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特稿2009年9月1日】作家从维熙（见图）的《走向混沌》、《逃犯》、《大墙下的红玉兰》是享有盛名的。读者从这些作品中见识了政治迫害的残暴性和非人性，体味了社会黑暗一角的无边苦难，由此而发现从未听说、从未见过的另一世界。作家的经历奠定了他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础，他的文学天才又使这些生活素材得到典型的展示，从而使他的作品能以“大墙文学”而命名，大墙文学由此成为本土文 学的一个流派。对这样的作家，本应有更多更大的期待。因为这方面可写的题材甚多，暴露黑暗之所以成为黑暗的现实亟待作家去深入挖掘。一个合理的期盼是，从 这一流派手中诞生一部大陆中国的《古拉格群岛》，借以警醒世人。可惜，从先生没有向这方面进取，他的大墙文学创作似乎枯竭了。
最近见到从先生对汉字改革发表的意见。事情缘于一位政协委员建议恢复使用繁体汉字，从先生提出反对意见，这是目前关于汉字字体、字形讨论中的一段插曲。繁体汉字恢复与否，其中的是非曲直，应该依据汉字本身演变的规律以及当前的社会需要进行探讨。由于汉字改革涉及的只是确认表达思想时形诸文字的形式，探讨哪种“文字形式”有利于汉族文化的传承，有利于生活交流的顺畅，有利于书写的便利等等，这方面的争论与政治上的方向和变动无涉，与政权的性质无关。如果混淆了应有的界限，以当权者的政治规范作汉字改革争论的是非标准，恐怕就会南其辕而北其辙了。依我看，从先生恰恰在这方面按错了快门。这从他坚持使用简化汉字的理由可以看出。在他看来，“文字改革的繁改简，是科学发展观的产儿”，他叮嘱：“我们不能忘记改革开放年代，那位南行老人留给后代的警世铭言：‘落后就要挨打’、‘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要发展，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不能躺在古老的土炕上，鼾声如雷地打呼噜。”（《恢复使用甲骨文如何？》，《北京青年报》2009.7.11.C1）这就把一场纯系学术讨论的汉字字形问题硬挂上政治标签，以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邓小平的“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充当汉字繁改简的护身符，使学术探讨的思路走上歧途。
给汉字繁改简的演变套上“科学发展观”的盔甲，就必然要问：胡锦涛这一理念的“科学”二字是指什么？是指“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还是指“新三民主义”？如何证明汉字繁改简是“以人的本”的结果？如何证明汉字的异体并存是“和谐社会”的产物？这样乱贴政治标签，只能把自己的思想搅乱，弄得别人不知所云，彼此都坠五里雾中。邓小平提出“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是有特定指向的，与汉字改革并无瓜葛。难道汉字不改革就要“挨打”？难道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是指汉字必须改革？
把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政治化，把这种政治化见解刊诸媒体，以此表示自已的政治姿态，长期在大陆生活过的人对此是十分熟悉的。一切均以“政治”挂帅，一切都用“政治“解读，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表示当政者多么英明，掌权者多么伟大，任何变化都在他们运筹帷幄之中，所有未知都在他们超前掌握之中，由此引发对他们的盲目颂扬和无端拥戴。这就是当局多年来一直使用的愚民手段。鼓励这种颂扬，奖掖这种拥戴，把老百姓训练为低眉俯首的良民，把知识人调教为敬谨恭顺的奴才，这样才便于推行专制。难道作家从维熙也加入了这个吹捧当权者的合唱队？
今天的知识层在剧烈分化中：一小部分与当局结合，成为权势的分享者，大部分不作非分之念，只从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获得报酬，极少数正受到权力者的残酷压榨。那么，从先生的表现如何？是否从揭露社会黑暗的角色转而向当局靠拢，进而还要美化掌权者呢？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当然，每个人都有选择所走道路的自由。这里不过是将作家从维熙的变化作为一种知识层的象征动态来把握，从中寻找它的社会意义。知识层的动摇，它的分化，从江泽民主政时就开始加快，到胡锦涛主政时更甚。当权者以不同策略对付这个社会特殊群体，采取分而治之对策：（1）以铁腕镇压异议，扫荡维权，由此造成的血腥杀戮是一场又一场小型“六四”在各地复制。典型事例就是以黑社会手段对坚定维权的律师高智晟进行世界罕见的野蛮摧残。铁腕血洗迫使部分民主和维权力量悄然后退。（2）对反对力量着重施行怀柔策略，请喝茶，陪旅游，严监控，吓家属，表面上没有抓捕，实际上把牢房设在反对者家中，由此减弱了部分反对力量的抵抗力度。（3）用物质力量诱惑知识层移情转向。大幅提高知识层关键岗位薪给，大幅提高大专学生物质待遇，这是毛、邓时代未能做到的。