，多不肯屈身争取这种机会，故不得不留下来。朱光潜曾经托胡适在联合国办事处谋事，但胡适是特忙之人，故无结果。后来朱光潜在思想改造中受尽屈辱，私心里未必不觉得留下来是下下策。梁实秋则非走不可，因为他在国民参政会上与中共参政员有过争执。1943年他作为参政会慰劳各战区慰问团的成员，遭到毛泽东的指名拒绝。他留下来则绝无好结果。那一代教授阶层里外语好的多的是，只要出去，在欧美的任何一所大学都能用外语直接授课。但就是拿不出供全家出走的路费。加之中共的地下工作无孔不入，周炳琳的女儿，汤用彤的儿子、儿媳都成了左倾分子，这就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周炳琳和汤用彤（这仅是举例而已）。再加上学生自治会成天在校园里扭秧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唱“山那边呀好地方”（他们哪知道“人分三等，食分五色”，解放区的等级制更甚呢？）；实际上国民党越腐败，共产党欺骗、蛊惑这些青年学生就越是见效，越是轻而易举。植物学家胡先骕留下来是为了静生生物调查所的事业。任鸿隽留下来是为了中国科学社的事业，竺可桢留下来是被左派学生控制了行动自由。钱端升留下来大概是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存有幻想（当然我说的是主要原因，不是多种因素形成的综合原因）。

　　还有一部分人是抱有一种天真的想法，如张东荪还替中共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为您复印了张氏当年撰写的两篇文章（《告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与文化自由》），您可以参看。我写的关于陈寅恪的文章里，也有与此一问题相关的内容。

　　专此　敬候

　　冬安

　　程巢父谨上

　　二○○三、十一、七、

　　（二）

　　他的来书，我因两次搬家，一时不易找出。我的往书，又因他年事已高，不烦他去搜寻清理，遂付阙如。下面再引一通迄今没有写完、尚未寄出的信：

　　李普吾兄：

　　今天接到尊信，分外高兴和振奋！您长我十七岁。您在中学左倾之时，我始于岁杪出生，故您实为前辈。尤其拜读此信之后，令我肃然起敬：八六耄耋之翁所思考的问题及达到的识见，已是当下中、青年之所谓知识精英、学术明星之辈所望尘莫及的。故我衷心对您实以前辈敬之；但为今后交往无年齿屏障，交流思想更亲切和洽，姑妄以“兄”呼之，想外界若知吾之坦率真诚，亦不以我之不拘礼数为怪也。

　　以我的愚见，吾兄此信所涉及的问题，都是一个世纪之中的大问题，故此信今后的史料价值极高。现就我浅陋的学识，姑妄陈鄙见，于吾兄就教。

　　一、抗日问题。中国有一句成语：众煦漂山。众口吹气，可以移山。左派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形成了话语霸权，只要翻开有文字的现代出版物，凡涉及抗日，都是“老蒋不抗日”。这并非事实。历史的真相是“老毛不抗日”，并非“老蒋不抗日”。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及谢幼田的《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共抗日战争真相》，都作了严肃的披露和回答。1972年田中角荣来华时，毛说“要感谢皇军……”就足以证明他的恬不知耻和没有心肝！

　　中共的“抗日”是手段，不是目的。蒋的抗日是真，是目的。中共的“抗日”是表面文章，为了统战，冠冕堂皇，煽动群众，居心叵测，目的是颠覆政府，壮大自己，夺取政权。它一方面发宣言，呼吁“一致抗日”，同时又在各处袭击政府军，扩大地盘。九一八以后，迄1936年还在“破坏千里黄河堡垒战与主要铁路线”（附件：毛泽东年谱1936年3月复印件）。3月27日毛在石楼县城附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外交（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中说，（政府）提出“取消苏维埃”，则以“取消国民政府”对之；提出“取消暴动”，则以“取消国民党压迫”相对。（见复印之附件）这是毛一贯的流氓手段，在“国共合作”的从始到终，没有一天曾经怀有过诚意。你坚持武装割据，坚持反政府，还侈谈什么抗日？实际上是助日，日方是求之不得的。

　　我再举1936年的两广异动为例。《独立评论》第206号立即作出反应，胡适以《“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为题，说“抗敌救国的第一条件是要在一个统一的政府之下造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国中无数往日反对国民党或反对南京政府的人，自从九一八之后，深知统一的必要，都不惜抛弃成见，捐除嫌隙，站在国家的立场来拥护政府。这是时势所要求，国难所命令，稍有常识的人都不能不如此做。凡不如此做的，必然要堕入外人的诱惑，认意气为真理，视私怨重于国家民族，逐渐投到对方的怀抱里去，自陷于危害国家的大罪恶而不自知！”（全文附呈，请阅！）

　　而毛则把两广异动当成反政府的最好契机，在6月6日致彭德怀等：“日军五千人入北平，人心大震，冀察政委会有分裂之势。”“反蒋运动呈开展局面，两广有宣布独立之传说，刘湘、何键似均不稳。”（《毛泽东年谱》548－549页）

　　6月8日　对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关于两广事件的谈话，指出：“这时候国民党中一些愿意抗日救国的领袖与反对南京的派别，从南京分裂出来是完全可能的与应该的。”“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虽然这中间还不免有个别分子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吾人更希望西南的领袖能彻底执行抗日救国的纲领，将两广造成抗日救国的根据地，开展抗日战争，武装民众，实施广泛的民主自由，严厉制裁汉奸，没收日本与汉奸财产，改善工农职员生活待遇等。西南的领袖须执行这些彻底的革命纲领，来却除一部分人民对你们的怀疑，并吸引全国人民的同情羡慕，则胜利可操左券。”

　　6月9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国内外政治局势，指出：“目前国际情况，一面日本对华猛进，一面英苏妥协对日之形势。蒋介石利用胡汉民死亡，做其冬天作总统的迷梦，并扩充兵力，大借美债。反蒋运动之开展是必然无疑的。”“自胡汉民死后，亲蒋派邹鲁出洋，证明反蒋已成定议。唯近日陈济棠尚派代表到南京回旋，似粤桂步骤不尽一致，桂进较急，粤进较缓，内幕尚待续证。”还说：“俟情况证实，此间拟派重要代表南下联络，并做到互相配合。”

　　在日方步步进逼、政府处境日益危迫的情形下，毛是唯恐天下不乱，越乱就越利于他反蒋，故两广异动成为他利用的契机，他欢迎，鼓动，希望事态扩大。在当时，只有蒋领导的南京政府，才能团结全国人民进行抗日。因此，反蒋就是反政府，就是助日而不是抗日。所谓“反蒋抗日”，实际上也就是肩着“抗日”的招牌，置国家民族的命运于不顾，反对最能抗日的合法政府。毛的居心，岂不昭彰么？借一句红卫兵的大批判用语还给他：这就是毛泽东的“狼子野心”！

　　在两广异动发生以后，立场最正大，态度最严正的，还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请参阅陈之迈的《论粤桂的异动》（《独立评论》二○六号）和张奚若的《对于两广异动应有的认识》（《独立评论》二○七号）两文！

　　还有，“日军五千人入北平，人心大震，冀察政委会有分裂之势”。冀察政委会是统一的国民政府在北方的一个派出的政权机构。它的分裂无疑是分裂出一派投降的汉奸分子（如冀东自治政府的殷汝耕之流）来。可见毛泽东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所想所希望的是什么。他还有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心肝吗？胡适当年五月曾有《敬告宋哲元先生》一文。他说，“我们希望宋哲元先生明白，凡是中华民国的敌人，都是他的敌人。我们都是拥护中华民国的人；我们深信，在这个时候，国家的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机。凡是反对中华民国的人，凡是存心破坏中华民国统一的人，都是存心遗臭万年的人，我们决不可姑息这种人，必须用全力扑灭这种卖国求荣的奸人。不如此的，在今日是汉奸，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永永是国贼。”毛泽东早就是这样的汉奸国贼。

　　与您年岁相当的白永达先生（86岁），春节前写给我的信中，谈到了同样的问题：

　　过去我由中学时的主张拥蒋抗日，到大学时的反蒋（自皖南事变起）与倾向民主，总认为是一种进步。但现在想来，进步中也有迷误，如片面地对待“左”“右”问题。

　　又如，过去我对蒋，由一般人所认为的他“不抗日”或“动摇不定”，虽已渐渐悟及他确是想“先安内，后攮外”的。（尤其他从1935年追击红军，渐渐掌握了西南、西北地盘以后，觉得有了抗日根据地，抗日态度渐趋坚定。）但对他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仍嫌估计不足。最近我读丘吉尔的二战回忆录，才体会到至少蒋的苦撑抗日，对英美苏的联合击败希特勒，也是起了颇大助力的（在东方牵制住日本人）。

　　两年前，我写了《也谈大公报》一文，刊于《博览群书》。文中转引了唐德刚说的一个笑话。唐说他在重庆中大读书时，听王芸生的时事讲演。王说，抗日战争中，日本人不幸遇到了蒋介石这位“赌输了裤子也不下牌桌”的赌徒，弄得他们想速胜而不得，没了办法。我在文中称道王，说他这话是“小骂大帮忙”的“杰作表现”。这当然可说。不过对“赌输了裤子也不下牌桌”的不易与卓绝，仍嫌重视不足。（2003年12月1日信）

　　还有一位上海的谈志华先生来舍下谈，他从六十年代迄今，每次去京到军事博物馆参观，中共抗击日军的数字都在变，最高时标到百分之八十六点几，从无定说。这就说明不是科学的统计，也不是求实的态度，是随着政治风向和左的思潮涨落而变动的。用我的语言说，就是扯谎大小的问题。

　　以上这封信没有写完。这几年我应付的事情太多，要做的事情总是不能按计划进行，所以这封残信迄今没有寄出。但我在跟李普先生的电话交谈中说这封信要写三万字，后来又说三万字无法将他列举的问题说清，至少要写十万字。但冗事丛集，应接不暇，身不由己，所以对这位具有阔大胸怀的耄耋老人日夜萦怀所思虑的诸多历史疑题及有关国运民瘼的大事，都没有作出及时的回应，这是我愧对他的伟大精神的地方。

　　（三）

　　每当国家社会有大事发生，或有重大变故之际，就是我和李普先生交流较多的时候。前年冬季，香港的朋友给我寄来几本《开放》和《争鸣》杂志，又复印了若干资料，及时披露了执政党某人号召“学朝鲜、学古巴”，又否定和批判三权分立的消息。从而证实了当时的传闻并非子虚乌有。我就挑选了一些值得李普先生一看的资料复印寄去。我在电话里说这是一百年来最大的倒退。中国人白活了一百年，今天倒退得连慈禧太后都不如了。那拉氏虽然镇压了戊戌变法，但庚子拳乱以后，“西狩”流离也给了她沉痛的教训。那么腐朽的一个老太婆竟还知道反省，后来派五大臣于1905年出洋考察。考察归来，朝野满、汉大臣及士大夫言宪政蔚为风气，毫无禁忌，造成了晚清末造上下呼吁立宪变法的共识。当年开明的满、汉大臣，比中共绝大多数的历届领袖的思想观念要开放进步得多。一百年后，怎么连三权分立的普世价值都否定了呢？朝鲜有什么值得学的？难道要学金氏父子极端腐朽的世袭制吗？

　　这一次电话长谈，彼此看法一致。后来他又把他一些新的思考告诉我。我感到当国家政治逆转的严重关头，他越是朝夕勤读苦思，希望看到国家走入顺境，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启动。他说他在钻研宪政理论，希望在晚年补上这一课。我能够直接听到这位老共产党员的心声和精神所寄，使我有“朝闻道，夕死可已”之慨。

