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虚舟：知识分子的勇于担当

—— “以日为师”之四

【新世纪特稿2008年9月7日】一、

思想是带动社会前进的 火车头，而文化则是装载思想在社会生活发展变化中轨迹的车厢。在古代，由于思想在认识世界方面长期得不到突破，古老社会便长期循环往复，停滞不前。思想对 社会前进的带动作用便不明显，或无法显现。到了近代，尤其是欧洲经过《自由大宪章》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人类认识世界的思想活动 愈来愈活跃，对世界的认识有接二连三的根本性突破，社会的发展因而也一日千里。人们也愈来愈看清楚了，先进国家之所以先进，就在于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有新的 发现，因而能创造新的价值观，进而形成新的思想，便不断揭开生活新的一页，不断涌现文化的新局面。而后进国家之所以后进，就在于囿于对世界的已有认识不能 突破，固守原有的价值观不能创造，遵循残缺的成见无法更新，因而万人同面，千古一腔，历史停滞，文化僵硬。

由于人类社会深入一 步认识世界的速度愈来愈快，由于新的价值观此起彼伏，由于新的思想层出不穷，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在不断加快：辽阔的蓝色星球变成愈来愈小的地球村，自古分 散成国的人类社会正大步走向一体化，一边整合地球，一边挺进太空的人类，雄心万仗，更要实现太空人类化。因而，暂时占据领先地位的先进国家便面临着不进则 退的挑战，只能勇往直前，创新再创新；同样的，暂时落后的后进国家也面临着不甘居于人后，只能穷则思变、奋发图强、争取后来者居上的挑战，必须学习学习再 学习，创造创造再创造。

就近代史的经验来看,后 进国家学习先进的英国最成功的大国是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美国学习英国最突出的是制度建设，德国学习英国最突出的是理论建设，法国学习英国最突出的是 理论和制度的全面实验，日本学习英国最突出的是制度和思想的模仿。后进国家学习先进的英国成败参半的大国是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国家都费了几个世纪的时间 学习英国的榜样，由农业国发展为工业国，进步是明显的。但由于都过分坚持传统，一心追求的是国家的富强，没有把人的自由和权利放在社会生活、国家活动的中 心位置上，没有把人当成国家服务对象的中心，因而无法在认识新世界方面取得突破，提不出更高一筹的新的价值观，无法形成推陈出新的思想，进三步，退两步， 不甘人后，总在人后，又悲又喜，时悲时喜，迄今无法达到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早已达到的历史高度。历史的经验教训应当认真总结，认真记取。

二、

就中日两国学习历史的经验教训论，日本知识分子的勇于担当，值得中国知识分子效法。

From 人物

在全力以赴学习英国 之前，日本知识分子还有一段努力学习“兰学”的经历。福泽喻吉（图）在《自传》中就记载有他们那一代青年学生翻着《日荷辞典》读荷兰文原著、轮换着没日没夜抄写 荷文书籍、千方百计用学来的科学知识做实验的种种故事。待被美国军舰打开国门后，学习的对象便锁定为英国。1859年 冬日本第一个使团访问美国，随团的福泽喻吉“和另一个翻译官中滨万次郎各买了一部《韦伯斯特大辞典》，这是韦氏辞典第一次带进日本。我们买完辞典就没有其 他事情可办了，于是顺利地启航回国”。“由于渡美，我得以和美国人接触，在美国专研究英语，回国后也尽可能念英文书，在执教当中也不教荷兰文而只教英文。 可英文书当时对我来说还是很难的，不能顺利地阅读。看不懂的时候，唯一可依赖的只有荷英对照的字典。我虽说是教书，实际上是边教边学，和学生们一起共同进 修”。“我从美国回来的那年是万延元年（1860），该年即翻译出版了一部《华英通语》，这是我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我在这两三年里，与其说是教诲别人，勿宁说是自己在专门研究英语”。到第二年（1861） 冬天，日本向欧洲各国派遣使节，福泽喻吉成为使团的正式成员，情况大为好转，“我记得当时大约领了四百两，其他一切旅费都由官方开支。我领到的四百两只作 为生活津贴”。“在领来的四百两当中我单取出一百两送给了故乡的母亲”。“在离日本之前，我只买了一套普通的行装，那时的物价很低，当然没有甚么大量花钱 的地方。于是我把剩余的钱全都带在身边，在伦敦逗留期间没有别的东西可买，只买了许多英文书。这就是英文书输入日本的开端，而在日本能自由使用英文书也是 从此开始的”。