由此把大部分知识人稳住，使之安分守己。这同1989年北大有的师生背着木箱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擦鞋的场面相比，显然有了重大区别。（4）制造和推动文化上的颓废主义、复古主义和在文化上大肆弄虚造假，制造太平盛世景象，用以迷乱群众视野，消磨群众斗志，让游戏人生的观念弥漫社会。群众的麻木是大陆社会的一大特色。（5）“六四”屠杀后，民主力量沉于谷底，几经翻腾，均被压下。民主活动20年来一直处于分散的、个体的、零星的、互不照应的阶段，迄今没有找到活跃的出口。总之，对民主、维权力量软硬兼施，对知识群体施以物质引诱，对社会进行颓废主义灌输，民主、维权力量徘徊不前，这就是当前社会的粗线条写照。在这种情况下，生活于现实中的人产生某种认同现实的意念是毫不奇怪的。在一强一弱、对比鲜明的力量对阵中，作为过去受过迫害、尝过辛酸的从维熙，由于自身生活有了很大改观，今非昔比，因而产生一种向当权者倾斜的意向，进而透露出向当权者输诚的表示，是很自然的。只有民主、维权力量不断壮大起来，在博弈中取得几个回合优势，才能吸引投向当局或保持中立的力量重新考虑自己的安排。
关于“中华崛起”的宣传更给这种社会力量强弱对比的现象增添迷人的色彩。中华民族真的“崛起”了吗？当局宣传GDP年均以两位数的增幅上升，似乎是支撑“崛起”的成绩，殊不知，这是靠压低1.2亿农民工劳动报酬、拒绝支付他们应当享有的社会保障金而取得的，是靠廉价转让宝贵的物质资源、严重污染清洁的环境而取得的。狠命剥削劳动力与狂热抛售物质资源造成GDP的增幅是不能持久的。只顾眼前，不计长远，只要现行GDP大幅增长能够保证财政增收需要，党政军可以因此大肆挥霍，哪怕对农民工和环境资源的巨额欠账超过现实的GDP总额也在所不顾。这是叫花子暴富主义！只要今朝有酒，哪管明日洪水滔天！当局还宣传外汇储备超过两万亿美元，似乎也是支撑“崛起”的成绩，殊不知，这是靠廉价拍卖经济主权获得的，表现为：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外资企业是15％至24％，相差120％至40％，等于引进由外商操控的巨额高利贷资本，外汇储备越多，所付高利越大；更重要的是，这些外汇是中外厂商对大陆中央银行的信用委托，中央银行收受外汇同时必须按当时汇率支付相应人民币，因此，这些外汇并非中央银行所有，它不能任意动用。不仅如此，外汇牌价随时更动，中央银行必须随时防备储存在它那里的外汇缩水，此次世界金融风暴就使大陆外汇储备饱受损失。既要引进外资又要促进出口以发展和繁荣经济，外汇储备上的这类损失是不可避免的。说穿了，外汇储备是当局手中一块烫手红薯，只能靠左右手来回�腾，不敢扔也不能吃，有什么理由为它而自夸自傲呢！看清GDP增长的实质，看清外汇储备增长的实质，也就不难理解，建立在这两项增长基础上的所谓“崛起”是什么货色了。它并不表示中共政权实力的壮大，恰恰相反，这是它外强中干、矛盾重重的表现。
还应注意的是，当局自吹的“崛起”其实是它“衰落”的表现，这是现象与本质的区别。本质隐藏在现象深处，不经理性的发掘是不会露出庐山真面的。“崛起”遮盖着它的“衰落”，人们很容易只停留于现象层面而不识本质，被其“崛起”的表象迷惑。这是大陆中国目前最大的盲区。看政权，高大巍峨，实力似在蒸蒸日上，因此，种种迷人的舆论便应运而生：（1）“和解”呼声甚嚣尘上。极力呼吁与当局和解，包括“社会转型的和解，历史问题总结和处理上的和解，突发事件群体事件敏感事件的和解，宗教信仰的和解”，前提是民间保证“摒弃仇恨的愚昧，报怨的无知，偏激的狭隘，任意的盲从”，并盼望执政党“在和解当中发挥主导作用”。“和解”的中心思想是：“我们都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是中华民族一份子，是彼此心连着心的姐妹兄弟。”（兰志学：《中国社会和解提纲》）满腔痴情，倾诉衷肠，中南海权贵会作出什么反应呢？他们不会把作者送入公安部所属神经病院接受治疗吧？（2）保证当政者坐稳权力宝座。极力昭示“《零八宪章》不是政治反对派的宣言”，宣称“我们已经摒弃传统政治思维中着眼于改变政权和更换掌权者的做法”，“我们极尽全力争取与政府对话”，为此“我们既不缺乏勇气，也不缺乏耐心”。（《〈零八宪章〉签署者代表徐友渔先生在捷克人权奖颁奖会上的答谢辞》）既不改变现政权，也不更换掌权者，这是关键的输诚条款。可惜，中南海权贵并不糊涂，他们记住《零八宪章》有一条“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如果取消了这一特权，还能够不改变现政权的性质和不更换现在的掌权者吗？靠掩盖矛盾、蒙骗对手，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3）主张推行“党主立宪”。极力渲染“党主立宪”的优越性，描绘既有“党主”又有“民主”的美妙。宪法对“党主制”未能作出具体规定而中共实际掌握的“军事统率权、行政首长提名权、制度创立权、决策权、复议权等等重要的不能和其他组织分享的国家权力”应在宪法中予以明确规定。为了确认“党权模式框架”，应“将中共中央规定为集体的国家元首，将中共地方组织规定为地方元首”，明确规定它们各自的职权和运行程序。鉴于中共党员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宪法中对共产党员的条件、权利、义务以及进出共产党的程序也应作出明确规定。”