　　前年年初，他写了一篇《从“不得已”的好人说起》（载《炎黄春秋》2004年4期）。他首先介绍萧功秦《另一个角度看美国》一文。萧文说，美国政体被一种深刻的政治文化习惯无形地支撑着，那就是：人们从根本上不信任政府与官员。基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一种制度性安排，处处对政府的行为设防，处处对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警惕与怀疑，这样，形成一种特别有监督能力的社会报警机制。其结果，反而使政府官员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面前不得不行为收敛，更为清廉。李普把这种美国政治文化培养出的“廉吏”，概括为“不得已”的好人，与天然的好人，即心地善良的好人，对社会、国家并无危害。然后，他发挥自己的见解：

　　从政治方面说，这是先进的政治，靠制度而不是靠人，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同时它又是文化。一则它成了习惯，是多数人的习惯或者说人们大家的习惯。二则可以说它是无形的。三则，大家的这种习惯是逐渐养成的。这三条都同所有的文化一样。我认为任何文化都必须具备这三条。无疑，这里所说的这种文化是先进的文化。

　　他这里所表达的意思毫不含糊地包涵了这些内容：一、我们标榜了数十年的所谓社会主义文化，根本没有具备这三条。二、这三条是“任何文化（包括社会主义文

　　化）都必须具备”的，社会主义文化不具备绝对不行。三、迄今为止的所谓“社会主义文化”，还是一种落后的、乖张的、悖理的、不合人性的反文明的文化，而美

　　国文化才是先进文化。

　　作为一个1936年就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到了八六高龄，思想非但毫不保守僵化，而且还相当开放超前，这是执政党的七千万绝多党员中，那些固步自封的教条的列宁主义者和只有势利而毫无信仰者难以望其项背的，也是某些当代中、青年知识精英、学术明星所难以比拟的。在后一种人中，有不少是名牌大学的教授、博导，别墅、汽车、十数万的年薪，国际学术会议……等等优越条件，已把他们养得过于精明，他们在各种场合，已绝少参与公共领域的发言，他们已变成要精心守护上述“鸡肋”的谨言慎行的君子。单独看李普的言行，不容易看出什么，若横向地与上述人等一比，差别就立即显现出来了。其胸襟境界是不可以道里计的。

　　他在同文中，又提出了他的希望和办法：

　　对于这两者，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我们怎么办？邓小平说得好，快快从制度方面赶上去。我很赞成，因为文化不是一蹴可就的。我想我们只能缓慢地着急。英文里有一个说法：make haste slowly，这个说法很好。我们不能等待把这种先进的文化培养起来再建立制度；而只能先从制度着手，然后培养文化。这就是先下水，在游泳中学游泳。……先立制度，让那些当官的掌权的人不论秉性如何都成为“不得已的好人”，然后逐步培养那种先进的政治文化。

　　这是一个高明的见解和聪明切实的办法。梁任公在清末以为中国不能立刻行宪政，必先“牖进国民程度”，行“新民”教育，然后宪政可以施行。这是梁启超的训政论。

　　孙中山主张直接民治，不但要人民懂得用选举权，并且要人民能运用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他要从最彻底处做起，要乡下人都懂得用四权，要从完成地方自治县自治做起。所以六十年前张佛泉就说：“这样高度的宪政，就是自治历史最久、政治经验最丰的国家，恐怕亦谈不到。孙中山先生所悬的宪政理想却是如此！这样的宪政如何能立刻到达呢？于是有训政之说。我们暂不实行宪政，先训练人民。等着达到某一程度时，再宣布宪政开始。”由于孙中山对宪政的误解，在宪政前导致国民党横亘了一个二十年以上的训政时期，遂使中共钻了空子，演变成知识、理念、能力和人才都不足以建立一个良性政府而迄今腐败病入膏肓的局面。

　　后来梁漱溟也不主张西方的民治，宣称“中国此刻尚不到有宪政成功的时候”。所以他就搞乡建运动，希望乡村社会中之“各分子皆有参加社会，并从而改进现社会之生活能力”。他所想象中的改革并不限于政治一方面，还包括经济、社会、教育等问题，都一齐下手改造。[1]当年张佛泉称“这是最奢的改造计划”，“与训政论正如出一辙”。所以，1949年他见中共取了大陆，对毛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是最有效的救国道路。直到亲身经历了“反右”、“文革”以后，历史留给这位虔诚的爱国者的反省时日已经不太充裕了，因此这位大政治活动家的晚年反省还没有达到李普这样清醒、准确（即触及时代的症结、要害）的程度。

　　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有不少学者在论证中国有中国特殊的国情，英美的民主政治不可照搬，国民的教育水平尚须提高，为过渡到宪政作准备。近一百年来，中国历代的仁人志士在造因（教育国民）上并无分歧，而分歧只在办法上：是造因成功再实行宪政，还是宪政随时随地可以开始，让制度去规范人性？从世界政治的历史教训和我们此生的政治经历和经验来看，显然前者是不知伊于胡底的迂见，后者才是把当下最优制度一步落实到位的明智选择。李普从一个阶级论者，一个信奉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暴力革命论者，经过衰年“变法”，经过潜心刻苦的探索“补课”，进渡到一个接纳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者，远远超越了老左派和新左派的思想樊篱，是他晚年的一次精神飞跃，也是他人生的一片光彩。

　　（四）

　　没过几个月，他又写了一篇读书札记《制度的威力》。这是一篇妙文，是他独具只眼的发现，是诸多党史专家都未曾抉发出材料。文章开头说：“邓小平1980年关于制度有一段名言（见《邓选》第二卷），讲建立制度的重要性，我曾经加以引用。我至今认为他说得很对，近来觉得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没有认识到。”文章这样开头，既是文章破题的自然表述，也是老李普对付中宣部无法无天的封杀的一个高明策略。然后他写道：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说过：“中国共产党不采取党魁制，而采取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挑选一个书记，来负责联络工作，权力不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样做很好，可惜没有成为制度。

　　邓小平说的是没有建立民主的制度，没有建立集体领导的制度。可是相反地，不民主和反民主的制度却是建立过的，个人专断的制度和独揽乾纲的制度却是建立过的。这方面邓小平没有说到。

　　从《刘少奇传》可以看到：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决定》，主要内容一是重新成立政治局，毛泽东为主席；二是重新成立书记处，它隶属政治局，由政治局主席为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书记处“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是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决定的。刘少奇在会上建议：“书记处有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 这可是他老而不昏的锐眼从文献中发现的硬梆梆的材料，有了这条推不翻的材料，李普就展开了他雄辩的发挥：

　　我糊涂数年之久，最近总算悟到了一点儿：这就叫做制度；把这件事形成制度，叫做制度化。这才开始领会，制度和制度化威力大矣哉！

　　首先，毛从此可以百分之百独断乾纲而毫无顾忌。他有根据。他手里有这个《决定》，等于说你们必须听我的，你们只能服从我。谁反对我的意见，往轻里说是无组织无纪律，重一点说就是反党。反对固然不可以，怀疑都是不行的，你竟敢怀疑党中央不是绝对正确？有了这个“最后决定权”，毛泽东就是党中央，党中央就是毛泽东；后来，“中央”两个字也不防省掉，毛主席就是党，党就是毛主席。

　　以下，他就把党内数十年形成的家长制，全党上下揣意图、说假话的风气，陈说得清清楚楚，说服力极强。而这篇精彩的妙文仅仅用了一千三百字。

　　我们常写文章的人想来都有体会，在一篇说理文中如果能用上一两个具有实证意义的事例，其对说理性的加强则不知凡几。《制度的威力》就是因为搜集了陈独秀“不采用党魁制”的主张，和《刘少奇传》中的《决定》“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两个对比鲜明的绝佳例子，遂使文章的说服力几乎达到了颠扑不破的效果。无论你多么左的先生大人，也无法站出来驳斥李普。这也说明李普晚年探索之勤和思维之细。

　　像李普抉发出的这类材料，很多治党史的人一般发现不了，即便发现了，他们也不敢或不愿像李普这样利用。因为他们要维护党和领袖人物的威信。而李普为文是凭胆识与良知，他只认事实，只遵理；此外，一切功利的考虑，一切顾虑，皆置之度外。

　　（五）

　　五月份刚写了《制度的威力》，七月份他又写了《〈开国大典〉采写回顾》。李普晚年写作的一个总趋向是：他早已超越了为中共历史表功赞绩的局限，攀登到了一个新思想的制高点上，从各种角度切入思考，对历史作深刻的反省。即使在《〈开国大典〉采写回顾》这样的题目之下，他也绝口不谈个人的荣耀史，竟然写进了这样的内容：

　　老记者应当知道，不仅我们党特别重视大检阅大游行，以苏联为首的各国党都如此，因为这是培养领袖崇拜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培养个人崇拜最有效的手段之

　　一。领袖高高在上，万千群众远远在下面仰望着高呼万岁，领袖也就越发显得伟大威风而且带着几分神秘感、越发叫人觉得高深莫测、与常人不同。同时，平常比较冷静的人，在群情激动之下也会热血沸腾。季羡林教授在他的《牛棚杂忆》一书中描写了这种情景，他说他作为堂堂北京大学的教授，又曾多年在德国吃洋面包，“毛主席万岁”他本来是喊不出口的，在国庆大典的游行中他被弄得如痴如醉而高喊起来，从此就习以为常了。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是一个比比皆然的现象。但是，我们这些常人的记忆是零碎的，没有联想到那样宽广；而李普以他老记者的职业敏感，点出了“大检阅大游行” 是“以苏联为首的各国党都如此”的“培养个人崇拜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于是我们就想到毛泽东的天安门、斯大林的红场、金日成的平壤、霍查的地拉那……曾几

　　何时，一座座蓬莱神山幻景，均一一化为无形。历史无情，极权党惨淡经营的一整套欺世惘民的玩意儿，终归如海市蜃楼，经不住几度日照，便了然无迹。1941年7月，抗战方殷，在美国做大使的胡适到密西根大学作《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的讲演。他把当时席卷欧洲的那场战争（美国尚未正式参战）概括为民主政治与极权政治的冲突，自由与奴役的冲突，由宪法组成的政府与专制独裁的淫威的冲突，人们开明的意志的表达，与对政党及“领袖”无条件盲目服从的冲突。他援引5月11日《纽约时报》上伊司曼（Max Eastman）的一篇通讯中列举的极权主义的20个特征，其中第五个特征就是：

　　“领袖”是一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也就是等于一个神。

　　胡适当年指出：其中每一点在共产主义的苏俄和法西斯的德、意都可以找到，而在英、美则找不到。

　　李普青少年时就抱着献身国家、民族抗战的理想，但“错认他乡是故乡”；而晚年幡然醒悟之后，才具有了深邃的历史眼光。

　　（六）

　　2004年12月15日约10点40分，我打电话到李普先生家。他说，我家里今天出了事。出了什么事？我的老伴沈容去世了。我大吃一惊！我在《南方周末》、《文汇报》、《温故》、《老照片》等报刊上接连不断地读到沈容的好文章，怎么会突然去世了？李普的情绪还比较平静。

　　我的住地在复旦南区，这里的邮局是不能拍电报的。发E-maill不够庄重，还是得用传统的方式。于是午后我就赶往五角场的翔殷路邮局，发了一份挽电。文如下：

　　惊闻尊夫人沈容先生溘逝，不胜悼惜！

　　贤伉俪晚年反省反思，同识同心，思力锐进，青壮莫追。沈先生的逝世，亦是中国思想界的一大损失。乞先生节哀！

　　沈容先生千古！

　　程巢父敬挽

　　2004年12月15日14：45

　　当时，我与李普交往还不满两年，与沈容女士还未见过面，也未通过电话。电报的措辞是稍费斟酌的，在驱往邮局的出租车上一直在打腹稿。在同年秋杪，有一天上

　　午我打电话过去，李普说他今天便秘很难受，是老伴用手抠出来的，现在轻松了。这个生活细节给我印象很深。唯有终身相守、相濡以沫的恩爱夫妻才做得到。迄沈

　　容逝世之日，她的唯一著作《红色记忆》还未出版，她的文章我才读了五、六篇，如何把握她的思想性情呢？我只能从极少的感受中约略感到沈容是一位人性温厚的

　　女性，不是一个令人退避三舍的党婆形象。从李普的文章的自由抒发，从他在电话里同我放言纵谈毫无干预，我感到他们夫妇的见解、观点大概是没有什么分歧的。

　　于是我就定了“同识同心”的电文。“晚年反省反思”是北方三李的共同特征，也是党内民主派、“两头真”人物的共有现象。这一通短电文是我当天“大胆的假设”，就看日后“小心的求证”如何。

