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光：汉文化要向藏文化学习

——在加拿大汉藏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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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加拿大汉藏论坛部分与会者合影，前排右四为作者。

              感谢会议的组织者盛雪女士、黄河边先生，提供这个机会，让我有幸与与会人士、特别是与藏人朋友，分享我对汉藏关系的一点看法。

              汉藏关系是个复杂、深刻、有很大难度的课题，我对此缺少专门的研究。今天要谈的，不是作为一个政治学者对这个课题作了专门的研究之后的论证，而是作为一个没有民族偏见的汉人、也是一个在中华文化浸润中成长的读书人、更是一个在西方接受了教育又在教育西方人的现代知识者，出于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关切、也对包括汉藏民族在内的人类命运的关切，而形成的一点浅陋的看法。

坦白地说，我对藏文化、对代表藏文化的达赖喇嘛，都了解不多。在我不多的了解中，我注意到，达赖喇嘛经常强调藏人不能离开汉人，藏汉要和平相处。我很赞赏尊者这个说法。作为一个汉人，我因此想，其实汉人更不能离开藏人，汉人更应该尊重藏人，向藏人学习。汉民族要向藏民族学习，汉文化要向藏文化学习。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在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目前这样一种发展的态势下，我认为，向藏民族和藏文化学习，已经成为汉文化能否生存、延续、发展、繁荣的关键之一。这就是今天我要表达的主要的想法。

这个想法，这个说法，不是夸大其辞，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故意要向藏人朋友讨好。我不喜欢讨好任何人。我只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说出来。为什么我认为向藏文化学习已经关系到汉文化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关键呢？我想讲这样几条理由。

第一个，我认为，汉文化应当向藏民族学习那种尊崇精神、重视道德的文化精义。我们知道，汉民族在历史上有着非常重视精神、修养、道德的这样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维系、支撑、引导了汉民族在历史上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但是，今天的汉民族，在历经合起来整整六十年的 毛泽东的政治暴行和毛之后的人欲横流之后，已经不再具有这种文明美德了。如果单看他的精英集团，甚至可以说，汉民族已经成为世界上少见、历史上也少见的最 没有廉耻、最没有灵魂、最没有良知、最没有同情心的这样一群人。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国当局政治压迫和物欲引诱双管齐下的治国方略，把汉民 族带到了这个地步。我曾经用‘两个不惜代价’来 概括今天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那就是为了经济发展而不惜任何代价，为了政治垄断而不惜任何代价。这个代价，包括精神和道德的代价。我们看到，在中国内地， 就连佛教，也被当局劫持和污染。在陕西的法门寺，我见到寺院满墙上挂着中央领导人来访的照片，还有和中央党校合办的项目的海报。现在，拜佛成了中国的贪官和非法致富的商人们的一种精神安慰。他们并不相信佛教的精义，他们只是把佛祖变成他们寻求庇护的一个藏污纳垢的所在。内 地今天对于儒家文化的宣扬，也同样阉割了儒家文化的灵魂。包括宣扬儒家文化的人本身，也不具有哪怕起码的儒士修养。贪婪、狡诈、荒淫、残忍，不仁不义，无 礼无信，浸浸然在主导汉文化。这样的一种文化，能够持续生存和发展吗？我们在历史上看不到这样的先例。能看到的先例，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中，无论物质力量多 么强大，这样的民族其实是在腐烂和败亡。相比之下，藏 民族是保存、发展了自己重视精神的这样一种文明传统的。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文化，在今天这样一个物质主义泛滥的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了。在一个不多见的最 没有灵魂的统治下，还有一族也不多见的最为重视精神修养的人民。这应该是中国的幸运。前者要寻求灵魂，要实现精神自救，难道不是很需要后者、很有必要向后 者学习吗？

              第二点，我想谈谈环境，自然环境。我 们知道，藏民族是能与最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民族；他们在那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而且发展出伟大的文明。藏文化也是最为尊崇自然的文化之一。最重 要的是，藏民族今天还在实践着这样的文化。汉民族在历史上也有一些尊崇自然的文化因素。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哪里还能看到这些文化因素的踪影？中国的物质 进步，使整个人类付出的最大代价之一，就是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这种破坏也进入了藏区，既造成汉藏矛盾和冲突的一个新的根源，也严重威胁着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我们可以想一想，在世界屋脊上制造生态灾难，那个后果，只能是整个世界这座房子濒临毁灭。

如果人类，特别是我们汉民族，能够向藏民族学习一点尊敬自然、崇拜自然、能和最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智慧和精神，这难道不是对我们汉民族的永续发展，乃至对于整个人类的未来，关系巨大吗？

              第三点，是关于宽容。我认为，汉文化应该向藏文化学习宽容。藏族是个宗教民族。而在宗教的历史上，也并不总是和平，人类历史上曾经充满着宗教战争。因此，正如自由主义先哲所揭示的，宗教宽容是最为根本的宽容，不同信仰之间的宽容是人类和平的基础。藏民族有他们自己的强烈的宗教信仰，但是，在今天的世界上，他们并不因为这种强烈的宗教信仰而与有别的信仰的族群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我们看到，今天的藏传佛教，能与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文明，在这个世界上和平共处；世界上各种宗教信仰的人群都十分赞赏藏民族的精神、智慧和修养。可以说，今天的藏民族，是世界上最和平的民族之一。反观汉民族，不仅缺少宽容的精神，而且，更严重的是，在取得了一定的物质进步之后，在中国逐渐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同时，是变本加厉地更加不能宽容不同意见了。在国内如此，在国际上也是如此。如果汉民族连与藏民族这样主张和平的民族都不能和平共处，那又怎么能够和其他民族相处而宣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伟大国家呢？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宽容精神但却有巨大的物质力量，那只能产生霸道、蛮不讲理，汉民族又如何赢得人类的尊敬呢？

              时间的关系，我这里只讲这三条。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三条。中国近几十年取得了巨大的物质进步，而这个成就所付出的最大代价，就是精神道德的毁灭、自然环境的破坏。在中国取得物质成就的背景下，中国人变得蛮横、霸道，本来就缺少的宽容精神就更不存在了。恰恰是在这些方面，我们看到，藏文化有巨大的优势，有丰沛的资源。是优势，所以汉民族要学习；有资源，所以汉民族离不开。

              历史上，由于包括多种悲剧在内的种种原因，造成了今天汉藏民族关系的政治现状。那就是藏人生活在汉人占绝大多数的中国治下。不管这是什么原因所造成的，既然生活在一起，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家庭吧？在这个罪孽深重的家庭里，还有至少一个（应该不止一个）心灵纯洁的兄弟。如果汉民族对这个兄弟却是不断地要迫害他、改造他、污染他，乃至逼他出走，那只能说：汉民族何其愚蠢乃尔！

              最后，我愿借这个机会，重提一个倡议。一九九三年冬天，在某种机缘下，我曾经向北京当局提出过这个建议，当时被斥为‘书生之见’。现在我觉得有必要再次面对藏汉民族来提出它。这个建议是，把藏区划为世界级的‘自然人文生态保护区’。既要保护那里的自然生态，也要保护那里的人文生态，为人类保留一块与纯粹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原生态。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009年9月28日，温哥华

（原载《动向》2009年11月号）

【特稿】齐戈：从会党向政党的转型

中国博物馆中的洪门摆设
【新世纪特稿2009年11月23日】从1840年起，中国走入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即从五千年的帝王专制走进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型期，历史学家唐德刚把它称为“历史三峡”。 他说：“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

　　中国社会的航船，在历史三峡已有169年了，至今我们仍在可怕的峡谷中，现代民主政治离我们依然很远。在这一个世纪的日子里，我们企盼着通过三峡的一天；但在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土地上，仍然看不到共和的气象，感觉不到民主的氛围。于是人们就呼吁，就抗争，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宪政。虽然这个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为什么却屡屡遭到严厉的控制，无情的打压呢？改革的三十年，经济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社会的不公、两极分化、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的问题始终难以解决。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不同的意见，但始终得不到应有的结果。从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到张博树的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从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到9月底一位老同志的意见；乃至刘晓波等人的《零八宪章》等等。总之，该讲的讲了，该说的说了，结果是不以为德，反以为仇……。那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竟如此长久地困惑着我们。

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何其多，但归结起来不外是“党天下”三个字。既然是如此之天下，民主也好，自由也罢；不外是话一句尔。讲了几十年的现代化，这三十年来也搞了那么多现代化，但人们始终对这样的现状不满意，如何才能使人们满意呢？政治改革？民主法制？没有错，就是它。于是就有了“民主是个好东西”，渐进式、碎步式之类的种种说法。有人把这些称之为政治现代化，也有人把这些说成是软实力的提高，但终究给人以空泛的感觉。政治和软实力这类概念确实太大了，给作秀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既然症结就在“党天下”，我们何不将政党的改革，政党的现代化提到日程上来？所谓政党的现代化，就是要找到这个政党历史上哪些是非现代性的要素，哪些是历史的糟粕，并自觉地剥离或扬弃之，唯有这样，这个政党才能与时俱进，成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政治组织。

我们在讨论之前先明确一个概念，那就是会党。会党是鸦片战争后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团体的总称。它与中国近现代史有着密切联系，也是近现代中国革命的一股重要力量。在此以前，天地会、哥老会等通称会，自兴中会与天地会首领联络后，始称“会党”。会党除有反清复明的口号外，尚有组织上实行家长式领导，首领由大首领加封，一切唯首领之命是从；组织成员以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游民无产者为主体；有很强的地方性；采取秘密方式进行活动等特征。兴中会成立后，很注意联络会党，以扩大势力和影响。孙中山曾说：“余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兴中会发动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主要依靠力量就是会党。会党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甚至更远。近代史上戊戌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就与帮会有密切联系；而孙中山、黄兴等利用帮会的力量从事革命活动更无须讳言，不但如此，孙中山还担任过美国洪门致公堂的“洪棍”（元帅），黄兴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结盟，陈其美是青帮大老，蒋介石拜黄金荣而入青帮，更是众所周知。

民国执政时期上海滩上青帮徽章

   

中共和国民党几乎诞生于同一时代，其间的差别也不过几年、十几年。从历史学的眼光看来，这其实就是同一时间段——因为历史学是以世纪为单位来计算的。这个时间段当然是个乱世，清末民初，群雄纷争。在中国历史上，社会变乱之际，豪杰之士，有所作为者；往往借宗教、宗祠、社团为工具，以流行之说为资料，其理实于依附之说大不相同，其支离灭裂，往往使稍有智识者闻之失笑。然非此不足以煽动下层社会中人。我们现在的社会，实截然分为两撅。一为上中层知识阶级，一为下层无知识阶级。我们所见、所闻、所想，实全与广大的为社会基础的下层阶级相隔绝。（吕思勉）这个被隔绝的下层社会，其实就是游民社会，多由“脱序”的农民组成。而这恰好是帮会立足生根之地，帮会文化传播流行的空间。无论清末还是民初，革命党人结交下层，利用下层的秘密社团自然是顺理成章，这就使中国近代政党往往带有会党色彩。何以如此？游民文化使然，截然分为两撅的社会结构使然！文化的侵润和潜移默化之功，少有人能跳出生于斯或长于斯的文化模式。这在文化人类学上是基本常识，国共两党的创建者概莫能外。

李慎之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中说到：“大约十年以前，“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有一股海外来的思潮，说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我们称做‘极左思潮’）即导源于1919年‘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但是我总觉得不会是如此。中国的老话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几个主流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能出头造反，领导革命已经很不容易了，难道还有能量把这种激进主义思潮推进到远远佚出一般社会常态之外，推进到三十年、六十年之后吗？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更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仅仅根据常识推论，中国革命的主体本来是农民战争，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最后成功都要靠一批游民勇敢分子和游民知识分子为其领袖。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会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会党不过是有组织的游民而已。当代的中国农民革命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过程中，是不是也受到了根深柢固的游民意识的侵蚀与影响呢？

尤其刺激我的是：1971年林彪在温都尔罕坠机殒命以后，毛主席亲自出来批判。毛主席过去一再讲自己超过秦始皇百倍，这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了。这一次他老人家却讲到：‘林彪说像我这样的人，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怎么能这样说呢？不是有陈胜、吴广吗？不是有洪秀全、杨秀清吗？……’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只肯定陈、吴、洪、杨，许为同志，给我的印象极深，而且因此认为极左思潮的来源只能到中国社会的深处去找根子，单把眼光盯住几个知识分子，或者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的思想影响上都是远远不够的。”李慎之话到嘴边留半句，他没有再追问下去，而是把皮球踢出来了。

李慎之讲的是流民文化与极左的渊源，虽有中国这场农民起义与会党不无联系的逻辑，但并无有其联系的论据。事实上，这种联系是有的。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带有民粹派倾向的知识分子精英，主张直接与社会下层群众结合发动暴力革命。在早期的工人运动中，无论是后来解释为教育、改造，还是为我所用，但与帮会势力合作则是不争的事实。安源路矿大罢工时，红帮老头子就点头答应帮忙，才有罢工期间的秩序井然，没出任何问题。也有一些会党人物加入了革命队伍，如成为烈士的工人领袖汪寿华和成为叛徒的顾顺章，是两个相反的著名例子；刺杀汪精卫案的重要当事人华克之，原是被称为“暗杀大王”的会党首领王亚樵的部下，后来成为上海特科的骨干。青帮大亨杜月笙与中共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0年，章士钊借给毛泽东的一笔钱，用于进步青年留学欧洲，这笔钱其实是杜月笙给的。之后，杜月笙与陈独秀、汪寿华都有过频繁的联系，直到1927年4·12事变，汪寿华被其诱捕、杀害为止。至于抗战时期与帮会的关系，利用青帮、洪门的通道从事秘密活动和输送军火物资，则是举不胜举，无容置疑。

 

