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国：六四是中共彻底异化的转折点

——赵紫阳的遗愿是一颗精神核弹

（图为《动向》杂志2009年6月号封面和封底）

赵紫阳录音回忆录的问世，一石激起千层浪，尤其是在六四20周年之际，他首次完整披露当年中南海高层决策过程，邓小平拍板的非法性已暴露无疑，这实际上就 是把决定镇压的独裁者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从赵紫阳回忆录中英文版在海外的空前抢手，到在大陆互联网上的快速传播，到凡是与赵紫阳有关的书籍在市场上全部 热销，再到研究赵紫阳与六四成为一门显学，一股“赵紫阳热”已然降临，人心深处的公道和正义，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然而，这次出版的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更大的价值，是给出了一个研究中共的坐标，即以胡赵改革时代来比较近20年中国政治的演变。由此可以清楚的看到：六四是 一个转折点，胡赵所代表的通过改革开放对历史还债、给社会松绑、向人民让利，最终促成转型，完成他们早年投生社会革命的理想：建成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但 这一切的一切在六四成了幻灭，赵紫阳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的被彻底剥夺，扯下了中共依法治国和党内民主的遮羞布，而赵紫阳所代表的体制内开明健康力量也因六 四遭到彻底清洗，从而失去了影响中共决策的可能性。胡赵的改革开放完全走进了历史。

在排斥了赵紫阳和他所代表的政治力量以后的中共，以人民解放军和人民专政的名义实行了赵紫阳所拒绝的血腥镇压，中共完全走向了自己建党宗旨的反面，六四是 中共彻底异化的转折点，尽管“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依然写在《宪法》上，但中共统治集团完全蜕化为特殊利益集团，六四为各级官僚肆无忌惮的镇压人民和残酷剥 夺人民的财产开了绿灯，知识分子被收买成了“犬儒”，集体失语，教育、住房、医保、环境等各项生存权利的遭践踏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不可遏 制的体制性全面腐败和日益加剧的贫富两极分化，每年十万起以上的群体抗争事件，就相当于每天在发生大大小小的“天安门六四事件”。过去靠欺骗和暴力维持的 权力，已经变成了赤裸裸的政治法西斯化、黑社会化的高压统治，中共已经沦为一个完全与人民为敌的极右翼政党，并把中国领上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直通车。

赵紫阳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他身前始终坚持真理，即使面对巨大压力仍拒绝认错检查，直至抗争到死，创下了中共党史的记录，更在于他去世以后，还能通过他留下 的声音和文字继续抗争不休。人民因为同情胡耀邦遭受中共的不公正迫害，引发了一九八九年的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赵紫阳被軟禁十六年至最后去世，既暴露了中共 反人道反人权反文明的本质，也极大地提高了趙紫陽的思想能量與政治威望，这是中共始料未及的，也是现今政坛上无人能及的，这种超政治的能量还远远没有获得 释放机会，中南海的对策如果不改弦易辙理性的释放这些能量，那么它在未来埋葬集权专制的风暴中，聚合成一颗精神原子弹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汶川地震后，中共权贵和他们的御用文人，一听到“天谴”就为之色变，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谁也逃不脱这个规律。坏事做绝的中共，躲得过初一难躲过十五，赵紫阳的遗愿一旦成为人民群众寻求变革的武器之际，那就是中共遭受天谴之时。中共不灭，天理难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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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赵紫阳录音回忆录台湾版封面（2009年6月8月8日 由“时报文化”出版）

枫晴：專訪趙紫陽回憶錄英文版《序》作者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

圖為趙紫陽回憶錄英文版《序》作者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和他最喜歡的李銳書法（作者攝）

麥克法夸爾覺得胡錦濤可以也有能力平反六四。這和鄧小平在1981年發表文件否定毛十年文革的做法的相比，風險要小得多。應該停止與64有關的迫害。把天安門母親請到中南海，向她們道歉。至于被流亡海外的人士，應該讓他們回家。

麥克法夸爾是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哈佛大學歷史及政治學教授、前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麥克法夸爾曾為記者、電視台時事評論員與英國國會議員，擔任過 《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主編。新近出版的趙紫陽回憶錄英文版作《序》，他提出“鄧小平是教父，趙紫陽是中國改革真正的設計師”，反響強烈。本文作者于5月中旬在哈佛大學麥克法夸爾的辦公室對他作了一次采訪， 現將訪談錄音翻譯整理如下。

鄧是改革的教父，趙的保護傘

問︰您在趙紫陽回憶錄的《序》里提出的“鄧教父，趙是真正的改革設計師”的觀點近日成為中文媒體討論的話題，您能否在具體分析闡述一下您的觀點？

答︰很顯然，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改革開放。鄧小平從文革的經歷中意識到︰二十多年的毛時代使中國內部陷入混亂絕望，而中國以外的其他東亞國家都在走向富足。本來1949年 有很好的走向繁榮富足的機會，但中國錯過了那樣的機會。雖然後來經濟上有進步，但並不是應該達到的水平。我想，鄧小平和其他人都意識到，如果不在經濟領域 采取措施，以顯示中共在為人民做事情，他們會最終被推翻。因此，是鄧小品的地位、強人的性格和決心驅動了改革計劃的進行。

