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强烈要求开放报禁 保护言论出版自由

   （2010年9月25日在欢迎谢朝平被释回京座谈会上的讲话）

图为作者在谢韬追思会上的发言

渭南书案事件，谢朝平虽然受了些委屈，从政治上说，这是谢朝平的光荣，他的为民请命的事迹将载入历史。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谢朝平先生致敬。

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民主�派人士�行的民主�商�上，明确地�：

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时间过去了七年，我们的立法机关、政府和党的主管宣传部门，公然对抗宪法，对抗国家元首的指示，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解禁，而且越管越多，越管越细，越管越狠，动辄封杂志社，撤总编辑，抓捕作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强烈要求开放报禁，给人民言论出版自由。

女 士们，先生们，我们号称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但我们的言论自由不如殖民地人民。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 给香港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年代，也是不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 由，共产党搞地下工作，跑到香港设立机关，出版书报。香港竟成了民主基地。1949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 窝囊，连说话都要经过“公仆”批准。 我的书要拿到香港去出版。今年7月香港国际书展，推出了我一本新作《放言救党论国是》，在书展引起轰动。有朋友问我：“你救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为 什么要拿到香港出，而不能在大陆出？”我说：“正因为不能在大陆出，共产党才需要救。”就因为这本书，我成了“救党派”。

建 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中央部门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深文周纳地强化预 防制。所谓预防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犯法。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 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预防制向追惩制过 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预防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英国早在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 检查制。日本于1869年废止预防检查制。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

有 个在美国的华裔作家，是位中共高干的女儿，发表作品署名“三妹”。出国前她家和李慎之住邻居，认识李慎之。她大批李慎之和我们这些救党派的历史局限性。她 是铁杆的灭党派。这个三妹说，温家宝、刘亚洲、辛子陵这些救党派最坏，大陆积累的矛盾，像高压锅一样要爆炸了，他们出来说一通，提几条建议，好像是批评共 产党，结果，小骂大帮忙，压力锅放气了，矛盾缓和了。三妹认为这次政改就是如此，温家宝说，刘亚洲说，辛子陵也说，他们在误导民众和灭党派，大家千万不要 上当，共产党不可能搞政治改革，还是要立足于推翻它。

三妹都看清楚了，政治体制改革是救党，而不是反党。可是我们的主流媒体却说，政治体制改革，对党和人民大大地不利，人民会失去当家做主的权力，国家会陷入混乱。《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求是》杂志都发了文章，明批我们这些人，暗批温总理。为维护特权集团的私利，他们宁可等着垮台，也反对政治体制改革。 他们要把改革派的声音压下去，其做法和导致的结果，与灭党派殊途同归；三妹就是要求我们不说话，说不要求你们扯起旗子反对共产党，你们这么大岁数了，那样 太危险，你就不说话，看着共产党垮台，这就是推动历史进步。我不能听她的。我们这些老党员当然有历史局限性。就是李锐老的两句诗：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 为壁上观。

去年一年的群体性事件是23万起，不仅是民心思变，已经是民变蜂起。风生水起的维权运动，其主力一是工人，包括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二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现在 农村的土地兼并现象是越来越严重，大量农民正在迅速沦为无地可种的游民；第三就是复员转业军人，数量越来越大的复转军人离开军队就是失业，没有办法生存下 去。当局把工农兵都往绝路上逼，连我们这些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干部也成了“维稳”对象（9月5日我们在餐馆举行谢韬追思会，安全部派人出面干预），请问，你 这个政权还依靠谁？这样干法社会无论如何是稳不住的。维权运动的斗争目标不是推翻政府，是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所衍生的对百姓的经济、政治权益的侵害。本质 上是要求调整利益关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央必须改变治国理政的思路，解决23万起群体性事件的办法，不是继续增加维稳警力和经费，而是进行政治体制改 革，从根本上改善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祸亟患深，不敢不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