（刘大生：《党主立宪20年》、一至六论《党主立宪制》）这位江苏省委党校教员耗时20年的研究成果，居然要求把中共中央确定为“国家元首”、把中共党员的规范在宪法中明示，可见其思维的荒诞性。“党主立宪”的设想还体现在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为首的课题组所撰研究报告中，他们提出至少用60年时间完成“党主制”与“民主制”的结合。其核心是坚持中共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保证党管干部、党管新闻、党管土地，司法有限独立，民主集中制不变。（《从经济发展角度思考和设计政治体制改革》）显然，这些设计者既不肯否定中共专制特权，又想高悬民主招牌以惑众，贪心可谓大矣。（4）鼓吹民主改革“碎步论”。极力宣扬“大踏步改革风险性很大”，“开放报禁的提法，从中央至下面会有很多人难以接受”，步子太大。民主政治只能“碎步前进”，一些部门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法规出台前的论证制度，判案后复议和上诉制度，“类似这样的制度很好”，这就是“碎步前进”。“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这样的趋势，促进这样的趋势”。“前进中一定会有波折，……甚至有时候镇压一下，这很正常。”（《专访〈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思想解放不只是奥运策略》）这样的“碎步论”自然为当政者所欢迎，他们也会主动实施这种“碎步”改革，因为这样的微调有利于改进专制体制运行，巩固专制体制结构。在政治学，这叫改良主义。
在中华大地，在一片“崛起”声中，冒出这些呼吁、主张、声明、自白，颇象毫无约束的自由议论，各抒己见的自由探讨，它们都在争取广大蒙昧者的同情和支持。这些议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围绕中共专制政体起着不同的作用。“和解论”不是正在模糊群众对统治者残暴嘴脸的认识吗？“保权论”不是正在挫折群众对《零八宪章》的支持吗？“党主立宪论”不是正在诱导群众认同一党执政吗？《碎步论》不是正在欺骗群众追随改良主义吗？看来，作家从维熙向当局倾斜仅仅是个人道路的选择，而上述种种政治言论包含的社会意义却是丰富得多，宽广得多。它们以社会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为中共当权者所允许，在官方或半官方媒体公开出现，有些言论甚至有专门团体加以运作，如此形成铺天盖地的意识网络，涵盖已经被当政者愚弄得麻木的广大群众。要识别这一意识网络的作用，尽力摆脱它的诱惑，是不容易的。
这是一股与当政者的妥协之风。当人们把当局权力看得超乎实际的庞大，把当局的实力评价得过度膨胀时，很容易产生调和力量对比失衡的思考，于是，设法与权力者妥协的方案便会以各种方式产生。“和解论”不就是力求与当局妥协吗？“保权论”不就是力求让当局善待《零八宪章》、双方达成妥协吗？“党主立宪论”是企图在“党主”与“民主”之间折衷，“碎步论”是企图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折衷，折衷就是妥协。所有这些方案，尽管可以得到当局容忍，任其传播，却很难付诸实施，真实地妥协。真的可以“和解”吗？真的可以放任签署《零八宪章》吗？真的可以实行“党主立宪”吗？真的可以使民主改革不断“碎步前进”乃至前进到开放报禁吗？这些均不具备现实性。原因无它，这个政党所欠血账太沉重了，没有一代领导集团可以解决；这个政党没有纠错机制，只能一错再错（比如贪污腐化），让错误将其压倒；这个政党权斗频繁，无暇他顾，最后可能在窝里斗中崩塌；这个政党封闭性极强，对新见解、新力量极力排斥，而陈腐势力却能得到百般照顾。对这样的腐朽集团，不宜抱有令其新生的希望。
（2009.9.1）
从维熙，1933年出生于河北玉田县城北代官屯。年轻时曾任教师，后任北京日报记者、编辑。 18岁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出版小说散文集《七月雨》。1956年至195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1957 年反右期间，因其直言被打成右派分子，历经生活磨难，长达二十年。1979年重返北京文坛。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获全 国一、二、四届中篇小说奖；电影《第十个弹孔》获文化部全国第一届优秀电影奖。之后，作者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北国草》、《断桥》、《酒魂西行》、《逃 犯》、《裸雪》、《龟碑》，以及中篇小说集《驿路折花》、《雪落黄河静无声》、《祭红》、《牵骆驼的人》、《鼻子备忘录》；同时作者以火山喷发之势，发表 了大量的散文、随笔、文学短论等作品。1995年《从维熙八卷文集》问世，2000年作者回眸右派劳改生活的长篇纪实文学《走向混沌》三部曲出版，引起社 会强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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