1963年7月，毛泽东和章士钊（左一）交谈。

中共一度是农民成分占９０％以上的政党，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游民无产者，其参加革命初衷，还是“均贫富”的朴素农民革命思想，这种人最易成为会党政治的拥护者。在中共自身发展的历史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过民间秘密社团、帮会参与其事。如抗战期间其中有会党人物组织了活跃于苏、沪的抗日队伍“忠义救国军”，也有不少中共党员加入。（章立凡）在红军时期的中共闽北特委曾先与大刀会冲突、作战，后调整策略与之结盟，最后收编其武装，任命政和大刀会首领林熙民为大队长。大量的史料可以证明，中共与帮会的关系广泛而复杂。这对着眼于底层，从底层开始行动的组织来说，依托或利用民间帮会力量，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说明中共从创建到发展的历史中，和会党或帮会都有这样和那样的联系，但这并不能肯定中共就一定有会党的底色。而认为中共具有会党色彩的依据，则应该从中国帮会文化和国共两党在历史上的渊源上去寻找。其中最重要的是国民党从会党那里引入的党规、党纪这类看似现代政党的原则，实则是秘密会党的规则对中共的影响。

政治结社可分为知识分子结社和民间结社两种。前者基本上是公开活动而相互间信守一定的秘密，后者则以地下活动为主，带有很大的神秘性和迷信色彩。知识分子结社形式，无论在朝在野，多属清流议政。其后历经唐代“清流”、宋代 “元祐党人”等朝廷党争，到明末被称为“社党”，如东林党和复社。民间结社始于东汉 “太平道”，其后有历时元、明、清三代的白莲教。明末清初，这两种结社开始相互融合；自黄宗羲、顾炎武等与民间势力结合起，以“反清复明”为宗旨，逐渐形成洪门的天地会、哥老会、三合会，以及以漕运为背景的安庆帮（清帮）等秘密帮会。（章立凡）就中国文化自身而言，骨子里不太注重民族而注重家族，不在乎国家而在乎君上，既关注后世更崇拜祖宗，虽礼敬于先民而实用于宗派。于是就利用民族的文化心理，下层社会的固有弱点，大讲江湖豪杰的义气，造出为宗派、祖宗、君上、家族的复仇说，民族国家的大义，自然寄托在里边了。

会党是从帮会演化而来。从“反清复明”到“驱逐鞑虏，光复中华”，看到民族革命（其实核心是种族革命）沿革的一面，而秘密政治结社的另一面，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为了革命党的“卧底”，并成为革命党挥之不去的噩梦，置之于死命的毒瘤。尤其是当这个会党要转型为现代政党之时，这个宗法社会的痼疾，就成为这个政党最大的难题！它首先危害这个政党，继而祸害社会。最终形成官民之间的严重对立，导致社会的分裂，直至暴力冲突。

无论是帮会自身生存的需要，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们在历史上都从事过暗杀、绑架等恐怖活动。这对于会党到政党的转型，都可视为历史的痕迹且不论它。但会党的组织和运行模式，却不能作为历史痕迹来理解，因为它不止是至今还有一定影响的问题，而是至今还被严格的奉行着的铁律。从它内部最高层龙头老大，到各分舵名下的各种山头，其实就是宗法社会家族模式的翻版。有族长、家长、各 房，等级森严，层层论资排辈，产生各房各辈的掌门人；处于等级金字塔尖上的会党首领则如同族长，拥有极大权力，平衡各山头的利益与矛盾；其内部有严格的帮 规家法，大老们议事决策具有神秘性，且实行恐怖统治，发现成员有违犯家规或不忠实言行者，会给予极严厉的制裁；对外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报复性，不容外人 过问批评其内部事务或团体行为，其成员在社会上的不法行为往往受到包庇。（章立凡）这些秘密会党的秘密制度，通过清末民初进入政党，进而以党纪党规的名义登堂入室，并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时隐时现的一个幽灵，这在国民党内尤为突出。就此而论，民国那些政治家们，在政治智慧上远不及明朝的朱元璋。朱元璋是靠白莲教起家的，这和清末的革命党借助于帮会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朱元璋在羽翼丰满后所做的一件事，就是割断了他与白莲教的联系，以韩林儿沉江而亡为标志，他撇清了与教门的关系。皇权专制时期的朱元璋，尚能知道秘密结社的帮会之流不可登堂入室，何况现代乎？

中国近世政党这层浓烈的会党色彩，与现代的宪政民主格格不入。这也是当代中国转型如此之艰难的症结所在。孙中山在东京创立中华革命党时，就要求党员宣誓效忠于他本人，但遭到黄兴的抵制。蒋介石有一段青帮的经历，而这一经历使他在执掌政权后，自觉与不自觉地将帮会的帮规家法带进了社会，使国民党内的政治生活始终带有会党的色彩。而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这种会党的文化因素，始终挥之不去。他大讲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推行个人独裁和特务政治，以军政、训政为由，抵制民主宪政。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失败的结局。不过，在蒋介石去世后的十几年，蒋经国解除戒严令，开报禁、党禁，终于使台湾进入了民主宪政的行列。对国民党来说，从开报禁、党禁起，它就开始了由一个带有宗法社会烙印、江湖帮会痕迹的会党，向一个现代政党转型的艰难历程。风风雨雨的20多年，几经起落的20多年，一个百年历史的会党，终于蜕变成为新生的政党。也只有在百年共和梦想成真，国民党人才有资格说，孙中山先生的军政、训政、宪政绝非戏言；共和为真，绝非欺人之谈。而此话在蒋家父子、尤其是蒋老先生那里，其实是难以启齿的。

会党问题对于国民党来说，似乎顺理成章，但对中共来说是不是牵强附会？不然。除了前面所说中共在建党和发展的过程中，不但有会门中人参与其事，即便是军队中也有帮会武装被整编加入。至于与帮会有着这样和那样的联系，那就无需多谈了。不过，对于中共的会党色彩，我们更多着眼于政治背景和文化模式，这些隐性的要素中去理解。中共的会党色彩，追根溯源，其实还要追到国民党那里，追到共产国际那里。国民党一大是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召开的，大会主旨是改组国民党成为有力量的政党。如何使国民党成为有力量的政党？那就是在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和方法的同时，强调“国民党之组织原则，当为民主主义的集中制度”，这只是会党帮规中的一条——家长制。而会党原来那些老规矩呢？细看参加共产国际的21条规矩，会党的那些帮规家法，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什么叫无法无天？你看共产国际的21条便知。不信且看以下几条：

（三）共产党就不要以适合于资产阶级的法律为能事了，他应该到处创造与合法机关平行的违法机关，以便在决定的时候，完成他对于革命的职务。在施行戒严令或非常法律的国家，共产党一切行动不能合法发展时，合法行动与违法行动同时并进为绝对必要。

（四）在军队中传播共产主义的理想，必须引起一种坚忍的系统的宣传与运动，若因非常法律，公开的宣传困难时，就应当在里面做违法的工作：假使不肯这样进行，便是违背革命的责任而不能加入第三国际。

（十二）凡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必须建筑于德莫克乃西的中央集权的原则之上。在现在内乱激烈的时候，共产党惟靠极集中的组织，铁的纪律（即采用军队的纪律）和全体战士一致给中级〔央〕机关以广大的权力，过余的信任，使得执行一种不可抗辩的威权，才能成就他的职务。

你看这些条款，比会党那些帮规家法如何？会门中人大概只能自愧不如。如此“以俄为师”，会党中的大佬们不由一阵窃喜。帮会对违法之事都是做得说不得，而这个老师不但敢做，而且敢说，真是明目张胆、明火执仗。至于那个集权原则，更是说到了大佬的心坎上。我们不就是实行的这种家长制么？当初孙先生要求加入革命党要宣誓、要效忠他本人，黄兴等人坚决反对，其实讲明“执行一种不可抗辩的威权，才能成就他的职务。”就此一句，即令反对之声冰消瓦解。共产国际的介入，不但没有化解会党已有痼疾，反倒提供了更有利于毒瘤成长的空间；这两个东方专制主义的巨头，终于珠联璧合地走向了极端。会党还是那个会党，帮规还是那个帮规，但说法就不再是那些切口，而是叫什么理论和主义了。

中共在1922年就成为共产国际的分支机构，对这21条规定自然心知肚明。加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不少中共成员都具有跨党的特殊身份，并介入了许多国民党的政治活动。因此，对国民党内部的组织结构、运作模式大多了然于心。而国民党那些深层次的会党文化和心理，无论是适应还是侵润，都不可能不会对中共产生影响。再加之国共合作之前和之后，中共有相当一段时间，事实上是处于地下状态。这个特定的局面，也迫使中共不得不采取特殊的秘密工作方式，甚至利用帮会组织，采用帮会的运作模式。如中共特科的一些活动，各根据地之间的信息传递、人员流动的交通线、站之类。即使在第一次国共合作蜜月期，中共有许多活动也是处于半公开状态，于是就形成了两党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微妙格局。而这些人员之间的互动，也难逃脱会党文化的某些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讲，国共两党中人，都是在中国这个五千年来的大变局中的豪杰之士、有所作为者。他们借助宗祠、社团为工具，以流行之说为资料，虽其理实于依附之说大不相同。但中国社会实截然分为上中层知识阶级，下层无知识阶级两撅，非此不足以煽动下层社会中人。而下层中人，实则是国共两党都不得不面对和争取的政治力量。会党及其文化恰好是上下两层沟通的枢纽和工具，这大概是会党及其文化得以存在合理的依据吧。

在会党之前的帮会，所依托的是游民，而游民所 托命的空间称做江湖。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朝不保夕，因此轻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发迹变泰”。“若要 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他们没有原则，“有奶便是娘”就是原则。他们与法制完全是对立的， 更不用说法治了。他们一方面显得很英雄豪迈，一方面也鱼肉良善，全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 然而一旦组织起来，忠义堂上交椅却不容有丝毫差池。其纪律不但严格而且残酷，所谓“欺师灭祖，三刀六洞”。入盟都要发重誓：“五雷轰顶”、“万刀砍杀”。正是这个被文人学士忽视的游民社会，在上面滋生发展出了民间秘密结社的会门，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但与官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对立，而且还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一统天下。（李慎之）在近代这场历史上空前的大变局，这个曾经让人忽视的另一半社会中的帮会组织，就与革命党联手演出了这轰轰烈烈的一幕。而这两种力量结合成的会党及其影响，竟随着20世纪的历史走到今天，至今已有100多年了！

指出国共两党由于历史的原因，在组织和政治模式上都具有会党的特征，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将他们与帮会等同起来。而是要强调会党那些行为模式，在文化意义上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就中共而言，党内那些习以为常的坏作风，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进步、政治进步的巨大障碍，不认清这一点，中国社会转型的三峡何时才能走出？党内政治的不透明、不民主、家长作风等等，其实就是帮会龙头老大拥有极大权力，平衡各山头的利益与矛盾，大老们议事决策具有神秘性的翻版；而党内那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严酷的纪律来控制内部的做法，其实和帮会严格的帮规家法，实行恐怖统治，发现成员有违犯家规或不忠实言行者，会给予极严厉的制裁同出一辙；而一党专制的“党天下”的排他性，和帮会对外强烈的排他性和报复性，不容外人过问批评其内部事务或团体行为的模式别无二致。而这些，一直就是中国政治变革、社会转型上空徘徊的幽灵。

有人把这些问题归结为所谓国情，什么是中国国情？就是吕思勉指出的中国社会实在是已截然分为两层：一半是上中层的儒家的礼教社会，另一半是底层的“脱序”的游民社会。而这个另一半社会及其文化通常是被人们忽视了的，尤其是那个以帮会文化所代表部分，却悄悄地侵润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卧底于我们的意识中。而在100多年前那场大变局中，它伴随着革命党人的脚步，走进了中上层社会的政治生活，最终成为国共两党政治遗产的沉重的包袱！真可谓是：成也萧何败萧何。

既然会党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团体的总称，容不得民主宪政自然是会党的根性所致。何谓根性？一言蔽之：秘密。会党起之于秘密，谋之于秘密，行之于秘密，秘密实乃会党克敌制胜之法宝，岂可轻言放弃？如此重要之秘密，哪能公开透明？既无公开透明，何来公民社会？这是国共两党难以绕过的大问题，蒋经国则以开报禁、党禁的行动予以化解。至此，他人不得染指权利的会党铁律，才成为公民参与，公权力透明的宪政章法。国民党因此撇清了与会党的关系，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中共呢？党内民主也许算一个行动，这至少可以改变党内政治的不透明、不民主、家长作风之类——实则是老大拥有极大权力，议事决策具有神秘性的会党作风。但对社会呢？公权力的问题呢？还是按照会党的做派——他人不得染指？也许这确实需要时间，但问题总要解决才是。这同国民党撇清自己与会党的关系，进入现代政党的行列没有什么不同。中共能迈出从会党向政党转型的一步么？这就要看中共领导的政治智慧、政治勇气如何；这最具挑战意义的一步，是中国历史大变局中的胜负手。唯有如此，这艘中华航船，才能从唐德刚所谓社会转型的 “历史三峡”开过去。
http://www.ncn.org/view.php?id=76833

张伟国：虽关心想念，但不会回中国去了——郑念女士访谈录

发件人 郑念（Nien Cheng 1915年1月28日－2009年11月2日）

郑念接受采访（张伟国1996年摄）

【作者注：这是1996年在文革三十周年的时候写 的一篇采访，此后每年我们有几次电话交流，并有一些书信往来，凡是去华盛顿我总会去拜访她，她也总请我出去吃饭，记得有一次是她自己开车带我去郊区马里兰的一家餐馆吃软炸虾，她那时已经八十多岁，车还是开得很利索，其灵敏的反应和控车能力一点也不亚于青年人，她告诉我主要是早年在澳洲时开习惯了。她九十岁的时候写信告诉我，不再开车了；而且耳背得厉害，不再接电话了。前几年，她还来信告诉我，去了一趟香港，与大陆的亲友在那里见面，也算是告别了……她对身后的事已经有自己明智的安排。她是我崇敬的一位母亲，现重新贴出旧稿，纪念这位不凡的女性！】