讓我們舉個例子。在1978年 的會議上，他們做的一件事情是提高谷物的價格，那是農業革命的開始。但是，他們原來是說不會改變農業集體化的。我想，是在四川的趙紫陽和安徽的萬里這樣的 人從農民的做法里悟到了一個道理︰如果要發展農業，要提高人民收入，一定要恢復家庭耕作制度，結束農業集體化。這樣的富足也是鄧小平所希望的。工業方面， 在我讀趙的書並進行思考的時候，發現有一點是很顯然的，但我之前居然那麼傻沒有意識到。鄧是一個看全局的人，他為毛做了很多黨的組織工作，在文革前毛的很 多黨的組織工作是彭真做的。但在改革階段的八十年代，鄧小平非常依賴兩個人，也就是他任命的接班人--胡耀邦和趙紫陽。鄧讓胡主管黨務，趙管理政府. 從趙紫陽的書可以看出來︰如何將改革和拓展工業計劃付諸實施等等都是趙紫陽的日常事務。一旦他 決定該如何制定政策，他就會去征求鄧小平的意見。有時候他也會先征求陳雲及其他更為保守的領導人的意見， 如果他們不支持，他就找鄧小平，鄧小會就會支持他。

因此︰我在前言說的意思是，如果沒有鄧，就 不會有改革︰沒有鄧，就不會有具體政策的實施；因為沒有鄧小平的支持，這些政策不會得到保守派的同意。與此同時，要是沒有趙紫陽，就不會有改革建議計劃的 提出。因此，我說鄧小平是教父，指他是改革的教父和保護傘，毫無貶義；而趙紫陽是設計師，是他把改革的計劃建立起來。在每一階段，他會到鄧小平那里請示， 而鄧小平一般都會同意。這就是我試圖描述的兩人之間的關系。

缺少人脈但敢于冒險的趙紫陽

問︰您可否比較一下趙紫陽和他同時代的的領導人的區別；以及和現今領導人的區別？

答︰我覺得從背景來說，趙紫陽的運氣不好。他一直都在廣東和四川等其他省份工作。他在中央里沒有人脈。同期的胡耀邦不一樣，他大部分時間是在中央機關度過的，只是在其他省份工作短暫工作過，因此，他有人脈。 事實上，他曾被指責扶植團派。同樣地，跟趙相比，現今的領導人也是有人脈，有關系的。例如，江澤民有所謂的上海幫的支持，胡錦濤有團派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說︰不管是與過去還是現今的領導人相比，趙紫陽幾乎總是孤軍奮戰。雖然他有一批忠實而有才智的人為他工作， 但他沒有像胡錦濤那樣有人脈。

趙紫陽與其他領導人的第二個區別是︰他可以冒更大的險，因為他是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任命的，幾乎到他政治生涯的結束，他都得到鄧小平的支持。根據趙紫陽在書上的回憶，在1989年4月份，鄧已經取得了陳雲 和 李先念的同意，讓趙做兩屆總書記。因此，趙紫陽一直有這樣的優勢︰他有鄧小平的支持。今天的領導人沒有這種優勢。我們已經看到︰胡錦濤步步為營，對知識分 子的控制比江澤民時代還要收緊。他不像趙紫陽那樣有人在背後支持他讓他冒險，替他化解危機。就算是江澤民的頭幾年，江也有鄧小平為他撐腰。當然，從另一方 面看，胡錦濤比趙紫陽幸運，因為他有團派的支持。

問︰雖然鄧小平曾經支持趙紫陽和胡耀邦，可是是他最終把自己的左右手砍了！？

答︰沒錯。是鄧小平最終結束了趙紫陽的政治生涯。我想，我們應該意識到—趙紫陽的書上也提到了—早在民主牆時代就有人就意識到，鄧小平在政治上一向是保守的，當然這在當時讓很多人驚訝。文革後，他要的不是法治(rule of law)——法律高于一切，而是法制(rule by law)——用法來管治社會。也就是說，規範日常運作的法規制度是有的，你必須服從，但法規未必給你自由。那是一種保守的治國方式。人們沒有意識到鄧小平是保守的。我想，當時北京市長陳希同的 報告讓鄧小平想到了文革，他甚至覺得︰天啊，第二次文革要開始了。因此他采取行動，而一旦采取了行動，他就不會準備後退。趙紫陽的勸說也完全無濟于事，他 最終反對戒嚴。我們無法知道最後是誰跟誰決裂。只知道，趙紫陽認為，要是你們像李鵬和陳希同那樣想要戒嚴，我不會參與。

西方民主︰趙紫陽給中國的答案

問︰除了上面提到的，您覺得趙紫陽與其他領導人有何區別？那些區別與他政治生涯結束的方式有什麼關系？

答︰趙的書里很清楚地表明︰自己是個技術型領導。他認為自己的工作就是在鄧小平改革開 放的保護傘下制訂政策推動改革但又不過分觸犯舊有觀念。他是在當上總書記之後才意識到，胡耀邦在他之前任總書記多年是多麼幸運的一件事，因為這時他遇到了 許多反對他的人和許多新問題。但他不想應付人，他不想當總書記。可他不得不當。同時，鄧小平讓他主管經濟，但他沒有時間和精力兼顧兩頭。