　　当晚我又打电话去致哀，并且安慰李普一番。他说电报收到了，很好，谢谢。又说“是不是评价太高了”？我说不高，我权衡过的。你们都是中国的宝贝。执政党违宪五十年（1954－2004），不开放言路。我们的文章在纸上、网上都一再被封杀，你们言论自由度相对比我稍微大一点点，他们拿你们没办法。所以你们比我们的作用大、价值更高。但是，你们的离经叛道，要比我们难十倍、百倍，你们能够走到今天，思想上放出异彩，才引起我们的尊敬。要推进中国的民主，使中国实行宪政，还得借重你们的声光。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看不到你们的价值，或者苛求于你们，都是偏颇的观点。

 　　（七） 

　　当天11点前后，我就把沈容去世的消息以电话通报给丁东先生和南京的邓伍文先生。丁东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刚好我上午给李普老先生打电话，所以及时知道了此事。伍文兄则尚不知情，他便立即打电话到李府。下午，伍文兄又打电话来，他说今晚要赶往北京参加治丧，因为他们两家有世交。我说我走不开，请他随时与我通报情况。

　　三天以后，伍文从追悼会现场打来电话，向我描述了追悼沈容的情形。沈容的遗容很安祥，像在熟睡中。身上覆盖着纯白色的缎子，撒满了素色的花瓣。没有官家的人参加，也没有僵硬的党化“追悼”仪式。只来了少数亲友。李锐夫妇也来了。开始，是国务院港澳办头头送的花圈放在灵堂的正中，这是沈容离休前的单位。单位的头儿送花圈是依惯例，不是因交情。沈容自80年代初离休、廖承志去世以后，港澳办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换过好几茬头儿了。港澳办对沈容来说只是一个领养老金的所在，除此，没有任何意义。这天，赵紫阳、梁伯琪夫妇也送了花圈。布置灵堂的人当然依惯例，将沈容本单位首长的花圈放在正中。李普发现之后就动火了，“把它拿开，放到边上去！”女儿们领会他的意思，就将赵、梁伉俪的花圈放到了正中。这也表现了李普的性格和人格。尽管你中共中央冷落赵紫阳，软禁他十几年，我李普就是不买这个账！他跟我李普、沈容私交最厚，我可不是势利小人，我照样把他供起来！李普对中共“罪臣”赵紫阳的尊重，涵藏着他对历史的判断。

　　追悼开始，李普说：“今天，我们向沈容告别，告别是她的遗体，同沈容，我们永远不告别。沈容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活在两个女儿的心里，活在她的至爱亲朋的心里。我相信，她还会活在万千个读者的心里。”

　　没有播放哀乐。说到这里，我要暂时岔开一下。自1976年周、毛去世，广播（那时电视不普及）放送哀乐开始，民间死人即竞相袭用此曲。这是三十年来中共最民主、最平等的作风，这是我三十年来从未吐露的感受，值得大书特书！一国之宰相、帝王死后，国葬仪式上使用的哀伤之曲，任何一个平民死去也能毫无限制地抄袭引用，这实在是中共历史上最大的民主和平等，直可彪炳史册！

　　与沈容遗体告别不放哀乐，我猜想可能是女儿们的设计，而放了一首沈容生前最喜欢的英文歌曲《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你对我说，你爱我，那是一个鲜花盛开的五月。你对我说，你爱我……”这是美国作曲家斯特勒斯的一首很流行的歌。

　　会后聚餐时，有一位友人问：“今天沈老的遗体上怎么不覆盖党旗？”没人回答这个问题。好几人互换了眼色。伍文听到她女儿轻声的一句：“盖党旗？那多叫人恶心呐！”我听到这里，蓦然想起了傅斯年在重庆抨击行政院长孔祥熙写给胡适的信里的一段话：“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侮耳。”（1940年8月14日《傅斯年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

　　（八）

　　丧事初了，李普的老友、广东省委前书记吴南生先生即邀李普南下散心。写到这里我想起来了，我在12月15日给李普打电话是问我寄的一个快递包裹他收到没有，想不到当天竟遇上沈容逝世。包裹里装的是两位老知识分子编辑的一套资料，凡十六本，外加一些五花八门的来自香港、美国和网上的信息材料。我逢人就介绍那套资料的编辑者见解卓越，眼光犀利，他们编辑的东西比官方的年鉴不知好到哪里去了。既然李普等中共老干晚年与民同心、为民立言，我就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多提供信息，做他们的资料员，让他们随触即发。因为某人号召“学朝鲜”“学古巴”，批判三权分立，就促使我读了几十万字的宪政史料，又蒐集复印了一百多万字的晚清以来的宪政文献，为以后撰写《中国宪政演化史》作准备。为什么要叫“演化史”？我在电话里跟李普交谈。因为宪政到了1949年中共据有大陆以后就寿终正寝了，再没有宪政的一丝曙光。迄21世纪，更倒退到底谷了，连三权分立的普世理念都给摧毁了。因宪政到了中共一党专政的55年极权统治时期一切破坏无遗，故将来撰写宪政历史不能叫“演进史”，只能叫“演化史”，因为历史不是在前进，而是倒退的。这是中国宪政的宿命。因为中国大陆被中共掌控了政权，宪政就只能是倒退又倒退的。这是2004年冬我与李普多次电话交谈的中心话题，获得他的赞同和支持，没有什么分歧。

　　也在12月间，因为我敬佩任仲夷先生的几次公开发言，我就请李普先生开一份南方诸老的名单，我把寄给李普、李锐二老的那套资料也给他们各寄一份。李普给我开了任仲夷、吴南生、杜润生等六位关心中国命运的党内民主老人的姓名、住址，我办成了一件值得尽力的事。

　　现在再回到吴南生先生邀请李普南下的事情上来。李普告诉我，此次南行有两个女儿和大女婿杜高陪同。我预感到，这些忧国忧民的耄耋老人此次聚晤，决不可能只吃吃饭、聊些轻松悠闲的话题而已，势必要谈国家大事、社会民情的。于是我就赶在他们出发以前写了一封信去。文如下：

　　李普吾兄：

　　沈容夫人新故，吴南生先生即邀吾兄南下散心，足见友情之深挚！然而人际间友情之持久维系不衰，亦须彼此之价值取向的基本一致，若两方之观念见解南辕北

　　辙，识异心歧，其固有之友情亦随之而弱化；故以小弟观察，吾兄今次之南行，恰当国家政治逆转之关头，吾兄与南方诸老之晤聚，亦含有政治性之意向，此不言自

　　明之事实也。盖吾兄与南方诸老（任、吴、杜）青年时代之理想，在今日则转化为民主宪政之诉求——终生救国救民，终生都亲睹吾国政治八十年之历次倒退，此次之“学朝鲜”（实为邪恶），已倒退到竟连慈禧亦不如，不亦悲夫！

　　吾兄与诸老晚年之思想言行，与民同心，有浩然之气，在当代思想史上，必将放一异彩，可无疑矣。

　　祝诸老健康长寿！

　　供任仲老、吴南老及杜瑞老阅览之材料（每套十六本），弟已于本月二十五号以快递邮包寄出，想已到达，老兄询之吴老可知也。

　　乞早来电话，示知行止！　敬颂

　　旅祉

　　弟　巢父谨上

　　二○○四、十二、三十

　　（九）

　　2005年元月上旬，李普的广州、海南之行约半月，大概因赵紫阳的情况而提前返京。还在12月18日为沈容开追悼会时，就听说赵紫阳病重，恐不久于人世了。有一天早上9点整，李普打电话来，说赵紫阳去世了。他将赵的女儿用手机告诉他的几点几分逝世的情况以及她简短的告亲友附言，原原本本地向我转告。我当时记得很准，便立即向谢泳、朱学勤、蒋丽萍、邵建、范泓等几位朋友通报。另有一些电话打不通或无人接听。过了上午11点，我就不再打电话了，因为网上的消息也多了起来，已经不属新闻了。

　　元月24日夜，邵建先生从网上读到“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李普的报导，立即打电话来，托我代向李普先生转致敬意。他对李普的答问极表钦佩。在电话里一再说“老先生在这个时候能够站出来公开表态，说这一番话，真不容易，真不简单！”他用一口南京话说：“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我真佩服老先生的魄力、勇气！这种不顾个人利害的大无畏精神真令人敬佩！”我听到邵兄转述的李普对赵紫阳和六四两大问题的评判，以及对中共的批评，也极为振奋。但当晚已是深夜，对于高龄老者是不能打扰的，我就把这个（邵建与我的）致敬电话推迟到第二天上午才打。

　　当晚，我就坐下来在灯下展纸写信：

　　李普吾兄：

　　元月二十四日夜，南京朋友邵建先生在网上看到老兄答记者的谈话之后，对老兄的风骨和人格肃然起敬，旋打电话嘱我向老兄转致敬意。我得悉内容之后，也大为振奋。吾兄在我国政治逆转之关头，无视极权之高压，秉浩然之气，甘冒风险，仗义执言，在当下实如空谷跫音，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关心国运民瘼的中国人必将受到鼓舞

　　因为连日劳累，在一度亢奋思绪起伏之后，这封信没有一气写成就睏顿了，只好上床入睡。第二天，又因事务繁杂，这半页信纸杂入一叠文稿之中，无暇续写了。

　　李普对赵紫阳是这样评价的：

　　“一、支持包产到户，农民过去没有耕种的自由、都要由集体指挥、集体布置种什么、干什么，后来安徽几个农民秘密地搞了包产到产，自己耕种之后向生产大

　　队交纳一定数目的粮食和其他作物。这是农村的很大改革，也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赵紫阳那时是国务院总理，支持了这个改革。”

　　“二、可以说，他支持了民营经济，老百姓的私营经济，发现了民营经济的好处，增加经济方面的产值，解决就业问题，增加国家的税收，等等很多方面的民营经济，是他发现了民营经济。”

　　“三、提出了对外开放，他那时候在广东搞了两头在外的经济政策。原材料由国外进来，在国内加工，然后产品销售到国外，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

　　“四、提出成立特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邓小平也支持了。所以说，他至少是改革开放的设计师之一。”“这些都可说明，赵紫阳是改革开放的老祖宗之一、改革设计师之一。”

　　记者问：“您对他的人品、为人等方面怎么看呢？比如他在‘六四’这件事情上的表现？”

　　李普说：“他是很好的人，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政治家，中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今天的繁荣，‘六四’时同情学生，不赞成调军队、军管，慰问绝食的

　　学生，劝他们回学校上课，这都是很好的。他如果赞成军管，镇压学生，那他还可以当总书记的。开始他反对了，那就只有下台，辞掉总书记的职务，没有其他办

　　法。”

　　“他选择了宁愿不当总书记，也不能够赞成用武装对待老百姓，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政治家，很伟大的政治家。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拥护他的，很称赞他的，很佩

　　服他的。因为他不赞成军管，不赞成对者百姓开枪、镇压学生，就被加了个罪名‘支持动乱、分裂党’。作为党的总书记，分裂党，这不是笑话吗？莫须有的罪名。

　　我很同情他这样的遭遇。”

　　记者问：“在党内像您这样同情赵紫阳的人多吗？”

　　李普说：“在一天天地增加。”

　　记者问；“您觉得对是否给赵紫阳先生开追悼会这件事情，当局会怎么处理呢，结果会怎样？”李普说：“现在看起来很清楚，当局拿这件事很不好办。如果承认软禁他15年不对，承认这一条，勇于纠正错误，那一定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错了不要紧，改正错误就行了嘛。”

　　记者问：“您对是否给赵紫阳先生开追悼会这件事情，觉得应该如何处理呢？”

