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家王力雄在新疆考察
● 边疆是地理和权力的双重边陲，王力雄探险西域，挑战书写极限，铺陈藏族维吾尔族兴衰存亡史，沁透对中华帝国的崩溃感
王力雄说：“一九八四年，我曾一个人用筏子在黄河漂流三个月”——这恐怕不仅是他写《黄祸》的起因，也是他后来二十年关注边陲的一个源头。九一年我初读《黄祸》手稿的时候，不知道他漂流过黄河，我作序曾极力推崇其“崩溃寓言”，而没有发现王力雄更奇特的一点，即他是中国人里很罕见的探险者（explorer），尤其是在他那一代人里——“共和国同龄人”、“红卫兵”、“老三届”？或许，文革大串联和文革后的高考升学，释放、取代了这一代心理上的某些东西，而“上山下乡”尤其“支边”的范围，也曾包括边疆，不过绝对不是“探险”。王力雄则是这个世代的异数。
“亡天下”里的西域探险者
“九十年代数次驾驶汽车在西藏长途旅行”，“十几年来，我走遍了西藏的所有地区（包括青、川、甘、滇四省的藏区）”；“从一九八○年，我前后九次到新疆，走遍了新疆每条主要公路，到过所有地区，五次翻阿尔金山，三次穿塔克拉玛干沙漠”——他这种“探险”经历，同龄人里曾有几人？日后，这批同龄人里“大一统主义者”比比皆是，或许跟没有这种经历有关，也未可知。“探险”给了王力雄别一番“眼光”和思路，是显然的。
“探险”在中文语境里，不具有西方式“拓疆”（frontier）和“殖民”（colonize）的含义，毋宁只是一种山河勘查。比如明末顾炎武，在清兵入关后从江南到北方游历，用两匹马、四匹骡子，驮着书箱，遇关塞险要便访老兵，与书本核对，二十多年里在山东、山西、河北来回奔走，晚年才定居陕西华阴，著卷帙浩繁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总结宋代以来不谙地理而至亡国的教训。与三百年前的亭林先生相比，王力雄所处世道，虽无“亡国”之虞，恐已在“亡天下”之列，他又在《黄祸》里进而极言天灾人祸导致文明沉沦；而游历边陲使他所忧患者，更不在华夏汉族的“山河”版图，而在边陲异族的生存危境。二十年间，他也有两部专著发表，关于西藏的《天葬》和关于新疆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
这两部书，在中国是绝无仅有的边疆民族兴衰存亡史，或可称为当代史里的《藏族志》、《维吾尔族志》，无疑也是一种人类学研究成果，甚至可以当作一个智库提供的报告；它们在体例上也很难归类，《天葬》乃是纪实、游记、当代史、人类学研究等多重书写的汇合，展示了历史／现实、神界／人间、政治／经济、困境／出路的立体西藏；《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则明显是回忆录、访谈和书信三种体例，综合而成关于新疆的全方位思考。在没有言论、出版、思想自由的中国，还是靠一个人的单独力量来完成如此宏大、浩繁的研究课题，真可谓奇迹；若从人类学研究角度来看，王力雄在一种“探险精神”支持下，完成了孤独的田野调查。
王力雄则对自己有清晰的界定，他说他的基本判断不是来自对文献、资料的研究，而是来自“亲身经历和体验”所提供的感觉——“我在许多藏民的牛粪炉旁喝过酥油茶，在不同的寺庙求过宿，会见过各个级别的政府官员，采访过当年的农奴和贵族，也和西藏的驻军打过不少交道。”（《天葬・自序》）他说他搞的不是“学术”，也拒绝提供“真理”、“药方”。
孤独，甚至恐惧，是王力雄在其西藏叙述中反复提到的一种感受：他漂流黄河时，日记里有“高原上的孤寂跟真空一样”、“孤独一个在无边无际的天地和荒凉之中”、“恐惧渗入身心、充满每个细胞”等记载；他并以孤独、恐惧来解释非藏族的“无人进藏”，也强调其为西藏宗教意识的一个人间根源，这种认识主体介入很深的观察，跟他又刻意“换位思考”于客体，形成极有张力的互动，乃是他的边陲意识的一大特色，后文还会涉及。
他的边陲考察、采访，在近二十年中国平庸的纪实性文字里，是作家拓展书写疆域、突破信息封锁乃至挑战体力、心力极限的一个特例；更遑论九十年代以后，民族主义升级为官方意识形态，“汉族至上”思潮和话语霸权在民间蔓延，民族问题成为禁区，王力雄在这种氛围下展开他的新疆考察，1999年被捕并在监禁中为抗拒逼供不惜自杀，险些丧身。就凭这几点，王力雄也堪称非虚构文学和人类学调查在中国的一个“探险者”。
对中国“大一统解体”的研究
由黄河溯源而上青藏高原，是一个双重的隐喻：既在地理上从中原到边陲，也在权力网络上从中心到边缘，所以西藏、新疆等区域，与中国／汉族的关系，也是一个双重的“中心－边陲”，其间复杂的历史、文化、政经脉络，可谓“剪不断、理还乱”，而王力雄作为一个来自中原的汉人，他所投射的边陲关注，在这种“双重性”里如何定位，令人瞩目。
