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在中共五中全會上出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確定了他將出任未來中共總書記，成為新一代的領導人。
習近平是在中共處於巨變的前夜出任此職的。 何以見得中共面臨巨變？我們只須看看以下事實：
一，自從八月底以來，溫家寶總理在短短四十天內七次提到政治改革。 假如他沒有嚴峻的危機感及迫切感，是不會這樣的。 以溫家寶的政治性格，假如他沒有得到某種支持或者授權，他也不會這樣做。 所以他肯說，本身已反映中共黨內某種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變化，使他敢於這樣說，也驅使他這樣說。 雖然迄今為止他只說不做，但只要他肯說，就創造了讓人民回應及討論政治改革的空間。
二，八月十二日解放軍最高學府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將軍，公開發表了他在2004年一次內部講話的全文，指出中共必須改革，否則只有滅亡。 他指出在10年來中國必會發生轉變，他說：「十年之內，一場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變，不可避免地要發生，中國將會出現大的變局。」 現在離他當時作預言時，只有四年，按他的預測，也到了發生巨變的前夜了。 大概是基於這種迫切感，促使他把六年前的內部講話公開發表。 中共的解放軍是不可能有獨立性格的，否則就違背了「黨指揮槍」的原則。 所以，六年前他說的這些話還得保密，六年後卻敢公諸於世，這也表明軍隊中某種力量的對比讓他覺得現在發表不會給他帶來麻煩，所以才敢於發表。
三，中共黨內促變力量出現前所未有的集結。 十月一日，前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原中共中央委員、原中顧委委員李銳等二十三人，發起聯署致全國人大會常委會的信《執行憲法第三十五條，廢除預審制，兌 現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至十月十日總共五百人參與簽署，迫切陳情，希望中共還人民的憲法權利。
五百人聯署信透露了一個內情：早在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六日，胡錦濤上任不久，在中共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明確說：「新聞解禁、開放 人民輿論陣地，是社會的主流意見和訴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決。共產黨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會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連署信引述這番說話，實際就是在批判胡錦濤違背了他上任之初對人民的承諾。 黨內有影響力的人士公開對現任領導人作如此明顯的批判，這在過去是罕見的。
四，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後，中共雖千方百計封鎖消息，加緊監控異見人士，這些措施卻全然失靈。 不但消息封鎖不了，各地民間舉辦慶祝活動的大有人在，而且更有知識份子牽頭聯名上書要求釋放劉曉波。 這就表明，現代科技的發展以及民智的啟迪已經使當局傳統的控制手段難以湊效。 因此劉曉波獲獎的消息對內地從事民主運動的人士產生很大的鼓勵作用，它將把中國的民主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在中國巨變的前夜出任下一屆領導人，習近平對自己、對國家、對人民又有什麼承擔？此刻我們不妨讀一讀辛子陵先生在《炎黃春秋》發表的文章：〈學習習仲勳，望習近平所作所為能告慰其父英靈〉。 辛先生的文章列舉了三個例子來說明習仲勳的為人：
其一，在建國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毛澤東把殺人的指標定為千分之一，習仲勳建議其管轄區（西北）將殺人指標減少一半，減為佔總人口的千分之零點 五。 毛澤東批准了習仲勳的請示報告。 後來，在實際執行中，西北地方的殺人數字在千分之零點四左右。 這就是說：西北比全國其他地區少殺了60%的人。
其二，在文革後期，廣東出現逃港潮。 按當時規定，邊防可以射殺逃港者。 習仲勳制止了這種做法，並且說：「解放快三十年了，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 正是這種強烈而鮮明的對比，讓習仲勳對問題的根源有了明確的判斷：制止群眾性外逃的根本措施,不是增加邊防哨卡的兵力，不是加固鐵絲網，不是把外逃的人抓 回來嚴刑峻法，是改變大政策，發展經濟，提高群眾生活水準，而不要管什麼「主義」，不要問「姓社姓資」。 由此他向鄧小平提出廣東實行特殊政策，這就導致後來深圳特區的建設。
其三，1987年春中共黨內反改革勢力藉著安徽合肥大學學潮，要把改革派領袖胡耀邦拉下馬。 鄧小平等一批政治老人在所謂「生活會」上罷免了總書記胡耀邦，「生活會」上人人批胡唯恐不及。 「只見習仲勳大義凜然，站出來指著薄一波、彭真、王震說：『你們這是幹什麼？這不是重演《逼宮》這場戲嗎？』 他拍了桌子：『這不正常！生活會上不能討論黨的總書記的去留問題，這是違反黨的原則的。 你們開了這樣的頭，只會給將來黨和國家的安定團結埋下禍根。 我堅決反對你們這種幹法！』」
辛子陵在列舉習仲勳這三件事後，表示希望習近平能夠效法其父，勇於獨立思考、勇於改革開放，勇於向錯誤說不，把政治改革的重擔擔當起來。 他說：「習近平作為第五代接班人的領班，要闖政治改革這一關，黨的生死存亡，國家興衰成敗，在此一舉」。
在中國面臨巨變的前夜，習近平能否如黨內外新老一輩的開明人士所期待的，邁出政治改革的步伐，人們拭目以待。
——原载《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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