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特稿2009年11月15日～20日（连载）】
平心看颠覆
提起“颠覆”，令人立刻联想到那些那些出人意料、令人震撼的事件，像哥白尼的日心说颠覆了对托勒密的地心说，迈克•杰克逊的演唱颠覆了古典的音乐舞蹈，近年来流行全球的露股沟低裆裤颠覆了传统的服装审美，像德国四年一度的大选是选民对政府的颠覆……
“颠覆”，不过是用来指称变化，那些重大的、急遽的、出人意料、令人震惊、影响深远的变化，变化所及则无所不至，文化的、科学的、社会的、政治的……。
在 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变化都是常态，即使是颠覆性的变化。在一个民主、法治、自由、和平的社会，颠覆可以是令人兴奋的，却不必是令人不安的。民主制度之 下，颠覆政府不是犯罪，而是公民受到宪法保护的不可予夺的权利。美国人投票颠覆了布什的政府，德国人大选颠覆了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社会依旧安定和谐。颠覆 政府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至于如何看待这样或者那样的颠覆，见仁见智，那是思想与言论的自由。
颠覆不必是破坏性的。破坏性的是对颠覆的扼杀，以政治权力、以国家暴力的扼杀。像在今天共产党极权制度下的中国，对一切敢于对抗国家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国民，概以“颠覆国家”罪逮捕、判刑和关押，以为动用国家暴力就可以镇压一切“颠覆”，一劳永逸地消灭一切党国计划外的变化。如果胡锦涛们还具有常识的智力面对二十年来现实的中国与世界的话，就不会昧于明白的历史与现实：颠覆随时随处都会发生、都在发生，扼杀“颠覆”无异于螳臂挡车，扼杀“颠覆”者到头来必被“颠覆”。像二十年前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昂耐克、死无葬身之地的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像国内压不住的维权与反抗。法兰克福书展前奏讨论会上中国官方代表一意孤行，到头来被颠覆的是自己。
法兰克福书展的传统
图右为贝岭，作为还学文
到德国很多年了，一年一度的法兰克福书展经历了也有二十几度了，但都未曾到法兰克福亲历书展。每年书展期间，像《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和《法兰克 福评论报》这样的大报每天都会增刊厚厚一叠文学版，推出畅销的新书、介绍文坛的老将与新人。对于像我这样对于德国文坛只偶有浏览的读者，会在这里遇到自己 曾经相识又喜爱的作者与作品，了解到文坛的的掌故，是十分令人愉悦的事请。与书展联在一起的还有德国图书交易联合会一年一度的和平奖，这是德国非常著名的 大奖。颁奖仪式定在书展闭幕的那个周日，会有著名的政要出席，电视台全程实况转播。在和平奖六十年的历史上，人们认识了许多十分杰出的获奖者，非常精彩的 获奖致辞与贺辞。记忆中印象深刻的有一九八五年耶路撒冷市长T•考莱克（Teddy Kollek）获奖，一九八九年日后的捷克总统哈维尔获奖，一九九一年有前匈牙利著名异议知识分子康拉德获奖。德国前总统魏茨埃克在八四年和九三年两次发表贺辞，他优雅的德语与不落俗套而洋溢着人文气息和充满批评精神的演讲，令人久久难忘。在1984年到1994年间他连任两届德国总统，1985年5月8日二战德国投降40周年纪念日上，这位新任的总统把这一天称为德国人“从仇视人类的纳粹暴政下被解放出来的”的日子。此举堪与德国前总理勃兰特1970年12月7日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相比，对于此后十五年后依然保守的德国主流社会不啻是一个“颠覆”，在其后很长时间内还被讥为“漂亮的空话”。
这是我所经历的法兰克福书展的传统，崇尚人文精神和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来自于书展所由创立的基本价值：自由、人权、和平。在我有幸亲历这个传统之前，书展和平奖1958年授予雅思贝尔斯，著名德国犹太心理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与会致贺辞的是另外一个世界著名的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1977年授予著名波兰流亡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他的《马克思主义主潮—产生、发展和衰落》已成为世界上研究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必读书，它的第一卷的中译本近年在中国问世。