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正在澳大利亞進行學術訪問的劉曉波應邀來美國短期講學，其間本人作爲《中國之春》的記者對他作了採訪，訪談錄發表在《中國之春》1993年4月號上，之後又收入了2005年由香港夏菲爾出版公司出版的《流亡者訪談錄》中。此文涉及到1989年民主運動和六四事件，評論了當代中國的社會文化現象。現將訪談的全文重發如次，供有興趣的朋友閲讀。
既入地獄，就不抱怨黑暗
——訪原北京師範大學講師劉曉波
亞衣
原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講師，現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進行學術訪問的青年學者劉曉波應邀來美國短期講學，日前在紐約，記者採訪了他。
六四的資源已經浪費得差不多了
亞：朋友們對您再次來到美國都很高興，請您說說有什麽新的打算。
曉：原先我並沒打算來美國，後來這裏的人給我打電話，說哈佛請我作講演,於是臨時決定來美國。我還要到柏克萊大學演講，演講完就回澳大利亞，然後回中國。我在澳洲主要演講了三個題目。一個是關於大衆文化的，研究大衆文化與黨文化的關係；再有一個是“從六四的謊言看中國的民主”；還有一個是“中國文人在流亡”。這次到美國時間比較倉促，主要演講的內容是關於大衆文化的。
亞：“從六四的謊言看中國的民主”那個演講主要是什麽內容？
曉：我那本《末日幸存者的獨白》一書講的就是那個內容，已經寫得非常清楚了。我寫過的東西不想再重復。那個“六四的謊言”的講演也是沒有辦法，在每次演講的時候，大家提問題也總要提到這個上面來，我也就作一些回答。因爲那本書在澳洲基本上看不到，所以我就大概地講一講。
亞：也許因爲人們很難忘記六四，所以一看到您，大家就要提起它。本來打算請您和周舵、高新三個人一起談一談的。這個想法也是因爲六四時你們三個在一起的行動而引起的。當然，也有人認爲六四不宜再多提起。
曉：這要看你從什麽角度切入這個問題。關鍵是不能忘掉六四，淡忘六四是一件可怕的事，因爲流了那麽多血。中國歷史上這麽大的一件事，不管它是悲劇還是喜劇，不管這裏有多醜惡的東西，有多殘酷的東西，這件事都不應該忘記。我還是喜歡昆德拉的那句話：和專制制度的鬥爭就是記憶和遺忘的鬥爭。(亞：而記憶和遺忘都是人性、人腦所固有的)對。我覺得大家淡忘六四，是因爲經歷過六四的那些人過多地強調自己在六四中扮演的英雄角色，過多地拿六四作爲資本。用我的一句話就是說，六四是一種非常豐富的財富，苦難也是一筆非常豐富的財富，從這種財富中可以得到無窮無盡的智慧、經驗、甚至美。但在六四之後，悲劇的血成了向別人乞討的資本，苦難作爲向臉上貼金的資本。至今在這麽長時間裏，我看到的發表過的文章，沒有一篇文章是檢討自己在六四悲劇中所負的責任的。
亞：在您的“獨白”中對自己檢討得卻夠多了。
曉：對於“獨白”中的檢討，我覺得是這樣的。有時候有些人問起我說，你在六四前對中國人批評得這麽厲害，六四後怎麽看？我覺得如果說六四前我是極度的悲觀，那麽六四後我就是絕望了。因爲這麽大一場全民族的災難捧出來的都是一些這樣的人物，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好些人在海外這麽長時間，覺得爲中國搞民主，全世界都欠他什麽似的。這太可怕了，你爲中國搞民主，全世界人們並不欠你什麽。我覺得六四確實爲海外的中國人，包括跑出來的那些流亡者提供了一個重新塑造中國人在國際上的形象的非常豐富的資源。但是四年下來，這個資源已經浪費得差不多了。用我的一句話說，在海外，六四這塊蛋糕已經分得差不多了。
亞：是否可以說這種浪費也是一種自然的過程。