  八十一岁的郑念女士，现在独居在华盛顿的一所公寓里，他的丈夫曾经是中华民国政府驻澳洲的代办，一九四九年中共在大陆建立政权以后，郑先生成为世界著名的 英国壳牌石油公司驻中国大陆的代表，一九五七年丈夫病逝后郑念继任了这一职务，她努力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形以体现其爱国的情怀，自认为当时的思想是“进步积 极”的。文化大革命中她被打成“特务”，在上海第一看守所监禁了六年半，那场浩劫还夺去了她年轻独生女郑梅萍的生命。八０年代初，她以自己悲惨的遭遇写作 了轰动海内外的《上海生与死》， 除了俄文和阿拉伯文以外，该书已经翻译出版了世界上所有其他文字版本，并且在国际出版市场上一直畅销不衰，中国大陆在六四以前也出过好几种这本书的中文译 本。



九三年底，笔者曾在华盛顿采访了郑女士，她神清气闲、思维敏捷、口齿清晰，非凡仪态和气度，给了我十分深刻的印象，当时她在布什总统任命的决定“自由亚洲电台”命运的委员会里，她是反对成立电台决策的唯一亚裔， 但是却赞赏其讨论决策过程的所有程序，突显出她的与众不同之处。九四年春节，郑女士到旧金山湾区走亲访友，她请我和我的两位朋友一起到斯坦福大学附近的一 个四川餐馆里餐叙。以后，我还陆续收到她过她的信和贺卡，知道她九五年虽然基本上停止到各大学的演讲活动，但还是出门到南美洲等地旅游。



前些时候，我利用华盛顿出差的机会，又去探访这位我所崇敬的老人，她告诉我，就在我到访的一个星期前，她在开车的时候，突然感到脖子左后方抽搐了一下，当 时她的第一反应是，马上将车子开到路边上，活动了一下手脚以后，感到还没有明显的妨碍，便立即将车子开到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告诉郑念，她刚刚经历过了一次 小中风。这也是她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于是她马上找律师安排后事。



虽然在讲她自己生死悠关的事情，但是她的神情却依然还象平时一样的幽雅。显然，这要归功于她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出生入死、悲痛欲绝的磨难中的历练。然而，她 “其言也善”的境界更令我内心感到极大的震撼。原本她并不打算接受正式的采访，说自己生活已经有了调整，不愿再多曝光，只是答应朋友聊天。不过，在文革三 十周年的时候，帮助人民来反省这一场浩劫，以防止其重演，她感到自己还是能够做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所以同意我这个小朋友对她作的访谈进行录音。

杀害女儿的凶手出狱了，我已经无动于衷了

笔者：文革到今年已经发生三十年了，作为当事人、受害者，而且在那场浩劫中失去您最可爱的女儿，相信文革在您内心留下了很深的烙印，事过境迁，即现在回过头去看三十年前的文革，您有哪些与早些时候不一样的看法?



郑念：我看《新民晚报》上说，胡永年，就是杀死我女儿的那个人，他今年出狱了，要跟他的儿子、孙子、孙女团聚。而我呢?我的孩子死了，不可复生，我一个老 太太孤单的住在美国，没有孩子。在美国一个孤单的老人是很困难很困难的，假如我现在一下子病倒了，可以说是举目无亲。我刚出国那年，一九八０年，那时候想 到胡永年，恨不得我有把枪把他打死，因为他弄死了我女儿嘛!现在，隔了这么多年了，我看到《新民晚报》说，胡永年要出狱了，去年《新民晚报》还登胡永年出 来跟他的孩子过农历新年的情况，报导得很详细，我都无动于衷。我现在并不想打死他，并不是我原谅他了。我就觉得，文化大革命有很多人做了很多的坏事情，甚 至于杀人，但是仅仅是这些人犯罪吗?我觉得主要的不是他们个人犯罪，当时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原因，一种冲动或者迫于当时的形势，使得他们做出了犯罪的事 情，主要的是毛主席的错误的政策。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中华民族的浩劫，很多优秀的人都牺牲了，在一些活下来的人的心目中，也留下了很深刻的烙印。有一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很多错事，这些人 我相信他们心里总有一个不安的阴影，也许他们回想起来，有的时候就很后悔。总之文革是一场浩劫，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可能中国也不 会有今天的改革，对这个问题，我太老了，不预备去多想，留给年轻一代将来慢慢作出结论。

无论我受多大的苦，我绝对不能做假供

笔者：很显然，文革的悲痛没有把您击倒，在现实生活中您具有了一种更积极的也是十分超然的境界，但是人总是和一定的社会极其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您 不把这种东西当做包袱背在身上，但却也是无法完全割断得了的，比如，现在您是否在有的时候还会回忆起当年在监狱中的各种情景?



郑念：常常想得啦，尤其我一个人生活嘛，我会回忆从前在监狱里的时候。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进去，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出来，在里面整整六年半，当初抓我 进去的罪名是“特务”，因为我给外国公司做事，他们说我是英帝国主义一手培养起来的特务，当然我不是特务，后来也平反了。当时我工作的就是英国的壳牌石油 公司，六六年四月(在上海)关门结束了，五月份就是文化革命了。他们本来派我到香港去，但那时我女儿不在上海，我不能不管她就走了，我要等她回来安置她， 然后我才能够走。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我就不能走了。在监狱里我当然不承认了，没做这个事情，我怎么能够承认呢!而且我很恼火、很生气，因为我一贯是爱国 的，侮辱我做特务，这个我是不能忍受的，我在监狱里就跟他们辩论，我说你们拿出证据来，他们拿不出证据就打我，甚至于变相的用刑，我受的痛苦是很多的，有 的时候他们不给我饭吃，让我晕倒在地。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无论我受多大的苦，我绝对不能做假供。因为我明白自己没有“编制”，我不是政府工作人员，也 不是政府属下的工厂企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象我这样一个为外国公司做事的人，假如作了假供：好好好，不要打我了，我就承认自己是特务，那么我这个案子就结束 了。结束以后，文化大革命过去了，那谁管我了?我这个冤案，就没有人给我恢复名誉。我想一个女工或一个政府工作人员，不管你职位多低，假如这个人不见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单位的领导人一定会去找他，到底到哪里去了，那时候就有机会把事情弄清楚。而根据我的具体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呆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不 管怎么打我，只要我呆在那里，这个案子就没有结束，等文化大革命结束，就有机会把事情弄清楚。



笔者：在那种环境下，您竟然能够保持这样一种想法，说明您对中国大陆的政治也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您坚持清白的态度虽然让您吃了很多苦头，但是却成为您的一种精神支持了。



郑念：那时，他们天天给我们报纸看，每次报纸来了，我那个监室里面是很黑的，只有一个小窗子，我就拿着报纸跑到窗子底下，戴上眼镜仔细的看，那个时候报纸 每天都有一个毛主席照片，我就要看看毛主席是否有生病的样子，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希望他先死我后死，在我死以前结束文化大革命，我就还有希望离开监狱恢复名 誉，到外面跟我女儿团聚。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很多，毛当然是最高领导，但是文化大革命把党内的干部打倒得太多了，那么多的走资派，这些人不 会都死掉吧，只要有几个还活着，毛一死，这些人也要翻案哪，那我也就有希望了。毛年纪比我大，照规矩他应该死在前头，我应该死在后头，但是他的生活条件和 我在监狱的生活条件太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希望他老人家比我先死。现在想想觉得蛮可笑的。

如果我女儿没死，我绝对不会离开中国

笔者：在文革中您失去可爱的女儿，又在监狱中被关了六年半，文革结束后来到海外，您又写了在海内外都很轰动的《上海生与死》一书，不知道您在写书的时候，对文革是怎么看的?现在又如何看您失去爱女的伤痛?



郑念：我写书是尽量客观的，当然我认为毛主席是做错了，我很遗憾现在中国的政府不能够很公正的对毛主席作出一个评论，否定毛主席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情。还有 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死了很多人。我想老百姓心里可能还有一个疙瘩，这个政府现在的领导人，应该把这个事情开成布公的来一个全国的大讨论，到底应 该怎么样正确对待?要不然大家把疙瘩埋在心里总是不好的。

我自己离开中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女儿死了，如果我女儿没死，我绝对不会离开中国。我是一个在国外住过多年的人，我是喜欢住在中国，而且我认为一个人应 该住在他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家做一点事情，不管这个事情多不重要、多小，尽他自己的一份力量。我离开中国完全是因为女儿的死。我住在上海，不管走到哪 儿，看见年轻的女孩子，黑头发，老远的，看着他们的背影，我有时候，啊，就觉得远处的女孩子，是不是就是我的孩子啊?!再一想，不对不对，我的孩子已经死 了。......这个对我精神上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不如到外头来，看到那些黄头发的女孩子，我就不觉得她们会是我的孩子，我就不会时时刻刻想着她。当然我 没有一天不想她的，但多半是在晚上我一个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很难过，但不会见到一个年龄相仿的女孩就想——那么触景生情;或者到一个地方，是我曾经和她 一起去过的。这个压力太大了，所以我离开了。

现在当然我越老我越想念她，要是她活着，她已经五十多岁了。但是，在这儿我也很忙，有一个新的生活，我也不愿意再回中国去了，有认识的人在香港告诉我，说 我上了黑名单啦，不要回国了，等等，可靠不可靠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会再回去了。我有的时候很想念自己的国家，很关心的，但是这也没有办法，我现在八十一 岁了，没有多少时间了。

反正文革这件事大家应该展开来讨论、研究

笔者：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反省文革时，希望能够根除发生这种浩劫的原因，不要让这种灾祸再降落到中华民族的头上，著名作家巴金曾经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以历史的事实来教育下一代人，但我们看到北京当局在极力回避这些问题，您在这方面可能也有自己的看法?



郑念：我这本书的电影版权，在一九九四年已经被香港汤城电影制片公司买去了，汤城的总裁是从前在台湾的一个电影演员，叫徐枫，她就希望在国内拍我这本书的故事，她自己来演，但是一直得不到中国领导方面的同意。所以这个事情搁置了。

从这件事我就看到，中国的领导还是不愿意再多提文化革命的事情。我常常想，中国领导其中有些人象邓小平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他的大儿子残废，为什么不愿再提 文革的事情呢?我认为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因为我们现在要团结向前看，中国有一个很光明的前途，再提文革的事，许多旧的仇恨——比如重前整人的人跟那些 被整的人，现在都在，这个怎么说呢?有的人或许要说，懊，我们算算帐吧，不是又要不和气不团结了吗?所以不提，大概领导人也许是这个原因。这个原因我也很 理解，但是不可能永远不提，也许到了将来有一个时期，这个考虑不是那么迫切的时候，就可以提一提，反正文革这件事大家应该展开来讨论、研究，这在中国历史 上是一个大事情，不是一个马马虎虎的事情，因为冤枉死掉的人太多了。

由于心脏病离开这个世界，是一件很值得安慰的事情

笔者：刚才听说您最近心脏有些不适，在监狱里您受过很多虐待，出狱时也犯过病......



郑念：我刚出狱的时候有心律不齐、心跳过速等毛病，但是后来好了，我认为现在的心脏不太好跟那个没关系。总得来说，我已经八十一岁，有寿啦，能活到这么长 不简单的，也没有太多的人活这么长，我并不愿意活得太长，所以要是能够由于心脏病离开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值得安慰的事情，因为不会受很大的痛苦。 同时我也没有孩子，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在美国假如我中风了，我自己不能够管事情，脑子也不清楚了，那不得了了。实际上我已经做了准备，已经跟一个律师事 务所写了遗嘱，并且作了安排，假如我忽然不能够料理自己的事，委托律师来替我代办，因为我没有一个直系亲属，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从中国传统来讲，一个孤零零的老太太在外国、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很凄惨的，但是我也无所谓，不把它放在心里。人总是要死的，现在医学很发达，死不外三 种，癌症，我的丈夫是癌症死的，非常痛苦;另一个就是中风，具体情况来说这是最不好了，自己不能说话了、脑子不灵了、不能自己处理生活了，这样拖一段时间 是太痛苦了，住在医院里我的钱不够，美国的医院住不起，一天不知道要多少钱，我有一个美国朋友死了，她在医院没有住多久，好了，十几万美元哪，她的女儿和 儿子给她付了，我没有这样的人给我付这个钱;所以，心脏病是最好了，又没有什么痛苦，我跟我的医生说，不管检查出来是什么毛病，我不预备治了。



笔者：您讲得很乐观，相信这样的精神反而可能保持您的健康长寿。具体的日常生活您现在是怎么安排的，记得去年您给我的明信片说您去了南美洲旅行，在最近的将来还有什么计划?



郑念：去年去了南美洲，在圣诞节和新年那一段时间，我去了以色列和约旦，以色列的总统夫人请我到总统府去喝茶，跟我聊天，因为她看过我的书，她对了解中国 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很有兴趣。今年，假如我身体检查出来还可以长途旅行，我准备到匈牙利、到捷克、到维也纳，因为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这三个城市 有很古老的建筑，我一贯对此很有兴趣 ，再加上我的书翻译成捷克文、匈牙利文，德文一九八八年就出版了，我预备九六年秋天到那里去作一次旅行。明年还能不能出门就不得而知了，可能要旅行到很远 的地方去见上帝。

写书成功，因为我不是职业作家，而只是“偶然作家”

笔者：您的书在海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成为很多外国人了解中国、了解文革的必备资料，这也是您对中国的一个贡献。现在您的书出多少版、印刷多少数量，您自己有印象吗?



郑念：那些出版公司都不告诉你的，在美国有我的书的简装本，每次印五千本就跟我来一封信，说到现在为止已经卖了多少多少，(由此我知道)到现在为止美国的 简装本卖了二十六万多本，英国那些地方都不告诉我，翻译的版权，去年还卖给芬兰，基本上世界主要的文字都有了，只有俄文、阿拉伯文没有，别的都有了，甚至 于北欧三个小国都有，现在芬兰也要有了，芬兰今年出版，其他匈牙利、捷克、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法国 、荷兰都有翻译版，在亚洲有朝鲜文、日本文，日本文卖得很多很多，当然中国大陆还有台湾都有翻译版，我是拿不到多少钱的，钱都给出版公司赚去了，我现在每 年大概可以拿到几千美元(版税)，写书的人拿不到多少钱的，除非你每年写一本，写书赚不了多少钱，我这个书算是蛮成功的了，也不过如此。





笔者：您这个书已经出版这么多年了，影响之大是很少中国人写得英文书所能比的，而且发行这么好，一直畅销不衰，回过头看，您对自己的书是怎么评价的?