1979年授予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二战结束后，他率先（1945年）访问德国，为被解放的纳粹集中营囚犯演出，并最早（1947年）和与纳粹有染的著名德国指挥家福特万格勒同台演出。此举当时遭到许多指责，但是在文化艺术领域中，与二战后援助民主德国重建的马歇尔计划或许有异曲同工之妙。1981年授予旅居德国的苏联流亡作家科佩列夫（Lew Kopelew）；……
全新的挑战
如今尘埃落定，回过头来看，必须承认，2009年第六十一届法兰克福书展，充满了颠覆性和戏剧性，但是一个空前成功的书展。
空前是因为，自从1976年设立主宾国以来，以一个共产党极权国家为主宾国，本届书展是开天辟地第一次。2005年 书展的主宾国是韩国，但是北韩拒绝出席，当时书展主持人博斯刚刚走马上任。书展还不曾有和共产党极权国家打交道的经验：冷战时期，和铁幕后的共产党国家没 有交道；冷战结束，与之相交的东欧各国已经是民主国家了。不仅是对博斯，对西方公众社会与一般民众而言，中国毋宁是一幅炫目的改革开放社会的宣传画，共产 党的形象被斑斓的色彩与耀眼的光泽隐去了。
书展当时之所以能够邀请民间独立的个人出席“世界与中国”讨论会，因为言论自由对他们不言而喻，因为他们天真地相信，中国可以接受他们的价值，和这个国家可以按常理打交道。在其前的一切协作中，中国不是一直慷慨而大度吗？
当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时候，书展的举办者撞见了合作者“软实力”后面超级专制大国的真“强拳”， 撞到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坚硬内核：不准异议人士出席，虽然仅仅是两个与政府声音不同的个人。顿时，书展方无还手之意，立即让步，软硬兼施阻止两位异议人士 赴会，只求保住中国的参展。什么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书展六十年安身立命之本、书展的自由主义传统，一时间统统化为乌有。为了生 意、为了利益—已到手的和被许诺的利益，不惜任何代价？！……这是令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在这里自由生活的人们真正不安的。
新闻自由颠覆了政治交易
听起来像惊险小说，可“中国的”第六十一届法兰克福书展真的就是这样黑箱作业的，又是依靠新闻自由、依靠民主社会无冕之王的新闻媒体之力，这样被颠覆的。
计划中在展前一个月，九月十二日有一场题为“世界与中国，感觉与现实”的公开讨论会，书展早就对戴晴和贝岭发出了邀请。会期在即，中国项目主持人里普根（Peter Ripken） 一方面无所作为地屈服于中方威胁退出的压力，另一方面却大有作为地阻止异议人士成行：书展给戴晴预定的机票被作废掉了，对贝岭晓之以理：不来，机票仍可报 销；若是硬来，那就完全是你个人的事情了。扼杀两个独立的个人，没有组织、权力和政府撑腰的个人，对于一党独大的中国政府司空见怪。然而里普根、书展、还 有里普根背后的政治力量居然助纣为虐！玩火之中他们忘了，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而纸里包不住火！
计划中的展前新闻发布会是在9月10日11时，讨论会的两天前。新闻发布会上《大纪元时报》记者曝光了对流亡诗人贝岭邀请又撤销一事。书展居然屈服中国官方压力、牺牲言论自由、阻拦异见人士，中国的新闻检查居然全球化到了民主自由的德国！媒体顿时大哗。当天，德国政府人权委员会代表诺克（Günter Nooke）就此发表谈话，要求书展对人权明确表态（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4678157,00.html），同时传出外交部表示对戴晴旅德赴会提供签证上的一切方便。事态急转直下。
而肇事人书展国际中西主任、中国项目主持人里普根却还在撞了南墙不回头地辩护对中国官方的妥协，"面对压力，我们做出了让步。权衡利弊之后我们认为，本周末举办的讨论会上是为了和中国官方进行讨论 ……要想和中国高级官员、学者和记者进行对话，那就必须作出一定的妥协"（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4676236,00.html）。是迟钝还是傲慢？是他个人的见解，还是书展的意图，亦或是一种传声的姿态？匪夷所思！