我估計趙是在天安門事件終結的時候，在他政治生涯結束的時候，而不是他生命結束前，就開始意識到︰共產黨處理事情和對人民的一些方式太殘暴。他認為應該有其他更好的辦法處理潛在的沖突。 他意識到共產黨的治國方式要改變。當然，他在生命結束前的認識又更進了一步，那就是，如他所言，他認為只有西方的民主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許多嚴重的政治 問題只能通過西方民主體制解決。當然，正如我在序里寫的，要是趙只有在多年被軟禁全力反思的條件下，才得出了中國需要民主的結論，那麼對于日理萬機的官員 來說，又有什麼休閑時間，得出同樣的結論來呢？ 因此我認為︰在位的領導人很難得出趙紫陽式的結論。坦率的說，最有可能（在中國）實現民主的方式，或者說最有可能建立多元社會的方式，恐怕只會是中國人害怕的方式——就是出現一個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要有這樣一個人，覺得共產黨有太多嚴重的問題，必須改革，並認為最有效的改革措施就是推翻共產黨。

問︰趙紫陽的政改目標是議會民主，他是在實踐中摸索認識到的，這與西方社會對中國采取的和平演變影響策略基本沒有什麼直接的聯系，倒是在他受難時西方何以束手無策？

答︰西方並不知道。當然，我不能代表整個西方。至少，我本人不知道，而且我懷疑大多數人都不知道趙紫陽是怎麼想的。如趙書的出版商鮑樸，鮑彤的兒子所言，趙的這本書是首次讓我們了解到趙紫陽對中國政治的有力的分析和想法。在這之前我們不知道他是怎麼想的。

問︰西方政府呢？ 美國政府和中國談判的時候，趙紫陽不在人權案件列表上？

答︰我認為西方政府沒辦法幫趙紫陽。你要是比較一下毛時代的話，趙紫陽的處境要好得 多。他沒有被拘捕，只是被軟禁。他還和家人一起住。他不象鄧小平那樣在文革期間被發配到江西。他在自己北京的家里和家人一起居住。更嚴重的不公義的案件發 生在普通的中國公民身上。要是西方政府向中國政府提出趙紫陽問題，結果可能是，第一，他的處境變得更糟糕，就像西方每次關注緬甸的昂山素姬，她的處境就會 變壞一樣。第二，不會有什麼用，因為趙的地位太高，中國政府不可能放人。第三，西方的關注反倒會降低（devalue）後來趙紫陽自己摸索出來的西方民主制度解決問題的結論的價值。

問︰我前面想說的是，西方國家會為了貿易而放棄對人權等核心價值的堅持。

答︰確實，與中國進行貿易的前景讓很多領導人忽略了其他應該考慮的因素。這一點沒有 錯。不過，不管是美國政府還是其它國家的政府怎麼想，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國人自己要行動起來。只有在中國人自己決定他們需要一種不同的政治組織方式 的時候，中國才會有實現不同政治組織方式的可能。美國也許能促使中國釋放一兩個政治犯，但這不會改善中國的政治狀況。中國人需要自己行動起來。

問︰您認為趙紫陽的失敗僅僅是個人的失敗還是意味著其他的失敗？

答︰我認為，趙紫陽的失敗是在1989年中國政治環境下的失敗，是鄧小平接受政治改革程度的局限性的失敗。這不是趙的問題。趙的失敗和經濟問題沒有關系，與他一度被指責的通貨膨脹問題沒有關系。事實上，90年代的改革建立在兩個基礎上︰一個是80年代改革的成功的基礎上，另一個是鄧小平的南巡講話。甦聯解體之後，鄧小平意識到，天哪，就剩下我一個了，要是我不改革，我們也得下台。這兩個基礎對90年代至關重要。 當然後來領導層發生變動。很可惜，被西方看好的朱**基是個中央集權式的鐵腕人物。不少有思想的年輕人被他招至麾下，我自己踫見過兩個，但他們認為朱熔基思想落後，象回到五十年代。這是個大問題，因為趙紫陽80年代的經濟要寬松得多。.

胡錦濤應該做的三件事

問︰您在我們前幾天關于六四的研討會上說︰要是您是胡錦濤，您就會平反六四。可否再具體談一談？

答︰我一直覺得，有三件事情胡錦濤是可以做的，這三件事情是可以替他在海內外民眾心目 中加分的。第一，他可以把達賴喇嘛請回來，這樣的話他就不會在世界上說中國的不是了。我覺得胡錦濤應該那樣做。這樣的話達賴喇嘛就不會有李察基爾在背後支 持他啦。你要知道，達賴喇嘛是中國共產黨最好的同盟，因為年輕的藏人都希望反抗(revolt)。要是達賴喇嘛回到了拉薩，就迎刃而解了。

第二件胡錦濤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讓腐敗的官員曝光，殺雞儆猴，讓民眾覺得共產黨是願意全面整治貪污的。

第三，我覺得胡錦濤可以也有能力平反六四。這和鄧小平在1981年發表文件否定毛十年文革的做法的相比，風險要小得多。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為那時候中國社會還沒有經濟發展，共產黨沒有中產階級可以依靠。因此，當時鄧的風險要大得多，現在平反六四的風險很小。只需要說︰北京前市長陳希同在1989年給我們的偉大領袖鄧小平提供了錯誤的信息，影響了鄧的判斷，從而使鄧作出了一個讓人悲傷的決定，就可以了。鄧小平不用受罪，誰在乎陳希同呢？

問︰還有那些被迫害和被流亡海外的人呢？還有天安門母親呢？

答︰應該停止與64有關的迫害。把天安門母親請到中南海，向她們道歉。對胡錦濤來說那容易得很，他又沒有責任。

至于被流亡海外的人士，我認識他們當中的一些。你也知道，他們有些在哈佛短時間停留，有些在象王丹那樣的，在哈佛這里呆了幾年讀博士。他們都希望可以回國，他們也有很多好的改變中國的主意。我個人認為，他們回去後要想改變中國是很困難的，89年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二十年了，整整一代人都成長起來了。