郑念：人家请我到各处讲演，他们大家都跟我讲，啊，你这个书写得好，我从他们的谈话里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们为什么喜欢我这本书?主要原因就是我不是一个 职业作家，所以我这书写得就跟我说话一样，他们说，听您讲话就觉得跟您书写得一样的，所以我这个书从文学的角度讲，是比较低级的，就是容易被人接受的，看 这本书，好象跟我聊天一样，通俗。美国的中国专家也写了很多的书，但是读者宁可看我的书，他们好象就喜欢口语化。

当时，写这本书，主要不是为了给人家看、为了发财或卖钱，我的动机是，我到了美国就应该了解美国的历史、了解美国的情况，但是我又放不下过去的事情，有的 时候我拿一本关于美国的书坐在这儿看，看着看着，脑子回到中国去了，想中国的事情、想过去的事情、想我女儿、想文革了，我想将我的遭遇很系统写下来，也许 以后不再去想它了。有两个美国朋友总催促我，总是对我讲，快写完了吧?写了几章啦?我就这样写下去了，当写到一半的时候，自己就完全投入了，那时候我每天 写得很晚，坐在打字机前霹雳啪啦，邻居都来说怎么这么晚你还不睡觉?你这个打字机吵醒我们了。我只好去睡觉。我不是一个职业作家，人家说你是作家，我说不 敢当，我就是一个“偶然的作家”。

发件人 郑念（Nien Cheng 1915年1月28日－2009年11月2日）

西方社会尊重个人的权利，但也有一个缺点

笔者：您很谦虚。我感觉，您的书所描写的是中华民族一个很深的悲伤，她却在世界上很受重视，即一件中国人很悲伤的灾难，然后她却在世界重视的情况下如此广 泛的传播，这中间的矛盾——前面您提到总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一些事情，怎么把中国的问题告诉读者，使得大家有准备和机会来解决那些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念：我收到读者很多信，好几千封，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亚洲人写给我的，越南人、朝鲜人、日本人，当然也有一些生长在美国的亚裔，甚至土耳其也有人来信， 还有阿拉斯加一个读者给我打长途电话，我说这个长途电话你讲这么久很贵啊，他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些人把我看做一个年纪大的中国老太太， 他们很愿意跟我聊聊他们自己的事情，让我给他们提提意见、出出主意啦。

这就使我感觉到，在西方社会有这么一个缺点，一个个人很孤立的，他有什么话，连他爸爸妈妈也不能讲，没有人可以讲心里的话，不象我们中国，中国的家庭成员 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中国人要有点什么事情，马上就跟自己爸爸妈妈讲，西方社会尊重个人、个人的权利，也有一个缺点，好多年轻人好象没处跟人家讲话， 还有生长在美国的亚洲人，都愿意跟我聊天，聊他们自己个人的事，不是出于他们对文化革命有兴趣来找我，看了我的书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接近的人，他们就来 找我，有的人甚至于说，你女儿死了我做你女儿，很有意思。很多这样的人，男的也有。

本来这本书被出版公司卖去时，我想这本书看得人一定都是老太太，结果完全不对唉，看得最多的是年轻人，二、三十岁的人。当然，我在大学讲演很多，还有很多 大学教中国历史，他们拿我的书做文革史参考书之一，那些学生看专家写的很严肃的书不容易看，我这书容易看，就好象看故事一样，甚至有的高中学校都用，有的 时候，老师带着他们到华盛顿参观国会、白宫，就到我这里来喝一杯茶，有的时候，来二三十个孩子，我给他们做面包啊、点心哪，我没那么多椅子，他们就坐在地 上跟我聊天啊，回去又给我写信。只要读者给我写信有内容的，我都回信，假如他来信只是说很高兴看到这本书，谢谢您写这本书，那我就不给他回信，如果提出什 么问题，我都是回信的，所以我忙得不得了。



笔者：您这个生活很充实。我们现在纪念文革实际上是希望这样的事在中国不要再发生，从现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来看，经济发展很快而且也很引以为自豪，同时政治 改革却没有人们预期得那么发展，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以至于在台湾海峡出现紧张的局势，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一种类似于导致文革那样的权力斗争的内部因素在起作 用，这使得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放心不下。

争取台湾民心是最重要的，比台湾政府态度还要重要

郑念：我当然希望中国不要再有文革这样的事情，我认为现在搞一个纪念文革的博物馆，也许还不能办到，但是总有一天能够办到，也许立一个纪念碑，纪念那些死 去的人，包括冤枉死的、包括我的女儿，这样子大家可以心情舒畅一点，现在肯定有许多家里死掉人的，心里总有个疙瘩，象我死了，郑梅萍(郑念之女)也就被忘 记了，但是有的人家里不是这么简单的，兄弟姊妹很多，或者甚至于他爸爸妈妈比我年轻得多，还要活很久，有的是爸爸或妈妈死得不清不白，年轻的人将子子孙孙 要记下去了，所以这个疙瘩要解开，必须把这个事情摊开来讲。现在不能够，过一段时间也许可以。

我希望台湾海峡可以平静下来，实际上这次进行军事演习，对中国在国际间没有好处，将来要跟台湾统一的话，台湾人民的民心应该争取过来，你这样军事威胁，就 使得台湾的人离心离德了，现在有人在台湾股市里面已经损失了，经济上损失精神上有威胁，而不能达到团结台湾人民的目的。台湾现在实现民主，假如有一天台湾 举行一个全民投票，问你们要统一还是要独立，台湾人民都投独立的票，那中国怎么办，中国也没有办法把它硬统一过来，是不是?!所以争取台湾的民心是最重要 的，比台湾政府的态度还要重要，台湾的政府不要统一，假如台湾的人民都要统一，那还是会统一的。

所以，我认为军事演习的行动是不明智的，丧失了台湾的民心，还有使得别的亚洲国家对中国有看法，他们也会心里不安宁了，他们是些小国，自然希望美国多管 啦，所以不但不能达到把美国排除在亚洲之外的目的，而且把美国更加紧紧地系牢在亚洲了，跟中国的期望适得其反。这次军事演习，对李登辉个人是一个威胁，凶 狠的面目损害了中国的形象，还是应该是一个笑脸比较好一点，中国是一个大国，应该有一张宽厚的笑脸，应该表现出宽大的态度，使得周边的小国比较安心一点。



笔者：就象文革一样，北京当权者可能比较习惯用极端的手段来解决民族间的问题，如果你认为台湾问题是内政，你用如此极端的手法来做，也是蛮伤感情的。



郑念：即或台湾在法律上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也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有一部分上层社会的人、从前跟蒋介石过去的人也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 分，但是台湾老百姓不要跟中国统一，那你怎么办?你那个时候不能硬把台湾拿过来，要考虑到民心，尤其现在整个世界的趋势，不可能如果老百姓都不肯，你硬加 在他头上，那时候全世界都反对你，这个何苦呢?不值得啦。我认为对台湾应该怀揉政策把他拉过来，这是最好。



笔者：听到一些林同炎等著名的华裔学者提出建议，说如果中国大陆自己改好了，台湾就会象夏威夷加入美国那样，巴不得要与中国大陆统一，关键还是中国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郑念：对，对!



笔者：另外您刚才提到一点我很感兴趣，您先生是外交官，您也对外交界很熟悉，华盛顿又是一个世界外交的中心，两岸的外交官在这里都很活跃，您对他们有什么不同的评价?



郑念：我是一个旁观者，但是往往在一些地方会看到中国的大使，台湾的代表，我是一个无名小卒，但是也被请去了，常常就站在那里看他们，觉得台湾的人很活 跃，广交朋友，笑着握手跟人交际，而中国来的通常是站在那里，不是那么活跃。从美国人的反映也听到，台湾驻美国的代表，跟白宫、国会都广交朋友，中国的外 交官比较按规矩办事，公事公办，不注重建立个人的感情。我认为，做外交工作还是灵活一些比较好，多交朋友，对外交工作是有利的。#
http://www.ncn.org/view.php?id=76825



【附录】

中国旅美作家郑念友人为其举行悼念

VOA记者: 燕青 | 华盛顿 2009年 11月 22日

图片来源: Gretta Yao 郑念女士悼念仪式

《上海生与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一书的作者郑念这个月早些时候在旅居美国的华盛顿家中病逝。日前，郑念生前的友人聚集一堂，在华盛顿郊外为她举行了悼念仪式。

郑念女士出生于1915年，30年代到英国留学，后来回到中国。像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各种“有海外关系”的人士一样，她在文革期间遭到多年的监禁，她唯 一的女儿在她入狱期间去世了，郑念认为她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女儿梅平是被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害死的。离开中国以后，郑念以英文著书，描述了她在上海的遭遇，并 把书献给了她过世了的女儿。

这本书1986年先是在英国出版，随后在美国问世。郑念用英文撰写的《上海生与死》让很多之前对中国近代史以及文革了解甚少的国际人士，对那个时代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伤痛有了深刻的认知。

11月21日，在华盛顿郊外马里兰州一个乡村俱乐部里，郑念生前的友人为她举办了悼念仪式。

*最年长的顾客*

詹姆斯.多恩 郑念1989年在卡托研究所出席研讨会

郑念生前好友的儿子、目前在美国的黄渤济先生在仪式上回忆说，两年前，他还带着郑念女士去一家电器商店(Best Buy)买回一台计算机。离开商店之前，郑念女士对年青的销售员说：“我今年92岁了，我想我一定是你所碰到的最年长的一位顾客了!”

黄先生说，直到晚年，郑念女士还非常爱学习，一点不甘落伍，每天看报，堪称宝刀不老。

其他友人回忆说，郑念到美国以后，一直爱去华盛顿西北区的一家名叫全聚德的中餐馆吃饭，并且和老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名叫罗伯特的老板专门以她命名了一道小菜。

*73岁那年第一次投票*

郑念生前一位重要友人、美国30年代驻华大使奈尔森.约翰逊(Nelson Johnson)的女儿白蒂珍.格尔伯(Betty Jane Gerber)女士主持了星期六的悼念仪式。白蒂珍在仪式上回忆了多年来每逢节假日郑念和她的家人在一起的情形，她还回忆了郑念1988年获得美国公民时 的那份欣喜。

詹姆斯.多恩郑念1989年在卡托研究所出席研讨会

 郑念那个时候说，1988年8月16号，在(纽约)自由女神像前举行的一个非常感人的仪式上，我宣誓成为了美国公民。我那个时候感到无比的骄傲和快 活!过去五年来，居住美国期间，我渐渐爱上了这个国家和人民。后来，11月8号那一天，我一大早就起来，去参加总统大选投票。我那个时候已经73岁了，但 那是我一生第一次有机会在自由选举中有机会投票。后来整个一天以及后来很多时候，我都常常想起我去投票的情景。

*为女儿设立奖学金*

郑念生前特意为女儿郑梅平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大学里(Slippery Rock College)设立了以梅平命名的奖学金项目。

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副所长詹姆斯.多恩博士(James Dorn)在回忆郑念的时候说，希望中国的年青一代有一天能够读到《上海生与死》这本书，而且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完全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关键词：郑念，上海生与死

李曰垓：朱堤江边祭亡灵，暴政罪孽永铭心

――铁流与五七难友专程赴盐津祭奠右派死亡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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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伸张人间正义，铭记暴政罪孽，揭示历史真相，表达道义真情，2009年11月17日，作家铁流先生千里迢迢从北京奔赴云南省昭通地区盐津县祭奠当年惨死于四 川省公安厅所属的"415"劳教筑路支队修筑内昆铁路的难友。这是他"改正"归来多年的宿愿，也是云南昭通地区五七老人的宿愿。内昆铁路横贯云南昭通，同 是受苦受害的右派人自然有共鸣。

这一天陪同铁流先生去祭奠亡灵的有右派老人前云南昭通地区财校副校长李曰垓、前云南省新闻出版局计财处长 董克让、前新华社昆明分社记者王炜凌、前中共盐津县纪委副书记刘成端、前盐津县烟草公司经理彭海钧、前鲁甸县税务局税政科长铁朝清、前彝良县粮局秘书李荷 生遗孀龚学珍、地下党边纵离休干部李应雄侄子李天灵和昭通老中医范家彬以及当地村民近40人参加了祭奠活动。

祭奠会由五七老人前中共盐津 县纪委书记赵正荣主持，前中共昭通地直机关党委副书记余永庆坦任司仪，五七老人昭通师专副校长吴之伯读了致哀词，李曰垓和铁流两人先后在会上发了言，讲述 了当年"415"筑路支队的暴烈。铁流在发言中说："415"劳教筑路支队属正团级编制，共有27个中队，4个直属队，满打满算不少于8000人，其中右 派分子占70%，即5600人左右，管理我们的干警不足300人。它从1958年建队到1974年撤销的十六年时间，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死于工伤、饥饿、 逃跑、自杀、判刑、枪决者不少于3000余人。这个"屠场"不但把人变成鬼，还把8000多"教民"当成摇钱树，用我们的血脂血膏养活着一个庞大的专政机 器。要不是那场史无前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使得国家经济建设瘫痪再也找不到赚钱的活儿，又由于它管理不善而引起的一场大火，几乎把所有盘剥而 购置下来的各种机械设备烧过精光，不然这个吃人血的 "专政"怪胎还可能会继续存在于中国。他还说，在劳教队里的大小组长、炊事员、计工员、保管员等均由干警指定。这些人均是"以夷制夷"，"以毒攻毒"的依 靠的对象。他们就是依靠这些所谓积极接受改造、靠拢"党和政府"的"教民"，布控了全天候的有生命活力的"监视器"，对每个劳教人员的一举一动均了如指 掌，纵是夜里梦话也知道说的什么。凡是不愿意出力卖命和有这样或那样不服管理与冒犯干警言行的人，便是斗争和打击的对象，轻则批斗，重则丢监，甚而处决。 我们的难友周居正、杨应森等就是这样被杀掉的。我的挚友王思贵就是被干警赶着上斑惨死于隧道中，近邻一个中队为抡任务抢工期，整整一个工班活埋于猴子崖大 坍方。