次日，9月11号午后，两位非官方的个人自费赴德—戴 晴与中国代表团同机，一同出现于法兰克福机场，被媒体包围。于是中国参展、民间人士与会成为焦点事件进入公众视野，置于媒体监督，不再是幕后交易可以掌控 的了。本来对书展、对中国参展鲜少了解与兴趣的媒体和公众开始睁大眼睛注视事态的发展，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自由价值在自己的国家和土地上遭到了极权政治 的挑战与威胁。
颠覆接踵而至，一个比一个震撼！
当天下午，在书展网站上刊出书展负责人博斯的公开道歉。
“各位同仁：
有关《中国与世界，感觉与现实》国际讨论会的报导令我震惊。
我深深抱歉，非常恼恨我方在准备阶段组织沟通讨论会时犯了错误，做了不该做的妥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误会与愤慨。
今天下午，中国项目负责人彼得·里普根将去法兰克福机场迎接戴晴。我期待着贝岭也来法兰克福参加讨论会。对此我非常高兴，并希望两位知识份子与会的争论带来一个深入的讨论会。
我们将继续与各方对话，包括来自中国和其它各国的作者和知识份子、笔会、中国官方，当然也包括媒体。
我向大家保证，法兰克福书展坚决支持言论、思想和新闻自由。”
在 德国生活多年，经历了许多公共生活中因丑闻败露而不得已的退却，即使是面对全无招架之功的毁灭性指控，大多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体面退场。博斯这样公开的 道歉、不绕弯子的认错、明确的承诺，颠覆了官场中迄今一切惯见的潜规则，确是前所未闻。而且博斯其后信守了他的承诺，在书展中甚至是非常彻底地为不同的声 音提供了充平等的机会。他的急转弯不仅是明智而且是值得尊重和令人称道的。
自由的个人颠覆了极权的政府
确如题目所云，这一场讨论会货真价实的是“世界与中国”—舆论一律的中国与言论自由的世界，“感觉与现实”—横行世界的感觉与面对世界的现实。讨论会戏剧性频频，高潮迭起，充分展示了那个崛起中的官方中国，它的强横与无理。
讨 论会上主人法兰克福市长罗特女士热情坦率的讲话，对中方已是一百个不中听。作为战后在自由民主中成长的一代，她热情呼吁毫无保留地支持争取民主自由的人 们，坦率批评展方在邀请异议人士与会上缺乏承担的妥协，直陈自己在与强权中国打交道中有所不为的经验。令官方中国更不能容忍的是戴晴、贝岭两位异见人士竟 然出现在德方席上，而且居然安排戴晴致辞。官方中国视之为挑衅，不顾多方劝阻，率队离席抗议。会场上下大哗。不过是另一种声音而已，不同的声音不必赞同， 也用不着抗议，更无法消灭。一个习惯异见的社会，无法理解这种举动。重新回到会场后，中国代表团长、前驻德大使梅兆荣失态于高八度的音调：我们不是来听你 们上民主课的，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不能见容戴晴和贝岭，说是他们不代表大多数中国人，然而却不能回答记者问，怎么确定谁能代表中国人，不属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是否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官方学者替上司代言：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大多数人利益，是通过法律确的。讨论会开幕式，原来只有七十人报名采访，在两位异议人士先受邀后出局的内幕曝光，只能容纳一百三十人的会场挤了近三百人在里面。
这讨论会的现场效应倒是应了中国驻德文化参赞赵彬致辞中引用的一句俗语，“百闻不如一见”。读者和观众亲历了中国的强大—一个共产党专制政权的蛮横与威胁，它坚硬而不退让的意识形态，和官方控制的自由繁荣的假象。这里的人们开始关注书展、关注主宾国中国，对灌输给他们的中国快餐，开始质疑、追问。
这一颠覆性的转折对德国社会和书展而言，都是始料未及的积极收获。竟然出现这样不能控制的转折，被迫面对这样直接、尖锐而无法回避的挑战、丢尽脸面的冷战式的回应，绝不是中国官方事先预料于万一的。
毋须讳言，被颠覆的“世界与中国，感觉与现实”讨论会开幕式本身，无论如何是一个成功。一方面它迫使西方的政府与人民面对极权中国和自由世界的差异，另一方面它迫使中国官方面对国际交往中一意孤行与现实之间不容回避的距离。这个颠覆向所有各方—书展方、中方和德国的民众、社会和政府—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事情正在起变化——颠覆后的书展
颠覆后的书展，一言以蔽之，变化。变化在一切方面迅速地发生：展方在变，显著而果断地；中国官方在变，静悄悄地；德国的民众和社会在变，深刻而积极地。