就是在这样自学英 语，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福泽喻吉一边办学，一边译著，出版了六十部作品。就这样，在福泽喻吉和他那些志同道合朋友的共同努力下，先进西方的思想、制度、历 史、文化以至生活习俗的细节，一一呈现在每个日本人的面前。正是由于日本知识分子勇于担当，日本“摆脱过去，走向未来”，“脱亚入欧”，“全盘西化”，才 能一步一步实现。

三、

说日本知识分子勇于担当，不仅仅是指结果，而更重要的是指过程——日本知识分子进行译著，介绍西方的思想、制度、历史、文化和生活细节的道路并不平坦，他们也是在重重“内忧外患”中艰难行进的。

所谓“外患”，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敌国外患，而是指自身以外的威胁。在日本开埠的前后，锁国攘夷、尊王攘夷与开港开国、维新变法的斗争势同水火，明争之外，暗杀之风也盛行了颇长时间,追 求西洋文化的知识分子也生活在风口浪尖上，时时有遇刺的可能。福泽喻吉不仅没有退却，而且把自己的佩刀还卖了，除了做好随时逃跑的准备之外，“这时我只好 多加小心，夜间决不外出。大约从文久年间开始，直到明治五、六年的十三、四年当中，我一直夜间没外出过。在这期间，我只是以著书翻译来度过那无聊的岁 月”。

四、

所谓“内忧”，也不 是指通常意义上的国内之忧，而是指来自身心以内的诱惑。这种诱惑主要有两个：一是当不当官。在汉学“学而优则仕”传统的长期影响下，当官是对知识分子、特 别是大知识分子最大的诱惑。而福泽喻吉“的心情大凡如此，既不想给本藩当局效劳以辅佐藩政，也不想飞黄腾达以耀武扬威，世间所谓的功名心，我已一点儿没有 了，从内心中彻底把它清除了”。即使当初在江户“受幕府任用，后来终于叫我当了幕府的家臣”。“自从我做了‘旗本’之后，与平日毫无两样。于是某天有一位 知己同僚（我记得大概是福地源一郎）前来我家，他走到门口问了一下：‘大人在家吗’？‘不，我们这里没有甚么大人’。‘大人没在’？‘我们这里没有你所称 呼的那样的大人’。这位客人和我家的女仆正在不断地纠缠着，我家里比较小，所以立刻就听到了，我出去后才把那位客人带到客厅里去。原来客人称呼‘大人’， 所以我家的女仆当然听不懂了。因为这个称呼在我家里既没有人用过，也没有人听说过”。

这种无视官职的态 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坚定。“后来‘王政维新’终成定局，大坂成立起明治临时政府。该临时政府发出一道命令说，‘因有所任用，请出仕公职’。最初接到 政府通知的是神田孝平、柳河春三和我三人。可是柳河春三不愿去大坂，他虽奉命但又提出申请，希望政府任用时能叫他在江户工作。神田孝平奉命前往，而我立即 称病拒绝了。后来大坂的临时政府迁都江户，又曾多次召用，我始终拒绝未去。有一次，神田孝平跑来劝我，叫我无论如何也要出来工作。我回答说：‘你究竟怎么 想的？大丈夫进退去留不是各随所好吗？世人不是都愿意这样吗？你大概对这一点不会有甚么异议吧！依我看来，你出来给新政府工作，这是你的平生所好，我很赞 同。可是轮到我身上，我并不喜欢那样做，所以就不想出来工作，这也是我之所好，与你愿意出来工作不是同样的道理吗？我现在赞同你的举止，因此你也应该赞同 我的进退态度。你似乎应该称赞我说：福泽愿意退居家中，那很好。但你并没有夸奖我，反而前来叫我出马，这不是不够朋友吗’？我就这样大发了一通议论，把他 训斥了一番”。