　　李普说：“应该开，而且应该允许发表个人的意见，自由地参加追悼会。现在平反‘六四’也不太现实，只要求给赵紫阳平反，这15年

　　来对他的处理是不对的，按照他的身份，按照总书记、总理的规格公开地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作为一种补救的措施，我只要求这两条。那么‘六四’可以暂时不

　　说，能够平反‘六四’当然更好，但是现在把所有问题一下解决也不可能，可以暂时不提。就是把赵紫阳的问题解决了，给赵紫阳平反，还他公道，就是一个很大的

　　进步，对政府稳定的程度就会大大地加强，顺应民心，符合世界潮流。”

　　记者问：“您觉得如果中央不开追悼会或者坚持说赵紫阳先生有错误的话，老百姓会怎么反应？”

　　李普说：“很难预言。这样做是很不正确的，非常非常的愚蠢。很明显，和人民对着干，不会有好结果的。”

　　记者问：“您觉得党内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李普说：“持我这种看法的人可以说不很少，究竟有多少人，我还不很清楚。我相信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因此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有一样的看法。究竟有多少

　　人，我不知道，但我相信越来越在增加。如果人们知道真相，同意我意见的人就会更多。假定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公开讲话，说明自己的意见、观点，就会吸引更多的

　　人赞成我。但是在中国没这可能。”“对于宪法上规定的言论自由，这个言论自由当然应该是指公开演说的自由、而不是个别说话的自由。如果真正有言论自由和出

　　版自由，我能够公开发表我的意见，你不同意我的意见，可以批评、辩论，总而言之，是公开的，而不是暗箱作业、黑箱作业，我看一切问题都好解决。”

　　记者问：“很多人都想去吊唁赵紫阳先生但遭拦阻，有不少人都被软禁在家中，不让出门，如刘晓波、刘荻等，鲍彤先生也被阻止吊唁，他的夫人还被推得骨折，林牧先生在西安都被绑架软禁，您怎么看这些现象呢？”

　　李普说：“如果要对我也采取这种办法或者也把我监禁起来，我告诉你，我毫无办法，我毫无办法反抗，要把我投进监牢，那就投进监牢好了，没有办法。如果

　　谁要把我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我也毫无办法。我跟你说，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那时候叫做：把脑袋别在裤带上工作、革

　　命、不怕死。”

　　“我今天虽然已经87岁了，我还是有这种精神，有这种准备，准备因为我发表这些言论而被关起来，或者被开除党籍等等，我还像20岁的时候，这一点上没有变。我可以这样说，不是吹牛皮，老而弥坚。因为赵紫阳的这件事情实在太可悲了。一个人有几个15年？把他软禁15年！”

　　记者问：“您对‘六四’这件事情怎么看？”

　　李普说：“大规模的坦克上街，这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为什么人们那么强调‘六四’？这是很自然的。‘六四’这样的事情，慈禧太后不敢干，北洋军阀不敢

　　干，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北京不敢干，国民党的军队也不敢干，唯有共产党的军队这么干，这不是耻辱吗？所以大家关心‘六四’这件事，完全可以理解。”

　　老李普能够这样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地就大陆两大敏感问题答记者，对于任何一个有血气的中国人来说，所激起的心灵震撼，当以“惊天地、泣鬼神”赞之，绝不为过。邵建的反应，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良知不泯，民气犹存的写照。

　　（十）

　　赵紫阳逝世不久，2005年早春，李普又接受了香港凤凰卫视记者的访问。在这次答问中他批评了毛泽东、邓小平、中共和1989年学潮中的激进派。他的批评，单凭勇气和大无畏的精神，是远远不够的。他从80年代起，就进行宪政补课。这些批评，就建立在他晚年“补课”的收获成果之上。所以他的批评，首先是凭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才体现了“知识就是力量”。

　　他说，毛泽东从1953年8月起，就过早地放弃和否定了新民主主义道路，宣布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这是违背1945年中共七大决议的精神和原则的，也否定了他自己。1945年4月，中共在延安召开七大，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确定党的政治路线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1949年9月21至30日

　　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各党各派订的政治纲领，也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将来要进入社会主义，要大家同意，各党各派都同意，全国人民同意。毛泽东自己说，

　　共同纲领就是新中国立国的“大宪”，相当于宪法。他又给否定了。中国经过八年抗战、四年内战，老百姓苦难相连，此时应该与民休息，正需要一个经济恢复期。

　　而毛泽东不顾客观实际，急躁冒进，跨越必经的历史阶段，骤然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改造。由于他的左倾，不经全党同意，不与各党派协商，不管人民愿意不愿意，就

　　宣布全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导致政治运动不断，全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造成了饿死几千万人的灾难。从1953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极左路线，整整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国被耽误了，倒退了。

　　李普的这个判断，既来自他记者生涯的阅历和经验，也来自他晚年刻苦的求索和“补课”。他晚年的一系列意见，决不是读一两本书、搬用别人的宪政论或西方政治学之类的现成理论或思想所能形成的。我没有问过他读过哪些书。但我知道，这在他，必然是一个年深日久的苦学过程之后，他的认识水平才能达到他今天的高度。这个变化，对他来说至少有两不易：一，要挣脱“暴力革命论”和“阶级专政论”的意识形态锁链之不易；二，在晚年要把自己的头脑改造成为一具对普世价值和一切良性的新知识的吸纳器和过滤器之不易。但是，李普做到了。我可以打一个比喻：如果我们把邓力群先生资助到哈佛、耶鲁或伦敦经济学院去进修几年，他能达成与李普的共识吗？不大可能。这可见挣脱之不易。即如比李普小数十岁的新左派诸君，其对新知识的吸纳不遗余力，这种精神是令人钦佩的；但其“过滤器”不大灵

　　光，漏掉了不少珠玉，却留下了一些废渣和病毒，往往有暗于别物，不分朱紫之失。以李普与上述两类君子一比较，我们就可立见李普之大不易了。

　　当年胡适在密西根大学讲《民主与极权的冲突》时就指出：一切急进主义必然走上极权政治的道路，因为只有绝对的力量能够完成急进革命的工作。毛泽东之所以一次次地发动政治运动，就是要用极端的手段强化权力，推进他的急进革命。李普的见解虽然不直接来自胡适的思想，但是他的思路是符合自由主义政治学的理路的。

　　他在答问中对中共“六四”动用军队镇压、枪杀请愿群众，作了严厉的批评。他说军队是捍卫国防的，是应付外来侵略保卫国家领土和人民安全的，不是用来对付老百姓的。跟人民对着干，决无好下场！

　　依中共传统的“阶级专政”理论，军队是党的“生命线”，必须把枪杆子、刀把子牢牢地抓在手上，所以必须将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根据这个传统的牢不可破的理念，邓小平辞掉党内外一切职务，唯独保留军委主席。这个军委主席，实际上凌驾于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上，故中共“建国”五十几年不与军队脱钩，国家

　　元首没有资格指挥命令军队。毛泽东靠它发动“文革”，邓小平靠它镇压“六四”。这是个极其腐朽的违背世界通行的政治制度的“怪胎”，连纳粹党和法西斯党都没有过的制度。希特勒、墨索里尼是以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墨氏系首相）统领军队。邓小平否定了毛泽东的个人专制独裁，否定了 “人治”，想使中共恢复党内民主和国家实行法治。但他又开了军魁控制党魁和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先例，实际上又破坏了法治，复归于人治。江泽民又步其后尘，使这个坏制度迄今不能更改。他们的可悲在于堕入了权力迷、暴力迷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故邓小平的“六四”动武是把中共一党的私利置于人民的生命福祉和国家的前途之上。他远没有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军管会主席）与群众组织坐下来谈判的政治风度并最终达成妥协的雅量。（阿克顿勋爵有言：妥协是政治的灵魂。）他的这个大错始终成为邓氏子女的隐忧。而李普关于军队职能的阐述则来自宪政论的国家观和政府观。我试举1995年的《中华民国宪法》为例：

　　第一百三十八条　全国陆海空军，须超出个人、地域及党派关系之外，效忠国家，爱护人民。

　　第一百三十九条　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以武装力量为政争之工具。

　　从对比中可以看出，李普超越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狭隘的“暴力决定一切”论和“阶级专政”论，他早已进渡到一个和平的宪政民主论者的境界。这是他晚年思想的一个飞跃。

　　（十一）

　　“六四”以后，赵紫阳被中共软禁了十五年。李普冒着风险，到富强胡同六号探访过三次。他是赵紫阳的老部下和朋友。60年代初，李普任中共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赵紫阳是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们有很和谐的共事关系。李普的三次探访，带出了极其重要的消息，这些消息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李普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记者的访问时说，“赵紫阳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有还政于民的一天，从军政、训政到宪政，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限期的，无止境的。这就是说，专政大概要到消灭了阶级以后，直到国家消亡的一天。”“赵紫阳曾经要求当局解除软禁。他说已经软禁十五年了，再不解除，就等于终身监禁，你们是会受到指责的。但是，当局没有理睬，既不人道，又愚蠢，愚不可及！”“他到底有什么错？犯了什么罪？他犯了罪，你把他交法院审判，公布他的罪行。他们不敢！”“六四以后，中央指派以王任重为首的一个调查团，调查赵紫阳的问题。调查的结果，没有错，没有问题，拿不出证据来。不敢公布调查结果。”“即使不向全国人民公布，也应该向全党公布，他是党的总书记，你说他有问题就向全体党员公布。没有，从来就没有公布过。我就不知道，没有看到过任何文件。”“你说他分裂党，支持动乱。简直笑话！共产党的总书记不赞成调军队镇压群众就是分裂党？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吗？他没有支持动乱。他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不要绝食，回学校上课，这怎么能说他支持动乱？”“我认为两边都有激进分子，在后面操纵。政府方面背后有激进分子，学生方面背后也有激进分子，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起了很坏的作用。六四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完全可以避免的。听赵紫阳的意见，冲突就可以化解。党内没有人听他的，学生也不听他的，两边都不支持他正确的处理，他只好辞职。他宁可不当总书记，也不镇压群众。”李普说，赵紫阳每天都在看书，想问题，想中国的事情，他是在忧国忧民中渡过他被软禁的十五年的。他在总书记任上，曾经想逐步改变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多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希望还政于民，多一些民主，一步步扩大民主的范围。在中央的文件上，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这句话，他把“下”字去掉。以后就没有“下”了。他在被软禁的十五年里，想了很多党内、国内的大事，国家的大事，世界的大事。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改变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实现民主的问题。

　　李普说，赵紫阳逝世，应该按总书记、总理对待他，给他开追悼会。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他是一个心里装着人民的伟大的政治家。应该让群众自由地参加，自由地发表意见。人们愿意怎么追悼他，应该让大家采取自己愿意的方式去追悼，不应该有任何限制。

　　凤凰卫视这次对李普的访问，后来制成专题片，编入“口述历史”系列，并插入了80年代在赵紫阳领导下工作的吴国光先生补述细节的镜头。吴先生说，赵紫阳曾几次在关键时刻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从天安门广场回到家里，就把全家人叫到一起开会，说明自己不能同意调军队对付老百姓，故只有选择辞职一条路。言外之意就是：在事关执政党与政府以残暴手段对待人民时，他拒绝与“中央”合作。这个家庭会就是告诉全家人：准备迎接即将降临到全家人头上的政治风险！

　　记述到这里，我要插说一下。中国的公民们，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在1989年6月4日的前夕，赵紫阳从天安门广场回到家里，他选择的不只是他自己下地狱，他的选择，还将累及他的全家；但是他义无返顾！试想：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里，她的仁人志士们，有几个人能够如此？有几个人能够如此？请历史回答！

　　（十二）

　　六十年前，国民党宣布结束训政，筹开“国大”，实行宪政，还政于民。1947年3月18日下午5点，胡适在南京访英国大使Ralph Stevenson（拉 尔夫·史蒂文森）。胡适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其历史意义是国民党从苏俄式的政党回到英美西欧式的政党。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中山当日接受了共产党的组织方法，但他终不认一党专政为最后阶段，只认为过渡到宪政的一个阶段。国民党执有政权二十年，今日宣告结束训政，故是稀有的史实。