1957年毛泽东以"阳谋"骗局推行的反右运动，主要目的在于残害稍具民主意识的知识人，冤狱遍于国中，对受害者劳动力和剩余价值 的榨取达到疯狂程度。尽管我们这些受难者在1979年后得到了"改正"，但毛泽东的这一滔天罪恶，"415屠场"的这一血腥的残酷，永远在历史上抹不掉， 涂不去，也昭示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没有死！尽管我们已是垂垂老人，却仍关心着祖国的前途，民族的未来，纷纷著书立说留下信史，希望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要忘记这桩血淋淋的历史，要从根本解决中国的体制问题。前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任俄共中央书记久加诺夫说：前苏联垮台的根本原因是三 种垄断制度：一，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二，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制制度；三，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除此此外，人民还有什么呢？历史与现实多次告诉我 们：绝对的专制绝对的腐朽！绝对的独裁绝对的灾难。我们不希望"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因为我们曾是这个政权的奋斗者、拼搏者，有挥之不去的情感。 我们总希望现任中共领导不要沿着毛泽东的老路走下去，应尽快改变不合理的体制与制度，给人民以希望、以活力、以幸福、以美好！

李曰垓在会上宣读了他写的《朱提江边祭亡灵》祭文：冒着凄厉寒风，潇潇冷雨，我们来了，沿着世纪沧桑五尺道，踩着变浅变浑的朱提江水，我们来了，经历五十 二个春秋，撕去一万九千张日历，我们来了，云南盐津崇山峻岭间死也绝不瞑目的难友冤魂啊，我们以同胞的名义，亲人的名义，看望你们来了！

半个世纪，岁月染白了头发，万里关山阻隔着呼喊，但是道义与深情岂能被邪恶割断？你们殉难前的最后一抹音容笑貌在我们眼里依然新鲜。反右运动，是毛泽东向同胞身上杀得最深的一刀，

三百一十多万民族精英，一夜之间被推进绞肉机，正因为无罪，正因有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建国之才，毛泽东不敢用法律在阳谋和阴谋中发声。

毛 泽东只敢施展谎言政治的流氓惯伎，把他认为有独立思维秉性的人视为异端。你们，1958年"415"劳教筑路支队惨死于隧道工伤中的数百名罹难者，跟我们 一样，当年只是二十出头的小青年。被刺刀从天府之国押解到五尺道，在山高石头硬、水冷人情薄的悬崖绝壁间，用两千年不变的原始工具、原始方法、手工操作、 血汗劳动，开凿隧道、修筑路基、架设桥梁、挥锤打钢钎。强迫劳动，就是强迫奴隶燃烧生命来成全暴君功业，催逼进度而不顾死活，远远超过始皇陵和阿房宫工程 的残忍。但是始皇陵与阿房宫毕竟作为成果留给了中国历史，你们留下什么了？是这项绵亘数百里半途而废的无效工程。鲜活的肉体，青春的生命作为殉葬品究竟怎 样消逝？我们是九死一生的目击者，有责任把现场的惨烈昭告世人：是毛泽东大跃进的残暴，催命的喇叭疯喊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狱卒的刺刀逼着奴隶们违章掘进， 用躯体献身内昆线，山崩地裂，顶端坍塌，一个班组整体压死在万吨岩石下，比始皇陵和阿房宫更原始更野蛮的修建模式，其反科学性、不可行性、盲目性和荒唐 性，给地球留下的就是绞肉机里的这条血腥链！半个世纪了，这条血腥链以什么形态呈现于江山之中？就是这些残破崩颓的山洞、断断续续的狭小路基，空对着夕阳 落照、衰草凋零、北风凄紧、江水悲鸣，这满目疮痍的历史废墟，哪一笔不在证明着暴君无能？多少鲜血、多少生命、多少饿殍口中夺来的粮食和物资，毫无来由地 断送在这个半途废掉的劳民工程！多少慈母手中线，多少春闺梦里人，在反右运动空前卑鄙的陷阱中埋葬于毛泽东的五行山。就在难友们的骨骼变成化石的半世纪 里，这场陷阱延伸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

强迫遗忘法逼着同胞从记忆中洗掉血腥，官版史书抹去屠杀、抹去人祸、抹去滔天罪孽，不准回忆，不准 追思，不准说，不准写，不准哭出声来，用主旋律，用舆论导向 ，唱尽莺歌燕舞灿烂辉煌。你们惨死的真相连同姓名从史料中彻底删去，以构建没有记忆的个体，没有历史的国度，没有尊严的民族，没有感情波澜的民众，放弃真 情和实话，来服从压倒一切的维稳。今天，二OO九，十一月十七，朱提江边，你们惨死的原地，我们酹酒焚香隆重祭奠，献出肺腑深情，心底至诚，表达穿越五十 二年时空的无尽思念。国家民族正在艰难地摆脱毛泽东阴影，因此我们无法带来更多告慰亡灵的语言。凭着你们临死前的心愿，凭着我们共同的义愤与尊严，就必须 在启蒙、维权、揭底、批毛的历史进程中，尽到一个炎黄子孙良心末泯的责任。不辞任重道远，不怕魔鬼忌恨，我们与十三亿同胞有决心托出中华民族的历史蓝天。

追 思会近两个小时内，充满肃穆悲伤、深沉感叹，表达出对反右这场卑鄙陷阱的义正辞严的控诉与斥责。大家深怀感慨地说到，发生上述惨烈事件的滇东北曾经是两千 年前西汉国家级钱币朱提银的产地，曾经是千顷池文化的诞生和繁荣地，朱提江边的国家级文物唐袁滋摹崖印证着这里具有悠久文化历史和丰富人文内涵，但是反科 学的大跃进和卑劣的反右陷阱造成了历史倒退，带来了空前灾难。如果对这些真相不进行揭露和总结，就不能深刻吸取教训，推动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祭奠活动之前 的11月15日晚间铁流先生到达昭通，受到昭通五七人的热情接待。15、16两日参加接待的五七老人有前昭通中级法院院长周永福、前镇雄县长欧阳兴科、前 昭通县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局级离休干部傅家洪、前昭通电影公司党组书记程磷元、前昭通烟草专卖局副局长李少楷、前昭通公安处内保科长戴开训、边纵离休干部 陆梓祥等。

仲维光：人生的幸福，就是写出有意义有节奏的句子

——悼念不相识的著名音乐评论家德鲁（Drew）先生

  

戴维. 德鲁和作家马建

 

戴维. 德鲁和女儿佛罗拉以及家人

 

戴维. 德鲁全家照

 

戴维. 德鲁和他的两个女儿

 戴维. 德鲁

1．

我常问自己，为什么古典音乐、中国传统京剧让我那么喜爱、陶醉？古典音乐、中国传统京剧给了我什么？

我常常希望我的文字中能够渗透古典音乐的旋律，中国京剧的神韵。我知道，每一首让我惊叹、喜爱的音乐，每一段让我叫绝的唱腔都可能为我的文字打开新的可能。

我常奇怪，为什么绘画、摄影、山川大海让我那么心旷神怡、流连徘徊？绘画、摄影，山川大海给了我什么？

我常常希望我的文字中能够有那些丰富的层次，跌宕起伏的变化，我知道，每一幅让我感到震动的绘画、摄影作品，每一幕让我惊心动魄的山光水色，都能为我的文字注入了冲动。

我深深地体会到艺术不是单一的，表达方式也并非独一无二。我所拥有的不同艺术家对同一作品不同演绎的多种唱片，不同制作工艺的音响器材，让我理解、欣赏到艺术及语言的表达的多样性。

平庸的表现让你平庸，深刻的理解与表现让你对同一个事物、同一个问题的看法超俗脱凡。

2．

二零零九年八月一号，我到法兰克福飞机场接马建，他上车后的第一句话是，“告诉你一个沉痛的消息，佛罗拉（Flora）的父亲辞世了。他觉得再活下去只是失望，已经没有了意义。我为自己没有尽到努力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

这一刻我才突然知道，马建妻子的父亲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音乐评论家戴维・德鲁（David Drew）。

马建告诉我，德鲁的一句铭言是，人生的幸福，就是写出有意义、有节奏的句子！这更让我震动！

马建说，德鲁最近几年为此陷入痛苦之中，很多时候整个上午写出的文字，到中午就都揉成一团扔到了字纸篓里。他为此感到痛苦，感到继续活下去是没有尊严的。医生说他这就是忧郁症，为他开了一些抗忧郁症的药，但是吃了药，症状反而更利害了。

马建的话像一个重锤一样打在我的头上，我沉默、思索……

五十岁的王国维投湖而死，三十岁的叶赛宁自缢而死，七十八岁的德鲁也是主动选择了死亡……究竟忧郁是病，还是只有有才能的人，敏感的人，有思想、有追求的人才具有这种感觉和痛苦？

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千古以来，伤春怀秋、多愁善感，创造了多少人类丰富的精神财富，但是这平庸的西方医学，现在居然把超人的感觉，探索的苦痛归为精神病、抑郁症。

世间的确有精神病，也有抑郁症，然而，你却无法把超越凡人界限的精神的遨游者归为梦游的人！无论如何，一个有着聪明头脑的人，感知超过常人的人，敢于勇敢地去面对死亡，在我来说，这是生命的大智大勇，是超人之举，是死之华！

3．

马建告诉我，我所喜爱的波兰作曲家格列斯基（Henryk Mikolaj Górecki）的第三交响乐就是德鲁先生推出来的。

我和马建相识十几年，和他太太佛罗拉也认识十几年，从唱片随带的说明中读德鲁关于格列斯基的乐评也是十几年，但是我竟然不知道戴维・德鲁是佛罗拉的父亲，马建的岳父，这大约不能只用孤陋寡闻来说明了。

戴维・德鲁，是人类每代人都曾拥有的那类最杰出、最敏感和最有勇气的人，知道他的去世，再读那些介绍他生平的文章，使我更深切地看到这一点。

德鲁生于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九号，伦敦西南的普特内（Putney）。他的父亲雷金纳德・希克林（Reginald Hicklin和母亲玛丽（Mary）于一九三二年离婚，他跟随母亲生活，母亲后来又嫁给了一位苏格兰的律师。他沿用了母亲的娘家姓氏。五零年到五三年他在剑桥大学学习英语和历史。

在剑桥的时候，有几个人给了他重要的影响，里维斯（FR Leavis），及他的杂志Scrutiny；威尔弗里德・梅勒斯（Wilfrid Mellers） 及他的音乐批评；由于西班牙内战而避难流亡到剑桥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作曲家罗伯托・格哈德（Roberto Gerhard）。他从里维斯那里学到了如何严格地阅读理解文献以及它和当代文化的关系；从格哈德那里学到在更为广泛意义上如何理解现在音乐的精神与技术。格哈德是菲利佩・佩德雷尔（Felipe Pedrell）与勋伯格的学生。

德鲁最早的研究对象是法国音乐。早在一九五零年，德鲁刚刚进入音乐界，但他很快就在有关法国音乐的评论中得到高度评价。他的三篇论文，关于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的作品，关于现代法国音乐，关于二十世纪的欧洲音乐，即便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也依然非常有价值。

年轻的时候，德鲁去过欧洲和美国的很多地方旅行。在旅行中他认识了很多的人，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不少人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作曲家，如斯特拉文斯基、路易吉・达拉皮科拉（Luigi Dallapiccola）、罗杰・塞欣斯（Roger Sessions）、埃略特・卡特（Elliot Carter）和斯特凡・沃尔佩（Stefan Wolpe）。当然还有本杰明・布里顿，迈克尔・蒂皮特（Michael Tippett）、伊丽莎白・勒琴斯（Elizabeth Lutyens），以及年轻一代的英国作曲家。

4．

德鲁的兴趣太广泛了，他无法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专门的领域中。英国介绍他的文章说，没有一种职业称呼能够准确地描述他究竟是做什么的，音乐家、批评家、文化史家、出版家或者编辑。然而，他却在上述每一个领域都取得了成功，更让人惊异的是，很多成功不仅是同时做出的，而且极其卓越，甚至可以说独一无二的。他所有的这些工作都渗透着一个强烈的思想、一个抱负，那就是他希望能够诊断、纠正二十世纪流行的那种对于古典音乐的流俗看法。他认为，某些被社会大众接受了的看法，有的是被商业所污染，有的是被政治上的压力所扭曲。

当然德鲁的这种抱负和思想不是自然地产生、轻易形成的，而是来自他多年来的研究以及他所具有的第一流的音乐感觉与热情。这是个不断累积的过程。他首先得益于对于作曲家库尔特・瓦要（也译作韦尔）（Kurt Weill）的研究。一九五二年他决定研究瓦要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这个选择决定了他其后一生的几乎所有的工作。

在希特勒上台前，一九二八年与剧作家布莱希特合作写出歌剧《三个便士》的瓦要，二次大战时移居到美国，在百老汇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生涯。但是在一九五零年，五十岁的时候去世。那时他的工作已经被世人遗忘，他只是在人们提到布莱希特的时候，有时候作为和布莱希特相联系的一部分才被提到。