经过“世界与中国”讨论会前后几乎是灭顶之灾，书展迅速转弯，转得果断、彻底。书展负责人博斯在开幕式上明确表示，书展一如既往地支持对话促进交流，秉持明确的原则—言 论自由的权利，为一切方面提供平等开放的对话平台。为主宾国举办的各项活动面向一切中国人：官方的中国人、批评政府的异议的中国人、少数群族的中国人、非 政府组织和机构的中国人。书展履行了它的诺言，异议的中国人贝岭、戴晴正式受邀出席开幕式，而且还有中国政府绝不见容的世界维族大会主席热比娅也受邀访 展。一个月前，媒体轰击之下的博斯还得狼狈地向中方道歉，换得他们返回会场。此刻，书展、毋宁说是德国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媒体、民众和政府，展现了它们 的力量。书展负责人主持人博斯充满信心：书展不是联合国，虽然我们无能解决问题，但是我们能够不回避冲突。
热 比娅一行维人参观了第六馆中国的展位，平安无恙！中国官方毕竟不得不面对现实了，出乎意料地迅速收敛了最初的蛮横。中国官方在变，悄悄地变，变得安静了。 在看过一个月前讨论会上中国代表团的退场和梅兆荣的颐指气使，面对梅克尔总理开幕上直陈自由文字对独裁统治的威胁与瓦解时，德国的媒体与公众惊异地发现， 贵宾席上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竟无反应，在过后的几天中居然也没有再发生任何事情。
这是最生动的进与退、得与失的辩证法。对德方而言，在颠覆之前是退与失，在颠覆之后是进与得；对中国官方而言，在颠覆之前是进而失，在颠覆之后则是退而得—至少在国际社会上不再继续丢脸。
然 而，颠覆后最深刻最重要的变化是读者的变化，是德国民众的变化。颠覆惊动了读者、观众和社会，他们睁开了眼睛，以好奇的心灵，以审视的目光，认真地去观察 一个真实的中国。与其他展馆相比，第六馆的中国展位显然安静而冷清，因为那里没有党国控制之外的自由言论与交流。第五馆外交部和波尔基金会的论坛举办了多 场中国主题讨论，吸引了许多听众。我经过那里的时候，正是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于建嵘在论证“我们政权”的强大与稳定，接下来是2000年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与海外诗人杨炼的对谈，听众特别多。看到座中的中国面孔，他们会主动和你交谈，与你交流个人的中国经验、自己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观 众的目光不再仅仅集中在官方中国那里，他们在寻找和倾听另一种的中国人的声音，异议中国人的声音，流亡中国人的声音。正因如此，第三馆《法兰克福汇报》大 展台斜对面《大纪元时报》窄小的展位，它陈列的图书和报纸，那里作家平台的演讲和讨论，不断地吸引着许多关心中国的读者驻足流连。
颠覆之后，再想操纵和导向德国民众的中国观，无论是对哪一方—中国官方还是德国政治和社会中被收买的获利集团—，都不那么容易了。
书展上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大纪元》图片，左起：李梅、还学文、米勒夫人、仲维光、贝岭
10月15日下午，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勒夫人来到《大纪元时报》的展位上，表达她对对抗共产党独裁的独立媒体和流亡的中国异议作家的支持：如果我能通过任何一种形式为你 们提供任何一种支援的话，如果我的获奖能够为你们提供一种保护的话，我将非常高兴。闻者动容。这位十六七岁就走上反抗极权之路的纤弱而瘦小的女作家理解反 抗的艰难：我能够想象你们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为此承担怎样的风险。希望你们的付出能够得到回报。希望不久能偶出现一个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强制的力量，改变 中国的人权状况。她尖锐地批评，如今世界令人遗憾地仍然对专制政权采取让步、容忍，并且极力寻求妥协的态度。
书展上还有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十年前这位誉满世界的小说《铁皮鼓》的作者荣获诺贝尔文学奖，2006年七十九岁之际他在新书《剥洋葱》（《Beim Häuten der Zwiebel》）中透露17岁时曾加入希特勒冲锋队。面对公众，他辩解六十年前自己还少不经事。一样的年纪，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同仁米勒女士已经加入反对运动了。为什么顶着共和国道德权威的桂冠却一直隐瞒了这段历史？他没有回答，面对批评却抱怨待遇不公。格拉斯不仅是左派知识分子，还是党派知识分子。二十年前柏林墙倒塌的时候，尽管他的著名社会民主党人朋友、前德国总理勃兰特“彼此相属的，要在一起成长”的名言，他坚持反对两德统一。他战士般地指责书展开幕式上梅克尔总理对言论自由的坚持是对书展主宾国居高临下，绅士般地体谅一个钳制言论自由的政府，对他那些因此而受难的年轻的中国同行却未置一词。