曉：在中國，這肯定是一種非常自然的事情。就包括海外民運組織每次開會，打得分裂。我就會想到，這種分裂帶來的是什麽。我有一個自己認爲非常好的比喻，將來中國即便有一天成立什麽反對黨，有兩個大黨可以抗衡，假如一個黨獲得了百分之五十一的選票，另一個獲得了百分之四十九的選票，那麽獲得百分之四十九選票的絕不會認同獲得百分之五十一選票的黨的合法的選舉結果，肯定要重新拉出去組成另一個政府。海外的組織分裂就是這樣。而且參加海外民運的人還有一種逆陶汰的過程，很多聰明的、想問題想得很深的人慢慢地都退出去了。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這種民運在海外沒有直接利益的因素，等於是一個空的東西。基本上沒有誠心出於利益考慮的選民，而有些利益考慮的也是沾六四的光，想分這個東西。當這個東西越分越小時，感興趣的人就會越來越少。比如我在這兒打工掙錢，養家糊口，海外民運搞得好壞跟我的切身利益沒有關係，所以，沒有這種利益制約的話就沒辦法。外國的民主則不同，選民投票是由於自己的利益在那裏。而海外民運最多是道義上的利益。擁護這個人，是有很多人覺得這個人有才華，有道義感，這個人就有很多票，當這種道義感逐漸消退之後，再沒有利益上的聯繫，民運就沒法再運作下去。嚴格地講，海外民運的選民運作都是不真實的選民。(亞：它缺少一種動力機制)對。這是一種假想的部隊，隨着這種道義形象越來越差，離開的人就會越來越多。當然海外民運也有一點利益，這話說出來可能有些人不愛聽。在某種意義上海外民運是移民運動，很多人都是拿到綠卡以後退出的。等到留學生保護法案通過以後，綠卡都拿到了，民運對學生的感召力就更小了。
大陸文化界：往俗裏走
亞：您能不能簡單介紹一下大陸文化界的現狀？
曉：大陸文化界可以說有兩種特別強大的文化趨勢：一種就是在鄧小平南巡前，在六四之後，老百姓在共產黨開槍之後，大家覺得有一段時候非常壓抑，又不知道怎麽釋放內心的壓抑。那個時候人們覺得有些崇高的東西，正面的激烈對抗是不可能了，文化界就採取了迂迴的方式。比如最早由文化衫開始，然後發展到“編輯部的故事”。它不再利用一種正面的對抗的方式，而是用調侃的、開玩笑的方式來喧泄自己內心的壓抑。另一種趨勢是，在鄧小平南巡的講話中大家找到了一條新的喧泄渠道，那就是去經商。在無可奈何管不了國家大事的情況下，大家現在要管好自己的事，我們不要那麽苦兮兮的。特別是知識界的一些人，要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好一點。現在基本上大家管自己的事情，掙了一些錢，可以隨便上飯店吃飯，可以隨便截計程車。實際上，錢也是一種自我評價吧。有錢之後，儘管他現在得不到一種言論自由，但是他掙來錢，也是一種評價標誌。我覺得文化界的有些人，有能力下海去掙錢的人，自我評價都比較好，而且管自己的事情管出來一種樂趣。大陸文化界現在趨向於一個跟八五年、八六年比不一樣的狀態。八五、八六年的時髦是誰懂弗羅依德，誰懂薩特，誰先鋒誰時髦；八六年以後是誰尋根，誰有歷史感，誰時髦；現在是誰俗誰時髦。有一篇王朔小說的一個標題叫“咱也是個俗人”，還有一個詞是叫“往俗裏走”。就是說誰俗誰時髦。現在在大陸誰不談俗，誰不談錢就沒文化。而且文化市場整個極其混亂。
亞：這個混亂是從什麽角度上說呢？
曉：第一，在市場管理上，音像、錄影的盜版很厲害。比如說出版社出了一本暢銷書，書還沒有上市，黑市上已經出現了。不但混亂，而且圖書市場不像一九八五、八六年，您也知道，那時市場上推出的都是一些西方思潮的書。包括非常艱深的理論書。現在不同了，現在的圖書基本上是炒冷飯，就是這本書上的東西搬到那本書上，這個集子的再搬到那個集子裏，搞這種編輯性質的事情，圖書市場幾乎不給人們提供新的資訊。基本上是滿足娛樂化消費的要求。我覺得這種狀態跟六四以後鄧小平的主導方針有關。有一個特別奇怪的現象是，六四前請港臺歌星去大陸，都是比較緊的，除了春節聯歡會，他們舉行獨唱音樂會幾乎不可能。但是在六四以後，出現了港臺歌星對大陸的全面的轟炸。除了鄧麗君、羅大佑這樣堅決不認同這個制度的，認爲制度不改變他們就不會去大陸唱歌的人以外，剩下的有頭有臉的人差不多都去過大陸了。我覺得這就是共產黨的一種主要策略，用這種娛樂化的歌舞昇平叫人們遺忘六四。所以說，大陸現在對政治比較敏感，對直接針對政權的某些言論比較敏感，但是對色情、兇殺這些東西卻盡可能地讓它泛濫。(亞：就是說對不直接危及其政權的東西網開一面。)不僅是網開一面，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鼓勵。包括妓女等東西。
