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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16日星期日

值得引起广泛共鸣的最强音――《动向》编者和鲍彤关于一篇谈话纪录的来往书信

《动向》编者致鲍彤的信 

  鲍彤先生:

  寄上一位老同志的谈话纪录。朱学渊先生指出,这位老同志是万里。您认为是否可信?这篇文章在中共建国六十周年前夕发表,它的意义如何?

  《动向》编者

  二○○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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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彤覆信

  《动向》编者:

  刚刚接到你寄来的谈话记录。我一口气读完了,又迫不及待地反覆读了几遍。这篇谈话,掷地有声,振聋发聩,是纪念「十一」六十年的最有实际内容的好文章。

   万里委员长是值得中国人民敬重的一位长者。七十年代,是他和赵紫阳,分别在长江上下游,同时坚定地支持中国农民,举起农村改革的义旗,最终导致了毛泽东 缔造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覆灭。八十年代,是他直接继承了五四先贤们的遗志,在共产党当政的条件下,发出了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呼声。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 上,他勇敢地支持陆定一提出的建议,要求在《精神文明决议案》中删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震动了邓小平陈云思想统治下的死水一潭。在乌云正在密布的一 九八九年五月十日,在他主持下,当时的各位副委员长同心协力,作出了在六月二十日召开人大常委全体会议的决议,准备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把学生们提出的 各项重大问题,提上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议事日程。这些,在最近面世的《赵紫阳录音回忆》中都有记载,他推崇万里是「坚定的改革派」。万里在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改革时期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人不能代替的。在我受命研究政治改革之初,万里找我谈话,指出在政治改革过程中必须有知识分子的声音。老人耳提面命, 我至今不敢或忘。但是,太惭愧了,我没有能力做到他的嘱咐,这是我的终生之恨。

   朱学渊先生说,这篇文章是万里的谈话记录。朱先生的判断,必有所本。我没有资格在文献鉴定方面发表议论。我只知道,文章的价值是内在的,不取决于作者的 姓名,而取决于它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这篇记录给我最强烈的感觉,是深刻而又广泛地反思了我们这个国家走过的路程,把失误概括为六十年来三个「不了」: 「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监督不了执政党。」

   确确实实,这三个「不了」,反映?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各种社会团体,对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无奈。(也许可以再加一个「不了」,掌握不了主人翁本来应该知 道的信息。)集中到一点,谈话指出:「六十年了,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追本探源,谈话者指出了「六十年不变」的 最基本事实:「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幺呢?」──我们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党不是「国家的党」;我们没 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我们没有平等的党际竞争;我们这个党至今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还没有用国家 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党库与国库之间还没有分清;在党内,还没有竞争性的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这位老人语重心长地问: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 要再等几十年?六十年不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是一种政治惯性吗?还是一种政治停滞?这位老人声明:「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 提法。这不符合事实。」他指出,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他进一步指出,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幺?那是不文明 的,是野蛮的宣传,这野蛮宣传也得治一治。

  全文 美不胜收,使我无法一一摘引。因此,我建议贵刊,以此作为纪念「十一」六十周年的重头文章刊出,用以引起全国有心人共同反思。用不?引经据典,正常的人都 懂得,国庆的意义,全不在于激情的狂欢,全在于理性的反思。一个多月之后,官方当然会隆重发表国庆六十周年的主旨文章。如果那篇官方文章能够正视这篇谈话 记录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而作出切实的而不是敷衍的回答,它就能够有资格被称为名副其实的主旨文章,值得大家欢迎。万一它只是冠冕堂皇的八股颂 词,那幺,恕我直言,历史将会证明:不是那篇美轮美奂的美文,而是这位老同志的谈话记录,才是真正值得引起十三亿同胞共思共鸣的当之无愧的中国的最强音。

  匆匆奉覆。不当之处,请《动向》的读者们不吝指正。

  鲍彤

○○九年八月六日

(原载《动向》杂志2009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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