他们会把他储存在记忆里，一种与那个剥夺他们表达自由的政府分不开的记忆里。
里普根没有避开的收获
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以颠覆始，始于里普根—书 展国际中心主任、中国项目负责人，是他为书展先是邀请后又撤邀了戴晴和贝岭两位非官方个人，而这两个客人又不期而至。不料又以颠覆终，又是终于里普根。他 在闭幕招待会前通知两位：接外交部通知，会上不安排他们讲话。事情曝光到媒体，里普根被书展解聘，立即生效，理由是，涉及书展主宾国中国与他“持续的协调困扰”。
他被解聘，引起不少人同情，认为他是做了替罪羊，先是他的雇主—书展或者说博斯—的替罪羊，后也是他雇主—外交部—的替罪羊，外交部也是书展的主办人之一，书展国际中心隶属外交部。
里普根真是在夹缝中进退两难？他的老板书展负责人博斯在9月10日 新闻发布会后立即公开表示：当然不能有附加条件。在德国，一切合法的都是允许的，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书展上也是如此。法兰克福不是可 以控制公众与言论的地方。里普根何来压力非在最后一刻再去排挤非官方的中国人士？带着这个疑问，我去寻找不见于正式场合的里普根的意见。
在两位非官方人士戴晴、贝岭受邀又被撤邀出席书展前奏讨论会的内幕曝光后，德意志电台当即（9月10日）当即采访了里普根，称之为项目主任的辩护。（http://www.dradio.de/dkultur/sendungen/thema/1031989/）。姑且不谈里普根坚持书展没有邀请两位非官方人士因此并无撤邀之说的矛盾不实之词，而视之为这类情况下常见的“正当”防卫。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对这个显然的错误理直气壮的政治辩护！不错，压力是来自中方，而且十分蛮横，里普根告诉记者，“我们的合作者、即组织委员会、书展的中国客人强硬表明，我们绝不要在法兰克福看见这两个人，他们来，我们就撤”。而他，不言而喻地接受了中国官方的压力，施加到两位非官方人士的身上，晓谕他们“不要因为他们的参加使讨论会流产，他们还是不来的好，否则要担太大的责任”。姑且继续把它视为里普根的正常防卫，不过撤邀一事是确有其证了。里普根先生不适可而止，再一步就跨得太过了，“讨论会的目的是和我们的合作者、中国官方对话，而不是什么人权、言论自由的问题，……中方明确表示，这两个人的出现会损害这种会谈”。可这是书展组织的活动，是公开的讨论会，不是秘密的外交会谈！里普根可能不知道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至理名言，“秩序”可是在德国人的血液里观念，他难道不清楚，他是书展项目的负责人，不是外交部的官员？！不能全身而退，他怪不得别人。
书 展闭幕式招待会取消戴贝两人的发言，几乎是书展前奏讨论会邀、退二人的重演。这种重演是冒险的，而里普根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因为他没有认真感受书展一个月 以来的变化，拒绝面对两个非官方中国人作为平等的有尊严的个人。这种重演注定不会有好结果。在先的事故有书展顶着，有博斯出来道歉。闭幕招待会的事故发生 在外交部的名义下，却没有人出来为他顶住了，他必须自己承当。被解聘的理由，与他“持续的协调困扰”不是没有道理的，里普根再一次触犯了书展安身立命的底线—言论自由，损害了好不容易修复的书展的形象。这一次书展失去了耐心。
如果有机会，里普根可能会继续重复类似的错误。解聘之后，像一个月前一样，他又不断地重复，书展没有请戴贝两人在闭幕招待会上讲话，那不过是他们梦笔生花的想象力。如此，里普根先生通知两人取消发言，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也许，这是有里普根先生躲不开的宿命。
汉学家顾彬
对流亡诗人贝岭——恶狠狠的怨
