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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9日星期二

方觉:粉碎四人帮不是军事政变

2008年9月9日

今天是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去世32周年。
同毛泽东去世直接相关的最重大事件,是27天后中央警卫团抓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张春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其中江青是与毛泽东成婚38年的遗孀。

左起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在中共“十一大”主席台上

这个抓捕行动的主要策划者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和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汪东兴是中央警卫团的直接领导人,是这个抓捕行动的具体指挥者。这个抓捕行动事先征得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毛泽东去世后尚未产生新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的同意。

长期以来海外有一种评论:粉碎四人帮是军事政变。

军事政变通常是指军队领导者运用军事力量推翻国家最高领导人或政
府。

1976年10月6日中央警卫团抓捕四人帮时,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是华国锋,他身兼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那时中国不设国家主席)两项党政最高职务。抓捕四人帮不是为了推翻华国锋。恰恰相反,正是华国锋批准了抓捕四人帮。

中央警卫团抓捕四人帮也不是为了推翻中国政府。四人帮的三个-
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政府内完全没有职务,仅仅张春桥挂名国务院副总理,其主要工作领域则在国务院之外-党务和意识形态。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主持着中国政府的运行。

因此,把粉碎四人帮定义为"军事政变"是言过其实的。

应香港《开放》杂志主编的约请,
我在该杂志2008年9月号发表了《恰如其分评价华国锋》,原稿第二部分的小标题是"粉碎四人帮方式不对"。我在那个部分着重指出:四人帮是政治问题,应该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用警卫部队抓捕四人帮,树立了以军事手段处理政治问题的不当先例。

《开放》杂志将原稿第二部分小标题改为"粉碎四人帮是军事政变"
,是沿袭了海外的言过其实的定义。

不久前辞世的华国锋与1976年9月9日故去的毛泽东有密切关系
,与粉碎四人帮也有密切关系。所以,我把评价华国锋的那篇文章的原稿陈列如下或许是必要的。


方觉: 恰如其分评价华国锋

2008年8月23日


前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日去世。

应该纠正长期以来对他的一些不恰当评价。

不是文革左派

一九六六年爆发"文化大革命"之前,
华国锋是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该省农业工作,是副省级的高级干部。他在文革期间是一个温和的中间派,由于毛泽东的关照,成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华国锋在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任内,没有大力推行极左路线,
而是比较注意缓和省内的政治形势,比较注重发展省内经济,使湖南在"文革"中后期避免了大的动乱和损失。

一九七二年毛泽东调华国锋到中央工作,分管全国农业。
华国锋在这个职位上仍然是温和的中间派,他专注于发展农业生产,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极左派保持距离。

一九七六年四月毛泽东再次将邓小平从政治上打到,
提名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从而确定了华的"接班人"地位。毛泽东没有让张春桥成为"接班人",而是用华国锋去平衡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极左势力。

综观十年"文革"的全过程,华国锋一直没有积极为"文革"
的极左路线推波助澜,无论在地方工作,还是在中央工作,都是比较务实的取向。

后来有人刻意把华国锋同"文革"的极左倾向挂钩,
显然不符合事实。

粉碎四人帮方式不对

通常认为华国锋的"最大功绩",是同叶剑英、汪东兴等联手"
一举粉碎四人帮"。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是"文革"
极左派的主要代表,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泽东去世后他们继续留在中共领导层内将会误国误民。可以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调整或免去他们的职务,也可以把他们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全国政协的虚职上以削弱其权力。"四人帮"是政治问题,应该通过政治途径解决。

使用汪东兴掌握的中央警卫团逮捕"四人帮",
是用军事手段处理政治问题。当叶剑英、汪东兴等把拟以警卫部队抓捕"四人帮"的密谋告知华国锋时,他作为最高领导人没有阻止这种不当方式。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用警卫部队逮捕"四人帮",
树立了用军事手段处理政治问题的先例。十三年后,邓小平也使用军事手段处理政治问题:调动军队镇压"六·四"和平抗议。

过渡时期的正面变化

毛泽东的去世和"四人帮"被清除,使"文化大革命"得以结束。
一般的评价是:华国锋在"文革"之后继续坚持"文革"的错误理论和错误路线。实际情况并不尽然。

"文革"之后,华国锋逐步降低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的高调,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发展国民经济。"文革"结束半年多,中共"十一大"前夕即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一九七八年春天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强调的是"四个现代化建设"。从一九七六年十月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两年多时间,中国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思想形势、社会形势、外交形势越来越不同于"文革"期间。

不能幻想一个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在毛去世后立即否定毛。
有正面意义的是,华国锋在实际执政过程中并没有不折不扣地继续毛泽东的路线、政策、口号。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苏联也没有立即否定他。
而是到了三年后的苏共"二十大",才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并确立了改革方针。在这三年的过渡时期,苏联同样发生了一些正面变化。中国的过渡时期只有两年。没有过渡时期的正面变化,就不会有后来的改革。这就是共产党国家的历史进程。

共同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

存在着一个政治神话: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起点,完全是邓小平倡导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
是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四位副主席之一的邓小平共同拟定的。这个主题是:在全国范围停止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并相应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国锋没有反对过改革开放,
更没有反对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共同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是华国锋一生真正的最大功绩。
一些人为了突出邓小平的"核心地位",有意抹去了华国锋的这个重要功绩,把华国锋歪曲成"改革开放的反对者"。

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涉及至关重要的政治改革,
这是它的巨大缺陷。这个缺陷影响至今三十年,还将消极地影响下去。华国锋对这个重大缺陷负有历史责任。同样,邓小平对此也负有历史责任。

被老人政治取代

一九七六年华国锋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时,只有五十五岁,
比后来历届中国最高领导人都年轻得多。在他担任最高职务的将近五年间,他也比绝大多数中国领导层的其他成员年轻得多。他代表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年轻化方向,也代表了中国领导层的年轻化方向。

这种年轻化方向很快就被邓小平的老人政治打断了。

比华国锋年长十七岁之多的邓小平,一直渴望获得最高权力。

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
邓小平联合中共内一批渴望重新掌权的政治老人,加快了把华国锋排除出最高职位的步伐。

为了排除掉华国锋,以邓小平为首的政治老人夸大华国锋在"文革"
期间"左"的表现,否认华国锋促进了"文革"之后过渡时期的正面变化,掩盖华国锋参加共同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重要贡献,贬低华国锋的工作能力。

一九八一年六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
华国锋被迫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这时他仅仅六十岁。

七十七岁的邓小平接替了华国锋的中央军委主席的关键职务。
年迈的邓小平虚伪地不同意大多数与会者希望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而是让他选定的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在政治上不能摆脱邓小平的控制,所以,中共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是邓小平。而且,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两个职务分离,使邓小平有不受约束的军事权力干预政治进程。八年后的六月,邓小平为了捍卫自己的实际最高权力,命令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

从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一九九七年邓小平去世的将近二十年
,是老人政治统治中国的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间,邓小平随意撤销了两任主张改革的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又随意指定了两任拒绝政治改革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

邓小平批判华国锋、反对华国锋、赶走华国锋的真实目的,
是为自己的老人政治奠基。这就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的中国政治的焦点。

毫无疑义,华国锋不是一个政治改革人物,
他不适宜长期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但是,取代华国锋的应该是比较年轻、比较开明、比较愿意推动中国走向全面转型的新一代,而不应该是邓小平这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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