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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6日星期日

辛子陵:强烈要求开放报禁 保护言论出版自由

   (2010年9月25日在欢迎谢朝平被释回京座谈会上的讲话)

图为作者在谢韬追思会上的发言

渭南书案事件,谢朝平虽然受了些委屈,从政治上说,这是谢朝平的光荣,他的为民请命的事迹将载入历史。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向谢朝平先生致敬。
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民主�派人士�行的民主�商�上,明确地�:


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时间过去了七年,我们的立法机关、政府和党的主管宣传部门,公然对抗宪法,对抗国家元首的指示,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解禁,而且越管越多,越管越细,越管越狠,动辄封杂志社,撤总编辑,抓捕作家,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强烈要求开放报禁,给人民言论出版自由。
女 士们,先生们,我们号称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但我们的言论自由不如殖民地人民。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 给香港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在蒋介石统治大陆的年代,也是不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 由,共产党搞地下工作,跑到香港设立机关,出版书报。香港竟成了民主基地。1949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 窝囊,连说话都要经过“公仆”批准。 我的书要拿到香港去出版。今年7月香港国际书展,推出了我一本新作《放言救党论国是》,在书展引起轰动。有朋友问我:“你救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为 什么要拿到香港出,而不能在大陆出?”我说:“正因为不能在大陆出,共产党才需要救。”就因为这本书,我成了“救党派”。
建 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中央部门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深文周纳地强化预 防制。所谓预防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犯法。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 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预防制向追惩制过 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预防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英国早在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 检查制。日本于1869年废止预防检查制。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00年,比日本落后140年。
有 个在美国的华裔作家,是位中共高干的女儿,发表作品署名“三妹”。出国前她家和李慎之住邻居,认识李慎之。她大批李慎之和我们这些救党派的历史局限性。她 是铁杆的灭党派。这个三妹说,温家宝、刘亚洲、辛子陵这些救党派最坏,大陆积累的矛盾,像高压锅一样要爆炸了,他们出来说一通,提几条建议,好像是批评共 产党,结果,小骂大帮忙,压力锅放气了,矛盾缓和了。三妹认为这次政改就是如此,温家宝说,刘亚洲说,辛子陵也说,他们在误导民众和灭党派,大家千万不要 上当,共产党不可能搞政治改革,还是要立足于推翻它。
三妹都看清楚了,政治体制改革是救党,而不是反党。可是我们的主流媒体却说,政治体制改革,对党和人民大大地不利,人民会失去当家做主的权力,国家会陷入混乱。《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和《求是》杂志都发了文章,明批我们这些人,暗批温总理。为维护特权集团的私利,他们宁可等着垮台,也反对政治体制改革。 他们要把改革派的声音压下去,其做法和导致的结果,与灭党派殊途同归;三妹就是要求我们不说话,说不要求你们扯起旗子反对共产党,你们这么大岁数了,那样 太危险,你就不说话,看着共产党垮台,这就是推动历史进步。我不能听她的。我们这些老党员当然有历史局限性。就是李锐老的两句诗: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 为壁上观。
去年一年的群体性事件是23万起,不仅是民心思变,已经是民变蜂起。风生水起的维权运动,其主力一是工人,包括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二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现在 农村的土地兼并现象是越来越严重,大量农民正在迅速沦为无地可种的游民;第三就是复员转业军人,数量越来越大的复转军人离开军队就是失业,没有办法生存下 去。当局把工农兵都往绝路上逼,连我们这些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干部也成了“维稳”对象(9月5日我们在餐馆举行谢韬追思会,安全部派人出面干预),请问,你 这个政权还依靠谁?这样干法社会无论如何是稳不住的。维权运动的斗争目标不是推翻政府,是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所衍生的对百姓的经济、政治权益的侵害。本质 上是要求调整利益关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央必须改变治国理政的思路,解决23万起群体性事件的办法,不是继续增加维稳警力和经费,而是进行政治体制改 革,从根本上改善党和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祸亟患深,不敢不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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