問︰不管怎麼樣，他們有回家的權利，不是嗎？

答︰當然，應該讓他們回家。為什麼不呢？王丹還能找到89年那樣的政治氛圍嗎？還會有很多人願意跟從他嗎？我認為可能性不大。那將是很困難的。只要讓他回去了，他就不會滿世界地跑在六四二十周年發表演說啦。你也知道，很多象王丹那樣的流亡者都是值得尊敬的人，他們在89年希望為改變中國出力，但他們都被遺忘了。就算讓他們回去，也不會給制度帶來很大的震撼或者有很大的個人影響。這很讓人傷心，但卻是流亡者的命運。

（原載《動向》雜志2009年6月號）

【特稿】管見︰新世紀里的兩個中國之命運

【新世紀特稿2009年6月17日】“六四”事變20周年之際，趙紫陽的口述回憶錄整理出版成書，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從目前可以看到的這本回憶錄的片段，以及各種報導， 特別是鮑彤的文章《趙紫陽錄音回憶的歷史背景》，筆者以為，最有意思之處有三，一是關于社會主義的爭論，或曰“姓社”或“姓資”，二是對議會民主制的看法，三是對“六四”事變的看法。前者更為復雜些，筆者在這里主要論及後兩者。

不知是否上帝的安排，恰在今年之“兩會”上， 身為中國共產黨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強硬地聲稱，中國“絕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兩院制”。而趙紫陽，這位中國共產黨的前任總書記，在他的這本剛剛出版的書中則明確指出，“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不僅要實行市場經濟，發展現代的文明，還必須實行議會民主制這種政治制度。不然的話，這個國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場經濟成為健康的、現代化的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實現現代的法治社會。就會象許多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現權力市場化、社會腐敗成風、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的情況”。

這真是針鋒相對。

自然，趙紫陽是在前幾年口述他的回憶。他當時已被免職， 是一位普通而又頗為特殊的中共黨員。他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場，實際上也表明了他與他的黨之間，有深刻的分歧。這一分歧，在八九民運之際，實際上已或多或少地存在，然而趙紫陽對中共還抱著希望，他絲毫也沒有分裂中共的念頭。而現在，這一分歧已發展到相當程度，中國共產黨，看來是真的應該分裂了。

即使趙紫陽今天健在，也已是九旬老人， 猜測他今天是否同意或支持“分裂黨”已沒有什麼意義，但是，今天中共黨內年富力強而真正有理想、有熱情的黨人，的確是應該考慮“分裂黨”了，因為，這個黨堅持其一黨之私的立場，實在是根深蒂固，已無可救藥。

八九民運之時，社會各界，包括總工會和共青團中央， 都一致肯定學生愛國運動，實際上都表達了否定《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的立場，而中共卻以一黨之私，堅持視學生運動為“動亂”，悍然決定調動軍隊施行戒嚴，進而悍然武力鎮壓，造成震驚世界的慘案。到現在，中共仍冥頑不化，在社會各界反思改革而百家爭鳴之際，公然在“兩會”上堅持其一黨之私而拒絕民主政治改革，唯恐多黨政治會使其失去執政的地位。

中共的恐懼或擔心，當然並非全無根據。八九民運時， 雙方一度僵持。到五月上中旬，萬里主持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決定于6月20日左右舉行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其議題包括听取關于學生游行示威和罷課的匯報，以及審議“集會游行示威法”草案，並听取關于新聞法起草情況的匯報。到五月中下旬，人大常委委員胡績偉爭取到人大常委多人聯署，要求召開緊急會議，應對日益緊張的政治局勢。民間政治學者陳子明認為，若能實現官民對話，人大常委會若能把政府與學生對話達成的協議轉變為立法，政治體制改革就可以向前邁進一步，他稱之為可能的“六二○道路”。

這種政治解決的可能，即使微乎其微，但當時的確是存在的。 中國共產黨高層的保守派，顯然也看到有這樣的可能性，而它所意味的政治改革趨勢，他們是絕對不能接受的。于是，他們要避免人大常委會出面控制局勢，就要盡快在黨內決策，而黨內決策若不能令他們滿意，就要堅決地摧毀黨內正在形成的民主機制，把中共引上鎮壓民眾之路。

據鮑彤所述，政治局常委五個人，趙紫陽和胡啟立一方， 與李鵬和姚依林一方，各執己見，喬石中立，形成相持局面。這時，分歧未付表決，因為“十三屆政治局通過的《常委議事規則》規定，遇到在重大問題上出現分歧，常委應該向政治局報告，提請政治局或中央全會作決定”。應該說，這樣的規則是一種進步。通常，說到“黨中央”，可以是指中共中央委員會，也可以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或者指其常委會，而政治局常委會自己徑自表決以決定重大問題，相比個人專斷而言是進步，但仍是極少數人壟斷決策權力。政治局常委間出現分歧，交付政治局全體會議，或交付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解決，顯然更具黨內民主之意味。

但是，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空隙。鄧小平抓住機會，介入決策。 他似乎自以為他本人在這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也有表決權，或拍板權，支持李鵬和姚依林的意見，將趙紫陽指為“少數”，而趙紫陽主張“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通過對話解決”的政治解決，就被軍事壓力下實施戒嚴的武力解決所取代。