“后 来又有几次召唤，我都把话说绝了：我决不去政府工作。某天，细川润次郎到我这里来了。当时还没有‘文部省’这种机构，所以他对我说：‘无论如何要叫政府照 顾这个学校’。我说：‘那可不行，我甚么也不需要政府照顾’。后来我们又谈了许多问题。按细川的说法：‘政府方面无论如何没有理由袖手旁观，政府应该奖励 你为国家立下的功劳’。而我坚持自己的意见，断然拒绝说：‘奖励不奖励根本没有甚么关系。人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不足为奇，车夫拉车；豆腐坊老板做豆腐；学生 读书，这都是人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如果政府奖励这些做他们应做的事的人，那么邻家豆腐坊的老板就应该先受到奖励。这类事情都免了吧’！这真是相当粗暴的论 调。我之所以提出这种论调，实是因为太讨厌政府了。可是说实在的，正像上面所述，主要是因为我认定这个新成立的明治政府仍是一个一味守旧的攘夷政府。攘夷 是我最讨厌的。那时我的确认为要是这样子的话，纵令政府更迭，国家也不能维持长久，这将把一个值得珍惜的日本国弄得乱七八糟”。

在传统的东方，这种 鹤立鸡群般的与众不同，最让人奇怪。“尤其我自己并非完全无知，也很了解政治，但是始终不做政府的官，这是出人意外的。‘日本社会上的人，百分之百都希望 自己能够飞黄腾达做个一官半职，在这种情况下，唯有福泽一人不愿做官，真是不可理解’。不仅有人背地里这样议论我，而且当时就有向我质问的人。其中不止有 日本人，甚至外国朋友也怀疑我的进退，例如有些美国朋友经常劝我：‘你为甚么不到政府里做事呢？在政府里找一个位置做你想做的事情，既有名又有利，这不是 件美事吗’？可是我听了只有一笑置之”。

福泽喻吉坚持这样 做，是想割断卑劣的传统。“第一，在政府决定采取文明开国的方针而大力改革国务的同时，官吏们却对国民放肆地耀武扬威起来。这种作威作福的风气，若说它是 行政上的威严，那自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并不如此，只不过是这些官吏高兴这样虚张声势而已。譬如等级问题，随着‘王政维新’和文明政治的开展似要废 除，但又没有废除，却在那里尽做一些给人贴金的事情。在日本国内一些不必要之处则订出上下贵贱的区别，并且煞费苦心地在官民之间制造人为的差别。既然说政 府高于一切，自然在政府为官的人也是高贵的；既然高贵，自然就作威作福起来。其实他们也明明知道，这种耀武扬威就是虚张声势，的确不是甚么好的作风。但是 这完全是一种自然的趋势，谁若做了官，不知不觉就会随波逐流地耀武扬威起来。不仅如此，而且对部下是耍威风，对上级则是处在别人威风之下而卑躬屈膝，一来 一往，如法炮制，真是愚蠢无聊。如果我不参加政府为官，只是旁观那些蠢货的臭架子，可以一笑置之。可是在日本今天的这种潮流下，如果与这些官吏为伍，即便 处在一个最好的地位，也必然会丑态毕露而落个虚张声势的臭名。从我的个性来看，我不能这样做。

