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赵紫阳逝世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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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赵紫阳在匈牙利巴拉顿湖

2、赵紫阳一九八八年七月视察长春

鲍彤：异数中的异数——纪念赵紫阳逝世五周年

 

二十年前，我们见证了赵紫阳拒绝镇压学生的事实。去年《改革历程》面世，又使我们听到了这位总书记内心的声音：“不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

 

“不镇压”是赵紫阳做总书记的原则——对学生不镇压，对一切公民不镇压，对知识分子，对农民，对工人，对资本家，对行使法定权利的同胞，不论上访还是请愿，游行还是示威，批评领导还是表达政见，一律不可镇压，不得镇压。

 

赵紫阳口袋里没有“敌我矛盾”这种武器。尽管军委主席判他犯了“分裂党”罪”和“支持动乱”罪，但是，作为国务院总理和中国共�党总书记的赵紫阳，没有给任何人戴过“敌我矛盾”的帽子。——这是我自愿提供并且乐意接受检验的证言。

 

决定敌我，是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本人，就是靠在划分敌我界限和发动敌我斗争中崛起的。夺取政权以后，共产党继续有计划地长期地大量地制造各种敌对分子，全面动用国家力量，加以镇压，或管制，或关押，或斗争，或杀掉。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使命，是共产党执政权力的核心。有人以为，专政是用来对付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暴徒的。其实不是。所谓敌对分子，几乎都是些手无寸铁的人，如王实味，如胡风，储安平，林昭，如刘晓波，这些数以百万计的文弱书生，同年老的马列主义者刘少奇一样，一旦被党的领导定为敌人，就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中国的冤假错案，无一不是是共产党对“敌人”或“敌对思想”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牺牲品。

 

但赵紫阳并不认为自己这个公民当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就有权给别的公民戴上“人民公敌”的帽子。大概是1987年，湖南驻军打死了一个学生，公安部、检察院、法院向政治局常委请示如何审判。赵紫阳说，你们自己去依法办案，常委不办案。大概也是1987年，对电影《芙蓉镇》有争议，有位中央书记向总书记请示：这个电影怎麽样？总书记的回答是，我们不审查电影。是啊，有罪无罪，应该由司法机关依法审判，电影好坏，应该由观�各抒己见，都不应该在党的权力范围之内。八十年代初，河南兰考县的农民向他诉苦，我们这里沙土地，种花生有多好，可领导非让种粮食不可。赵后来谈起这件事，就感慨系之，说，瞎指挥实在要不得，必须维护农民的自主权。种花生还是种粮食，尚且不在党的权限之内；公民的生死存亡，怎麽能归共产党的领导决定？

 

现代文明社会，有“天赋人权”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也有判定合法和非法的程式。但在中国社会里，却存在着“天赋党权”的�的事实。是“敌”是“我”，由党的领导说了算。一个县委书记，乃至乡镇党委书记，尚且有权滥用警力，对付老百姓。至于所谓“依法治国”，无非是在党的书记做出实质性决定以后，叫司法机关去美容一下，“办个手续”。所以，在指出赵紫阳是中国共�党内异数的同时，不能忘记，中国天赋党权的制度，在地球村里，又是异数。

 

天赋党权的原产地不是中国，而是前苏联。毛泽东所引以为荣的“无法无天”，不是继承了秦始皇，而是继承了列宁、史达林，和中国土产无关。这件事说来话长，如果需要，我可以另写一文。其实，尽管有两千年皇权的传统，经过辛亥革命，连北洋军阀也懂得，如果下面的小弟兄向学生开了枪，他们自己就必须主动下野，主动下跪，乃至出家忏悔，以谢天下，请求人民饶恕。敢于像邓小平那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硬着头皮顶住”的人，在北洋军阀中没有；敢于歌颂坦克和冲锋枪，赞美镇压的人，在北洋军阀门下的食客中好像也没有。其实，即使在邓小平4月25日业已拍出“这是动乱”的板以后，在28日的常委会上，当列席会议的陈希同提议“把军队调到北京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胆敢表示赞成。当时赵紫阳尚在朝鲜，代理主持会议的李鹏也不敢附和。元老杨尚昆则正色告诫陈希同：这可不能�着玩儿的！杨已去世，李鹏和陈希同还在，他们自己应该记得清清楚楚。总而言之，共产党划分敌我，国防军镇压人民，都是可变的，不是什麽中国特色的天经地义。