　　同年，7月20日，胡适发表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一文。文如下：

　　我们在今日谈宪政，谈民主，谈国共问题，谈结束训政，谈美苏对峙的两个世界，似乎都应该先认清世界上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

　　在三十年前，谈政治的人只知道一种政党，那就是英国、美国、和西欧的政党。但在这最近三十年之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组织，虽然也用“政党”的名称，性

　　质和英、美、西欧所谓政党完全不相同。俄国的共产党、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德国的纳粹党，主张虽有左右的大不同，但在党的组织纪律上是很相同的，都属于后一

　　类。

　　为便利起见，我们可以把英、美、西欧式的政党叫做甲式政党，把这三十年来苏俄、意、德诸国后起的政党叫做乙式政党。

　　甲式政党的性质有这几点特色：

　　（一）甲式政党的党员没有确定的人数，没有党籍可以查考。人人可以自由登记为某党党员，人人可以自由脱离本党。如英国邱吉尔从前是自由党，后来是保守党。如美国威尔逊本是民主党，后来竟做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二）党员投票是无记名的、秘密的。党员言论是自由的，没有党的纪律可以约束党员的投票，也没有特务侦探可以干涉党员的言论行动。最近美国民主党的华

　　莱士在国内国外批评本党的政策，是最明显的例子。英国工党的议员也有严重批评本党的政策的。这种行动，本党固然无法制裁，社会也往往允许，称为“独立”，

　　称为“不党不偏。”

　　（三）甲式政党的原则是在两个或多个政党之中争取多数党的地位。每个政党总希望成为多数党，但每个政党总得容忍并且尊重少数党的权利，因为今年的少数

　　党也许明年要成多数党，今年在朝的多数党也许明年下野成为少数党。最后的决定是人民的选举票。在选举之前，没有一个政党可以确知全国人民的最后决定，也没

　　有一个政党可以操纵把持全国人民的投票。例如美国一九二八年的大选举，共和党胡佛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当选总统；四年之后，民主党罗斯福得二千一百多万票而

　　当选总统。这都是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

　　（四）选举结果确定之后，在法定的日期，胜利的党从失败的党手里依法接收政权。失败的党决不敢用警察军队的力量来霸占政权，或毁灭得胜的反对党。因为

　　他们知道几年之后他们又可以有竞选的机会，所以他们都努力培养“胜固可喜，败亦欣然”的雅量。试看英国邱吉尔在一九四五年负着何等威望，然而那年选举的结

　　果，保守党惨败了，邱吉尔只能坦然交出政权，退居反对党领袖的地位。

　　以上所说的是甲式政党的组织与作风。至于乙式的政党，便完全不同了。乙式政党的性质也可以分作几点来说：

　　（一）乙式政党是一种严密的组织，有确定的人数，有详细精密的党籍。党员入党必须经过审慎的调查察看。入党之后，党员可以受惩戒，被开除，但不能自由脱党。

　　（二）乙式政党的党员必须服从党的纪律。党员没有自由，也没有秘密。乙式政党必须有严密的特务侦察机关，他们的作用不但是侦查防范党外的人，还须监视党员的言论、思想、行动。党员必须服从党的命令，思想言论必须依照党的路线。

　　（三）乙式政党的目的是一党专政。未取政权之时，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取得政权；既得政权之后，他们不恤用任何方法巩固政权，霸住政权。乙式政党本身是少数党，但因为组织的严密坚强，往往能利用政治的特殊权威，压服大多数人民，以少数党统治全国。

　　（四）乙式政党绝对不承认，也不容许反对党的存在。一切反对力量，都是反动，都必须澈底肃清铲除，才可以巩固一党永久专政的权力。

　　以上列举甲乙两式的政党的性质，都是很浅近的政治常识，不值得政治学者的一笑。可是这些区别，正因为很浅近，所以往往为一般人所忽略，甚至于高明的学者所忽略。例如前些日子有人讨论美国与苏俄对峙的两个世界的区别。曾说：“美国给人民一张选举票，苏俄给人民一块面包。”这似乎不是公允的比较论。美国人民未尝没有面包，苏俄人民也未尝没有一张选举票，但这两个世界的根本不同，正在那两张选举票的使用方式的根本不同。苏俄因为没有反对党，故一九三六年新宪法之下的选举结果认为百分之一百，或是百分之九十九。美国因为容许反对党自由竞争，所以罗斯福最大的胜利总不过人民投票总数之百分之六十。（此指一九三六年大选的结果。一九三二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七，一九四○年他只得百分之五十四。）这百分之六十的大胜利，代表自由的政治，代表独立的思想与行动，代表容忍异党的雅量。所谓“两个世界”的划分正在这自由与不自由，独立与不独立，容忍与不容忍的划分。

　　中国国民党的创立者孙中山先生本是爱自由讲容忍的政治家。他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但中山先生究竟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他的最后理想还是那甲式的宪政政治。

　　近年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进行宪政，这个转变可以说是应付现实局势的需要，也可以说是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纲领的必然趋势。一个握有政权的政党自动的让出一部分政权，请别的政党来参加，这是近世政治史上希有的事。所以无论党内或党外的人，似乎都应该仔细想想这种转变的意义。依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转变应该是从乙式的政党政治变到甲式的政党政治，这里面似乎应该包括党的内容与作风的根本改革，而不仅仅是几个政党分配各种选举名额或分派中央与地方的官职地位。如果训政的结束能够引起一个爱自由的、提倡独立思想的、容忍异己的政治新作风，那才可算是中国政治大革新的开始了。

　　这篇文章显然是四个月前（3月18日）胡适在南京与英国大使拉尔夫·史蒂文森一小时谈话主要内容的申说。

　　几十年来，中共和毛泽东都宣称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民主是假民主，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民主才是真民主，最充分的民主。谎言只能欺诓于一时，不能欺诓于永久。可悲的是：国家和人民经过中共数十年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统治之后，才由一位被遞职的总书记在被长期软禁、经过苦苦求索之后作出了结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有还政于民的一天。其实，距今67年前，中共的首任总书记（也是被遞职）陈独秀在致西流的长信里就列了这样一张表：

　　（甲）英美及战前法国的民主制

　　（一）议会选举由各党（政府反对党也在内）……发布选举的政纲及演说以迎合选民的要求，因选民毕竟最后还有投票权。开会时有相等的讨论争辩。

　　（二）无法院命令不得捕人杀人。

　　（三）政府的反对党甚至共产党公开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相当自由。

　　（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

　　（乙）俄德意的法西斯制（原注：苏俄的政制是德意的老师，故可为一类。）

　　（一）苏维埃或国会选举均由政府党指定。开会时只有举手，没有争论。

　　（二）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杀人。

　　（三）一国一党，不容许别党存在。

　　（四）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五）绝对不许罢工，罢工即是犯罪。

　　在这张表的最后，陈独秀说：

　　每个康民斯特（程案：陈独秀好像不愿用“共产党”名词，故用译音）看了这张表，还有脸咒骂资产阶级的民主吗？

　　（十三）

　　1946年11月15日上午10点10分，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新建成的国民大会堂开幕。标志着20世纪中国政治史上国民党还政于民的开始，标志着执政的国民党结束训政，进入宪政的开始。然而，中共与民盟说是国民党片面召开的国民大会，拒绝参加。会议开始以后，共产党代表名额190名，民盟代表名额120名，席位均予保留。后来在主席团选举中，又由朱经农代表等146人提议，为民主同盟保留主席团4人，为共产党保留主席团5人名额，获得通过。中共不参加这个制宪大会的桌面态度是：中共坚持主张国民大会以前，要政府改组，即对国民政府委员名额的分配，力争共产党与民盟至少共占14名，即超过国府委员40名的三分之一，使其对于国府委员会的重要决议，有否决权。有的治民国史的学者责怪蒋介石当年没有多让出一票（只给民盟与中共13个

　　国府委员名额），致使联合政府未能组成，导致内战扩大，失去和平建国和宪政民主的机会。这是昧于中共本性的判断。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战争党，它是要不断战

　　争、永久革命的。即使它在一国胜利，握有政权，它也还要追求世界一片红，这是《共产党宣言》明说了的。中共在其处于劣势、弱势时，可以心猿意马地参加联合

　　政府。但它决不会安分，决不会合作（国共合作的历史已是证明）。它会始终捣乱，永远捣乱，直到它占上风，转为优势，联合解体，它独自抢得政权。它的得意日

　　子一到，别人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别人下地狱的日子就开始了。这就是共产党的本性、本质。所以，“联合政府”云云，只是它的手段，绝非目的！它是要独得政权

　　的。因为它压根儿就是极权党，专政独裁党，与宪政是南辕北辙的，所以它拒绝参加制宪国大。而其桌面以下难以出口的隐衷全在这里：

　　在11月28日

　　第三次会议上，……大会主席胡适代表，即席邀请立法院院长孙科报告宪法草案内容。在孙科报告的最后部分，关于第十三章基本国策章，他说：“……这一章的条

　　文中，也有几点特别重要，如第一百三十四条，全国陆海空军要脱离党派关系，才能顾到国家的利益。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任何党派不得利用军队为政争之工具，各

　　党派由于政见的不同，而发生政争，必须以和平的选举投票解决的方法解决，不能倚靠武力，造成内乱。”

　　这两条宪法（草案）内容可真正要了中共的命了！它这个天生的暴力革命党如何能坐到议会里来受宪法条文的约束？它一旦坐上议席，第一道关就是“军队国家化”

　　关，它就面临着八路军、新四军的被整编，这是中共和毛泽东退到天涯海角都不肯答应的！所以，这就是中共当年拒绝参加“制宪国大”的根本原因。

　　一旦国民党要还政于民了，中共就不得不耍赖了。这就是抗战胜利后中国人的伤心史的关键处！

　　只因六十年以后，中共的一位具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总书记触及了这个问题，故我才回溯历史，补述以上内容，以报赵紫阳的务实精神，以彰李普与赵紫阳倾心商讨和披露真相之功。

　　（十四）

　　在李普转述赵紫阳的后半句话——“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限期的”——中，更包涵了丰厚的意蕴。李普因为年事已高，谈话又没有记录，故谈话内容已无法大部分传达出来。但是，关键的话他却记住了，这是准确无误的。凭这一句关键性的话，我们便窥见到大量的句外之意及其“潜台词”。就是说，赵紫阳的务实精神愈到晚年便愈彻底了。他能承认敌党“有还政于民的一天”，也能见到己党固有的顽症。这就是说，他已经超越了教条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迷信，已经进渡到一个自由

　　思想者的境界。自由主义对待知识问题的根本态度是：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对任何事物绝不盲信盲从，必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赫胥黎说

　　“拿证据来”！大跃进的死人，“文革”的全民劫难与亲身经历，“六四”的血与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使赵紫阳敢于怀疑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初共产革命以来给全人类造成的后果，故他才有软禁岁月里的反省与质疑。这是他被共产党反人道的“党性”改造和整肃数十年而其人性与良知终不消泯的铁证。共产党的党员中有无数人的良知与正义感是永远不可能被它制定的乖张的、反人道的“党性原则”扑灭干净的，如胡耀邦、李慎之、朱厚泽、李锐、李普……如万里、耿飚、任仲夷、张爱萍……因为党性不是正常的人性所可包容的良质，它是与人性相排斥的异质，是人性的反常，是邪恶的变种。我可以举一件最具体的事例对比。陈布雷自杀以后蒋介石是厚待的；田家英自杀以后，西柏坡当年的房东到中南海看毛泽东，问：“田家英呢？”毛答“乌呼啦！”[2]其冷漠如此！视人命如草芥已极！故他为权力和急进革命，是不惜毁党毁国而发动“文革”的。赵紫阳的晚年虽然失去自由，但其整个晚年是被伟大的人性光芒照亮的晚年，这是他不幸中之大幸！