第二点是很难说的： 谈到政府所有官吏的教养，看起来都是品质不高的。他们平日美衣美食，住的是高楼大厦，挥霍的方式也很出奇。处理一切事物颇为果断，不论处世或是料理政务也 不卑劣，饶有风趣。但是由于总爱模仿中国那种阔达的风度，因而对自己的私生活不加检点，经常饮酒取乐，调戏妇女，看来专爱以肉欲为其最大的乐趣。家里家外 藏娇蓄妾，犯多妻罪而不知耻。并且恬着脸皮对这种丑事毫不隐讳。这应该说是一方面在推行西洋文明的新事业；另一方面在学做日本、中国的那种守旧的丑态。因 此不讲别的，单就这一点看，我总认为他们是低一等的下等人。如果站在一旁把这种风气当作一般世俗来看，也不觉得那么讨厌，也不想去责难它。有时我与这些人 也有所来往，商谈一些事情，甚至有说有笑。但是说到要与这些人为伍、吃一锅饭、真正亲近起来，那就使我总觉得是件肮脏的事，因而自然就厌恶起来。这也可以 说是我的一种洁癖。总而言之，大概是出于度量狭小的缘故吧！无奈这是我的天性，实在无法改变“。

福泽喻吉说的第三个 原因是，“讨厌‘忠臣义士’的轻浮作风”，“我坚信：与其同这种轻浮的人们为伍，倒不如独自寡居而来得心情舒畅。所以我一直谨守初衷，一切政治上的事凭他 人去干，自己只是致力于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这些“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专心致力于开港和吸取西洋文明的事情”，“把所学的洋学传给后生，并全力以赴从事 翻译、著作。尽管力量有限，我自己下决心这样做，说不定也许会侥幸的把我国同胞引向文明世界”，“使日本变成一个西洋式的文明富强的国家”。

而最深层的原因是， “愿做独立的榜样”。“日本国内的士族不消说，就连一般农民、商人的子弟，只要稍微识一点字的就想做官，即便不能做官，也总想靠拢政府以图发财，那种情况 有如苍蝇麇集在腐食上一样。全国人民都认为不依赖政府就没有发迹的机会，因而毫无自身独立的想法。偶尔有些从外国回来的留学生，觉得自己有决心毕生保持独 立，不想在政府里做官，跑到我这里来这个那个地装模作样地夸夸其谈一番。对这些人的话，我从开始就不相信，只是抱着马马虎虎的态度置若罔闻。那些‘独立先 生’是看不长的，后来一打听，有的一下子就当上政府某省的秘书了，运气好的做了地方官。我并不是指责他们，每个人的进退行止要凭其自由。但是全国的人只认 定政府是唯一的目标，除此之外别无出头发迹之道。这种看法毕竟是汉学教育的遗害。所谓宿昔青云之志乃是祖先遗传下来的一种迷信，我希望现在能从这种迷惑中 把人们唤醒，使之懂得文明独立的本义。为此，即使天下只有我这样一个人，也想叫人们看到真实的榜样，说不定自然也会有人倾向于这个方针。我认为：一个国家 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奴隶性，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不能维持。至于能否做到这一点我暂不去考虑，我想到的只是自 己要做那样一个榜样”。“我的想法，就是与自己本身无利害关系的所谓诊断医生的想法，我并不企图占据政府的地位而滥用权力以医治天下。但是我只希望能用甚 么办法使一般国民走进文明开化的大门，以便把我们这个日本国缔造成一个兵力强盛、商业繁荣的大国，那才是我的本意”。“总之，我对政治不热心，且轻视之， 这大概就是我不近政界的原因”。