亞：您覺得對於這種現象，是從大陸當局的治國策略上解釋好呢，還是把它說成是當局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應對比較切合事實？
曉：從上層來看，有一種穩定政局的策略，讓人們多掙錢，讓人們歡歡樂樂進卡拉OK，慢慢的可以淡忘大的政治上的東西。
亞：如果要在共產黨的上層分什麽改革派或保守派的話，那麽在這一點上，他們也會比較一致的。
曉：對。有一個傳說，當然不大可信，說李鵬指責李瑞環，說他把清除資產階級自由化淡化爲“掃黃”，儘量把事情往比較軟性的、不在政治上敏感的方向引導。李瑞環提出的什麽“詳和”、“安定”等等就是這樣。我覺得共產黨在這一點上轉變得非常快。六四之後，它馬上在主導意識形態上提出，要在國內創造一種歌舞昇平的氣氛。我覺得這種氣氛既符合老百姓六四以後的無可奈何的心態，但同時又有另一點作用，恰恰是它最先打中了當局的痛點，在瓦解共産主義意識形態上，它的作用非常巨大。因爲它與老百姓的生活太接近了。 比如從語言的角度講，港臺的歌和音樂，提供了一套語言符號，完全不同於正統意識形態。王朔的語言也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於五十年代的那些右派作家還按照正統意識形態寫作的方式。我覺得這套東西對正統意識形態的顛覆作用很大。
亞：您是否覺得這種語言符號已經成爲一種系統性的東西，或者可以視爲一種符號系統了？
曉：現在還沒有。非常亂，許多東西都攪到一塊來了。
一千五百人的大衆文化調查
亞：我從《中國時報周刊》上看到了您進行的大衆文化調查的部份結果。您原先從事文學評論和美學，是不是原來的專業不再打算做下去了？
曉：沒有。大衆文化的這個題目我很早就想搞了，一直苦於沒有精力；另外一個原因是這個東西太紛亂。其實我很早就注意到大衆文化與黨文化的一種關係，一方面它既是一種背離、逃跑的關係，同時又在另一方面迎合了鄧小平所提倡的享樂性的、娛樂性的、物質性的文化觀念；這和毛澤東時代的革命性的、精神性的、苦行僧似的文化觀念是相反的。
亞：《中國時報周刊》稱這次大衆文化調查是您和他們合作進行的，請問調查的問卷是不是您親自設計的？在調查問卷中，提到了作家劉賓雁。
曉：是我做了調查再由時報買去的，基本上算是合作吧。這個調查經費的前期投入是我拿出錢。後來“時報”感興趣了。調查的問卷是我找幾個設計過問卷的朋友一起設計的。我之所以把劉賓雁考慮進去，是因爲他比李澤厚等人更具有大衆文化的性質。他的報告文學基本屬於大衆文化的範圍。李澤厚的東西儘管在學術界有影響，但是普及性不如劉賓雁。
亞：從社會統計來說，這是一種最基本的方法。您能告訴我這些調查对象的樣組是怎麽建立的嗎？調查的樣本有多大？樣組中男女比例、年齡分佈、文化程度等等因素是如何確定的？
曉：我設計好問卷以後，就把問卷全盤交給一個社會心理學研究所，整個調查由他們進行。由他們使用自己的專業網路進行，我付錢給他們。北京有好幾家這樣的機構了。調查对象有一千五百多個。但各種交叉調查的資料還沒有出來。我現在報告的是最初的統計，是整體的資料。交叉資料他們還在給我算，等我回到國內時可以算出來，我可以寫新的調查報告。我基本上是第一次做這種事，我也想嘗試一下。按照西方嚴格的社會調查來看，我這個調查算不上什麽。
亞：在中國以往的人文科學研究中，研究者很不重視這種社會統計，認爲這是一種實證科學的方法。其實人文科學涉及到數量概念，也要採取這種方法。現在大陸人文、社會科學方面採用這種調查統計方法的多不多？
曉：逐漸多起來了。比較大的，就是上海做了一次兩萬例的社會調查，出了一個調查報告，叫《中國當代性文化》。這本書是內部發行的，我的朋友送了一本給我，我看那個問卷設計得極其具體，極其直接。例如，你什麽時候第一次手淫？手淫時想到了什麽？第一次性交的經驗來自什麽方面？問題問得特別具體。