可見，以中共“黨內民主”而實現民主的政治體制， 實際上也難度極高，因為黨內同樣缺乏制約力量和機制，所謂“黨內民主”本身十分脆弱，很容易被非程序化的沖撞所摧毀。

固然，黨內有派，派別之間可以相互制約，不過，黨的紀律和慣例， 可以抑制派別之間的制約，可以在相當程度上維護黨內專斷的政治格局或慣例。中國共產黨已經習慣于這種專斷，它甚至把它的黨紀及慣例等同于國法，將黨內紀律與慣例應用到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之中，要這些所謂“參政黨”自覺接受它的領導，要它們自覺地安于被閹割的狀態，不許它們有爭取執政的念頭。這樣，它就把它的一黨之私，等同于民眾、社會、國家的利益，迫使人們自覺維護它的一黨之私。

胡耀邦和趙紫陽，這些開明的共產黨人，逐漸地超越中共一黨之私， 有了他們的新的視野，新的看法。面對八九民運，趙紫陽主張“在民主和法制軌道上通過對話解決”，力求與社會對話，尋求政治解決方案，力圖展現政治智慧。面對黨內堅持一黨之私、堅持武力解決的強大的官僚保守勢力，趙紫陽毅然決然，不要作“用軍隊鎮壓學生的總書記”，進而，基于長期幽禁之中的思考，這位前總書記留下了“必須實行政治體制上的議會民主制”的遺言。

中國共產黨也很明確，它以它的山寨版的“議會” 制度來對抗議會民主制，唯恐政黨政治在中國成為現實。于是，21世紀的中國，再一次面臨“兩個中國之命運”。

子曰：长城，绿坝（外一首）

孟姜女的眼泪冲不垮蜿蜒的长城

两千年依然横亘在古老的中国

这是君王入睡或宠幸的催眠剂与催情剂

防夷狄、防犬戎、防女真

鞑靼人的铁骑轻易践踏

女真人的军马一夜拥入

东洋大兵蹲在长城上拉上一泡臭屎

砖头瓦块便像人肉一样飞溅淋漓

横卧的巨龙奄奄一息，破碎支离

何处再去寻找一个最大的心防

那是传之万代、惠我子孙的百年大计

防西化、防演变、防变质

黄色的城墙不堪一击

那就重造一个绿色的笆篱

幻想着它能将宇宙的七彩光分解

让人间只剩下一种大红大赤

过滤，过滤，过滤

巨龙复活，绿坝护卫

让蛆虫填满人的脑子吧

无数臣民会在一派笙歌中麻醉掉自己

苦胆：从“大刀王五”到“快刀王四”

（照片）宿迁雨露村四组居民一百多人联名为王四请愿

知晓大刀王五的，不乏其人，但笔者仍在此作个简单的历史的回眸：

京都武师王正谊，河北沧州人氏。缘其拜于李凤岗门下，排行老五，加之刀法与人品俱佳，被时人尊称为“大刀王五”。王五行侠仗义，艺高德厚，并支持维新，反抗清廷，为晚清武林名侠。其事迹民间流传甚广。

大 刀王五离开我们已有一百多年了。今天的中国，与王五哪个时代相比，人权反而倒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越来越得不到保障。老百姓遇到的不平之事，较之清朝末 年，不知激增多少倍。如果王五还健在的话，恐怕他打抱不平都打不过来。谓予不信，那就请先瞧瞧王四的遭际。据《新京报》6月1日和新唐人电视台6月2日报导——

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锦绣江南小区居民王春勇，绰号王四，是个为人老实、勤劳的送水工。5月30日 这天，八名自称是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在袁某的带领下，持刀闯入王家（王四姐姐家）。当时房内只有王春勇姐姐和老太太。持刀者威逼她们签字，不服从就毒打，王 家的女主人被打得要跳楼。这时王四和他哥哥回来，见母亲挨打，王四怒不可遏，当即与家人奋起反抗，双方发生冲突。王四出于自保，于混战中夺下其中一个强拆 人员手中的刀，愤而砍去。结果是领头的袁某当场死亡，另一个重伤者在送往医院途中不治身亡。

5月31日，江苏官方媒体《扬子晚报》“据当地政府通报称”：“宿迁市宿豫区锦绣江南小区发生一起刑事案件，一被拆迁户在姐姐家中，与上门的8名拆迁人员发生冲突。有1人被当场砍死，1人被砍成重伤，其余人等不同程度受伤。”并强调“在拆迁公司工作人员仍在门外做解释工作时，被拆迁户家中三人情绪激动，突然持凶器冲上来对拆迁公司工作人员乱砍……”这篇报导一出笼，立即遭到案发所在地居民和广大网民的一致质疑：“只死了一人吗？为什么连至少死两人都不敢承认？”“拆迁人员是在门口做解释工作吗？”“被拆迁人为什么情绪激动？是谁真正在动用凶器？”

6月1日晚，宿迁市宿豫区公安局和区政府新闻办联合发布案情通报，称“拆迁命案告破，3名涉案人员已被刑事拘留”。通报着意掩盖暴力强迁的真相，完全回避了拆迁办人员持刀上门、打人、威逼签字等基本事实，也不提王四夺刀，而说他“拿了一把菜刀”，企图坐实其故意杀人之罪。通报还通过官方媒体虚饰说那八个人上门是“商谈拆迁事宜”。“商谈”用得着那么多人吗？“商谈”用得着拳打脚踢吗？“商谈”用得着举刀吗？“商谈”用得着带录象机吗？而录像在声音和图像的剪辑方面，是不难做手脚的，这是不是一种预谋？