回顾本年法兰克福书展，不能不提到波恩大学的汉学教授顾彬(Wolfgang Kubin /图左)。书展前前后后，顾彬教授一直不遗余力地攻击和伤害贝岭和流亡的异议知识分子，大有不置死地不罢休的劲头，但是在捍卫他学院生涯安身立命的基本价值上，却几无声响。顾彬对贝岭个人、对中国异议知识分子绵绵不休的怨恨，并不始于今日，几年以前，他就在撰文攻击他们（见“21世纪中国文学的地位”,http://www.jintian.net/pinglun/kubin2.html），说贝岭2000年回中国因印刷发行《倾向》杂志被捕经美国著名女作家苏珊•桑塔格呼吁营救出狱被驱逐出境，是故意—故意触犯当局禁令，是自找—为了名与利的好处。中国政府的禁令对顾彬先生天经地义，“熟悉大陸的人都知道，如果得不到許可，任是甚麼人都不得公開舉行有外國記者參加的新聞發布會。……但是，這是一場公開的國際新聞發布會，單單是這個事實，也仍然是對當局公開的冒犯”。中国政府为什么可以禁止言论、结社和集会的自由，为什么不从就要被捕，这正当吗？顾彬教授当然不质问政府。团结工会在波兰，七七宪章在捷克，星期一游行在莱比锡，什么时候对自由的追求不是对专制的有意的冒犯呢？作为一个与东欧比邻的西方知识分子，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对中国政府，这种态度不是始于几年以前，而是长久以来一直暧昧；不是顾彬教授个人，而是德国汉学家基本如此。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他们面对中国政府自觉地噤声，也从中国政府得到了所企求的回报—到中国访问、交流、骂人—当然不骂政府，而八九年以来一直坚持公开批评态度的德国已故马汉茂教授却为此付出代价—中国政府一直拒绝他入境，作为一个汉学家而不能去中国，他痛苦、他抑郁，他为此付出了生命。
几年之后，在今年法兰克福书展“世界与中国”讨论会之后，顾彬先生不甘寂寞又跳出来攻击贝岭，甚至扬言这种所谓的异议人士与他们所谓的迫害者正手拉手地合作呢。他明白这不是事实，心里不踏实，所以才绕道瑞士《新苏黎世报》，投一短信，半遮半掩地放冷箭。作为鲁迅的翻译者，他也许不记得先生说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而“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的话。10月15日书展中给德国公视三台的采访(http://209.85.135.132/search?q=cache:D5nFsDy6JDcJ:www.wdr3.de/mosaik/details/artikel/wdr-3-mosaik-13.html+frankrurter+Buchmesse+2009+Kubin&cd=24&hl=de&ct=clnk&gl=de&client=opera)中，顾彬先生再提攻击中国异议作家的话题：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官方非得要打击那些表演不可，……您说的那个人我就不提名了—显然，他不敢明担诽谤的责任—，他不是文学家更不算异议人士，我了解他的情况，他是在演戏。许多在我们这里自称为异议人士的，根本就不是，进入九十年代，他们全都回到了中国，在那里生活、教书、挣钱、享受，甚至同意当局查禁自己的作品，只有大诗人北岛一个例外。听到这里，我不禁失笑了。顾彬认识的流亡人士不幸都放弃和投降了，但贝岭没有、高行健也没有，可顾彬不认他们，以他们为敌，因为他们保持异议。
对官方——急不择言的护
与对流亡的、异议的、非官方的个人无顾忌的伤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顾彬教授对中国官方的态度，不仅无一字不恭，而且迎合中国官方的肆无忌惮，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力。记者请顾彬教授谈谈中国的审查制度，他告诉德国听众，“不是文革时代了，今天中国没有人因为写和写什么而进监狱”。在中国，受不受禁制、进不进监狱要看写什么；不碰当局的禁，顺政府的意，还得奖呢。顾彬教授有些话在德国“不允许”说—毋宁是没人要听，无处刊登—，可以到中国说。中国政府不仅给他自由，还给他奖励—中国出版政府奖（2007）。然而中国政府因为言论写作捕人入狱是不争的事实，例如胡佳、例如黄琦、例如谭作人……，因为他们触犯并且是“有意”触犯了政府的禁忌。这顾彬教授可能没有看到，却不能没有听到，他总不能说所有这些被捕入狱的人都是自己在演戏吧？！关于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顾彬教授认为，今天在中国“人们可以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写什么写什么”，至于出版审查，“是出版社决定，出什么书、不出什么书。出了问题，是出版社的，不是作者的。……一般是接到上边的电话，被告知什么题目禁谈，哪些字眼禁用”。可如果上边一个电话就可以枪毙一部作品，关闭一个出版社，何谈出版自由、写作自由，何谈什么“想写什么写什么”？！顾彬教授连基本的逻辑一致性都不要了。
对北岛——顾影自怜的爱