然而，瓦要不仅是一位严肃的古典作曲家，而且也是一位充满才华的流行歌曲作者，瓦要一生忍受了形形色色的痛苦。德鲁开始研究瓦要的时候，结识了瓦要的遗孀，洛特・莱尼亚（Lotte Lenya），一位卓越的歌唱家。他得到莱尼亚的同意和帮助，这使他得以能够接触到瓦要遗留下来的那些凌乱的稿件。但是随着研究范围的发展扩大，研究计划变得复杂而困难，并且经常碰到包括版权、复印权等无法绕过的阻碍，以及它所带来的麻烦。德鲁最终还是取得了公认的成功，他在一九八七年出版了权威性的，并且对于音乐界具有重要研究、参考价值的关于瓦要的著作，《瓦要手册》。当然他所计划的三卷本的关于瓦要的巨著却最终没有成书。然而，这就是德鲁！因为事实上他曾经写好过几百万字，只是由于他自己感到不满意，他就一次一次地毫不犹豫地放弃，从新开始。现在对于读者来说，值得欣慰的应该是，他毕竟为我们留下了一本（！）研究巨著。

在德鲁在对瓦要的研究中，渗透着德鲁不同寻常的特点，那就是他所特有的精神和知识追求——广泛的视野与独特的个性。德鲁的研究远离那种仍然非常流行的流俗文化工业中的怀旧，他的研究没有完全围绕瓦要的个人传记，而是更多地关注作曲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文化史中的角色和作用。通过对瓦要的研究，德鲁还进一步发现德国当代的一些作曲家的作品及其感受，不仅受到纳粹的意识形态，而且也被战后德国的困境所影响和扭曲。

5．

在音乐评论界，德鲁是众所周知的一位充满热情的批评家。他喜爱争论，当然也不是一位没有争议的批评家。这尤其在是涉及到那些被忽视，乃至被误解了的音乐作品及音乐家的时候。他主编享有世界盛名的的音乐杂志《Tempo》，这份杂志的影响超越了狭小的音乐界。不仅如此，他同时还为其他几个著名的，非常有影响的杂志定期写稿，例如《The Score》，《音乐时代》（The Musical Time），《The listener》 和《New Statesman》。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音乐出版界，他可以说是一位中心人物。最典型的是，在当代最著名的出版社“Boosey & Hawkes”的出版的许多作品中，目录中都深深地留下了他的审美倾向和热情。那些热情甚至有时带有偏执的色彩。

他的这种兴趣又成就了他在音乐界第二个众口一词的贡献，那就是他发现并且帮助了很多尚未成名的，极富才华的作曲家。

很多年轻的、默默无闻的作曲家就是因为德鲁，才登上了世界第一流的音乐界。这其中包括奥地利作曲家格鲁贝尔（H. K. Gruber）和施威尔特斯克（Kurt Schwertsik），波兰的格列斯基，多产的英国新浪漫派作曲家罗宾・霍洛韦（Robin Holloway），以及年老的犹太流亡作曲家贝特霍尔德・戈德施密特（Berthold Goldschmidt）。得到过德鲁决定性的评价和帮助的人中还有美国著名的指挥家伯恩斯坦、史蒂夫・赖克（Steve Reich）、埃略特・卡特（Elliot Carter）和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等人。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波兰作曲家格列斯基，他是德鲁一生推出的作曲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之一。他的第三交响乐在九十年代后成为风行一时的作品。单张唱片曾经创造过一年出售七十五万张的记录。

就我所知，这部第三交响乐目前在唱片市场上流行着将近十个乐团的版本，但是公认最好的一张是由英国伦敦交响乐团演奏，戴维・津曼（David Zinman）指挥，厄普肖（Dawn Upshaw）演唱的录音。而这个录音，以及乐团指挥和独唱的选择，与作曲家格列斯基的合作，德鲁不仅几乎参与了从构思到录音的每一个具体步骤，而且亲自为这张唱片撰写了介绍。

十几年来，格列斯基的第三交响乐一直是我钟爱的作品，我收有六个不同乐团，不同指挥和女声独唱的版本，但是正是这张附有德鲁所撰写的介绍的唱片是我最喜爱的。这张唱片深深地打动我的不仅是格列斯基的音符，而且厄普肖的声音，乐队在津曼指挥下给每个音符所灌注的人性与感情，对战争，对残暴的控诉与痛恨，对亲人、同胞、对人生的爱，都直刺我的生命的深处。现在，当我知道它和德鲁的联系的时候，我似乎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德鲁的灵魂，德鲁的追求。

6．

初步了解德鲁的一生及其工作，我不单深感自己的无知，而且也体会到什么是感觉迟钝。因为在我初见他的女儿佛罗拉的时候，我虽然惊奇这个女孩子的聪慧和敏锐，但是却居然没有感到她身上流着不平常的血液，而和这样一位时代性的杰出人物失之交臂。

初步了解德鲁的一生及其工作，他的不竭的追求让我更深地体会到生命、追求，与现实的冲突和痛苦。

一个年轻的时候没有充沛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是很难体会到，那些曾经充满才华的人，一旦精力衰竭的时候的痛苦。

生命的年轮并非只和岁月相连，它常常和进取精神融合在一起。很多人从一进入社会就进入了老年，很多人的青春一闪而过，甚至根本没有品尝过青春的想象力、创造力。但是，人生却也为那些充满精神进取心的人延长了生命，如泰戈尔、托尔斯泰。生命是不能只以年数来计数的。

司汤达在他为自己写的墓志铭上写道：“生活过，写作过，恋爱过”。然而，很多人却没有经历过、体验过、创造过。为此，你又如何能够用生活多少年来衡量生活的内容与数量，生命的价值？

一个人的这种精神的沮丧，用药来医治，就好像要用药来使一个缺乏精神感受的，猥琐的精神变为振奋和充满想象力、进取心的精神一样，那本来是不可能的。然而，现代医学却要用这来解决人生、精神面临的根本矛盾。而实际上严重的还不止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心理医生中的很多人常常是无论智商，还是对人生的感受、进取心、想象力都是最为平庸的一类人，他们又如何能够理解充满追求精神、进取心的人的痛苦。人们看到，莫扎特、贝多芬的心灵，爱因斯坦的精神世界常常很难被常人理解的，但是与此相反，他们却激励了那个领域中的孜孜不倦努力的，百折不挠追求的、代代不甘寂寞的人，被他们所理解，所共鸣。

艺术家能够发现、感受到世界、生命的痛苦，世界却无法医治艺术家的精神痛苦，因为究其实质来说，对于充满追求、好奇的人来说，对于这种宇宙间非常独特的具有思维创造的“动物”来说，人的生命最终是一个不可逃脱的悲剧，是一个苦海。谁感受不到这一点，他就不是一个艺术家、思想家，谁能够在那平庸的世界中、生活中心安理得地，甚至如鱼得水般地生活，他就不是一位艺术家，而单就这一点就充分证明了他的平庸。

德鲁说，“人生的幸福，就是写出有意义有节奏的句子。”

如果不能发现思想的韵律，如果不能够写出有节奏的句子，生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是啊，意义是精神的内容，意义就在生命的精神之中。有精神的生命就是有意义的生命，精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生”，它的意义是无所不在的。有时候它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时候它在求知中、感觉中，有时候它在自己爱的付出、爱的所得中，有时候它在责任中——那种对亲友、对下一代、对社会的责任中。也正因为此，带上枷锁的精神，是难以容忍的，被阉割的精神，生不如死，没有精神的生命是行尸走肉！

就因为此，“共产党社会”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共产党文人以及那些匍伏在共产党脚下的艺术奴隶是令人鄙视的！

德鲁的生，德鲁的辞世，再次让我体会到——自由、创造对一个人生命的重要！

2009-11-6德国埃森一稿

（作为业余音乐爱好者来写对于德鲁的介绍和悼念，的确超出了我的能力。因为要了解德鲁的生平，不少音乐家的名字我才第一次见到。但是德鲁太杰出、太不平凡了！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的辞世，在中文世界如果没有一行文字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只有不揣冒昧，斗胆写下这些外行、却是用“心”写出来的感受。我唯一的希望是，如果中文世界还有“音乐家”的话，他们来为我们提供更具体生动的文字。）

还学文：尘埃落定看书展——中国主宾国的2009年第六十一届法兰克福书展

【新世纪特稿2009年11月15日～20日（连载）】

平心看颠覆

提起“颠覆”，令人立刻联想到那些那些出人意料、令人震撼的事件，像哥白尼的日心说颠覆了对托勒密的地心说，迈克•杰克逊的演唱颠覆了古典的音乐舞蹈，近年来流行全球的露股沟低裆裤颠覆了传统的服装审美，像德国四年一度的大选是选民对政府的颠覆……

“颠覆”，不过是用来指称变化，那些重大的、急遽的、出人意料、令人震惊、影响深远的变化，变化所及则无所不至，文化的、科学的、社会的、政治的……。

在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变化都是常态，即使是颠覆性的变化。在一个民主、法治、自由、和平的社会，颠覆可以是令人兴奋的，却不必是令人不安的。民主制度之 下，颠覆政府不是犯罪，而是公民受到宪法保护的不可予夺的权利。美国人投票颠覆了布什的政府，德国人大选颠覆了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社会依旧安定和谐。颠覆 政府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至于如何看待这样或者那样的颠覆，见仁见智，那是思想与言论的自由。

颠覆不必是破坏性的。破坏性的是对颠覆的扼杀，以政治权力、以国家暴力的扼杀。像在今天共产党极权制度下的中国，对一切敢于对抗国家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国民，概以“颠覆国家”罪逮捕、判刑和关押，以为动用国家暴力就可以镇压一切“颠覆”，一劳永逸地消灭一切党国计划外的变化。如果胡锦涛们还具有常识的智力面对二十年来现实的中国与世界的话，就不会昧于明白的历史与现实：颠覆随时随处都会发生、都在发生，扼杀“颠覆”无异于螳臂挡车，扼杀“颠覆”者到头来必被“颠覆”。像二十年前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昂耐克、死无葬身之地的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像国内压不住的维权与反抗。法兰克福书展前奏讨论会上中国官方代表一意孤行，到头来被颠覆的是自己。

法兰克福书展的传统

 图右为贝岭，作为还学文

到德国很多年了，一年一度的法兰克福书展经历了也有二十几度了，但都未曾到法兰克福亲历书展。每年书展期间，像《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和《法兰克 福评论报》这样的大报每天都会增刊厚厚一叠文学版，推出畅销的新书、介绍文坛的老将与新人。对于像我这样对于德国文坛只偶有浏览的读者，会在这里遇到自己 曾经相识又喜爱的作者与作品，了解到文坛的的掌故，是十分令人愉悦的事请。与书展联在一起的还有德国图书交易联合会一年一度的和平奖，这是德国非常著名的 大奖。颁奖仪式定在书展闭幕的那个周日，会有著名的政要出席，电视台全程实况转播。在和平奖六十年的历史上，人们认识了许多十分杰出的获奖者，非常精彩的 获奖致辞与贺辞。记忆中印象深刻的有一九八五年耶路撒冷市长T•考莱克（Teddy Kollek）获奖，一九八九年日后的捷克总统哈维尔获奖，一九九一年有前匈牙利著名异议知识分子康拉德获奖。德国前总统魏茨埃克在八四年和九三年两次发表贺辞，他优雅的德语与不落俗套而洋溢着人文气息和充满批评精神的演讲，令人久久难忘。在1984年到1994年间他连任两届德国总统，1985年5月8日二战德国投降40周年纪念日上，这位新任的总统把这一天称为德国人“从仇视人类的纳粹暴政下被解放出来的”的日子。此举堪与德国前总理勃兰特1970年12月7日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相比，对于此后十五年后依然保守的德国主流社会不啻是一个“颠覆”，在其后很长时间内还被讥为“漂亮的空话”。

这是我所经历的法兰克福书展的传统，崇尚人文精神和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来自于书展所由创立的基本价值：自由、人权、和平。在我有幸亲历这个传统之前，书展和平奖1958年授予雅思贝尔斯，著名德国犹太心理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与会致贺辞的是另外一个世界著名的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1977年授予著名波兰流亡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他的《马克思主义主潮—产生、发展和衰落》已成为世界上研究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必读书，它的第一卷的中译本近年在中国问世。1979年授予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二战结束后，他率先（1945年）访问德国，为被解放的纳粹集中营囚犯演出，并最早（1947年）和与纳粹有染的著名德国指挥家福特万格勒同台演出。此举当时遭到许多指责，但是在文化艺术领域中，与二战后援助民主德国重建的马歇尔计划或许有异曲同工之妙。1981年授予旅居德国的苏联流亡作家科佩列夫（Lew Kopelew）；……

全新的挑战

如今尘埃落定，回过头来看，必须承认，2009年第六十一届法兰克福书展，充满了颠覆性和戏剧性，但是一个空前成功的书展。

空前是因为，自从1976年设立主宾国以来，以一个共产党极权国家为主宾国，本届书展是开天辟地第一次。2005年 书展的主宾国是韩国，但是北韩拒绝出席，当时书展主持人博斯刚刚走马上任。书展还不曾有和共产党极权国家打交道的经验：冷战时期，和铁幕后的共产党国家没 有交道；冷战结束，与之相交的东欧各国已经是民主国家了。不仅是对博斯，对西方公众社会与一般民众而言，中国毋宁是一幅炫目的改革开放社会的宣传画，共产 党的形象被斑斓的色彩与耀眼的光泽隐去了。

书展当时之所以能够邀请民间独立的个人出席“世界与中国”讨论会，因为言论自由对他们不言而喻，因为他们天真地相信，中国可以接受他们的价值，和这个国家可以按常理打交道。在其前的一切协作中，中国不是一直慷慨而大度吗？

当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时候，书展的举办者撞见了合作者“软实力”后面超级专制大国的真“强拳”， 撞到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坚硬内核：不准异议人士出席，虽然仅仅是两个与政府声音不同的个人。顿时，书展方无还手之意，立即让步，软硬兼施阻止两位异议人士 赴会，只求保住中国的参展。什么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书展六十年安身立命之本、书展的自由主义传统，一时间统统化为乌有。为了生 意、为了利益—已到手的和被许诺的利益，不惜任何代价？！……这是令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在这里自由生活的人们真正不安的。 