五、

与“做不做官”相对，“内忧”的第二个是：要不要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是古训，今之“君子”，既有古代“君子”的风骨，更有古代“君子”缺少的学识，取财不仅“有道”，而且“有则”，对不义之财,哪怕是以国家名义行之的不义之财,也力斥坚拒。这也许就是古代和现代的区别:孟 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标准是人在国家之下，现代知识分子的原则是人在国家之上。日本使团再次赴美，福泽喻吉与焉。“一行人当 中就有一个‘利国司’的人员在内。按照他的想法，认为今后日本也将逐渐开展洋学，外文书的价钱必然会随之增高。根据这种判断，他认为在美国买些外文书带回 日本去卖那将有利于国家，因此就内定我为买书人。可是我并没有轻易接受，我对这件事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购买外文书是非常好的。日本国内的外文书都禁绝 了，我很希望多输入一些，哪怕多输入一本也是好的。真幸运啊！这次来到美国如果用公款购买一批书带回日本按原价出售，那实在是很难得的事，无论如何我也要 尽力采购一些既便宜又适用的书，这样做如何’？‘不，不是那样！我想买书自然是打算有利于国’。‘那么说政府是在做生意。可是我并不是为了当经济人而来美 国的。既然政府开口说要做买卖，那么我也来做个商人吧。我想收一些佣钱可以吗？不论采取哪个办法都可以。如果政府按买入的原价出售，我无论如何费劲也要细 心审查书的内容，然后以最便宜的价钱买入，这样再按原价卖出。如果政府打算谋利，那就不能只让政府去赚钱，我也得跟着一起赚钱。好吧！这就是官商两者的分 界线。你看怎么办’？我这样一叮问，结果争吵得相当激烈，使我大失高官贵吏们的欢心”。这就是福泽喻吉，不为国家谋不义之财，也不为自己谋不义之财。

开港后的日本随 着文明开化的进展，愈来愈多的人送孩子去外国留学。“但从当时的社会一般风气看来，有很多学者和官吏往往依赖政府，请求批准自己的孩子为官费留学生以便送 到外国去学习。他们百般设法进行活动，一旦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异常高兴，认为这是莫大的收获。唉，这真是一件丑事。我认为自己生的孩子，为了叫他进修学业， 当然也可以送往外国去留学，但若因为贫穷无力也可以不这样做。像讨饭似的向人哀求批准官费而使孩子留学，这是没有骨气的人干的事。对这种人我只有心里暗然 冷笑”。然而人到中年的福泽喻吉也面临着为孩子将来留学筹款的难题。“因此不耻对人坦率地说：‘需要钱！需要钱！真想叫孩子们去留洋。现在孩子是七岁、五 岁，但再过十年就得把钱准备出来，到那时真要把钱筹划出来就好了’！”一位富商请他去督办自己办的学校被拒绝后，又听到他向人倾诉的这一番苦经，便重去找 他，提出一个为他筹款的方案，前提是督办商人的学校。“当时我确实正在发愁这笔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孩子留洋的学费如自天降，本应立即答应下来， 但我考虑之后并没有同意这样做。我总认为不该同意。最初，我之所以不去督办那所学校，自有其不接受的原因，因此断然拒绝了。现在对方表示出钱请我，如果我 闻其钱声而改变己见去满足对方的要求，那么前次谢绝即是错误；如果前次不是错误，那么现在接受对方的金钱就是大错了。若为金钱而改变己见，这就形成金钱万 能了，所以我不能这样做”。

常言说得好， “言教不如身教”，“名师出高徒”。在福泽喻吉言传身教下，一代青年学子成长起来。“总之，我把著译工作视为立身成家的唯一基础。因此即便是办私塾，我也 不做那种把学生缴来的少许学费中饱私囊的卑鄙之事。与此相反，我不但把这些学费完全分配给教师们，并且常常从我的腰包里往出拿钱以供学塾开支”。学塾的教 师“都是本校的优秀生，所以在自己的学塾里也不想多领薪金”。“本来他们若到外面去教学是能得到很多报酬的，但是他们却愿给母校服务，这与往外拿钱是一样 的。于是这个没有资金的学塾也就靠着这样而得以维持下来。但是谈起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却是每到月底分配薪金的时候，往往在教师中间发生争论，这种争论则是 争论薪金的多少。有的人说：‘我不应该领这么多的薪金，你领的少了’。对方便说：‘不少，我领这些就足够了’。于是多呀少呀地互相争论，好像吵架私的。我 从旁边看到的时候，每次都是笑着给他们平息一番：‘又争论起来了！好歹就决定吧！反正这些钱是不够的，你们随便分一下算了，这也没有甚么可争的’。这种情 况说明庆应义塾的成立决不是由于我个人的力量，而是全塾教师们辛勤努力的结果，他们把学塾看成自己的事业”。因而“尽管社会上发生任何暴动或变乱，也未使 洋学的命脉中断，庆应义塾没有停过一天课。只要这个学塾存在，日本就是世界上的一个文明国家”。因为“庆应义塾成为西洋文明的向导，宛如西洋文明的东道 主”，“一手贩卖西洋方式，成为西洋方式在日本的特别代理人”。