无疑，王力雄面对边陲的焦虑，一直是投向“中心”的，即根本上他是在面对专制中国走向分裂的危机。为什么他写完黄河溃决泛滥之后，马上就意识到一个更大的溃决呢？他从“黄祸”开掘出更深一层的忧患：“大一统解体”研究——他是这个领域里第一个认真的中国人，除此之外，中国只有狂妄的民族主义分子和愚昧的大汉族主义者，其特征除了武力胁迫、轻言战争，就是阿Q式的恃强凌弱和虚言“反帝”的受虐倾向。比较搞笑的是，当 “说不”世代一浮出地表，中国边陲也响起另一种“说不”：台湾、西藏、新疆。
上述三个潜在分离板块中，台湾最抢眼，声音也最大，另外两个板块则沉默得多。其实，“台湾板块”因孤悬海外，中国势力不逮，惟有恫吓和围堵可施，若非岛内尚有国民党和外省人，以中共蛮横的对台政策，此岛恐已裂去。所以，若检视中共“大一统解体”控制方略之成败，要看另外两大“板块”——西藏等于66个台湾、新疆也有46个之多，“大一统”裂痕已深入骨髓，只是被掩盖着，或者大家装着看不见，王力雄则偏要“哪壶不开提哪壶”，而他那“不是结论”的结论，更指向悲观的“无解”境地，他命题西藏一书便说：“我给这本书取名《天葬》，就是取自这样一种意象——西藏在被撕裂，西藏正在死亡。”人们又何尝读不出另一种“天葬”：大一统中国的解体？
“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共产党标榜“国际主义”，骨子里却是帝国主义，斯大林的苏联和毛泽东的中国皆然。毛从不掩饰其帝王心态，也欲称王“第三世界”，对于中国版图，则是重返康熙的夙愿。毛时代的民族政策，以“阶级斗争”和无神论折腾有信仰的边疆民族，惹出五九年西藏暴动及达赖出走、六二年六万人逃亡的新疆“伊塔事件”；从邓小平开始的“改革”，名为纠“左”，实则改为赤裸裸的控制：经济上的“输血”和“掠夺”双管齐下，并不动声色以移民改变两个边陲的“人口比例”，愈加驱使维吾尔人藏人的离异之心，而弹压变本加厉，庞大国防军沦为护院家丁。
王立雄的西藏考察始于九十年代，因其焦虑一直投向“中心”，则他对“大一统解体”的思考，势必陷入所谓“改革话语”的罩门。他说：“之所以研究西藏问题，是因为我认为中国政治改革的首要挑战会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政治改革能否成功，甚至决定政治改革能否开始。专制权力总是把国家分裂的危险作为拒绝政治改革的理由。”其实不仅中共从无政治改革的丝毫意愿——“改革找死，不改革早死”，中国的“大一统论说”也确有同样的悖论：实行真的自治，便是分离的开始。这是为渊驱鱼的中共民族政策的逻辑后果。民族问题的终结，在于中国未来宪政的设计，须基于“种族平等”原则，否则无从谈起。
中庸与换位思考
中国人的价值观因欠缺人权维度，则断然不会有种族平等意识，这是“大一统”的死局所在。但是一项人类学研究，对于价值层面的东西，是无可如何的。《天葬》开篇就介绍了西方“主权体系”与东方观念的纠葛，不过我觉得，当代中国人（中原人）对西陲的看法，跟古代（中世纪）汉胡／华夷之间的征伐、怀柔那一套相去不远，只不过羼入了一截“近代耻辱”之后，其“受难遗产”多为负面、病态，大汉族主义特别亢奋，且有“民族自闭”倾向，听不见它的受难者的声音，而汉族精英中，对边陲异族秉持“同情的了解”者凤毛麟角，甚至“自由化分子”多数也持“大一统”理念。
汉唐间有“昭君出塞”、文成公主等西域美谈，传颂千古，究竟讴歌的是什么？难道只是那种为汉家“赎身”的奉献，而没有一点对异族“同情的了解”？不错，那时强虏环伺边陲，中原积弱，难道如今人家衰落了，我们就连昭君文成也不稀罕了吗？中原的强大，若无盛唐的胸怀在期间，“大一统”只是一个空囊。
“同情的了解”又谈何容易？王立雄的西藏考察，几与“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同步，而他挣扎其间的轨迹，也是明显的。他告诉亿万汉人（对西藏的常识只有才旦卓玛和小调“在北京的金山上”）几个匪夷所思的事实：高海拔与信仰是西藏文明的“核保护伞”，但边防又成为它的死棋；“大西藏”的“自治”，近乎是共产党丢掉四分之一江山，而一个达赖喇嘛就可以撬动整个地球……对于西藏问题，王立雄避免“斧子一边砍”，试图在北京与达兰萨拉之间找到一个公允的中间点，他几乎是摆足了双方的局限和弱点，以期引向妥协的“双赢”终点，毋宁是中庸之道，一种传统中国智慧。