 

往事已成历史，未来有待创造。只要中国不再是地球村里的异数，赵紫阳也就不会再是共产党内的异数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0年元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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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龙：增批赵公遗言一束

 

【新世纪特稿2010年元月17日】按:《赵紫阳还说过什幺——杜导正日记》于赵公逝世五周年前夕在港出版，透露了他生前的若干真正的而不是官媒按官职例行面谀的“重要讲话”。捧读之下，感慨良多。信笔写下几条，致祭于赵公灵前。

 

赵说：“反腐败，当局看来未研究清楚便下了决心。你反腐败，无具体措施跟上，行吗？南朝鲜是高级官员的所有财产及财产来源，别人都可以查，我们呢？该是让民主党派、党外人士组成小组，怀疑谁，查谁。查后，如真正违法，那就严格执法；查不出来，那你向民众说清楚；”“现在这个搞法仍是惩治几个人，譬如惩治几个部长、省长的，不解决问题。因为人民现在的不满、意见，不是几个部长、几个省长，而是怀疑你整体的领导干部；”“这幺做下去，吊高了人民的胃口，我们办不到，人民更加失望！”“说来说去，是我们经济开放，或经济自由、经济市场化，但我们的上层建筑又老一套。”（1993年9月）

旁批：“未研究清楚便下了决心”，不仅反腐败如此，可以说，在我们这里，多种政务，大抵如此。这个习惯，貌似“工作方法”，或者“执政能力”，其实乃是制度使然。民选的政府所以“效率不高”，一大原因就是凡事必须“研究清楚”权衡厉害特别是权衡民意，才敢下手。只有“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的政府，“权力高度集中”了，才敢犯这个毛病而不受限制不受弹劾不受追究甚至不遭一声批评。

反腐败，年年都要指出它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对这一点，官民都已取得高度共识。可是至少有一点是不用长期也不复杂更不艰巨的，就是公布“高级官员的所有财产及财产来源”， 而最不长期复杂艰巨的就是公布政治局委员们的财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了，算个算术加减法不成问题（何况可倩秘书代劳），又都以全国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最高 利益，私心至少少于普通百姓，也可能少于下级官吏，不会形成公布自己财产的阻力。当然也有陈希同陈良宇之流混上去的，他们一定当阻力，不过正好从对于公布 私产的态度上，鉴定出有无“睡在我们身边”的超级腐败分子嘛。“人民现在的不满、意见，不是几个部长、几个省长，而是怀疑你整体的领导干部”，极大的原因就在“整体的领导干部”中的最大领导干部居然在这样容易做出表率的事情上都吝于做出表率。这也就是为何“惩治几个部长、省长”反倒“吊高了群众的胃口”的缘故，百姓都看着阁下呢，您呐！

当年赵公还在台上，据传就曾力主政治局委员带头公布私产，结果遭到否决。从此或许可见，他人和后人表示的反腐败“决心”，缺点未必就在“未研究清楚”，不过迫于情势，不得不表示表示而已，其心其实哪里“决”了！他的这话说于16年前，经过三届政治局了，“决心”还没落实到这一件易如反掌的动作上。可见赵公对于他的同僚们的想象，还远远没有使用合乎他们真实状态的“恶意”呢。

 

赵说：“如实行联邦制可能是个好办法，例如澳大利亚的办法，美国的办法。国防、外交，权在中央，别的交地方去办。这样，许多矛盾解决了！中国几千年大一统的办法，看来带来许多问题！”（1993年11月）

旁批：这样的意思，去年圣诞节的那场审判里就曾当做“煽动颠覆”罪做过判决，当然呐，不是对赵公；我想他即使今天还健在，有关当局也不敢以此罪他，但却可以随便罪普通百姓不含糊。所以虽然百姓我对上述意思深表同情，也就不多嘴了吧。

 