六、

福泽喻吉就是这 样勇于担当，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我一生当中想要做的大概有如下三点：即逐步把全国男女的品质导致高尚的境地，使之不愧于真正文明之 名；其次，不论佛法也好，耶酥教也好，都可提倡，以缓和多数民心；再有，即大量投资，促进研究一切有形无形的高深学理”。日本正是在一批又一批福泽喻吉类 知识分子的带领之下，在思想文化上不断纳新吐故、迎新弃旧而在国家改革、社会建设上一往无前、后来居上的。日本后来把福泽喻吉的头象印到日元上，至少说 明，日本已经认识到在思想文化方面“荜路褴缕，以启山林”的先驱者们，其贡献或意义完全可以跟在政治、经济方面开创历史新局面的领袖媲美，如果不说是更高 的话。

七、

反观中国，在学习先进、融入世界的现代化道路上举步维艰，灾难重重，屡进屡退，又进又退，跟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没有担当起引进、学习、传播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历史重任有直接关系。

魏源的《海国图 志》虽誉满日本，却在中国默默无闻，而默深先生虽有“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高见，却不知变法的源头在西天，未能继续神游现代文明发源地的智慧渊薮。严复 虽然翻译了不少西方学术经典，轰动一时，到晚年，又陵先生把自己的心血全忘了，成为劝进袁世凯登基的“筹安会”六君子，希望续写已中断了的中国皇帝法统。 林琴南则更甚，虽然意译了很多西方文学名著，名动京城，却是一个甘心情愿为满清陪葬的前朝遗老。风光无限的“五四运动”诸英豪其实也是这样：提倡“思想自 由，兼容并包”的“五四”灵魂蔡元培，后来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支持蒋介石清除共产党；提倡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胡适，后来赞同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内战；聚 集在“五四”德先生、赛先生旗帜下面的风云人物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后来创建共产党，走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五四”著名作家鲁迅要治华夏民 族的顽症，反对蒋介石暴力清党，却拥护毛泽东武装割据，而不知得势的毛泽东给他安排的结局是，或识相的一语不发，或在监狱中继续写作；至于“五四”《女 神》郭沫若则更惨，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毛泽东打出“毛主席我们永远跟着你”的横幅，让梁漱溟看得直摇头，梁先生不知，更不堪的是这位科学院院长还得向一直 深居后宫后来粉墨登场做文革旗手的“皇后”表忠心。

而实际上，中国 又有几个大知识分子能让人不摇头？几乎没有谁能“一以贯之”，不改初衷的——向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学习，屡屡被富国强兵的策略打断，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归传统 思想文化的大纛之下，不是引进的西方先进思想文化被扭曲，如台湾的民主，不是限制权力，而是争夺权力，到手的无限权力成为贪腐的资源；就是在洋为中用、推 陈出新的幌子下，西方先进思想文化被阉割，绝对的权力不受国人的限制，成为个人或既得利益集团的护身符。知识分子不追求知识，文化人不追求文化，而是一窝 蜂的去追求权力和利益，哪怕是为了国家，为了集体，也容易跟为自己一个人、一家人相混而进入歧途：先进的知识文化在西方，追求先进的知识文化必然要学习西 方；权力和利益的争夺中国自古就有，追求权力和利益，自然容易向传统乞灵，回到传统。

