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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8日星期一

施化:抗争,暴力还是非暴力?

 

了解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人都知道,哪怕一些支持的人对他也有一个普遍的不满,这就是和平非暴力主张。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论,惹得几乎所有的民运中坚对他侧目。《零八宪章》反对一党专制,但是没有提出推翻共产党的口号,暗示容忍共产党存在,建立多党的联邦宪政国家。但这违背了中国政治反对派主流的意志,他们主张,不推翻共产党,一切免谈。

 

鼓吹暴力革命的民运人士,自认为有很充足的理由。因为毛泽东说过,“反动派不打不倒”。如果不用暴力,就无法触动掌握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全部资源的庞大专制机器。有人故意忽略美国的开国元老没有一个宣扬过暴力,坚持说,自由美国就是靠暴力建立的。另外有一些不赞成暴力,只倾向颜色革命的人,也认为必要的暴力不可缺少。他们说,在中国的大环境下,没有暴力革命作保障,颜色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简单例子,没有黄花岗烈士,袁世凯不能完成他的颜色革命,他恐怕自己的命都保不住。

 

由于海内外反对中共专制势力的力量,在暴力还是非暴力的主张上无法协调,这个力量目前处于分裂状态。刘晓波的获奖对此并没有很大帮助。至少还没有看到弥补裂纹的迹象出现。很难想象处于弱小而又分裂势态的反对力量会有胜算。这不是泼冷水。承认现实是改变现实的起点。

 

现在先来假设一个共同点:主张暴力和非暴力的人,在“抗争”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我认为如果把签署《零八宪章》的人士看作“投降派”,大家就没有什么可谈了。这种不但在外部划分敌人,连自己内部也划分敌人的“敌人派”,注定是没有出息的。中国的未来不指望他们,也不会有他们的一席之地。民主宪政从来不会在勾心斗脚中成长。

 

假如在“抗争”目标上一致,剩下的就是使用或不使用暴力手段。分歧只在手段上。现在我就来分析一下,采用两种不同手段的不同结果,根据结果来判断利弊。

 

先分析主张暴力手段的。暴力的“有效”性从来没有被人怀疑过。暴力有震慑作用。如果能把敌方杀死,敌对力量在顷刻间消失,一劳永逸,爽得很。但是有两点不得不考虑。第一,哪里找得到武装力量和军火武器?第二,即便有了武装,听谁的?我估计这两个要点,主暴的善良人们一个都没有考虑过。这个世界上军火大量有,可是要价不菲。即便买来了,在什么地方囤积和训练军队?民运大佬们不是不想做,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事实证明做不到。还有一个办法是借用现成的武装,比如策反军队某部,这要看这个军头怎么和你做交易。搞不好他正是个政治野心家,并不听你的,还要你为他建立政权当垫脚石。

 

不过大多数人没有这样明确的暴力构想,只不过希望有人出头暴动,方法不计,只要流血就行。碰上一个好运气,就是又一次武昌起义。这样的人很多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历史的两千多年,都是在暴力中度过的。统治者迷信暴力,民众也迷信暴力。刘晓波怀疑过中国人的基因,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假设三代人都处在同样的信仰中,某一个基因很可能因此异变。中国的没有和平、和解只有以暴易暴,何止三代,一百代怕都有了。

 

暴力的后果只能制造两种人,一种是嗜血的,一种是唯唯诺诺的,后者是大多数。野兽就是这样被驯化的。暴力一旦开了头,会让人上瘾。人性中的兽性会像吸完毒似的亢奋起来。暴力的弊端还不仅仅是流血违反人道,更因为暴力不提倡思想、不需要理性。在暴力的淫威下,大多数人会变得如同今天中国的国民,不敢发声甚至不敢思想,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不是他们不再发泄了,一旦找到某个缺口,或者被某个伟人批准(如文革),就会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排山倒海,不可收拾。

 

和中共较量暴力,那是用自己的短项碰人家的长项。为什么中共统治半个多世纪,不给中国人半点自由?这不是因为沾了一点中共边的都是恶魔,没有那么多恶魔,只因为中共暴力起家,一旦尝过暴力的甜头,人就开始变恶。六四屠杀之所以有人下得了手,没有什么特别原因,人家惯用的看家本领就是这个。从今以后替换共产党的新政党,如果也以暴力起家,到了某个关头上,一定也会和中共一样下得了手。谁使用暴力而且得了手,就再也没有人能够制止他的失误了。他将无法无天。

 

接着再分析非暴力手段的抗争。强调一下,非暴力抗争不等于不抗争,千万不要把两者混淆,指鹿为马。首先,非暴力抗争最能持久。一般情况下,统治阶级在感到自身利益将受到伤害的时候,会高度调动起来自卫,扑灭早期的反抗。现在国内维权人士受到超级打压,其中一个因素也和害怕被暴力推翻有关。主暴派发出的压力,被转嫁到维权人士头上。而持续和缓的抗争,在一定时期内看起来不激化矛盾,但长久下去仍旧会产生质的变化。这譬如“温水煮青蛙”。假设民主志士们的构想是在未来建设民主社会,真正需要的不仅仅是改变政权名称而是改变人心,让统治阶层内外的人都接受民主理念。而只有不间断长期坚持,这个变化才会出现。民主是突变不出来的。突变的前苏联和东欧,依旧在民主路上蹉跎。

 

第二,非暴力抗争不需要等待,即刻可以进行。因为这不需要筹备武装,不需要等待机会,每一次民间提出了维权要求都是机会。比如孙志刚事件推动了取消收容遣返制度。由于海外民运主张暴力革命,不愿意做小事,一直在束手等待时机。假设当时接受非暴力和平抗争理念,他们至少获得了二十年有效时空。二十年的坚持不懈,局面会很不相同。可是他们偏偏选了不可完成使命,白白地空耗资源。

 

第三,非暴力抗争只对事不对人,有利于吸引一切积极因素,结成广泛的同盟。“没有敌人”的口号很好,好在不画地为牢,主动树敌。民主宪政不是某个民主政党的党务,不是某个政治派别的专利,而是全民的事业。全民当然包括共产党在内。由于敌我界限清晰,斗争意识强烈,被世界公认的中国民主先驱刘晓波,获奖前几乎被打进冷宫。另一位党内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温家宝,由于被敌视,好的主张也得不到呼应。如果换一种思路,应该有大的多的力量可以联合起来,中国的民主路也不至于这样漫长。

 

201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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