赵说：“第 一，现在我党的腐败，是经济放开，政治改革长期滞后的必然结果，必然产物。这不是作风问题，思想问题，而是制度问题；第二、腐败的主题内容是官吏尤其高干 子女、亲戚、朋友，藉高干手中的权力，钻权钱之间出现的空子，暴发起来。暴发起来后，钱来得容易，便会无度挥霍；第三、这叫做新生官僚资本阶级，总之是一 层人，一批人，是个阶层吧！他们勾在一起；第四、这种力量与广大人民之间，形成对抗性关系，对抗性矛盾。广大人民将他们看做革命对象，有一日可能爆发剧烈 的斗争；第五、结局也可能是，官僚资本家暴发了，但广大人民生活也还改善了，生活过得去，于是人民容忍了，以后这矛盾淡化了。”（1994年9月）

旁批：中 国官场的腐败，无论深度和规模，当居世界第一；中国官方反腐败反反腐败之腐败的机关，数量也居世纪第一；中国反腐败的会议，次数、规格和规模也居世界第 一，现在就正在开最高规格的中纪委的五中全会。与此相应，中国官方于腐败和反腐败防腐败的研究成果和文告车载斗量，每天用的纸张恐怕可绕地球若干圈。可是 就我观察所及，尚无什幺高见比得上上面278字（标点在内）把腐败的成因、性质和可能的前景说得如此透彻。

 

赵说：“全国人大是橡皮图章，政协是摆设，这是因为邓在。邓是一种权威，大家听的。权威，是在许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不是我封你是权威，你便是权威！邓走，权威不存在了，消失了，那时，谁听谁的！乔就不一定听江的。”（1995年4月）

旁批：有权威在，他“说了算”，不仅人大政协，所有一切机关法团，其实都是“图章”和“摆设”；连赵公这位名正言顺的总书记，他也自认只是一个“秘书长”。 不过据我观察，权威一去，图章摆设依然，并无多少进步，不过多几个人盖图章玩摆设而已。组成人大政协的代表们委员们，只要不经真正的民主程序选举并对自己 的选民负责，包括向他们报告自己与会的作为，特别是举了些什幺手，为何举手或不举手，谁知道他们在与世隔绝的会场里面，除了做图章和摆设以外，还做了什幺 呢。

 

赵说：“中 国要反封建，要政治体制改革，要建设一个民主政治国家，这一目标，多数人看法一样，无分歧，问题在怎样达到这一目标，由此岸到达彼岸，这个路子怎幺走？这 条路非走不可的。台湾走了，走得比较成功；韩国走了，也较成功。泰国走了，马来西亚马哈蒂尔走了。印度尼西亚不走，在群众运动中，苏哈托下台了，引起动 乱，目前，在痛苦中挣扎，看来也在向这个目标走。世界上到今日，发达国家这一套，还是比较成功的，还未出现能超过它的政治模式。因此，世界要走这条路，这 是大趋势！中国呢？现在当局不想走这条路，抵抗这条路，但在国际上，中国又不得不随大流，不得不应付。内部呢，加紧控制，是『外松内紧』，想顶住这民主大 潮但又顶不住，只好且战且退！这幺下去，自然是危险的。”（2000年8月）

旁批：此话说过不到十年，现在形势大变，对老外可以不“随大流”，不加“应付”，宣布我们“决不搞”他们那一套，实行“外紧内更紧”了。所以所谓“要政治体制改革，要建设一个民主政治国家，这一目标，多数人看法一样，无分歧”的判断，在政治最高层，并不灵验。赵公论世如神，知人呢，还待继续验证吧？

 

赵说：“主 动改革，社会进步；被动改革会导致革命。因为被动的结果，使改革的负面、困难、问题增多。譬如国企工人失业，如果早十年就这幺做，不会产生今日这幺多下岗 工人。国企财产被干部掏空了，瓜分了，资不抵债。国家为救济失业工人，从社会其它阶层上缴的税利中，挖出一块来救济他们。贫富悬殊，工人失业，农民收入呈 滞后现象，社会治安不好，诸多抱怨、愤怒，一起爆发，难办。”（2000年12月）