　　其实，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就呼吁全世界共产党革命，它说：“共产党人并不隐藏他们的见解和目标。他们公开宣布，他们达到目的的唯一方法，就是用武力摧毁整个现存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又曾说过，在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期间内，无产阶级的革命独裁是必要的。有革命导师这样亲自的教导和鼓动，全世界的共产党还有不搞暴力、不搞专制独裁的吗？所以赵紫阳的质疑和反思是疑所当疑、思所当思，他是在给病入膏肓的共产党作追源溯流的诊断，目的不是要挽救它，而是要求得人民能够真正控制权力，从而制止腐败与邪恶蔓延。他到了晚年，这个背离人民和他早期理想的党，在他的心里已经无足轻重了，而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在他已经是重于泰山的事业。这就是赵紫阳与他的前代共产党领袖（除胡耀邦）的不同之处。

　　李普在对凤凰卫视记者的答问中为赵紫阳仗义执言，并对中国重大的政治事件畅所直言，置个人利害于度外，他的思想和精神，是值得有血气的中国人效法和景仰的。

　　（十五）

　　赵紫阳逝世的震撼波渐趋平息以后，约有半年我和李普各忙其事，偶尔通通电话，问他的起居健康情况，也寄过两次资料。后来知道《红色记忆》出版了，迟迟未见寄书来，我就写了一封短信去索书，并同时附去元月24夜那封只写了半页的信。对于八十七岁的老人来说，像给友人寄书之类的琐事是需要提醒的，他不可能像青、壮年人那样想得比较周密。约近8月尾，接奉他的来书。文如下：

　　巢父吾兄并请转邵建先生：

　　巢父兄手教诵悉。十分感谢你们二位对我的嘉许。但受之有愧耳。

　　沈容的书一度遭禁，想必是冲着我来的，后来解禁了。可能是由于我给一位当政者、沈容的老友写了一封信；十月出版社做了几句检查，并删了几句，又通过

　　了。此书已成畅销书之一，始料未及也。她这些文章，最初我是鼓励的，后来却泼了冷水，详情见《红色记忆二三事》，附录于港版，不赘。友人冯东书说得好：你

　　后来没再过问，是好事，她乃得信笔发挥她的特色，反之，如果你再过问而加以干涉，大概她会听你的，岂有今日这等文笔乎？！世上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者多

　　矣，所以我有点儿相信“缘”，两兄可能要见笑了。

　　库隆之事，确实值得我们三思。他是一位好组织者。我们乃一盘散沙，特别需要这样的人。要做的事很多，比如传递未能见诸报刊之文，还有急需帮助救济的

　　人。我常问几位朋友，你有饭吃吗？谁给你饭吃？等等之事甚多，惜无库隆！你们两位如何？如需列名，我可以算一个，但不能做实际的事。请考虑考虑，万事开头

　　难。如何开头呢，从哪里着手呢？请你们两位决心做库隆吧。我们那位老总，勿寄任何希望。这位小人物现在成了大人物，了不得！权力腐蚀人又一例，而且速度加

　　快！

　　我越来越反对暴力。一个社会的转轨，是事事转，样样转，一转百转，暴力岂能做到！换言之，我越来越成了和平演进论者，只能不性急，做一点一滴之实事，改进一点算一点，说服一个人算一个人，慢慢来。真要有耐心啊！不怕慢反而快；急于求成，反而慢！不知两兄以为然否？

　　最近有凤凰台播放对我的专访，讲新民主主义。强调的是毛之左，乃是从1953年提出进入“社会主义”起，否定了“新民主主义”，批刘少奇，实际上否定了他老人家自己！直至1978改革开放。1978－（减）1953＝25年，

　　四分之一个世纪。这个专访，国内老教授，在美国教书的较年轻的教授，新华社离休者及尚在工作的一些人，都称赞。黄宗江之女在香港当教授，说是“闻所未

　　闻”。不过这些教授都算较年大的（教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都有），惜不知年轻人看法如何。我正在托人复制，下月当各寄一碟给二兄请教。

　　握手！

　　李普　○五年八月廿三。

　　又：另寄《红色记忆》港版一本。我记得似曾另签过一本，遍寻不获，当再找。故此本暂不签名。

　　找到了，写好未寄耳！

　　请示邵建先生地址，以便寄书。我曾向你问过他的电话，又不知放到哪里去了，甚歉也，烦再告，不好意思，乞谅！

　　信中所说的库隆，是波兰60年代的共青团总书记雅采克·库隆。他在1964年和卡罗尔·莫泽莱夫斯基领衔署名散发了一封批评政府的《致党中央公开信》，两人被判刑三年和三年半。1976年，库隆又与亚当·米奇尼克（现波兰《选举日报》主编，“波兰的哈维尔”）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保护工人委员会（KOR）”，其理念是“自救”，不指望和等待极权政府开明或开恩，提倡社会成员之间的互相救援，关心弱势群体。日常工作包括在经济、法律、医疗诸方面，给遭受不幸的工人家庭以救援。我和李普讨论的是波兰政治文化和中国大陆政治文化差距之悬殊，以至四十多年以后还丝毫没有“库隆良知”萌生和长成的环境。而我们的共青团总书记掌握了权力之后竟是如此这般！

　　（十六）

　　去年9月初，我收到了香港版的《红色记忆》。李普的题词是：

　　巢父老友惠存　　李普赠　二○○五年八月卅日，沈容谢世八个半月之日

　　扉页上附了一片打印的贴条：

　　敬启者：

　　沈容于2004年12月15日逝世，夏五月满了八十二岁。

　　我、两个女儿、她自己，全家都没有思想准备。她住了三个月医院以后被接回家，晚上小女儿亢美陪她。第八天早晨七点十分亢美起床，见妈妈正常，七点二十分洗漱回来，发现妈妈已经停止呼吸。我听到亢美喊叫才起床。

　　她脸上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她是在睡梦中走的，走得安祥、平静。可以说她没有受很多折磨，这使我稍感安慰。她去世的前一天，12月14日，她附着我的耳朵说：“我说不出话来，我很痛苦！”

　　奉上《红色记忆》一本，是她一些回忆文章的汇集。她没有准备公开发表，只是想让自己的孩子们知道她的经历，知道那个时代，知道她走过什么样的路，知道她是怎样走的。她没有认真下功夫做这件事，可以说这是她业余干的活，尽管她从1983年起就不再上班，并没有正业。

　　她病中看到这本书的清样，说还打算写许多篇，并且随口说出了一串题目。遗憾的是我们看不到那些文章了，太遗憾了！啊，遗憾太多了，岂止这一件呢！

　　虽然她比我小四岁，最后让我来承担这苦痛，应当说的确比较合适，也可见她比我有福气。有朋友安慰我说：这福气是她前世修的。

　　我多么希望真正有阴间，有前生、有来世。

　　我有幸遇到了她，相伴六十六年，这福气也是前世修的吧。

　　可惜我不会做诗。她去世以后勉强做的，有一首想到今后：

　　“相伴六十六载，

　　此别何其匆匆；

　　遗憾不曾教我，（后将“遗憾”改为“应恨”）

　　如何度此余生。”

　　李普，于2005年1月19日。24日改定。

　　读罢以后，我写了一封信去。

　　李普吾兄：

　　收到您寄的《红色记忆》以后，我就先挑选我最关注的人物与事件等篇章（如俞大絪、王光美、军调部……）读，发现篇篇精彩；然后读欲晓的一篇，又觉情感深挚，亲切感人；于是便从头读起，一连三天，就内容的吸引力和阅读的兴趣来说，竟与少时读《红楼梦》、《三国演义》略相仿佛。读罢，深觉惋惜：出手太迟了，沈容带走了大量珍贵的记忆！不过，吾兄不必愧悔，世事没有绝对完美的，世界始终是残缺的，人生也都是残缺的。谁也不可能成为绝对的赢家！她毕竟还留下了这一部有真价值的书。那些无数的理想者，为这个恶制度奋斗了数十年，有的早死，有的死于非命，竟什么也没有留下的，还大有人在哩！像这样一比，你、我的惋惜，欲晓、亢美的惋惜，就转变成庆幸了！这是李笠翁的生活态度：遇事退一步想，不比高，只比中下，常能心安理得。

　　胡适评蒲松龄的《醒世姻缘传》，认为达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张爱玲深所服膺，并以此为目标，写了一部《秧歌》，胡适认为也达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红色记忆》作为随笔，我认为也达到了“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她写人，叙事，无顾忌，无隐讳，不矫情。她写刘、邓、周、叶、廖，尽管从我今天的观点看，这场革命的方向根本就是错的，这是一场盲人骑瞎马的“救国”，但沈容笔下的这些富有人性的细节却是真实的，生动的，栩栩如生的。这跟她的小姐出身有关。正因为她曾经是小姐，所以她只认理想，理想之外的东西，都看得很平淡。所以她很自然地不仰视他们。相反，农民出身的人，往往习惯于仰视那些有权位者。只有李有源才写得出《东方红》（恐怕经过鲁艺的人的加工？），因为他是仰视的。我近年有一个深切的体会：小姐、少爷，世家子弟，凡经过深厚的人文陶养的，多淡于权位与物质的追求，有的更比农民能吃苦和经历磨难；而早年处境低微者，往往刻意追求知识分子不屑一顾的东西。毛泽东毕生追逐权力，几起几落，惨淡经营，恐怕跟他在北大图书馆任职，梁漱溟还说他的卡片填得不好，导致他的屈辱心理异常反弹大有关系？

　　《红色记忆》的史料价值也很高。今年上半年我研究宪政与内战问题，读了一百多万字的材料，判断：中共绝无和平诚意。这在“军事调处执行部”一章里得到了印证：

　　执行部名义上调停国共双方军事冲突，实际上军事冲突一天也没停止过，双方都在加紧备战。中共方面利用执行部有飞机这个交通之便，大量调动干部。当时最要紧的是调干部到东北去，各解放区需要购买药品和其他物资的人也云集在此。（85页）

　　别看这平平淡淡的两、三句话，这是所有中共官方文字和大陆中华民国史著作中都没有正式承认过的事实，竟然由当年的一位亲历者毫无顾忌地披露出来。没有穷搜过文献的人自然不知道它的份量，只有对内战纪录进行过地毯式扫描的鄙人才觉得她这几句话的可贵。要是胡乔木，他是绝不肯这样说的，因为他说话都要以中央文件为依据，所以他没有言说的自由。你们夫妇越到晚年说话越自由，是跟你们诚恳反省、认真思考探索分不开的。你们的晚年，经历了多次精神飞跃，才获得自我话语自由。要没有晚年的飞跃，那才真是做了一辈子“帮凶”，为一个邪魔政党、恶制度、坏政府“作伥”而遭劫，那才真是枉此一生哩！

　　我将要写《沈容〈红色记忆〉对革命的解纽》和《沈容去后，李普“如何度此余生”？》两篇文章。初拟十五号以后到京，十七号参加冯兰瑞先生的座谈，然后到尊寓畅叙一天。主题谈嫂夫人去后，吾兄这九个月的生活。这一段是吾兄放光彩的生活，希望欲晓伉俪也能参加，替我们录录音，作些补充。如有可供我参考的友朋函札，亦请您预备一下，但以不费神过劳为度。

　　专此　敬候

　　日安！

　　弟　巢父谨上　二○○五、九、七。

　　（十七）

　　为什么要写《沈容去后，李普“如何度此余生”》呢？就是因为知道了他近日答记者问的内容，觉得他这九个月活得格外充实，配做沈容的丈夫，放出了夕照的明晖！

　　为什么要写《沈容〈红色记忆〉对革命的解纽》呢？因为《红色记忆》全书是对共产革命破产的实证和最通俗的说明。我用了一个传统的动词“解纽”而不用时髦的“解构”。“解纽”即“王纲解纽”之“纽”，其意甚明。对《红色记忆》的主旨，我只先说两条。