新闻自由颠覆了政治交易

听起来像惊险小说，可“中国的”第六十一届法兰克福书展真的就是这样黑箱作业的，又是依靠新闻自由、依靠民主社会无冕之王的新闻媒体之力，这样被颠覆的。

计划中在展前一个月，九月十二日有一场题为“世界与中国，感觉与现实”的公开讨论会，书展早就对戴晴和贝岭发出了邀请。会期在即，中国项目主持人里普根（Peter Ripken） 一方面无所作为地屈服于中方威胁退出的压力，另一方面却大有作为地阻止异议人士成行：书展给戴晴预定的机票被作废掉了，对贝岭晓之以理：不来，机票仍可报 销；若是硬来，那就完全是你个人的事情了。扼杀两个独立的个人，没有组织、权力和政府撑腰的个人，对于一党独大的中国政府司空见怪。然而里普根、书展、还 有里普根背后的政治力量居然助纣为虐！玩火之中他们忘了，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而纸里包不住火！

计划中的展前新闻发布会是在9月10日11时，讨论会的两天前。新闻发布会上《大纪元时报》记者曝光了对流亡诗人贝岭邀请又撤销一事。书展居然屈服中国官方压力、牺牲言论自由、阻拦异见人士，中国的新闻检查居然全球化到了民主自由的德国！媒体顿时大哗。当天，德国政府人权委员会代表诺克（Günter Nooke）就此发表谈话，要求书展对人权明确表态（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4678157,00.html），同时传出外交部表示对戴晴旅德赴会提供签证上的一切方便。事态急转直下。

而肇事人书展国际中西主任、中国项目主持人里普根却还在撞了南墙不回头地辩护对中国官方的妥协，"面对压力，我们做出了让步。权衡利弊之后我们认为，本周末举办的讨论会上是为了和中国官方进行讨论 ……要想和中国高级官员、学者和记者进行对话，那就必须作出一定的妥协"（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4676236,00.html）。是迟钝还是傲慢？是他个人的见解，还是书展的意图，亦或是一种传声的姿态？匪夷所思！

次日，9月11号午后，两位非官方的个人自费赴德—戴 晴与中国代表团同机，一同出现于法兰克福机场，被媒体包围。于是中国参展、民间人士与会成为焦点事件进入公众视野，置于媒体监督，不再是幕后交易可以掌控 的了。本来对书展、对中国参展鲜少了解与兴趣的媒体和公众开始睁大眼睛注视事态的发展，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自由价值在自己的国家和土地上遭到了极权政治 的挑战与威胁。

颠覆接踵而至，一个比一个震撼！

当天下午，在书展网站上刊出书展负责人博斯的公开道歉。

“各位同仁：

有关《中国与世界，感觉与现实》国际讨论会的报导令我震惊。

我深深抱歉，非常恼恨我方在准备阶段组织沟通讨论会时犯了错误，做了不该做的妥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误会与愤慨。

今天下午，中国项目负责人彼得·里普根将去法兰克福机场迎接戴晴。我期待着贝岭也来法兰克福参加讨论会。对此我非常高兴，并希望两位知识份子与会的争论带来一个深入的讨论会。

我们将继续与各方对话，包括来自中国和其它各国的作者和知识份子、笔会、中国官方，当然也包括媒体。

我向大家保证，法兰克福书展坚决支持言论、思想和新闻自由。”

在 德国生活多年，经历了许多公共生活中因丑闻败露而不得已的退却，即使是面对全无招架之功的毁灭性指控，大多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体面退场。博斯这样公开的 道歉、不绕弯子的认错、明确的承诺，颠覆了官场中迄今一切惯见的潜规则，确是前所未闻。而且博斯其后信守了他的承诺，在书展中甚至是非常彻底地为不同的声 音提供了充平等的机会。他的急转弯不仅是明智而且是值得尊重和令人称道的。

自由的个人颠覆了极权的政府

确如题目所云，这一场讨论会货真价实的是“世界与中国”—舆论一律的中国与言论自由的世界，“感觉与现实”—横行世界的感觉与面对世界的现实。讨论会戏剧性频频，高潮迭起，充分展示了那个崛起中的官方中国，它的强横与无理。

讨 论会上主人法兰克福市长罗特女士热情坦率的讲话，对中方已是一百个不中听。作为战后在自由民主中成长的一代，她热情呼吁毫无保留地支持争取民主自由的人 们，坦率批评展方在邀请异议人士与会上缺乏承担的妥协，直陈自己在与强权中国打交道中有所不为的经验。令官方中国更不能容忍的是戴晴、贝岭两位异见人士竟 然出现在德方席上，而且居然安排戴晴致辞。官方中国视之为挑衅，不顾多方劝阻，率队离席抗议。会场上下大哗。不过是另一种声音而已，不同的声音不必赞同， 也用不着抗议，更无法消灭。一个习惯异见的社会，无法理解这种举动。重新回到会场后，中国代表团长、前驻德大使梅兆荣失态于高八度的音调：我们不是来听你 们上民主课的，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不能见容戴晴和贝岭，说是他们不代表大多数中国人，然而却不能回答记者问，怎么确定谁能代表中国人，不属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是否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官方学者替上司代言：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大多数人利益，是通过法律确的。讨论会开幕式，原来只有七十人报名采访，在两位异议人士先受邀后出局的内幕曝光，只能容纳一百三十人的会场挤了近三百人在里面。

这讨论会的现场效应倒是应了中国驻德文化参赞赵彬致辞中引用的一句俗语，“百闻不如一见”。读者和观众亲历了中国的强大—一个共产党专制政权的蛮横与威胁，它坚硬而不退让的意识形态，和官方控制的自由繁荣的假象。这里的人们开始关注书展、关注主宾国中国，对灌输给他们的中国快餐，开始质疑、追问。

这一颠覆性的转折对德国社会和书展而言，都是始料未及的积极收获。竟然出现这样不能控制的转折，被迫面对这样直接、尖锐而无法回避的挑战、丢尽脸面的冷战式的回应，绝不是中国官方事先预料于万一的。

毋须讳言，被颠覆的“世界与中国，感觉与现实”讨论会开幕式本身，无论如何是一个成功。一方面它迫使西方的政府与人民面对极权中国和自由世界的差异，另一方面它迫使中国官方面对国际交往中一意孤行与现实之间不容回避的距离。这个颠覆向所有各方—书展方、中方和德国的民众、社会和政府—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事情正在起变化——颠覆后的书展

颠覆后的书展，一言以蔽之，变化。变化在一切方面迅速地发生：展方在变，显著而果断地；中国官方在变，静悄悄地；德国的民众和社会在变，深刻而积极地。

经过“世界与中国”讨论会前后几乎是灭顶之灾，书展迅速转弯，转得果断、彻底。书展负责人博斯在开幕式上明确表示，书展一如既往地支持对话促进交流，秉持明确的原则—言 论自由的权利，为一切方面提供平等开放的对话平台。为主宾国举办的各项活动面向一切中国人：官方的中国人、批评政府的异议的中国人、少数群族的中国人、非 政府组织和机构的中国人。书展履行了它的诺言，异议的中国人贝岭、戴晴正式受邀出席开幕式，而且还有中国政府绝不见容的世界维族大会主席热比娅也受邀访 展。一个月前，媒体轰击之下的博斯还得狼狈地向中方道歉，换得他们返回会场。此刻，书展、毋宁说是德国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媒体、民众和政府，展现了它们 的力量。书展负责人主持人博斯充满信心：书展不是联合国，虽然我们无能解决问题，但是我们能够不回避冲突。

热 比娅一行维人参观了第六馆中国的展位，平安无恙！中国官方毕竟不得不面对现实了，出乎意料地迅速收敛了最初的蛮横。中国官方在变，悄悄地变，变得安静了。 在看过一个月前讨论会上中国代表团的退场和梅兆荣的颐指气使，面对梅克尔总理开幕上直陈自由文字对独裁统治的威胁与瓦解时，德国的媒体与公众惊异地发现， 贵宾席上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竟无反应，在过后的几天中居然也没有再发生任何事情。

这是最生动的进与退、得与失的辩证法。对德方而言，在颠覆之前是退与失，在颠覆之后是进与得；对中国官方而言，在颠覆之前是进而失，在颠覆之后则是退而得—至少在国际社会上不再继续丢脸。

然 而，颠覆后最深刻最重要的变化是读者的变化，是德国民众的变化。颠覆惊动了读者、观众和社会，他们睁开了眼睛，以好奇的心灵，以审视的目光，认真地去观察 一个真实的中国。与其他展馆相比，第六馆的中国展位显然安静而冷清，因为那里没有党国控制之外的自由言论与交流。第五馆外交部和波尔基金会的论坛举办了多 场中国主题讨论，吸引了许多听众。我经过那里的时候，正是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于建嵘在论证“我们政权”的强大与稳定，接下来是2000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与海外诗人杨炼的对谈，听众特别多。看到座中的中国面孔，他们会主动和你交谈，与你交流个人的中国经验、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观 众的目光不再仅仅集中在官方中国那里，他们在寻找和倾听另一种的中国人的声音，异议中国人的声音，流亡中国人的声音。正因如此，第三馆《法兰克福汇报》大 展台斜对面《大纪元时报》窄小的展位，它陈列的图书和报纸，那里作家平台的演讲和讨论，不断地吸引着许多关心中国的读者驻足流连。

颠覆之后，再想操纵和导向德国民众的中国观，无论是对哪一方—中国官方还是德国政治和社会中被收买的获利集团—，都不那么容易了。

书展上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大纪元》图片，左起：李梅、还学文、米勒夫人、仲维光、贝岭

10月15日下午，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勒夫人来到《大纪元时报》的展位上，表达她对对抗共产党独裁的独立媒体和流亡的中国异议作家的支持：如果我能通过任何一种形式为你 们提供任何一种支援的话，如果我的获奖能够为你们提供一种保护的话，我将非常高兴。闻者动容。这位十六七岁就走上反抗极权之路的纤弱而瘦小的女作家理解反 抗的艰难：我能够想象你们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为此承担怎样的风险。希望你们的付出能够得到回报。希望不久能偶出现一个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强制的力量，改变 中国的人权状况。她尖锐地批评，如今世界令人遗憾地仍然对专制政权采取让步、容忍，并且极力寻求妥协的态度。

书展上还有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十年前这位誉满世界的小说《铁皮鼓》的作者荣获诺贝尔文学奖，2006年七十九岁之际他在新书《剥洋葱》（《Beim Häuten der Zwiebel》）中透露17岁时曾加入希特勒冲锋队。面对公众，他辩解六十年前自己还少不经事。一样的年纪，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同仁米勒女士已经加入反对运动了。为什么顶着共和国道德权威的桂冠却一直隐瞒了这段历史？他没有回答，面对批评却抱怨待遇不公。格拉斯不仅是左派知识分子，还是党派知识分子。二十年前柏林墙倒塌的时候，尽管他的著名社会民主党人朋友、前德国总理勃兰特“彼此相属的，要在一起成长”的名言，他坚持反对两德统一。他战士般地指责书展开幕式上梅克尔总理对言论自由的坚持是对书展主宾国居高临下，绅士般地体谅一个钳制言论自由的政府，对他那些因此而受难的年轻的中国同行却未置一词。

他们会把他储存在记忆里，一种与那个剥夺他们表达自由的政府分不开的记忆里。

里普根没有避开的收获

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以颠覆始，始于里普根—书 展国际中心主任、中国项目负责人，是他为书展先是邀请后又撤邀了戴晴和贝岭两位非官方个人，而这两个客人又不期而至。不料又以颠覆终，又是终于里普根。他 在闭幕招待会前通知两位：接外交部通知，会上不安排他们讲话。事情曝光到媒体，里普根被书展解聘，立即生效，理由是，涉及书展主宾国中国与他“持续的协调困扰”。

他被解聘，引起不少人同情，认为他是做了替罪羊，先是他的雇主—书展或者说博斯—的替罪羊，后也是他雇主—外交部—的替罪羊，外交部也是书展的主办人之一，书展国际中心隶属外交部。

里普根真是在夹缝中进退两难？他的老板书展负责人博斯在9月10日 新闻发布会后立即公开表示：当然不能有附加条件。在德国，一切合法的都是允许的，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书展上也是如此。法兰克福不是可 以控制公众与言论的地方。里普根何来压力非在最后一刻再去排挤非官方的中国人士？带着这个疑问，我去寻找不见于正式场合的里普根的意见。

在两位非官方人士戴晴、贝岭受邀又被撤邀出席书展前奏讨论会的内幕曝光后，德意志电台当即（9月10日）当即采访了里普根，称之为项目主任的辩护。（http://www.dradio.de/dkultur/sendungen/thema/1031989/）。姑且不谈里普根坚持书展没有邀请两位非官方人士因此并无撤邀之说的矛盾不实之词，而视之为这类情况下常见的“正当”防卫。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对这个显然的错误理直气壮的政治辩护！不错，压力是来自中方，而且十分蛮横，里普根告诉记者，“我们的合作者、即组织委员会、书展的中国客人强硬表明，我们绝不要在法兰克福看见这两个人，他们来，我们就撤”。而他，不言而喻地接受了中国官方的压力，施加到两位非官方人士的身上，晓谕他们“不要因为他们的参加使讨论会流产，他们还是不来的好，否则要担太大的责任”。姑且继续把它视为里普根的正常防卫，不过撤邀一事是确有其证了。里普根先生不适可而止，再一步就跨得太过了，“讨论会的目的是和我们的合作者、中国官方对话，而不是什么人权、言论自由的问题，……中方明确表示，这两个人的出现会损害这种会谈”。可这是书展组织的活动，是公开的讨论会，不是秘密的外交会谈！里普根可能不知道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至理名言，“秩序”可是在德国人的血液里观念，他难道不清楚，他是书展项目的负责人，不是外交部的官员？！不能全身而退，他怪不得别人。

