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特稿2009年6月17日】“六四”事變20周年之際，趙紫陽的口述回憶錄整理出版成書，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從目前可以看到的這本回憶錄的片段，以及各種報導， 特別是鮑彤的文章《趙紫陽錄音回憶的歷史背景》，筆者以為，最有意思之處有三，一是關于社會主義的爭論，或曰“姓社”或“姓資”，二是對議會民主制的看法，三是對“六四”事變的看法。前者更為復雜些，筆者在這里主要論及後兩者。
不知是否上帝的安排，恰在今年之“兩會”上， 身為中國共產黨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強硬地聲稱，中國“絕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兩院制”。而趙紫陽，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前任總書記，在他的這本剛剛出版的書中則明確指出，“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不僅要實行市場經濟，發展現代的文明，還必須實行議會民主制這種政治制度。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就會象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
這真是針鋒相對。
自然，趙紫陽是在前幾年口述他的回憶。他當時已被免職， 是一位普通而又頗為特殊的中共黨員。他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實際上也表明了他與他的黨之間，有深刻的分歧。這一分歧，在八九民運之際，實際上已或多或少地存在，然而趙紫陽對中共還抱著希望，他絲毫也沒有分裂中共的念頭。而現在，這一分歧已發展到相當程度，中國共產黨，看來是真的應該分裂了。
即使趙紫陽今天健在，也已是九旬老人， 猜測他今天是否同意或支持“分裂黨”已沒有什麼意義，但是，今天中共黨內年富力強而真正有理想、有熱情的黨人，的確是應該考慮“分裂黨”了，因為，這個黨堅持其一黨之私的立場，實在是根深蒂固，已無可救藥。
八九民運之時，社會各界，包括總工會和共青團中央， 都一致肯定學生愛國運動，實際上都表達了否定《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的立場，而中共卻以一黨之私，堅持視學生運動為“動亂”，悍然決定調動軍隊施行戒嚴，進而悍然武力鎮壓，造成震驚世界的慘案。到現在，中共仍冥頑不化，在社會各界反思改革而百家爭鳴之際，公然在“兩會”上堅持其一黨之私而拒絕民主政治改革，唯恐多黨政治會使其失去執政的地位。
中共的恐懼或擔心，當然並非全無根據。八九民運時， 雙方一度僵持。到五月上中旬，萬里主持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決定于6月20日左右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其議題包括听取關于學生游行示威和罷課的匯報，以及審議“集會游行示威法”草案，並听取關于新聞法起草情況的匯報。到五月中下旬，人大常委委員胡績偉爭取到人大常委多人聯署，要求召開緊急會議，應對日益緊張的政治局勢。民間政治學者陳子明認為，若能實現官民對話，人大常委會若能把政府與學生對話達成的協議轉變為立法，政治體制改革就可以向前邁進一步，他稱之為可能的“六二○道路”。
這種政治解決的可能，即使微乎其微，但當時的確是存在的。 中國共產黨高層的保守派，顯然也看到有這樣的可能性，而它所意味的政治改革趨勢，他們是絕對不能接受的。于是，他們要避免人大常委會出面控制局勢，就要盡快在黨內決策，而黨內決策若不能令他們滿意，就要堅決地摧毀黨內正在形成的民主機制，把中共引上鎮壓民眾之路。
據鮑彤所述，政治局常委五個人，趙紫陽和胡啟立一方， 與李鵬和姚依林一方，各執己見，喬石中立，形成相持局面。這時，分歧未付表決，因為“十三屆政治局通過的《常委議事規則》規定，遇到在重大問題上出現分歧，常委應該向政治局報告，提請政治局或中央全會作決定”。應該說，這樣的規則是一種進步。通常，說到“黨中央”，可以是指中共中央委員會，也可以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或者指其常委會，而政治局常委會自己徑自表決以決定重大問題，相比個人專斷而言是進步，但仍是極少數人壟斷決策權力。政治局常委間出現分歧，交付政治局全體會議，或交付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解決，顯然更具黨內民主之意味。
但是，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空隙。鄧小平抓住機會，介入決策。 他似乎自以為他本人在這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也有表決權，或拍板權，支持李鵬和姚依林的意見，將趙紫陽指為“少數”，而趙紫陽主張“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通過對話解決”的政治解決，就被軍事壓力下實施戒嚴的武力解決所取代。
可見，以中共“黨內民主”而實現民主的政治體制， 實際上也難度極高，因為黨內同樣缺乏制約力量和機制，所謂“黨內民主”本身十分脆弱，很容易被非程序化的沖撞所摧毀。
固然，黨內有派，派別之間可以相互制約，不過，黨的紀律和慣例， 可以抑制派別之間的制約，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維護黨內專斷的政治格局或慣例。中國共產黨已經習慣于這種專斷，它甚至把它的黨紀及慣例等同于國法，將黨內紀律與慣例應用到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之中，要這些所謂“參政黨”自覺接受它的領導，要它們自覺地安于被閹割的狀態，不許它們有爭取執政的念頭。這樣，它就把它的一黨之私，等同于民眾、社會、國家的利益，迫使人們自覺維護它的一黨之私。
胡耀邦和趙紫陽，這些開明的共產黨人，逐漸地超越中共一黨之私， 有了他們的新的視野，新的看法。面對八九民運，趙紫陽主張“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通過對話解決”，力求與社會對話，尋求政治解決方案，力圖展現政治智慧。面對黨內堅持一黨之私、堅持武力解決的強大的官僚保守勢力，趙紫陽毅然決然，不要作“用軍隊鎮壓學生的總書記”，進而，基于長期幽禁之中的思考，這位前總書記留下了“必須實行政治體制上的議會民主制”的遺言。
中國共產黨也很明確，它以它的山寨版的“議會” 制度來對抗議會民主制，唯恐政黨政治在中國成為現實。于是，21世紀的中國，再一次面臨“兩個中國之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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