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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17日星期三

【特稿】管見︰新世紀里的兩個中國之命運

【新世紀特稿2009年6月17日】“六四”事變20周年之際,趙紫陽的口述回憶錄整理出版成書,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從目前可以看到的這本回憶錄的片段,以及各種報導,
特別是鮑彤的文章《趙紫陽錄音回憶的歷史背景》,筆者以為,最有意思之處有三,一是關于社會主義的爭論,或曰“姓社”或“姓資”,二是對議會民主制的看法,三是對“六四”事變的看法。前者更為復雜些,筆者在這里主要論及後兩者。

不知是否上帝的安排,恰在今年之“兩會”上,
身為中國共產黨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強硬地聲稱,中國“絕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兩院制”。而趙紫陽,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前任總書記,在他的這本剛剛出版的書中則明確指出,“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不僅要實行市場經濟,發展現代的文明,還必須實行議會民主制這種政治制度。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就會象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

這真是針鋒相對。

自然,趙紫陽是在前幾年口述他的回憶。他當時已被免職,
是一位普通而又頗為特殊的中共黨員。他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實際上也表明了他與他的黨之間,有深刻的分歧。這一分歧,在八九民運之際,實際上已或多或少地存在,然而趙紫陽對中共還抱著希望,他絲毫也沒有分裂中共的念頭。而現在,這一分歧已發展到相當程度,中國共產黨,看來是真的應該分裂了。

即使趙紫陽今天健在,也已是九旬老人,
猜測他今天是否同意或支持“分裂黨”已沒有什麼意義,但是,今天中共黨內年富力強而真正有理想、有熱情的黨人,的確是應該考慮“分裂黨”了,因為,這個黨堅持其一黨之私的立場,實在是根深蒂固,已無可救藥。

八九民運之時,社會各界,包括總工會和共青團中央,
都一致肯定學生愛國運動,實際上都表達了否定《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的立場,而中共卻以一黨之私,堅持視學生運動為“動亂”,悍然決定調動軍隊施行戒嚴,進而悍然武力鎮壓,造成震驚世界的慘案。到現在,中共仍冥頑不化,在社會各界反思改革而百家爭鳴之際,公然在“兩會”上堅持其一黨之私而拒絕民主政治改革,唯恐多黨政治會使其失去執政的地位。

中共的恐懼或擔心,當然並非全無根據。八九民運時,
雙方一度僵持。到五月上中旬,萬里主持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決定于6月20日左右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其議題包括听取關于學生游行示威和罷課的匯報,以及審議“集會游行示威法”草案,並听取關于新聞法起草情況的匯報。到五月中下旬,人大常委委員胡績偉爭取到人大常委多人聯署,要求召開緊急會議,應對日益緊張的政治局勢。民間政治學者陳子明認為,若能實現官民對話,人大常委會若能把政府與學生對話達成的協議轉變為立法,政治體制改革就可以向前邁進一步,他稱之為可能的“六二○道路”

這種政治解決的可能,即使微乎其微,但當時的確是存在的。
中國共產黨高層的保守派,顯然也看到有這樣的可能性,而它所意味的政治改革趨勢,他們是絕對不能接受的。于是,他們要避免人大常委會出面控制局勢,就要盡快在黨內決策,而黨內決策若不能令他們滿意,就要堅決地摧毀黨內正在形成的民主機制,把中共引上鎮壓民眾之路。

據鮑彤所述,政治局常委五個人,趙紫陽和胡啟立一方,
與李鵬和姚依林一方,各執己見,喬石中立,形成相持局面。這時,分歧未付表決,因為“十三屆政治局通過的《常委議事規則》規定,遇到在重大問題上出現分歧,常委應該向政治局報告,提請政治局或中央全會作決定”。應該說,這樣的規則是一種進步。通常,說到“黨中央”,可以是指中共中央委員會,也可以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或者指其常委會,而政治局常委會自己徑自表決以決定重大問題,相比個人專斷而言是進步,但仍是極少數人壟斷決策權力。政治局常委間出現分歧,交付政治局全體會議,或交付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解決,顯然更具黨內民主之意味。

但是,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空隙。鄧小平抓住機會,介入決策。
他似乎自以為他本人在這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也有表決權,或拍板權,支持李鵬和姚依林的意見,將趙紫陽指為“少數”,而趙紫陽主張“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通過對話解決”的政治解決,就被軍事壓力下實施戒嚴的武力解決所取代。

可見,以中共“黨內民主”而實現民主的政治體制,
實際上也難度極高,因為黨內同樣缺乏制約力量和機制,所謂“黨內民主”本身十分脆弱,很容易被非程序化的沖撞所摧毀。

固然,黨內有派,派別之間可以相互制約,不過,黨的紀律和慣例,
可以抑制派別之間的制約,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維護黨內專斷的政治格局或慣例。中國共產黨已經習慣于這種專斷,它甚至把它的黨紀及慣例等同于國法,將黨內紀律與慣例應用到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之中,要這些所謂“參政黨”自覺接受它的領導,要它們自覺地安于被閹割的狀態,不許它們有爭取執政的念頭。這樣,它就把它的一黨之私,等同于民眾、社會、國家的利益,迫使人們自覺維護它的一黨之私。

胡耀邦和趙紫陽,這些開明的共產黨人,逐漸地超越中共一黨之私,
有了他們的新的視野,新的看法。面對八九民運,趙紫陽主張“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通過對話解決”,力求與社會對話,尋求政治解決方案,力圖展現政治智慧。面對黨內堅持一黨之私、堅持武力解決的強大的官僚保守勢力,趙紫陽毅然決然,不要作“用軍隊鎮壓學生的總書記”,進而,基于長期幽禁之中的思考,這位前總書記留下了“必須實行政治體制上的議會民主制”的遺言。

中國共產黨也很明確,它以它的山寨版的“議會”
制度來對抗議會民主制,唯恐政黨政治在中國成為現實。于是,21世紀的中國,再一次面臨“兩個中國之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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