事发之后，中共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在博客中斥责老百姓“不相信到场记者的真实新闻，相信道听途说的发帖，指责政府拆迁不是，为杀人者叫好”。知情网民说了真话，就被说成是“道听途说的发帖”。而对于个别居心叵测的肉麻的拍马跟帖，却未见他有半个“不”字，没准儿还很受用呐。张新实还狡辩道：“拆迁公司人员并没闯入被拆迁者家庭（“家庭”应为“家中”或“房内”），也没未经法律程序强制拆迁”。这是公然撒谎。一位家住锦绣江南小区的不愿具名的居民告知记者：“他认识的一位小区保安，当时陪同了拆迁公司的人一起去了王家。这位保安向他介绍，上午9点多，小区3个保安陪同拆迁公司一行8人去了王春勇姐姐家。先敲门，房内人一直不开门，后来保安叫门，门开了，保安进去，但是里面人不同意，这时拆迁公司一行人也进门。”酿成血案后，拆迁人员中“有一个在住户家当场死亡”（见6月1日《新京报》）。这叫“拆迁人员并没闯入被拆迁者家庭”吗？强行入室，用刀威逼签字，乃至毒打被拆迁人员，这种种横行霸道、侵犯人权的恶行，是“也没未经法律程序强制拆迁”吗？6月2日《新京报》就此案再次报导：“（王四的妻子）王群称，他们家住宿豫区雨露村四组，5月24日，拆迁公司带人测量房屋面积为400多平方米，但只给31万的拆迁费，相当于每平方米600多块钱。因此他们四组的拆迁户都不同意拆迁。”王群介绍，5月26日，婆婆李克英和王四的姐姐王马玲在家。拆迁公司的袁某带了十余人上门，要李克英签字遭拒，“这群人就把王马玲摁在地上拿脚踹她脑袋和肚子，抓住我婆婆头往墙上撞。”这有医院的验伤证明。报导点出：“王群说，血案发生前，他们家人多次被拆迁公司的人殴打。” 多位居民向记者反映：“宿迁拆迁遭遇暴力很常见”。苍天在上，张大书记敢说强拆人员没有打人吗？！敢说这种拆迁是符合法律程序的吗？而这两篇报导恰恰是“到场记者的真实新闻”，张新实却视而不见、置若罔闻。其实，张大书记要的只是《扬子晚报》上登的符合党性和他的利益的“新闻”，真实的新闻他并不感兴趣，这是彻头彻尾的双重标准。至于他污蔑网络声音为“无中生有造谣惑众”，实乃其本人的贴谱写照。张新实很清楚，如今网络民意行将形成主流民意，所以他认为“对网络依法依规进行监管和处理十分必要”。

知情者一语点破：“《扬子晚报》报导、政府通报、市委书记博客与事实天差地远。”

王四的邻居向记者证实了这批拆迁人员的为非作歹：“这伙人天天来，夜里也来。砸门，用胶水堵门的锁眼，泼油漆。他们多次恐吓、打骂王家的人，把七十岁老太太的腿都打断了。今天他们来还带了刀。”

另一位邻居说王四曾被追打。

前些日子，同为宿迁市的违法拆迁受害者孟献斌、丁道顺等人的血泪控诉，已引起众人的共鸣。而在2008年9月打断孟献斌肋骨的人，正是此次血案中送命的袁某。

当地被拆迁者说：就在出人命的前一天，还有八户被拆迁人家遭殴打。

……

宿迁市暴力拆迁的黑幕和罪行，民愤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放眼全国，仅就强征土地、强拆民房而言，这一类的事件和血案，每天何止成百上千起，只不过平常死伤的绝大多数是老百姓，而很少有政府方面的人。上访申诉的老百姓，俗称访民，也就是冤民，遍布神州大地。大刀王五如若打抱不平，打得过来吗？

王四不比王五，以前哪里见过抡刀动武的阵势。这一次他实在是被逼急了，才奋不顾身地去空手夺刀，豁出去了。即使他拿菜刀拚命，也是罪在暴政。

王四没有王五那般高强的武艺，更没有他那么大的名气。不过王四面对的共匪流氓政权，比起王五反抗的清政府来，其贪婪、凶恶、残暴、狡诈、无耻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就“与时俱进”了。试问：清朝出现过几起强征农田、强拆民房的案例？而“和谐社会”的政府派人持刀侵入王四的住宅，殴打他的母亲、姐姐，还要强拆他家的房子，明晃晃的刀子随时危及他的生命。被逼无奈的王四，终于铤而走险。这是不折不扣的抗暴啊，然而他不仅被刑事拘留，而且面临当局的“严惩”。

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刀王五，已然寂灭于尘世。即使他活在当下，也于事无补。王四已成了阶下囚，命系一悬。能不能救王四，就看我们自己了。这一阵子，王四夺刀自卫及砍杀强迁人员的抗暴行为，激起民间与网上一边倒的支持和声援：“快刀王四，英雄啊！”“杀得好！杀得好！”“这是黑社会入室行凶，户主被迫自卫。”“在自己家中挨打，警察不管，老百姓为什么不能自卫反击？”“政府不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反而无止境地加以损害，群众只有自我保护了。”“保卫家园，人人有责。”王四所属雨露村四组居民一百多人签字按手印，“联名保王四”。“请愿书”称：“王春勇（王四）平时一贯遵纪守法，尊老爱幼，为人老实，在群众中一直受到好评。”“一个老实人，一个深受群众好评的人，转眼成了一个罪犯，是善良的人们从内心无法接受的。现四组村民联名请愿，恳请政府调查真相，给群众一个公理！”指望一个集犯法和执法于一身的政府“调查真相”，近乎黑色幽默，可老百姓又有什么办法呢！又是谁把一个老实巴交的送水工，逼到了手刃的地步？

