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抗争，暴力还是非暴力？

 

了解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人都知道，哪怕一些支持的人对他也有一个普遍的不满，这就是和平非暴力主张。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论，惹得几乎所有的民运中坚对他侧目。《零八宪章》反对一党专制，但是没有提出推翻共产党的口号，暗示容忍共产党存在，建立多党的联邦宪政国家。但这违背了中国政治反对派主流的意志，他们主张，不推翻共产党，一切免谈。

 

鼓吹暴力革命的民运人士，自认为有很充足的理由。因为毛泽东说过，“反动派不打不倒”。如果不用暴力，就无法触动掌握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全部资源的庞大专制机器。有人故意忽略美国的开国元老没有一个宣扬过暴力，坚持说，自由美国就是靠暴力建立的。另外有一些不赞成暴力，只倾向颜色革命的人，也认为必要的暴力不可缺少。他们说，在中国的大环境下，没有暴力革命作保障，颜色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简单例子，没有黄花岗烈士，袁世凯不能完成他的颜色革命，他恐怕自己的命都保不住。

 

由于海内外反对中共专制势力的力量，在暴力还是非暴力的主张上无法协调，这个力量目前处于分裂状态。刘晓波的获奖对此并没有很大帮助。至少还没有看到弥补裂纹的迹象出现。很难想象处于弱小而又分裂势态的反对力量会有胜算。这不是泼冷水。承认现实是改变现实的起点。

 

现在先来假设一个共同点：主张暴力和非暴力的人，在“抗争”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我认为如果把签署《零八宪章》的人士看作“投降派”，大家就没有什么可谈了。这种不但在外部划分敌人，连自己内部也划分敌人的“敌人派”，注定是没有出息的。中国的未来不指望他们，也不会有他们的一席之地。民主宪政从来不会在勾心斗脚中成长。

 

假如在“抗争”目标上一致，剩下的就是使用或不使用暴力手段。分歧只在手段上。现在我就来分析一下，采用两种不同手段的不同结果，根据结果来判断利弊。

 

先分析主张暴力手段的。暴力的“有效”性从来没有被人怀疑过。暴力有震慑作用。如果能把敌方杀死，敌对力量在顷刻间消失，一劳永逸，爽得很。但是有两点不得不考虑。第一，哪里找得到武装力量和军火武器？第二，即便有了武装，听谁的？我估计这两个要点，主暴的善良人们一个都没有考虑过。这个世界上军火大量有，可是要价不菲。即便买来了，在什么地方囤积和训练军队？民运大佬们不是不想做，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事实证明做不到。还有一个办法是借用现成的武装，比如策反军队某部，这要看这个军头怎么和你做交易。搞不好他正是个政治野心家，并不听你的，还要你为他建立政权当垫脚石。

 

不过大多数人没有这样明确的暴力构想，只不过希望有人出头暴动，方法不计，只要流血就行。碰上一个好运气，就是又一次武昌起义。这样的人很多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历史的两千多年，都是在暴力中度过的。统治者迷信暴力，民众也迷信暴力。刘晓波怀疑过中国人的基因，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假设三代人都处在同样的信仰中，某一个基因很可能因此异变。中国的没有和平、和解只有以暴易暴，何止三代，一百代怕都有了。

 

暴力的后果只能制造两种人，一种是嗜血的，一种是唯唯诺诺的，后者是大多数。野兽就是这样被驯化的。暴力一旦开了头，会让人上瘾。人性中的兽性会像吸完毒似的亢奋起来。暴力的弊端还不仅仅是流血违反人道，更因为暴力不提倡思想、不需要理性。在暴力的淫威下，大多数人会变得如同今天中国的国民，不敢发声甚至不敢思想，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不是他们不再发泄了，一旦找到某个缺口，或者被某个伟人批准（如文革），就会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排山倒海，不可收拾。

 

和中共较量暴力，那是用自己的短项碰人家的长项。为什么中共统治半个多世纪，不给中国人半点自由？这不是因为沾了一点中共边的都是恶魔，没有那么多恶魔，只因为中共暴力起家，一旦尝过暴力的甜头，人就开始变恶。六四屠杀之所以有人下得了手，没有什么特别原因，人家惯用的看家本领就是这个。从今以后替换共产党的新政党，如果也以暴力起家，到了某个关头上，一定也会和中共一样下得了手。谁使用暴力而且得了手，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制止他的失误了。他将无法无天。

 

接着再分析非暴力手段的抗争。强调一下，非暴力抗争不等于不抗争，千万不要把两者混淆，指鹿为马。首先，非暴力抗争最能持久。一般情况下，统治阶级在感到自身利益将受到伤害的时候，会高度调动起来自卫，扑灭早期的反抗。现在国内维权人士受到超级打压，其中一个因素也和害怕被暴力推翻有关。主暴派发出的压力，被转嫁到维权人士头上。而持续和缓的抗争，在一定时期内看起来不激化矛盾，但长久下去仍旧会产生质的变化。这譬如“温水煮青蛙”。假设民主志士们的构想是在未来建设民主社会，真正需要的不仅仅是改变政权名称而是改变人心，让统治阶层内外的人都接受民主理念。而只有不间断长期坚持，这个变化才会出现。民主是突变不出来的。突变的前苏联和东欧，依旧在民主路上蹉跎。

 

第二，非暴力抗争不需要等待，即刻可以进行。因为这不需要筹备武装，不需要等待机会，每一次民间提出了维权要求都是机会。比如孙志刚事件推动了取消收容遣返制度。由于海外民运主张暴力革命，不愿意做小事，一直在束手等待时机。假设当时接受非暴力和平抗争理念，他们至少获得了二十年有效时空。二十年的坚持不懈，局面会很不相同。可是他们偏偏选了不可完成使命，白白地空耗资源。

 

第三，非暴力抗争只对事不对人，有利于吸引一切积极因素，结成广泛的同盟。“没有敌人”的口号很好，好在不画地为牢，主动树敌。民主宪政不是某个民主政党的党务，不是某个政治派别的专利，而是全民的事业。全民当然包括共产党在内。由于敌我界限清晰，斗争意识强烈，被世界公认的中国民主先驱刘晓波，获奖前几乎被打进冷宫。另一位党内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温家宝，由于被敌视，好的主张也得不到呼应。如果换一种思路，应该有大的多的力量可以联合起来，中国的民主路也不至于这样漫长。

 

2010-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