旁批：说“国企财产被干部掏空了，瓜分了”，说早了。那时至今十年间，新生一批更大的蛀虫，赵公去世以后，更蹦出了陈良宇以及等而下之的一大摞超级贪官，掏得满钵盈盆，还不都是尚未掏空的“国企财产”！去年全球金融海啸，我们倒更神气了，“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两年4万亿投资再一次胀得国企脑满肠肥，十年或远远不到十年之后靠得住转化成又一批蛀虫脑满肠肥。“被动改革”，其实是“主动腐败”，要他“主动改革”，“难办”，确实。

 

赵说：“我个人认为，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是要堵住政治体制改革的嘴。就是说，我──中共当然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代表人民长远利益。这是为一党专政制造理论根据。我看此人无大志，‘三个代表’不可能像你所想的那样，要抛弃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看罢，过一段，又要讲阶级斗争、专政了。他在上海说，接受前两个总书记的教训，我的方针是”应付。”（2000年6月）

旁批：几个代表，曾经得到一些好心的朋友的善意解读，以为一个执政党，把什幺都代表了总比只代表一部分人去压迫另一部分人好些。按照逻辑，这样的解读是成立的。问题出在讲话人所依附的体制，是一个不讲逻辑的体制。代表了一切并不增加他对“一切”的责任，却只赋予他以“一切”的名义去压迫惹他生气的人，“堵住政治体制改革的嘴”。

“看罢，过一段，又要讲阶级斗争、专政了”，这不是明明指的我们现在的这“一段”现实吗！何谓有远见的政治家？这就是。

 

赵说：“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2000年11月）

旁批：中共前后有两位总书记，都指出过反对党对于民主政治的绝对必要，又都是在被迫下台深刻反思以后看到这种必要的。这不像巧合。中共秉承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党的学说里，自然不仅容不下反对党，连“反对人”都只有进古拉格乃至上刑场（在苏联）、戴“帽子”劳教劳改乃至上刑场（在中国）的命。可是中共又是在激烈地反对专制独裁争取自由解放的民主运动中产生和壮大的，她的成员包括领导人里，不乏真诚地向往自由追求民主之士，他们受列斯道路的迷惑或长或短地相信过所谓“民主的阶级性”之说，奉行过“决不搞（民主国家）那一套”的理论。只是血与火的实践中看到了那种理论的虚伪（他们在党内的重要地位特别有利于获知所有“宣传群众”的东西后面掩盖的真实），特别是身受所谓无限优越的“无产阶级民主”的惩罚以后，才重新记起了早年的抱负，再放眼观察世界的真相，而实现了他们的辩证的“否定之否定”。这就是所谓“两头真”了。

“垮了”，即丧失执政权下台，在现代政党政治里，不过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对于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执政的党,特别是对它的“接班人”们来说，就是洪水滔天，大祸临头了。生怕“垮了”的这种焦虑，且不说执政者出于对自己和家族和“亲密战友”们丧失特权的恐惧，仅因那执政权是来自戕杀人类的枪杆子，就可以使他们发生失掉政权就是“失掉一切”就是世界末日的联想，因此而生的“亡党亡国水深火热”的一系列推论，也就顺理成章了。尽管当代历史证明，不掌权了，未必亡党，更不是亡国，不仅普通百姓，就是他们自己，也未必沦入“水深火热”的境地。

赵公也担心“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但是他指出那是“不培植反对党”的 结果，自然也就指明了反对党在现代政治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极为卓越的思想。如果说，提出反对党的作用的前一位总书记陈独秀，还只是一般地看到对于权 力的制衡力量以及民众多种选择对象存在的必要，而后面这一位，则进一步指出了它的存在不仅不是致乱之源，倒是制乱的法宝。因为台上的力量如果失掉民心“垮了”，总还有能够代表民心的力量合法地有序地接过政权，治理下去，使国家社会“可持续发展”。前贤有所谓“如果没有上帝，我们就要造一个”，这里可谓“如果没有反对党，我们就要培植一个”，两者乃是同样的道理。比较起毛泽东几乎与此逻辑相同而指向相反的“须要有点个人崇拜”以维护统治权力“永不变色”的训诫来，在思想深度和道德高度上，相距不可以道里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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