是教授的EQ出了问题，还是IQ出了问题？看来两者兼而有之。顾彬先生的观察能力、判断能力以及他的学术信誉—独立于政治、利益以及个人好恶—都不能不受到质疑了。
顾彬诟病流亡海外的异议作家，说他们进入九十年代都放弃异议回国去教书、赚钱、享受和投降了，除了北岛一个例外。这不单是一个错误的论断，而且是谎言。八九年之后进入九十年代，是异议作家流亡而不是投降的开始。这种时间上的错置，与顾彬这一代汉学家特别钟爱八十年代有关。而北岛在他那里幸为例外，不是因为他坚持流亡，也不是因为他拒绝投降。北岛1994年试图回国，因为拒绝承诺当局的附加条件而被拒之门外。但2000之后几乎年年回国：2001经特殊渠道短期回国，2002年经政府获准回国，返美后即宣布退出“中国人权”—中国政府黑名单上的反动组织。2003再度回国并在国内出版诗集，2004年在官方顶级文学杂志《收获》上开辟专栏，2006年被政府准许回国定居工作，2008年应聘香港中文大学，有传是北岛此前争取到清华大学执教未果。北岛如上诸种归国之举的内情外界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则无须猜测，政府的“批”“准”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不会是没有条件的。北岛回国的这些事情顾彬可能不全知，却不可能全不知。如此说来，北岛才正是他所不齿、所痛骂的伪异议者。然而，北岛是他的资源，是他捧的角，是他的所爱，他常年努力为北岛角逐诺贝尔文学奖。把北岛从他诅咒的伪异议者类中例外出来，显然是个谎言，是一种自恋、不能明言却又舍不得、丢不掉的自恋的反射，是授人以柄、无 “理”且无“智”的笑柄。当然，无知与傲慢之下人是不懂得脸红的，而失去了脸红的能力，什么事情就都可能发生。
学术上——捉襟见肘
顾彬教授“理”“智”上更致命的问题，还在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学术”判断上。采访中谈到他喜爱的两位中国当代小说家莫言和余华，顾彬大胆放言：他们是中国的先锋派、卡夫卡的后继。八十年代写了不少短篇，后来返回中国传统叙事手法，几百年的时间跨度、上百人的情节场景，……。
对中国当代文学我仅偶有关注，偶有所知，但汉学家顾彬如此天方夜谭，却是始料未及。仅以莫言为例，他是大众熟悉而喜闻乐见的作家，其作品与余华是明显不同的类型，《红高粱》对《活着》，无须赘言。汉学教授顾彬竟然能把二者等量齐观！《红高粱》1986年刊出，2001年《檀香刑》问世。有中文评论认为，莫言自八十年代中即以乡土作品崛起。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见称，主题常以夸张的、荒诞化的意像呈现，小说中充满进攻型的、汁液横流的语言。从《红高粱》到《檀香刑》他创作风格的变化，是对民间文化形态从不纯熟到纯熟，不存在一个从“西方”的魔幻到本土的民间的选择转换。这两本书碰巧我看过，对莫言小说叙事的这一评论是中肯的。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可以视为对莫言小说叙事的直观诠释：炫目而刺激的色彩，强烈而攻击性的对比，高度紧张的戏剧性冲突……莫言与先锋派无关，和卡夫卡更扯不上。二十世纪初出现的先锋派，以摩登、超前、极端为基本特征，看看超现实主义或是达达派的绘画，它们完全颠覆了当时代人对造型艺术的传统审美方式，那是先锋派。莫言小说的奇异在其情节，在其语言……，就是不在其叙事方式，他的叙事方式显然是民间的、传统的，大众喜闻乐见的。卡夫卡则以其叙事文字的高度简洁、极度精确而非抒情性见称，与莫言那种夸张渲泄、“汁液横流”的语言之对立再极端不过了。这是常识，不必是汉学教授也该知道。
为什么权威汉学家会发生这种贻笑大方的错误呢？原因至少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这一代权威汉学家不能面对汉学研究与交流的正常化。在采访中，我注意到，顾彬教授屡屡提到“八十年代”：“八十年代”那些如今的伪异议者还曾异议，“八十年代”中国的文学还不是垃圾，……
对于顾彬这一代汉学家，“八十年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他们在八十年代取得教授位，可以在社会发挥影响。“八十年代”，在官方的渠道之下，西方汉学界自1949年以来终于开始有了与中国、中国作家和学者甚至是个人的交流。而对于中国的作家学者，汉学家几乎是他们在西方社会打开通路—访问、演讲、研究、出书—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必经之途。换句话说，不仅中国的作家学者，而且当代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的话语权都垄断在西方汉学家手里。