　　一、这场在中国发生的共产革命，是一场盲人骑瞎马、黑夜临深池的“救国”。我们承认它的初衷是为救国，但是它的结果是把国家和人民“救”进了万丈深渊，迄今难以自拔，不得翻身。这就是“目的热”、“方法盲”。只要有一个良好目的（动机）就一头胡乱做去是不行的，还应有能产生较优效果的方法才行。沈容在这本起初

　　写给她的儿孙们看、不打算出版的书里现身说法：她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曹伯韩的《通俗社会科学二十讲》之后，就相信“将来走向共产主义是多么美好，

　　苏联是我们的榜样”。于是她就“和两三位同学一起参加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难民服务团”，没过几个月就参加了共产党。她说：

　　那时大家都认为国民党不抗日。共产党主张抗日、主张民主，而蒋介石独裁，国民党腐败，不许抗日。我读了那些粗浅的介绍马列主义的书，认为我真正找到了拯救中国的道路，这是促使我决心参加共产党的动力。

　　这是个单向的选择，没有经过比较，毫无参照系的选择。这类情形最容易在十六、七岁的少年人和热血青年的小知识分子身上发生。他们共通的特点是具有良知和正

　　义感，激于抗日的义愤，爱国，有献身精神，愿意参加到任何一个抗日的团体中服务。但是所有这类抗日团体里都隐藏着中共的党员。他们也都是根沈容、李普同类

　　的热血青年，只是一个先入后入的差别而已。他们谁也没有想一想问一问，共产党可以公开活动，为什么党员在这些抗日团体里还要隐藏身份呢？这个底细只有共产

　　党的少数领袖人物掌握着，它的中、下级干部是永远不会知道的。这就是：他们还有更长远的图谋。所以，他们将其党员隐藏在所有抗日组织里，也就是心怀叵测。

　　这些少年人、青年人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还没有完成学业，阅历浅，人生远未成熟。这种情形，最易被误导。实际上，沈容的选择是没有经过怀疑的单向选择，也就是轻信与盲从。沈容在写这一段经历时用的题目是《幼稚的共产主义宣传者》是很有深意的。她说：

　　从长沙到重庆这一段时期，我千方百计地购买马列主义的书，如翻译的斯大林写的《论列宁主义》，还有政治经济学的书，如饥似渴地读，似懂非懂地读。我没有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凡是弄得到的书我都读，都照单全收。

　　更要命的是我还拼命宣传这些“真经”，我还以为我掌握了真理。

　　在第五中山中学班，每当晚饭后，我就在嘉陵江畔的沙滩上向同学们宣传马列主义，居然还有不少同学来听。那时我真是一个既狂热又幼稚的共产主义宣传者。这时，一位同学不同意我的观点，她说不能要无产阶级专政。我说必须要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说了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明，他的发明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位同学在辩论中提到克鲁泡特金、巴枯宁，说他们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意见是对的。我对克鲁泡特金、巴枯宁一无所知，于是我把我们争论的情况写信告诉八路军办事处领导我的同志。他用很薄的纸、很小的字写了一封长信给我，为我解释克鲁泡特金、巴枯宁是何许人，错在哪里。于是我又有了辩论的资本。……这位我认为很有学问的领导人，后来竟不参加革命了。

　　她的叙述很生动，使我们今天能够渗透很多事情。比如她说八路军办事处给他们办了一次训练班，讲马列主义、党在现阶段的方针政策等。讲到资本家如何剥削工

　　人、资产阶级必然要灭亡，她突然想到马克思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恩格斯还是资本家，这又该如何看？她提出了这个问题，宣讲的人也没有答出个所以然来。这

　　些回忆、自白，都给我们一个直观的感觉，促使我拿她的经历去检验共产党各种人物的情况，竟然发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近九十年的历史，居然是一个“大傻

　　骗小傻” 的过程！诸君不要以为我这个发现是因感情作用（如厌恶）而夸大其词，以造成危言耸听的效果使然。不是的。如果那样，实等于授人以柄，自毁立论。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可以用沈容的经历去求证共产党的各色人物。我首先问：中共“一大”代表在开会成立中国共产党时，哪一个懂了马克思主义？被张国焘称为“我们中的理论家”、“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李汉俊，在1922年中共二大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之后，旋即自动脱离中共，次年被开除党籍。1927年1月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7月任省党部青年部部长。这说明什么？说明他1920年春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以后，与陈独秀发起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时，对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深切的了解，等到他了解得较多较深了，他就醒悟了，再也不干了。这在共产党内部看，叫叛党，视李汉俊为叛徒；叫清醒人从外部看是幡然悔悟，回头是岸，早出火坑。因为共产党是乙式政党，是一种严密的组织，它不允许党员有自由，不能自由脱党。连“最有理论修养”的李汉俊在建党一年后就离开了，其余各人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就可以推想而知了有多高了。离开共产党的还有陈公博、周佛海，占了“一大”代表的四分之一，说明信仰未笃，陷之不深。还有何叔衡。据张国焘回忆：“在大会开始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让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138页）勿论张国焘回忆的这个细节的准确度有多高，总之，何叔衡迄中共“一大”前还“不懂马克思主义”是事实。

　　作为学者的李大钊，也是一个轻信与盲从的典型。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才一年，他就在《新青年》五卷五期（1918年11月15日出刊）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两篇文章，宣告：“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视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其实恰恰是反人道反自由的革命。）

　　此后，还不足一年，李大钊在1919年下半年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但其前半部分是根据日本河上肇的论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后半部分是根据福田德三的《续经济学研究》写成的，而且几乎全部承袭了他们的观点，并无多少独立的心得和发挥。[3]实际上他当时只有一点粗浅的马克思主义知识，而无政府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既深且久。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带有儒、释、道的成分，也有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成分。他一面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另一面则崇信无政府主义的大师克鲁泡特金，还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不足”。[4]到1920年7、8月间，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小组之后，立即约请李大钊担任中共北方党务的开拓工作。李大钊邀同北大讲师张申府和北大学生张国焘两人，创建中共北京小组。他又把无政府领袖刘师复的传人黄凌霜视为臂助，并积极吸收无政府主义。[5]可见，即使是中共创建人中的学者李大钊，迄中共成立之初，思想上也是十分驳杂的，尚未对马克思主义有精到的研究。

　　毛泽东则是在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人的影响之下，走上共产主义道路的。[6]他不仅盛赞过克鲁泡特金的主张，而且认为它比马克思主义的想法更深刻。[7]1919年夏秋，毛泽东根据无政府主义者反暴力反强权的立场，还驳斥过以暴易暴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8]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有理学的因素，也有反理学的因素，有胡适的实验主义，也有陈独秀的激进主张。[9]他一时主张反孔，直到建党前两个月还说“财产是一个根本，教育、职业、婚姻种种都是枝叶”。[10]后来，在1936年

　　同斯诺谈话中，他说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他说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三本书建

　　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已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个回忆是极不准确的。他显然夸大了他的“进步”。他第二次到北京是在1919年12月中旬，离开北京是1920年4月11日[11]，而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在1920年6月底才收到译稿，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后刊行出来已在8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12]实际上，迄中共建党前夕，毛泽东思想上仍很混乱，他忙于各种社会活动，先是驱张，继而又倡导“湖南共和国”。他在1920年3月14日写给周士钊的信中说，“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这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确的概念”。他在上海受陈独秀之命回湖南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7月初）。回到长沙后工作开展实效不大。文化书社经销的罗素《政治理想》、《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达尔文《物种原始》、《社会主义史》、《杜威五大讲演》、《新青年》等书刊，他也没有什么时间坐下来看。他说他每天一小时读书、一小时阅报都难以保证。到1920年冬，陈独秀的上海小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之后，他才多了一些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资讯来源。总之，他在上海参加“一大”时，才具有一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粗浅知识。

　　而最有权威的陈独秀，在1920年上半年还没有完全服膺马克思主义[13]。但是，仅仅几个月以后，在1920年9月以新的姿态重新刊行（此前休刊四个月）的《新青年》八卷一号上，陈独秀发表的《谈政治》一文，就有一个大幅度的转变。文中并没有说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承认了“列宁的劳动专政”，并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和“政治的法律的强权”打碎资产阶级的旧政治。这是跟魏金斯基到达上海以后有关系的。魏金斯基于1920年4月到达北京，鼓动李大钊创建共产党。李大钊认为责任重大，介绍他去上海会晤陈独秀。魏金斯基于5月到上海，向陈独秀陈述了第三国际的一套意见之后，陈独秀立即表示赞同。[14]所以陈独秀的《谈政治》是一个表态，是宣称自己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宣言书。连日本学者石川桢浩都觉得“《谈政治》的内容让人多少感到有些唐突”。[15]陈独秀在会见魏金斯基之前，已经参加了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组织，叫“社会主义同盟”。[16]这说明陈独秀在创建共产党以前，并不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石川桢浩指出：“事实上，他正式开始诠释、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在《谈政治》一文发表四个多月之后的1921年1月。也就是说，陈独秀身上发生了一个奇妙的颠倒，即，他正式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在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之后。”[17] 

　　陈独秀于1920年12月去广州。在1921年1月，为广州公立法政学校的演讲（即题为《社会主义批评》）中，他主张中国必须进行的选择，除了俄国共产党的道路以外，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不值一提。[18]所以，中共在建党前，他的领袖人物根本没有谁精通马克思主义。中国之所以产生一个武装割据的要推翻合法政府的共产党，完全是苏俄输出革命的阴谋的结果。它要造成众多的赤色卫星国以巩固苏维埃的安全。中国人之所以有今天的命运，完全是一部分左倾知识分子上了第三国际的贼船的结果。

　　要说真正精研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在当时还是追随孙中山的戴季陶。戴氏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水平远在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等人之上。[19]如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参加了李大钊创建的中共北京小组以后，还想熔孔子的仁道、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罗素的逻辑哲学于一炉。[20]脑子里完全是一堆混沌的大杂烩。还是受陈独秀之命出席中共“一大”的包惠僧说得直率：我们这些人是先参加共产党，然后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
 

　　（十八）

　　话说回来，一个仅凭纯洁的良知和简单的正义感而贸然参加中共的党员，真要懂得了马克思主义，也就彻底醒悟了，不会再酱在这个党里助纣为虐、害人溺己。如李汉俊的离去。沈容和李普用了一生的经历和经验，到晚年才懂得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沈容说：“我那时哪懂得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凭书本上写的就和人家辩得脸红耳赤。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才逐渐懂得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回事。”（《红色记忆》43页）我从四岁起在沦陷区生活过八年。比较起来，在毛泽东时代要比在日据时代恐怖十倍、难过十倍。戴季陶正是深谙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政治，所以1949年在广州服安眠药自杀，决不在共产制下苟活。苏绍智也正因为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他不能再在奉马克思主义为“国教”的他自己的国家里呆下去，遂不得不亡命去国，到美国政治避难。陈独秀晚年“深思熟虑了六七年”，写下了《最后论文和书信》。1939年9月欧洲战事爆发之后，他明白地说：

　　现在德俄两国的国社主义（纳粹主义）及格别乌（G.P.U.按即秘密政治警察）政治，是现代的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别乌政治。（1940年4月24日给西流等信）[21]近年北方诸老在聚会时，有人觉得自己这辈子有被卖进了窑子里的感觉，立即引起共鸣。这是彻骨的悲凉！