书 展闭幕式招待会取消戴贝两人的发言，几乎是书展前奏讨论会邀、退二人的重演。这种重演是冒险的，而里普根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因为他没有认真感受书展一个月 以来的变化，拒绝面对两个非官方中国人作为平等的有尊严的个人。这种重演注定不会有好结果。在先的事故有书展顶着，有博斯出来道歉。闭幕招待会的事故发生 在外交部的名义下，却没有人出来为他顶住了，他必须自己承当。被解聘的理由，与他“持续的协调困扰”不是没有道理的，里普根再一次触犯了书展安身立命的底线—言论自由，损害了好不容易修复的书展的形象。这一次书展失去了耐心。

如果有机会，里普根可能会继续重复类似的错误。解聘之后，像一个月前一样，他又不断地重复，书展没有请戴贝两人在闭幕招待会上讲话，那不过是他们梦笔生花的想象力。如此，里普根先生通知两人取消发言，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也许，这是有里普根先生躲不开的宿命。

汉学家顾彬

对流亡诗人贝岭——恶狠狠的怨

    回顾本年法兰克福书展，不能不提到波恩大学的汉学教授顾彬(Wolfgang Kubin /图左)。书展前前后后，顾彬教授一直不遗余力地攻击和伤害贝岭和流亡的异议知识分子，大有不置死地不罢休的劲头，但是在捍卫他学院生涯安身立命的基本价值上，却几无声响。

顾彬对贝岭个人、对中国异议知识分子绵绵不休的怨恨，并不始于今日，几年以前，他就在撰文攻击他们（见“21世纪中国文学的地位”,http://www.jintian.net/pinglun/kubin2.html），说贝岭2000年回中国因印刷发行《倾向》杂志被捕经美国著名女作家苏珊•桑塔格呼吁营救出狱被驱逐出境，是故意—故意触犯当局禁令，是自找—为了名与利的好处。中国政府的禁令对顾彬先生天经地义，“熟悉大陸的人都知道，如果得不到許可，任是甚麼人都不得公開舉行有外國記者參加的新聞發布會。……但是，這是一場公開的國際新聞發布會，單單是這個事實，也仍然是對當局公開的冒犯”。中国政府为什么可以禁止言论、结社和集会的自由，为什么不从就要被捕，这正当吗？顾彬教授当然不质问政府。团结工会在波兰，七七宪章在捷克，星期一游行在莱比锡，什么时候对自由的追求不是对专制的有意的冒犯呢？作为一个与东欧比邻的西方知识分子，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对中国政府，这种态度不是始于几年以前，而是长久以来一直暧昧；不是顾彬教授个人，而是德国汉学家基本如此。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他们面对中国政府自觉地噤声，也从中国政府得到了所企求的回报—到中国访问、交流、骂人—当然不骂政府，而八九年以来一直坚持公开批评态度的德国已故马汉茂教授却为此付出代价—中国政府一直拒绝他入境，作为一个汉学家而不能去中国，他痛苦、他抑郁，他为此付出了生命。

几年之后，在今年法兰克福书展“世界与中国”讨论会之后，顾彬先生不甘寂寞又跳出来攻击贝岭，甚至扬言这种所谓的异议人士与他们所谓的迫害者正手拉手地合作呢。他明白这不是事实，心里不踏实，所以才绕道瑞士《新苏黎世报》，投一短信，半遮半掩地放冷箭。作为鲁迅的翻译者，他也许不记得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而“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的话。10月15日书展中给德国公视三台的采访(http://209.85.135.132/search?q=cache:D5nFsDy6JDcJ:www.wdr3.de/mosaik/details/artikel/wdr-3-mosaik-13.html+frankrurter+Buchmesse+2009+Kubin&cd=24&hl=de&ct=clnk&gl=de&client=opera)中，顾彬先生再提攻击中国异议作家的话题：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官方非得要打击那些表演不可，……您说的那个人我就不提名了—显然，他不敢明担诽谤的责任—，他不是文学家更不算异议人士，我了解他的情况，他是在演戏。许多在我们这里自称为异议人士的，根本就不是，进入九十年代，他们全都回到了中国，在那里生活、教书、挣钱、享受，甚至同意当局查禁自己的作品，只有大诗人北岛一个例外。听到这里，我不禁失笑了。顾彬认识的流亡人士不幸都放弃和投降了，但贝岭没有、高行健也没有，可顾彬不认他们，以他们为敌，因为他们保持异议。

对官方——急不择言的护

与对流亡的、异议的、非官方的个人无顾忌的伤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顾彬教授对中国官方的态度，不仅无一字不恭，而且迎合中国官方的肆无忌惮，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力。记者请顾彬教授谈谈中国的审查制度，他告诉德国听众，“不是文革时代了，今天中国没有人因为写和写什么而进监狱”。在中国，受不受禁制、进不进监狱要看写什么；不碰当局的禁，顺政府的意，还得奖呢。顾彬教授有些话在德国“不允许”说—毋宁是没人要听，无处刊登—，可以到中国说。中国政府不仅给他自由，还给他奖励—中国出版政府奖（2007）。然而中国政府因为言论写作捕人入狱是不争的事实，例如胡佳、例如黄琦、例如谭作人……，因为他们触犯并且是“有意”触犯了政府的禁忌。这顾彬教授可能没有看到，却不能没有听到，他总不能说所有这些被捕入狱的人都是自己在演戏吧？！关于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顾彬教授认为，今天在中国“人们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写什么写什么”，至于出版审查，“是出版社决定，出什么书、不出什么书。出了问题，是出版社的，不是作者的。……一般是接到上边的电话，被告知什么题目禁谈，哪些字眼禁用”。可如果上边一个电话就可以枪毙一部作品，关闭一个出版社，何谈出版自由、写作自由，何谈什么“想写什么写什么”？！顾彬教授连基本的逻辑一致性都不要了。

对北岛——顾影自怜的爱

是教授的EQ出了问题，还是IQ出了问题？看来两者兼而有之。顾彬先生的观察能力、判断能力以及他的学术信誉—独立于政治、利益以及个人好恶—都不能不受到质疑了。

顾彬诟病流亡海外的异议作家，说他们进入九十年代都放弃异议回国去教书、赚钱、享受和投降了，除了北岛一个例外。这不单是一个错误的论断，而且是谎言。八九年之后进入九十年代，是异议作家流亡而不是投降的开始。这种时间上的错置，与顾彬这一代汉学家特别钟爱八十年代有关。而北岛在他那里幸为例外，不是因为他坚持流亡，也不是因为他拒绝投降。北岛1994年试图回国，因为拒绝承诺当局的附加条件而被拒之门外。但2000之后几乎年年回国：2001经特殊渠道短期回国，2002年经政府获准回国，返美后即宣布退出“中国人权”—中国政府黑名单上的反动组织。2003再度回国并在国内出版诗集，2004年在官方顶级文学杂志《收获》上开辟专栏，2006年被政府准许回国定居工作，2008年应聘香港中文大学，有传是北岛此前争取到清华大学执教未果。北岛如上诸种归国之举的内情外界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则无须猜测，政府的“批”“准”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不会是没有条件的。北岛回国的这些事情顾彬可能不全知，却不可能全不知。如此说来，北岛才正是他所不齿、所痛骂的伪异议者。然而，北岛是他的资源，是他捧的角，是他的所爱，他常年努力为北岛角逐诺贝尔文学奖。把北岛从他诅咒的伪异议者类中例外出来，显然是个谎言，是一种自恋、不能明言却又舍不得、丢不掉的自恋的反射，是授人以柄、无 “理”且无“智”的笑柄。当然，无知与傲慢之下人是不懂得脸红的，而失去了脸红的能力，什么事情就都可能发生。

学术上——捉襟见肘

顾彬教授“理”“智”上更致命的问题，还在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判断上。采访中谈到他喜爱的两位中国当代小说家莫言和余华，顾彬大胆放言：他们是中国的先锋派、卡夫卡的后继。八十年代写了不少短篇，后来返回中国传统叙事手法，几百年的时间跨度、上百人的情节场景，……。

对中国当代文学我仅偶有关注，偶有所知，但汉学家顾彬如此天方夜谭，却是始料未及。仅以莫言为例，他是大众熟悉而喜闻乐见的作家，其作品与余华是明显不同的类型，《红高粱》对《活着》，无须赘言。汉学教授顾彬竟然能把二者等量齐观！《红高粱》1986年刊出，2001年《檀香刑》问世。有中文评论认为，莫言自八十年代中即以乡土作品崛起。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见称，主题常以夸张的、荒诞化的意像呈现，小说中充满进攻型的、汁液横流的语言。从《红高粱》到《檀香刑》他创作风格的变化，是对民间文化形态从不纯熟到纯熟，不存在一个从“西方”的魔幻到本土的民间的选择转换。这两本书碰巧我看过，对莫言小说叙事的这一评论是中肯的。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可以视为对莫言小说叙事的直观诠释：炫目而刺激的色彩，强烈而攻击性的对比，高度紧张的戏剧性冲突……莫言与先锋派无关，和卡夫卡更扯不上。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先锋派，以摩登、超前、极端为基本特征，看看超现实主义或是达达派的绘画，它们完全颠覆了当时代人对造型艺术的传统审美方式，那是先锋派。莫言小说的奇异在其情节，在其语言……，就是不在其叙事方式，他的叙事方式显然是民间的、传统的，大众喜闻乐见的。卡夫卡则以其叙事文字的高度简洁、极度精确而非抒情性见称，与莫言那种夸张渲泄、“汁液横流”的语言之对立再极端不过了。这是常识，不必是汉学教授也该知道。

为什么权威汉学家会发生这种贻笑大方的错误呢？原因至少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这一代权威汉学家不能面对汉学研究与交流的正常化。在采访中，我注意到，顾彬教授屡屡提到“八十年代”：“八十年代”那些如今的伪异议者还曾异议，“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还不是垃圾，……

对于顾彬这一代汉学家，“八十年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他们在八十年代取得教授位，可以在社会发挥影响。“八十年代”，在官方的渠道之下，西方汉学界自1949年以来终于开始有了与中国、中国作家和学者甚至是个人的交流。而对于中国的作家学者，汉学家几乎是他们在西方社会打开通路—访问、演讲、研究、出书—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必经之途。换句话说，不仅中国的作家学者，而且当代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的话语权都垄断在西方汉学家手里。在开放与封闭社会的不对等交流中，这种不对称无法避免。那时，西方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学的判断不会受到质疑，不是因为它们正确，而是质疑的可能性尚未形成—在另一边还没有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对等的学术界。八十年开始，德国汉学家们享受着一花独秀的特权，却没有感“觉”到它—没有自觉意识到这种交流—交接而不对流—的贫困。二十年来情况在变化，更多的开放、更多直接的国际交流。对中国学者作家个人这意味着渐少的依赖性、渐多的自主性和日趋平等的交流；对德国的汉学家则意味着，渐少的特权—交流的掌控与话语上权的独占—，渐多的交流正常化—平等的与对等的。他们不再那么被捧为神明，像在其他学科一样，他们要学习和习惯面对质疑与接受批评。但优遇惯了，改变是困难的。采访中谈到当前中国文学和作家的商业化现象，顾彬愤慨地表示他绝不能原谅这些向钱看的作家。听来让人忍俊不禁。中国这种文化与学术商业化的现象是他研究的对象，他可以分析批评；但他的原谅与否，无论对于这种现象还是对于他的研究都毫无意义。这样一种态度反映了对交流正常化威胁的一种顽强的心理抗拒。然而，毋宁顺应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和调整自己，面对并接受交流的正常化；死抱着正在逝去的八十年奉送的那种不可能长久的特权与优越感不放，只能使自己变得可悲、显得可笑。

对交流正常化另一种形式的抵抗反映为靠拢官方。这些年顾彬益发地尖锐极端，敢说敢骂，但他狂批滥骂的目标却是高度精确，它可以是当今中国文学的整体，可以是他能容忍的作家个人，就不是中国官方，它的意识形态、它的言论控制、它的出版检查。这就是为什么批评与叫骂，他还是能常来常往于中国，还是官方中国最受欢迎的西方汉学家，还受到中国政府的奖励。堤内损失堤外补，正常交流带来的损失到非正常的交流那里去补。顾彬教授正义声讨中国文人放弃、投降、赚钱时，应当哪怕是偶尔也想到自己。

对于中国文学的误判—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是垃圾，还是关于莫言与余华的小说叙事—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汉学家本身训练与学养的不足—部分地根源于德国汉学教育体制本身，例如德国汉学系学生的硕士、博士论文不用中文撰写。像顾彬这一代的德国汉学家，少有人能把汉语作为工作语言使用—口语，不能用中文作学术讨论；文字，不能用汉语写作。想想看，学习德国文学的中国留学生在中国、在德国要用德文阅读文献和撰写论文，他们为此所要完成的德文语言训练，是这一代汉学家对于中文语言所不具备的。如何能期待他们理解、研究和判断那种文字的作品呢？这种语言能力的基本缺欠缩水其汉学研究品质则是不言而喻的了。此外，与英国、美国、法国……所有这些语言文学的研究领域不同，顾彬这一代汉学家迄今为止还不曾遭遇旗鼓相当的学术挑战与竞争，即他们还没有面对一个正常的和有品质的学术界，他们的汉学基本上还是在自说自话，坐井观天。上个世纪前叶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的话“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表达的是有底气有实力的心愿。当年的国际汉学界面对的是像陈寅恪、陈衡哲、陈垣、董作宾、傅斯年……这样的大学者，对于汉学是要有一点真学问的。而顾彬这一代汉学家从不过是中国当代时事、从一点“八十年代”起家的。孔子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因为无知，顾彬教授才有那种几乎漫画式的傲慢，那些信口开河的不知所云。

此时，我脑子里又跳出鲁迅先生给年轻人的忠告，“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导师”。

【还学文简介】198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分析哲学洪谦先生所招收的派出德国研究生。83年十月到德国，德语考试通过后，84年二月到雷根斯堡从师德国当代著名分析哲学家库彻哈学习分析哲学。86年十月获得分析哲学硕士。八九年后到波鸿大学从事当代中国思想研究，并同时研究德国传统思想和当代西方左派思想批判。现在被迫居住在德国，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