在开放与封闭社会的不对等交流中，这种不对称无法避免。那时，西方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学的判断不会受到质疑，不是因为它们正确，而是质疑的可能性尚未形成—在另一边还没有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对等的学术界。八十年开始，德国汉学家们享受着一花独秀的特权，却没有感“觉”到它—没有自觉意识到这种交流—交接而不对流—的贫困。二十年来情况在变化，更多的开放、更多直接的国际交流。对中国学者作家个人这意味着渐少的依赖性、渐多的自主性和日趋平等的交流；对德国的汉学家则意味着，渐少的特权—交流的掌控与话语上权的独占—，渐多的交流正常化—平等的与对等的。他们不再那么被捧为神明，像在其他学科一样，他们要学习和习惯面对质疑与接受批评。但优遇惯了，改变是困难的。采访中谈到当前中国文学和作家的商业化现象，顾彬愤慨地表示他绝不能原谅这些向钱看的作家。听来让人忍俊不禁。中国这种文化与学术商业化的现象是他研究的对象，他可以分析批评；但他的原谅与否，无论对于这种现象还是对于他的研究都毫无意义。这样一种态度反映了对交流正常化威胁的一种顽强的心理抗拒。然而，毋宁顺应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和调整自己，面对并接受交流的正常化；死抱着正在逝去的八十年奉送的那种不可能长久的特权与优越感不放，只能使自己变得可悲、显得可笑。
对交流正常化另一种形式的抵抗反映为靠拢官方。这些年顾彬益发地尖锐极端，敢说敢骂，但他狂批滥骂的目标却是高度精确，它可以是当今中国文学的整体，可以是他能容忍的作家个人，就不是中国官方，它的意识形态、它的言论控制、它的出版检查。这就是为什么批评与叫骂，他还是能常来常往于中国，还是官方中国最受欢迎的西方汉学家，还受到中国政府的奖励。堤内损失堤外补，正常交流带来的损失到非正常的交流那里去补。顾彬教授正义声讨中国文人放弃、投降、赚钱时，应当哪怕是偶尔也想到自己。
对于中国文学的误判—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是垃圾，还是关于莫言与余华的小说叙事—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汉学家本身训练与学养的不足—部分地根源于德国汉学教育体制本身，例如德国汉学系学生的硕士、博士论文不用中文撰写。像顾彬这一代的德国汉学家，少有人能把汉语作为工作语言使用—口语，不能用中文作学术讨论；文字，不能用汉语写作。想想看，学习德国文学的中国留学生在中国、在德国要用德文阅读文献和撰写论文，他们为此所要完成的德文语言训练，是这一代汉学家对于中文语言所不具备的。如何能期待他们理解、研究和判断那种文字的作品呢？这种语言能力的基本缺欠缩水其汉学研究品质则是不言而喻的了。此外，与英国、美国、法国……所有这些语言文学的研究领域不同，顾彬这一代汉学家迄今为止还不曾遭遇旗鼓相当的学术挑战与竞争，即他们还没有面对一个正常的和有品质的学术界，他们的汉学基本上还是在自说自话，坐井观天。上个世纪前叶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的话“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表达的是有底气有实力的心愿。当年的国际汉学界面对的是像陈寅恪、陈衡哲、陈垣、董作宾、傅斯年……这样的大学者，对于汉学是要有一点真学问的。而顾彬这一代汉学家从不过是中国当代时事、从一点“八十年代”起家的。孔子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因为无知，顾彬教授才有那种几乎漫画式的傲慢，那些信口开河的不知所云。
此时，我脑子里又跳出鲁迅先生给年轻人的忠告，“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导师”。
【还学文简介】1982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分析哲学洪谦先生所招收的派出德国研究生。83年十月到德国，德语考试通过后，84年二月到雷根斯堡从师德国当代著名分析哲学家库彻哈学习分析哲学。86年十月获得分析哲学硕士。八九年后到波鸿大学从事当代中国思想研究，并同时研究德国传统思想和当代西方左派思想批判。现在被迫居住在德国，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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