命案虽已酿成，但王四是“杀人犯”吗？社会的健康力量，能不能为其寻求司法公正？

现在，尽管想说真话的媒体被封口，真实版的网页和网民的发帖遭删除，然而正义的呼声是扼杀不了的，日益觉醒的公民意识是扼杀不了的。

没有了行侠仗义的大刀王五，中国人依然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地为身陷囹圄的王四打抱不平，为形形色色的不愿被宰割的王四打抱不平，这也是在为咱们自己打抱不平。

没有王五，我们就是王五，道义上的王五。那种精神的光焰，说不定比王五的大刀更顶用。

笔者写此拙文，不单单是为了“这一个”王四。

張偉國︰鮑彤是趙紫陽遺囑執行人

——杜導正聲明露玄機

【新世紀特稿2009年6月9日】剛剛問世的趙紫陽錄音回憶錄，在海內外引起巨大的反響，這對刻意回避六四20周年的北京當局，無疑是被將了一軍。在此背景下，看杜導正先生在香港《明報月刊》刊登聲明，實在可圈可點。杜先生聲明的要義，一是斥責英文版的序言和標題「扭曲了趙的原意」；二是不同意在目前的時機出版。

眾 所周知，趙紫陽的錄音回憶錄的作者是趙紫陽，著作權是趙紫陽的，趙紫陽去世了，這個著作權就是趙紫陽的家人的，或者是趙紫陽委托的「遺囑 執行人」。杜導 正等人當初勸趙紫陽為歷史留下證言，並為趙紫陽錄音回憶錄的制作嘔心瀝血，功不可沒。而且，他所主持的《炎黃春秋》雜志，近年來屢屢發表田 紀雲等人懷念 趙紫陽的文章，實際上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開始逐漸恢復趙紫陽的名譽，客觀上為今天趙紫陽回憶錄的出版做了重要的鋪墊。這無疑是令人敬佩的義舉， 定將載入史 冊。

但我相信，不管是當初還是現在，杜導正並無意要分享趙紫陽回憶錄的著作權，也非趙紫陽選擇的「遺囑執行人」。更何況，對于趙紫陽的觀點和有些說法，迄今為止依然身在中共體制里的杜導正也公開表示不完全同意，更不要說對大洋彼岸哈佛大學教授麥克法夸爾英文序言的某些提法有自己的看法，或者在出版時機的選擇上要求以中共處境的政治需要考量，都在情理之中。

然 而，我也相信，杜導正先生肯定十分清楚，他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卻不能要求作者和編者听命于他。他當然可以對于自己撰寫的序言提出修改意 見，也可以對已 經出版的序言發表這樣那樣的聲明，甚至可以聲明收回他的序言，但是在趙紫陽回憶錄中究竟選用序言的哪個版本（或以哪個版本為準），除了事先的商定和尊重作 者要求以外， 主要應是編者、作者和出版者的協商（或協定）而定。或許，海外這種出版自由的規範與大陸出版業的「潛規則」是無法等量齊觀的。

說 到英文序言到底是否「夸張趙紫陽個人的功績」，相信一般讀者在讀了趙紫陽的回憶錄，了解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踐過程後，是不難得出自己的結論的。其實，麥克 法夸爾本來對趙紫陽的評價也是有一些保留的，但恰恰是在研讀了趙紫陽回憶錄的全部書稿之後，形成了現今全新的獨立看法︰鄧小平是中國改革 的教父，趙紫陽 才是中國改革的真正設計師。當然，杜導正完全可以批評麥克法夸爾對中共的政治機制沒有像他那樣的深刻了解；同樣的是，麥克法夸爾與中共體制也未見有任何的 利益瓜葛，似不會因為需要某種政治保護，而必須迎合中共的主流意見，與中南海對鄧小平的評價保持一致。更不用說，由于時空條件上的優勢，以及嚴格的學術訓 練，麥克法夸爾在別人對他的論點提出批評之前，自己早就在反覆不斷地證偽了。

杜導正在聲明中強調反對現在這個時候（也就是六四20周年）出版，在此之前他接受媒體訪問時也曾表達了︰等過了六四20周年再出版的意見。當初 他勸趙的時候則說，作為「六四」當事的一方，寫出事件的全過程，前因後果，總結一下經驗教訓。然而，當這些經驗教訓有了最好的用武之地的時候，杜先生給人的印象似乎有些猶豫了。我不說這是葉公好龍，但多少有點自相矛盾，也許他有難言的苦衷——不得不向自己所在的體制所作一種「交代」。

其 實，對于出版時機的選擇，一般情況主要由出版商與作者和編輯之間協定確定，這中間，杜導正或其他人無論是作為趙紫陽的老部下，還是作為一個曾參 與趙傳制 作的工作人員，可以提建議，也可以公開或不公開的發表自己的意見，但不能越位拍板。趙紫陽女兒王燕南在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說，首先肯定錄音是真 的；其 次，現在出版不是早了，而是晚了，早在趙紫陽講這些話的時候就應該出版了。這無疑是趙家意見的權威表述。

杜 導正聲明說，他們工作結束後將錄音交給了作者，「從未給過其他人」。我相信這完全是大實話，但在字里行間不難看出，杜先生的這種說法是要與體制外的鮑氏父 子劃清界限，這固然有他在那個體制里生存不得不為之的苦衷，客觀上對他本人未嘗不是一種極大的傷害，這對他甚至是一種奉獻和犧牲。