亞：由於中國大陸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以往不大採用這種方法，從被調查的人來說，某種社會和心理的因素會影響他提供答案的準確性。您的文章中也提到，比如像對於性與暴力問題，被調查对象有一種自我整飭，會影響到答案的準確性可靠性。這個問題您在研究中怎麽處理？
曉：這種調查難做在什麽地方呢，第一，我們這些進行調查的人在技術操作上、理念上有一種很淺薄的東西；而被調查对象也不熟悉這種方法，會有一種環境上的制約和心理上的制約。他們長期養成了一種習慣，認爲對於調查，就必須說官樣文章，就像接受記者採訪一樣；而朋友聊天的時候就說真話了。所以說困難非常大，但祇能試著做，什麽事情總要有第一步、第二步。我非常知道我的調查報告的粗糙性，它的不合規範，但是我想以前寫作沒用這種方法，我這次關於大衆文化的書就想採用這種方法。其中還有一百小時的個案採訪，我想把這兩個內容綜合在一起。
亞：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有意識地去作，是不是在主體上意識到這一點。在我的印象中，您以前的寫作大多是採用非邏輯的，或者說“非理性”的方式，而您現在採取的方式似乎傾向於某種實證的方式。
曉：這是兩個領域。假如我要寫我的論理性精神，要寫人類是怎樣殺死上帝，寫我的審美的著作，我還會用我原來的方法；而我現在搞的大衆文化的領域，那種方法不行，大衆文化的東西不通過調查，猜是猜不出來的，靠悟性是悟不出來的。這是一個太現實的東西。而寫那些稍微超脫一些的，要想象力發揮的東西，更形而上的東西，可以靠我的腦子進行。
“新權威主義”特別不好的政治後果
亞：我想問一下，對國內那些與政治現實有關係的學術理論，比如對新權威主義和新保守主義，您有什麽看法？
曉：在剛開始討論新權威主義時，我就覺得現在這個東西不可行，因爲中國跟亞洲四小龍不一樣。第一，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基本上是自由經濟，香港有英國的背景，新加坡、南韓、臺灣都有美國的背景，這就是說，新權威主義在政治上要受到來自經濟領域的某種制約。儘管它是一種專制主義，但還是有制約的，它要受到美國這麽大的民主國家的制約，國際上的制約，而這兩個條件在中國都沒有。你怎樣保證一個新權威主義在沒有制約的情況下的決策是正確的？如果臺灣在經濟上的決策是錯誤的，那麽市場上就有問題，美國人在某些方面就不會允許它。一個權力總要有制約，新權威也有制約。臺灣受到私有經濟的制約，在經濟領域中，私有財産就對國民黨有一個制約，這樣，中產階級才能夠在專制制度下不斷壯大起來。而中國現在沒有這個東西。中國現在儘管有個體戶，但是在憲法上産權問題沒有立法，這個問題就很可怕。中國也沒受到那麽強大的國際制約，中國的權力制衡在於國際形勢。現在算有一點制約了，它要跟外國人作買賣，就要服從世界經濟運行形式，就要接受國際規則的制約。在政治上也就要相對作出一些讓步，這對國內來講，也相對有一些好處。 再有，我覺得在中國提倡新權威主義有一個特別不好的政治結果，鄧小平對趙紫陽的懷疑就與這個理論討論有關。從“河殤”開始，儘管“河殤”不是趙紫陽搞的，但顯然有很多爲趙紫陽樹碑立傳的東西，所以“河殤”出來之後趙紫陽覺得它比較好，看了很喜歡。新權威主義如果光在國內提還不要緊，在港臺報刊上，許多雜誌提出了新權威主義的實質是“擁趙倒鄧”，那麽鄧小平會怎麽想？趙紫陽有那麽多的政治對手，我想他們一定會使鄧小平借這個東西來攻擊趙紫陽，即使剛當上黨的總書記，也要踢開。那就是說，沒有六四，趙紫陽也會下臺。我就覺得新權威主義這個東西的政治後果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亞：您這是從新權威主義的直接政治後果來說的，而不是從理論上說的。)對。即便趙紫陽的權威給樹了起來，也不能保證趙紫陽統攬最高權力以後的決策是對的,因爲沒有那種決策的制衡機制。
亞：現在大陸學術界是不是還提新權威主義？
