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向》编者致鲍彤的信
鲍彤先生：
寄上一位老同志的谈话纪录。朱学渊先生指出，这位老同志是万里。您认为是否可信？这篇文章在中共建国六十周年前夕发表，它的意义如何？
《动向》编者
二○○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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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彤覆信
《动向》编者：
刚刚接到你寄来的谈话记录。我一口气读完了，又迫不及待地反覆读了几遍。这篇谈话，掷地有声，振聋发聩，是纪念「十一」六十年的最有实际内容的好文章。
万里委员长是值得中国人民敬重的一位长者。七十年代，是他和赵紫阳，分别在长江上下游，同时坚定地支持中国农民，举起农村改革的义旗，最终导致了毛泽东 缔造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覆灭。八十年代，是他直接继承了五四先贤们的遗志，在共产党当政的条件下，发出了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呼声。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 上，他勇敢地支持陆定一提出的建议，要求在《精神文明决议案》中删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震动了邓小平陈云思想统治下的死水一潭。在乌云正在密布的一 九八九年五月十日，在他主持下，当时的各位副委员长同心协力，作出了在六月二十日召开人大常委全体会议的决议，准备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把学生们提出的 各项重大问题，提上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议事日程。这些，在最近面世的《赵紫阳录音回忆》中都有记载，他推崇万里是「坚定的改革派」。万里在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改革时期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人不能代替的。在我受命研究政治改革之初，万里找我谈话，指出在政治改革过程中必须有知识分子的声音。老人耳提面命， 我至今不敢或忘。但是，太惭愧了，我没有能力做到他的嘱咐，这是我的终生之恨。
朱学渊先生说，这篇文章是万里的谈话记录。朱先生的判断，必有所本。我没有资格在文献鉴定方面发表议论。我只知道，文章的价值是内在的，不取决于作者的 姓名，而取决于它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这篇记录给我最强烈的感觉，是深刻而又广泛地反思了我们这个国家走过的路程，把失误概括为六十年来三个「不了」： 「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监督不了执政党。」
确确实实，这三个「不了」，反映?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各种社会团体，对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无奈。（也许可以再加一个「不了」，掌握不了主人翁本来应该知 道的信息。）集中到一点，谈话指出：「六十年了，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追本探源，谈话者指出了「六十年不变」的 最基本事实：「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幺呢？」──我们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党不是「国家的党」；我们没 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我们没有平等的党际竞争；我们这个党至今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还没有用国家 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党库与国库之间还没有分清；在党内，还没有竞争性的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这位老人语重心长地问：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 要再等几十年？六十年不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是一种政治惯性吗？还是一种政治停滞？这位老人声明：「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 提法。这不符合事实。」他指出，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他进一步指出，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幺？那是不文明 的，是野蛮的宣传，这野蛮宣传也得治一治。
全文 美不胜收，使我无法一一摘引。因此，我建议贵刊，以此作为纪念「十一」六十周年的重头文章刊出，用以引起全国有心人共同反思。用不?引经据典，正常的人都 懂得，国庆的意义，全不在于激情的狂欢，全在于理性的反思。一个多月之后，官方当然会隆重发表国庆六十周年的主旨文章。如果那篇官方文章能够正视这篇谈话 记录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而作出切实的而不是敷衍的回答，它就能够有资格被称为名副其实的主旨文章，值得大家欢迎。万一它只是冠冕堂皇的八股颂 词，那幺，恕我直言，历史将会证明：不是那篇美轮美奂的美文，而是这位老同志的谈话记录，才是真正值得引起十三亿同胞共思共鸣的当之无愧的中国的最强音。
匆匆奉覆。不当之处，请《动向》的读者们不吝指正。
鲍彤
二○○九年八月六日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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