这样的“中庸”，被王立雄带到世纪末的新疆，就再也用不上了。偶然的原因，是他的西藏考察模式不能沿用于新疆——他为了一本官方的新疆《文件汇编》而被捕；但深究一下，他遍游西域，进入异族的内心没有？《天葬》里藏人的声音是不是被过滤了？他反省道：“直到我入狱前，走遍了新疆的我，没有一个维吾尔朋友……至今，我未见任何汉人研究者真实展现过维吾尔人的内心。”不能“中庸”的结果，才使他开始“换位思考”，“那次入狱给我的最大收获就是结识了穆合塔尔。这本书正是因为有了他，才有了现在的角度——不再居高临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维吾尔人中间。”（《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前言》）这本新著乍看没有《天葬》系统、面面俱到，却是第一次由汉人替维吾尔人系统地向“大一统”体制发出抗辩，从民族自治、经济分配、宗教政策，直到汉族移民等一揽子冲突、难题，在伊斯兰文明深陷困境的今天，王力雄此书的先锋性，莫道汉语世界无人比肩，在与伊斯兰相抗的整个国际视野里，也是空谷足音。
中华无奈：帝国骄横，边陲凄凉
我作序《黄祸》时，称王力雄“有一种强烈的崩溃感一直在内心冲击他”，这是我跟他最有同感的地方，而他的忧虑毋宁首先也在大一统的主体汉人这一边。他致穆合塔尔的信中，谈到“中国离九一一有多远？”，谈到恐怖袭击摧毁三峡大坝，那便是他曾描写过的“黄河大溃决”，变成“长江大溃决”；他又进一步分析中国“大一统”有别于联邦制国家，其解体一旦开始，“可能变成一个找不到终点的过程”，“汉族地区为什么就不可以分离呢？”中国将四分五裂。
就避免灾难性的最坏后果而言，中心与边陲是均等的。在理念上同情支持西藏、新疆的独立权益，并非难事，难的反而是以平常心检视这种后果的灾难性，这是一种“伦理责任”。王力雄从“换位思考”更走向“设身处地”。他想象西藏“独立战争”的不寒而栗，“为数几百万的藏人将与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进行漫漫无期的较量，承受一场接一场在西藏本土进行的战争和巨大消耗……”；他也对穆合塔尔说：“新疆所有当地民族加在一起，不足中国汉人的百分之一。在人口和实力相差如此悬殊之下，如何指望用战争方式获得独立呢？”而且，独立未始不是继续分裂的开始，因为新疆是民族关系最复杂的区域，并非只有一个维吾尔族，未来的民族冲突会很暴烈。
王力雄也没有忘记告诉维吾尔人：“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共当年夺取权力的过程中，从不吝惜使用暴力，也毫不顾忌伤及无辜，以今天标准衡量，可算地道的恐怖组织。”他还给穆合塔尔讲了一个当年中共武汉地下党策划刺杀蒋介石的故事，方案选择的竟是在一个群众集会上，一百二十五人一起扔炸弹。在“恐怖主义”的竞赛上，伊斯兰极端分子跟共产党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其实，这已是眼前的事实。后“六四”二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奇迹”催肥“民族主义”，也将“大一统”充填成巨无霸，越发大刺刺的骄横起来，其效应便在“三一四”拉萨事件和“五七”乌鲁木齐事件，皆突发、血腥、扑朔迷离，国际社会如坠五里雾中，眼睁睁看中共将藏维两族玩于股掌之上，事后还不忘朝西方抹泪说它遭到“恐怖袭击”。在世间浑沌的舆论，和众多疆藏问题专家的分析中，我看只有王力雄独到而敏锐，指出新疆“巴勒斯坦化”、中国民族矛盾升级为种族对立；他并分析激化原因，乃中共在民族地区实行“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政策，后来发挥成“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其背后的利益驱动，是所谓“反分裂”的职能部门要“吃反分裂饭、升反分裂官、发反分裂财（平措汪杰语），而“所谓的‘分裂’越严重，帝国赋予这些部门和人员的权力就会越大，输送的资源也会越多。这决定了他们从本能上会希望‘分裂’问题始终存在。”这样的凌迫，正在把不杀生的藏民族逼向武力反抗，也把温和的新疆穆斯林激往极端。
王力雄的崩溃预感越来越严重了。他谈到沙堆结构的“一体性”，达到“临界”状态时，任何一粒新沙的滴落，都会导致沙堆整体坍塌。“大一统”结构正是趋近“临界”的一个沙堆。中共的骄横，恰好是它的无奈——不仅要维系专制，还必须在一个巨型结构里维系，崩溃是难逃的结局。王力雄的另一部《黄祸》正在预演。
——原载《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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