曉：不大提了。但是國內學術界有一個共識，大家比較喜歡“和平演變”這個詞。認爲中國一要和平，二要演變， 這個詞沒有任何反動的意義在裏面。(亞：在海外民運中“和平演變”這個詞也談得很多)我沒有研究過新權威主義在理論上的意義，因爲我覺得它的參照系本身不確定。中國的具體情況跟臺灣等地不一樣，它們那些地方、國家都沒有經歷過共產黨那樣殘酷，那樣專制的四十年的統治，而且是全封閉的統治。我認爲現在想用任何一種理論來解決中國問題很難，無論是經濟問題還是文化問題。大陸的情況變化太大，其中的可變因素太多太多。不僅在上層，而且在全國的各個層次中的人都不按規則出牌。比如它所有的運行決策，都不是在法律範圍之內，甚至也不是在共產黨制定的法律範圍之內進行，而全是憑一種私人關係在進行。這種遍佈全國的網路的可變因素實在太多。六四這麽大一件事，共產黨開槍之後全國馬上平定了，這在外國人來說不可想象。
亞：最近國內有些學者，如上海的蕭功秦提出了有別於“新權威主義”的“新保守主義”，您對這個理論怎麽看？
曉：這個東西從理論上講意義也不是太大。其實大家都明白，中國社會代價最小的演變道路是靠共產黨自身的改良。大家都知道這條道路，這是全社會的共識，大家要努力起來從各個方面促成共產黨的這種變化。
亞：何新這個人您還熟悉吧，國內學術界的“何新現象”曾經引起過不少人的注意，您知道何新現在怎麽樣？
曉：現在大陸基本上沒人提他了。我覺得何新這個人不管他怎樣撒彌天大謊，起碼有一點，這個人還是比較透明的。他做什麽事，你都能知道他的目的是什麽，我稱何新這種人是撒謊都撒得極其透明。
共產黨應當慢慢釋放老百姓的不滿
亞：如果共產黨上層的老人再死掉幾個，是不是會産生一種權力鬥爭，有一派就要來解決六四問題，或者來拉攏一批人，這樣會造成什麽後果？
曉：我所擔心的就是這個問題。六四在中國的平反是早晚的事，但千萬不要突然一下子平反。如果上來一個人爲了打這張牌，突然宣佈平反，那麽在平反的時候他會得到民心，但在平反之後局面就控制不了，所有的洪水猛獸都會出來。看看海外民運運作的情況，就可以想象到六四平反以後的情況。在一些人回國以後依據六四分配利益的時候，中國將更加可怕。那將是一個人肉戰場。最好的辦法是，共產黨假使聰明的話，在它穩定、可以控制政局的時候，開始慢慢地釋放老百姓因爲六四而積累的不滿情緒。比如起碼將以趙紫陽爲代表的上層官僚，包括下層各個單位組織中因爲六四而被撤職、被調離的人的重新安排。用這種方法來慢慢抒解人們的情緒。再有一個就是對死難者的家屬，對受傷者的家屬這批人的安排。對於六四，中國老百姓可以堅持一種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主張，更多的中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所考慮的不是一種民主理論上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而是一種安全的考慮，值得研究。我看到的在六四時期的口號中，包括共產黨和學生互相之間的不妥協的東西，實際上是一種仇恨心理，互相爲敵的心理。現在之所以演變出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因爲這個政權實在太強大了，使用暴力沒有辦法與它鬥，反而授以口實。所以說是處於安全、策略的考慮，而沒有一種民主理念上的認識，認爲民主是避免政權更疊中的暴力，可以說沒有幾個人有這種信念。
要下地獄，就不能抱怨黑暗
亞：您這次出來，當局對您有沒有什麽限制?您在國外進行講演，接受採訪，在您回國會後會不會帶來什麽影響？
曉：我這次出來前護照辦了近七、八個月，我現在覺得沒什麽太大問題，但我不知道大陸情況會怎麽變，因爲這個政權是個完全不按理出牌的政權，你不知道它什麽時候又變了。我這次回去以後還能不能讓我再出來，我也不知道。演講和採訪有沒有影響不知道，我既然做了，也就無所謂了。
亞：您是不是認爲，您回國以後起的作用要比在國外更大？