杜先生這份聲明其實已經產生了一個事先意想不到的效果，即他挑明了一個大家早已心照不宣的事實︰趙紫陽和鮑彤的思想靈魂是一體的，鮑彤在趙紫陽心目中的地位是無人能取代的，他才是趙紫陽最信任的人。這也間接證明鮑彤、鮑樸父子出版 趙紫 陽回憶錄的授權，恰恰是來自作者本人而非其他人。與其他的戰友和部屬相比較，趙紫陽和鮑彤之間顯然是一種榮辱與共的生死之交。當年為了整垮趙紫陽， 鄧小平、李鵬堅持要把鮑彤打成“壞人”，送進秦城服刑坐牢，趙紫陽非常清楚鮑彤這是替自己去坐牢。鮑彤坐牢期間，趙紫陽就已經通過鮑彤夫人蔣宗曹在探監時轉告了鮑，利用監獄好好休息，出來後再幫他寫《北京十年》（即現在問世的回憶錄）。而鮑彤也把這視為趙紫陽這位老首長給自己最後的任務。這既是趙鮑之間關于今天推出的錄音回憶錄的最初約定，也是他們這對合作伙伴的最後一次合作。那種相互間心心相印的默契，在今日中國政壇已絕無僅有。

由 此，我們可以理解了，鮑彤為趙紫陽回憶錄撰寫的「導言」里開宗明義提出︰「趙紫陽的遺言屬于全體中國人。以文字形式公之于世是我的主張，事情由我主持，我 對此負政治上的責任。」這一句話所透露的重要資訊是︰鮑彤就是趙紫陽遺囑的執行人。而杜先生的聲明，則在客觀上對此作了背書。

鮑樸︰六四的記憶與遺忘

標題由編輯所加，鮑樸是趙紫陽錄音回憶錄《改革歷程》的出版人，也是趙紫陽前秘書鮑彤的兒子。本信收信人邱翔鍾是《信報》的前總編輯，現于退休，居于英國。

新世紀配圖︰鮑樸與趙紫陽錄音回憶錄英文版（美聯社）

邱翔鍾先生︰

您好！

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記得年初，我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之際，您對香港的年青人，是否關心“六四”，是否還記得“六四”，向我提出過一些問題。那時我的回答是︰年青人畢竟是年青人，他們有他們的生活，對一件他們沒有親身經歷過的事件，或者在他們出生之前就發生事情，記憶淡薄，也不奇怪。

我們談話以後，“六四”二十周年紀念日逐漸臨近，此間關于“六四”的話題也逐漸多了起來。在香港，談論“遺忘”、拒絕遺忘的話題很多，又引發了我的一些思索。

首先，我還是認為“遺忘”一事沒有大家說的那麼可怕。凡是經歷過“六四”事件的人，對那場悲劇都有切膚之痛。這種記憶永遠也不會消失。記得當年，香港百萬人上街游行，抗議“六四”屠城，這些人中，恐怕沒有人會忘記當年那一天、當年那一刻、當年熱血沸騰時的那種感覺。

更重要的是，一九八九年之後，每時每刻都不能有絲毫“忘卻”的恰恰是希望全體中國人都忘掉“六四”的中國政府。他們時時把守天安門廣場；他們每秒鐘都在過濾互聯網；他們每時每刻都在有計劃，有目的地影響傳媒，促成全民性的“遺忘”。

但是，正是因為政府不能忘記“六四”，他們的政策，他們的行動，就不免會影響到每一個中國人，每一個香港人的生活，當然也包括新的一代的年青人的生活。只要這些年青人注意觀察，他們也總有一天會意識到，其實“六四”事件的後果，每天都在影響他們的生活，只要“六四”事件不平反，他們每天都是受害者；只要他們關心國家的命運，也就不難發現歷史上發生的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關系到全體中國人的命運，關系到自由、人權和法治這些最最基本的普世價值觀念是否能夠深入中國人的生活，是否在香港不被拋棄和扭曲。

其 次，已經發生過的事情，不可能隨時閑的推移而本身有所改變。逐漸變化的是我們的觀念、我們的記憶和我們的印象。對歷史事件的不同說法，不能說明歷史事件本 身有什麼變化，而只能說明我們人性具有各種弱點。比如︰我們的記憶會模糊、我們的觀點在權力的影響之下會被扭曲、我們的印象在謊言的影響下也可能發生變 化。但是，更應該注意到，我們同時也有追求真理的願望，也有對社會公正的渴望。近來我們出版的趙紫陽錄音回憶《改革歷程》立即得到了香港人民的熱情關注。 這種熱情的根源當然來自趙紫陽這樣一個歷史人物的人格的魅力；同時也證明了香港人民對真理的追求，對公正的渴望從來沒有泯滅過。每年在香港舉行的燭光晚 會，就是最好的證明。

邱 先生，我還認為，使用各種方法強迫遺忘，掩蓋真相的手法，有一天終究會失敗的；撕開遮掩的黑幕，還原歷史的真實是不可避免的。總有一天，總有一件事，會再 次引發香港的年青人對歷史的追思，到了那個時候，真理與公正的意義，就會在他們的生活中突現出來︰原來真理與公正從未有一天離開過我們。

鮑樸

2009年6月6日

（原載《香港家書》 http://www.rthk.org.hk/rthk/radio1/hkle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