　　比较起来，还是实验主义比唯物史观要管用、有效。胡适在向青年学生介绍他自己的思想时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22]沈容在1938年读艾思奇、曹伯韩的书之后，就相信“将来走向共产主义是多么美好，苏联是我们的榜样”。那时她才十六岁，还不懂得赫胥黎的“拿证据来”的怀疑精神，还没有掌握实验主义的思想的方法，所以最容易作“新启蒙”的俘虏。但是斯大林在国内的肃反早已发生了，格别乌政治的严密化早已完成了，艾思奇、曹伯韩（还有何干之）等在自己的著作里向青年读者介绍共产主义的未来和苏联的现状，只有两种可能：一、不完全了解苏联的现状，二、了解现状而不愿作如实的介绍。如属前者，则在知识上是一种轻率的态度，将自己还没有弄清情况的事情向青年广为介绍宣扬，是只顾意图伦理不顾责任伦理的态度，于人于己都有不良的后果。如属后者，则是知识的伪欺，只愿向青年介绍单面、片面的情况，而将真相隐去，这便是意图伦理蒙蔽自己的心灵陷于泥淖所致。故李慎之先生在他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指出 “新启蒙”的危害之巨[23]，这是他的特识和贡献。如果他们把共产主义的学说理想当作待征的假设，就不会引诱大批青年投奔延安了。他们自己的知识结构尚是残缺的，就过早地著书立说，尤其是写通俗化的小册子（如《大众哲学》），愈通俗则愈普及，危害性就愈大，在国难当头之际，把千万青年导入了乙式政党的火坑。李慎之指出：“新启蒙运动造成了马列主义在中国强有力的传播。”“在抗战开始以后，新启蒙运动是大大扩大了而且加深了。由于言论自由空间的扩展，无数共产党员和左翼文化人参加到启蒙的行列中来，千千万万青年知识分子……都自愿地接受这样的新启蒙，跨度大到现在七十岁以上到九十岁以下长达二十岁的这个年龄段。其中许多人最后参加了共产党，大大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新启蒙的成就表现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以至被毛主席称为是‘第二条战线’。”“不但见识幼稚而感情易于冲动的青年学生愈来愈大规模地左倾，而且连许多过去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也由于日寇侵略的深入，对蒋介石政权腐败与无能的失望与反感，自身生活的贫困化与对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认识的加深，愈来愈感到是毛泽东给他们指出了一条解放的道路而愈来愈‘进步’起来。”李慎之尤其从总体上强调：（新启蒙）实实在在是起源于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之际，而一直影响到它以后发展壮大终成大业的一件头等大事。

　　中国的现代历史就是如此吊诡：一场盲人骑瞎马的革命，走了最坏的俄国道路，居然造成军事上的胜利，夺得刚刚建立宪政的合法政府在大陆的政权；一场基本上没有有见识的大知识分子参预的“新启蒙”运动，由于迷失的良知和虚骄的正义感，标榜与剥削阶级对立的、为无产阶级的新哲学，宣称要建立没有战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居然助成了一个邪恶政党的大“胜利”！

　　如果李大钊在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夺得俄国政权以后多观察几年，不急于去写《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就不大可能导致后来他自己的悲剧。他说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包括“有劳工联合的会议，什么事都归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所有，此外不许更有所有权”。他这个判断过早过急了一点。其实布尔什维克主义实施以后就远不是这种情况，而是后来伊斯曼概括的极权主义的第20个特征：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党及领袖统治。劳工是沾不上一点边的。李大钊又说，“有了Bolshevism，于贫苦的人是一好消息，于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径的观念……”他的确太缺少赫胥黎所提倡的“怀疑的精神”了！

　　陈独秀在晚年以前是个易于走极端的人。在1920年5月魏金斯基抵达上海之前，他还在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徘徊。魏金斯基向他陈述第三国际的一套路线、策略之后，他若不是立即表示赞同，而是说“拿证据来”，第三国际（苏联）坑害中国的阴谋就不会那样顺利，也不会那样提前实施。当时只有他的声望和号召力可以使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他是一个别无替人的角色。遗憾的是：他没有顾到“思想的结果”，就认定中国“除了俄国共产党的道路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道路”。其实当年张东荪正在他主编的《解放与改造》上以通信方式与梁启超讨论社会主义问题。梁任公的答复是：中国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建设和发展生产，而不是共产。中国人在经济上还只是大贫和小贫之分，没有多少资产。如鼓动共产，则首先被煽动起来的是游民阶级。游民阶级对社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大意）。胡适也说，打着灯笼在中国能找出几个资产阶级？只不过有几个小富人而已（大意）。陈独秀与张、胡都是好朋友，可惜他忽视了这些切实的见解，结果共产革命一起，游民之祸迄今难已！

　　胡适比陈独秀小十二岁。除了性格上要比陈独秀冷静而外，还是他具有的一套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管用，判断事情的见解往往比陈独秀清醒、理智。他向中学生介绍自己的思想时说：

　　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这个希望是错误的。辩证法出于海格尔（程案：今通译“黑格尔”）的哲学，是生物进化论成立以前的玄学方法。实验主义是生物进化论出世以后的科学方法。这两种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只是因为中间隔了一层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的生物演化学说给了我们一个大教训：就是教我们明了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所以是一种很复杂的现象，决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辩证法的哲学本来也是生物学发达以前的一种进化理论；依他本身的理论，这个一正一反相毁相成的阶段应该永远不断的呈现。但狭义的共产主义者却似乎忘了这个原则，所以武断的虚悬一个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这样的化复杂为简单，这样的根本否定演变的继续便是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比那顽固的海格尔更顽固了。

　　实验主义从达尔文主义出发，故只能承认一点一滴的不断的改进是真实可靠的进化。[24] 

　　这样深入浅出的解说，只用极少的文字，便一下抓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之误及其弊端的要害之处了。这就是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未证的事物和探讨问题的效果。并且胡适又说：

　　一切主义，一切学说，都该研究（程案：这就是对知识的开放心态，未经研究，不可轻率否定）。但不可认作一些假设的（待证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25] 

　　可惜陈独秀、李大钊及后来中共的其他领袖都没有这样的态度和思想方法，于是将初衷本为急图救国的一场运动导入了最坏的俄国道路，以致葬送了中国的宪政前途，养成一个误国殃民的执政党霸住政权迄今不去。

　　（十九）

　　二、共产党虽然抢得了统治大陆的政权，但它却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好处，反倒饿死、整死、害死了几千万人；连跟着它“把脑袋拴在裤带上”革命过来的人，也没有谁是能够平安渡过一生的。李普1938年入党，数十年后档案袋里还装着“特嫌”的黑材料，以至“文革”隔离受审，胃穿孔险些丢命。这个党是不信任它的任何成员的党，故其与格别乌政治须臾不可离。沈容自己受审查，与李普不能见面，两个女儿又被逼“上山下乡”，经济也被控制，作为人妻人母，她当时不是心如刀剜吗？而毛泽东自己讨到什么好呢？尸骨未寒，老婆即成阶下囚，终于自杀。儿子毛岸英被炸死，毛岸青终生疯病不治。侄儿毛远新没当上几天摄政王，即与“四人帮”一起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归根结柢，还不是受他的权力之累所致么？刘少奇被赶出北京，妻离子散，重病死在开封。朱德一生多次被整。邓小平一想到儿子的残腿就恨聂元梓，他在文革年代也受尽了非人的磨难。陈毅、贺龙、彭德怀、陶铸等都是在受苦受难中非正常死亡的。周恩来通宵达旦地革命小将会谈。他当年只要有一次不参加接见，就会被打倒。他是被吓死、累死的。我当年于小报“无所不窥”。一个老人十多个小时不能上厕所，还能不得膀胱癌吗？林彪指挥的辽沈战役奠定了中共的胜利。以后过了二十几年的病中生活，最后与妻、儿死于非命。

　　彭真在文革初也是受尽了非人的待遇。当年所有的“活捉彭真”的小报我都看了。造反派是夜里翻墙进去活捉彭真的，警卫也无可奈何，彭真吓得魂不附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气概已荡然无存。批斗彭、罗、陆、杨，我是现场的目击者。那天下午工人体育场天昏地惨，气温在零下十几度。我穿着军大衣，戴着棉军帽、棉手套都觉得严寒彻骨。彭、罗、陆、杨是被揪住头发架上台的；罗瑞卿因跳楼没有死成，双腿断后未治，是装在筐子里被人抬来的。斗争会开到很晚，彭、罗、陆、杨的那份罪真不是人受的！要不是文革中的那番磨难，按照他们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我想至少会多活十年吧！共产党的宣传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时候的彭、罗、陆、杨变成了什么？

　　掏粪工人时传祥也遭了殃，就因为刘少奇跟他握过手，也被揪斗游街，弄得脑溢血而死。

　　工人也好，贫、下中农也好，谁也没有沾到共产党的光。

　　根本就没有什么阶级专政。所谓阶级专政，归根到柢也是领袖独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也只是共产党手里的一张牌，想怎么打全由它。君不见：所谓人民，是毛泽东的选集里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毛泽东则是挟人民以令天下。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的那句话早就应该纠正过来：

　　中国人民跪下来了！

　　二十世纪的俄国和中国造出斯大林、毛泽东两个超过希特勒的恶魔，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施行的结果。（康生说，民主只是个形容词，最主要的是集中。）这就是赫胥黎“那证据来”的证据！

　　这个党尽管抢得了政权，却没有执掌政权的能力，其根本之误就在其“专政”的理念。盖专政则人心难平，人的天性是要求自由的，无自由的社会永世不能和谐。胡温体制又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构想，而同时中宣部又变本加厉地封杀一切××言论，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比江泽民时代对人民自由的控制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希望达到和谐真有诚意，则如此行径不啻是以手段破坏目的，是自毁努力的目标和前景。毛的极权时代是一意孤行地坚持专政，以政治运动摧毁经济建设。邓的后极权时代虽然控制已不能加严，但还是迷信权力是最后解决一切矛盾的手段。今胡、温二君必须首先理清思路：权力不是解决矛盾的合理和有效的手段。执政党全党上下必须首先打破对权力的迷信。现代政治必须靠先进的政治知识行使权力，处理事务。英国的一位大诗人朴蒲（Alexander Pope）说过这样两句话：

　　政府的形式，让傻子去争；

　　最好的行政，是最好的政府。

　　我们必须承认中共执政的既成事实。所以我们不希望中共放弃政权（人民承受不起那样的震荡），但我们建议中共改善行政。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以马列主义为课程内

　　容的陈腐形式决不可能培养出领袖人才。一个执政党执政五十余年还没有一所及格的出领袖人才的学校。中共选拔领袖人才的思路一贯是以稳定权力为出发点。世界

　　政治的样板和参照系有的是。中共如图挽救自己，今后必须以英国、美国、德国和联合国为标准去遴选执政人才，改党化政治为专家政治。此议暂不赘说。

　　当前首要良图是开放言路。言路不开，断无和谐之日！这几年中宣部的所作所为简直愚不可及！必须改组中宣部，启用朱厚泽式的人才，然后形成一个一百年前美国的“掘粪运动”，腐败始得抑制，社会弊病才能有开始治理的见效办法。

　　注　释：

　　[1]笔者对梁氏的乡建运动，在山东邹平的实验，以及晏阳初的河北定县的实验，都是基本肯定的。至少是有补、有利而无害。因为这一条救国途径是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自晚清以降的各种救国途径，如“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等等，都具有良性的建设性的作用；唯独中共的“暴力救国”，是恶性的、破坏性的，是祸国而不是救国。

　　[2]见于光远文集。 

　　[3]见〔日〕石川桢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页16、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

　　[4]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册，页68，台北，“最近两百年中国史”【3】。

　　[5]同上，页69。 

　　[6]同上，页68。并参阅《毛泽东年谱》1919－1921年相关各条。

　　[7]同上，页69。 

　　[8]同上，页71。 

　　[9]同上，页68。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21年4月25－27日，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

　　[11]见《毛泽东年谱》上卷，页49、57。

　　[12]见〔日〕石川桢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页3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

　　[13]同上，页48。 

　　[14]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页64，台北，“最近两百年中国史”【3】。

　　[15]见〔日〕石川桢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页49。

　　[16]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页69。

　　[17]见〔日〕石川桢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页50。

　　[18]同上，页50。 

　　[19]同上，页29。 

　　[20]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页68。

　　[21]胡适：《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六册二○八四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79年第三版。

　　[22]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页507－50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

　　[23]李慎之：《不能忘记的新启蒙》，《廿一世纪的忧思——李慎之文选》（续一）；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二○○三年十二月初版。

　　[24]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页50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

　　[25]同上，页509－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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