曉：我沒有說我回國起了什麽作用。我祇是出於自己處境的考慮，作那些事情可能更符合我的意願，我更舒服。我在那裏生活得更舒服，我就回到那裏去，沒有一個爲中國民主的起因。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講，回國做任何一件具體的小事，都要比在國外成立那些民運組織有意義。
亞：在最困難的時候您有沒有想過，要是八九年不回去，就可以避免這些困難了。
曉：沒有，從來沒有想過。我從來就抱有這種觀念，要下地獄就不能抱怨黑暗。何況回大陸還不是下地獄。我感到有些東西是非常廉價的，在大陸，在某種意義上講，一個人想揚名海內外，是非常容易的。輕易的成功會造成輕浮的幻象，成功者不知道自己爲何物。你面對的對手智商非常低下。它的愚蠢給你製造了許多莫須有的光環。大陸的英雄嚴格地講是共產黨製造的。從學識、從人格、從各方面來說，並沒有什麽特別像樣的人。不必那麽自我膨脹和自我標榜，有人說假如給人們帶來了監獄、痛苦，他願意承擔；假如有一天歷史給這些人帶來了光榮，他願意把誰的榮譽還給誰。我覺得人祇能爲自己承擔責任，爲別人承擔責任都是瞎扯。
亞：請問您對王丹的這封公開信怎麽評論？
曉：王丹是在這次學生運動中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的人，是學生當中最好的一個。但是我看了王丹的這個東西，我有失望。六四已經過去那麽多年了，咱們不要再談你在那次運動中扮演的角色究竟怎麽樣。而他有一種心態，仍然把自己看作是全世界矚目的中心，仍然是中國民運的領袖。我之所以出獄後不接受採訪，就是因爲人家肯定要問我那些事情。八九民運是大家忽然都趕上了，每個人充當了自己扮演的角色。事情過去了，將來的角色重新分配。另外，像“對得起人民”這種語言，完全是救世主式的語言，太恐怖。假如我要寫這封公開信的話，我就要反省，作爲這場學運的頭，我應該負什麽樣的責任。爲什麽會導致共產黨開槍，學生在這一點上究竟作得怎麽樣？而不應該用這種氣壯山河的豪言壯語。
亞：您在您的書裏對吾爾開希批評得很嚴厲，出來後又爲開希鳴不平。
曉：當時在國內聽到關於開希的種種傳聞，很痛心。媒體當時那樣捧他，本身就是不負責任。開希剛出國，你也拉他，我也拉他，現在又把他看作一錢不值。這裏邊有嫉妒心，有幸災樂禍的心理，不是與人爲善。開希是有毛病，現在他有了很大進步，能夠對自己的過失有反省，這在海外民運人士中很難得。有不少人反而把他當成過氣的人物。很不公平。
亞：不管怎樣，你們“四君子”在造成廣場學生和平撤退上所做的意義很大。如果當時你們不出去談判，您估計會有什麽後果？
曉：如果不去談判，學生不撤走，後果不堪設想。天安門上還架着槍。而且跟我們談判的那個上校非常明確告訴我們，如果你們勸不走學生，我勸你們四個先走。我們接到的是死命令，不惜任何手段，天亮前清場。在那種情況下，我們祇能那樣做。“四君子”這種提法莫名其妙。周舵、高新、侯德健，我永遠稱他們是朋友。我們一起度過了那麽嚴峻的時刻，我們是生死之交。歷史不會再提供一次場合，把我們放在同一個情景中考驗。不管將來怎麽樣，我特別珍視我們的友誼，但是我討厭“四君子”這種稱呼。
不要再用共產黨的那套語言
亞：曉波，在原先的美學和文學評論領域，還有什麽打算？
曉：其實在文學評論方面我寫的東西比較少。就有幾篇關於當代中國文學的評論，還有幾篇外國文學的東西。美學方面，就是我的博士論文《審美和人的自由》。剩下來，我主要是寫的哲學方面的。我將來很可能還要寫一些這方面的東西。
亞：作爲老讀者和老作者，請給《中國之春》雜誌提一些意見，好嗎？
曉：“中春”發表十周年回顧的文章，如果把民主、自由的字眼去掉，跟共產黨紀念幾十周年的內容完全一樣，真可怕。那些對於形勢的什麽看法，也跟共產黨的形勢報告一樣。祇要進入那個情景，就必然用那套語言。我搞大衆文化，就強調大衆文化新的語言對共產黨意識形態的顛覆作用。還有，不要老是請那麽幾個人寫文章，寫不出什麽新東西了。
亞：謝謝您提出的如此直率的意見。
（原載《中國之春》一九九三年五月號）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