这就愈益让我们 体会到苏格拉底教训的深刻：“我的好朋友，你是一名雅典人，属于这个因其智慧和力量而著称于世的最伟大的城市。你只注意尽力获取金钱，以及名声和荣誉，而 不注意或思考真理、理智和灵魂的完善，难道你不感到可耻吗”？苏格拉底工作的重要：“我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试探和劝导你们上，不论老少，使你们首要 的、第一位的关注不是你们的身体或职业，而是你们灵魂的最高幸福”；“劝说你们不要把实际利益看得高于精神和道德的良好状态，或者更广义的说，把国家或其 他任何事物的实际利益看得高于保持它们的良好状态”。

再具体点说，就是由于知识分子放弃知识和文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不是知识分子高举先进思想文化的旗帜推动的结果，而是先进的西方国家直接推动中国的结果。比如，1793年英国主动派遣使团到北京觐见乾隆皇帝，古老帝国满足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传统生活，傲慢地拒绝了大英帝国开创的新世界的礼物：通商贸易。待半个世纪后，到1840年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垂死帝国被迫接受了新世界的原则：开口通商。再过半个多世纪，到1901年 严复翻译出版新时代的理论基础——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市场经济的理论开始进入中国，距英国第一个使团来到中国已过去 百年。虽然其时中国港口已开，与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甚至再后来的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之一，但中国要接受市场经济，又足足等 了八十年，直到1992年，为了摆脱贫困，加入WTO，在西方先进国家的集体逼迫下，才无可奈何地接受了市场经济。

“一 九八六年，中国正式提出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而龙永图说，开始谈判之时，中国代表团就遇到极大的困难，而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死也不承认我们中 国是搞市场经济。当时的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的前身）号称市场经济俱乐部，当一个国家申请加入市场经济俱乐部时，却不承认自己搞市场经济，让谈判无法进行 下去。直至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第一次提出一个重大课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在一九九二年，中国共产党第 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那年在日内瓦谈判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得以正式宣布，‘我们中国是搞市场 经济的！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龙永图说，当时现场掌声雷动，那些外国代表比中国代表更激动，因为他们觉得逼了中国七年，总算逼出一个市场经济来 ’。龙永图说，这说明，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没有国内的深刻和开放是不可能实现的”（转自“凤凰网”）。

后知后觉是可以的，但后到经过二百年的磨练方知方觉，无奈太后乎！从英国使团拜会中国皇帝，到中共十四大接受市场经济理念，中间的的确确经过了199年。问题的严重在于，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知识分子用先进的思想文化推动中国的结果，甚至于也不是政治领袖英明决断的结果，而是先进国家“逼”迫的结果，先进国家把发明创造的成果“逼”迫中国接受的结果。套一句苏格拉底的话，“难道你不感到可耻吗”？

八、

“逼” 上梁山，风光无限，市场经济的威力有目共睹：愚昧落后贫穷的中国没有用几年的功夫就一飞冲天，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源。 虽说“鸟无翅不飞”，然而要飞得有两个翅膀。国家的两个翅膀一是经济，一是政治。中国经济的翅膀强了，而政治的翅膀还跟不上。经济上去了，政治怎么办？只 有加快政治改革。古人预测的西晋初年“平吴之后，方劳圣虑”的形势，正可做今日写照——西晋王朝就是在平定吴国、一统天下之后，没有采纳忠言谠论，不 “虑”及政治改革，结果诸王混战，四十年后中国北方就沦为异族统治的天下。

而政治改革，知易行难。尽管严复早在1898年已翻译出版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它》即《天演论》，1903年已翻译出版穆勒的《论自由》即《群己权界论》，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即《群学肆言》，1904年 已翻译出版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即《法意》，甄克思的《社会通铨》，但到目前“自由化”还是一项罪名，至今“人权就是生存权”还是官方的权威解释， “党的绝对领导”还是宪法的核心和政治生活的本质，“中国特色”依然是中国的金刚不坏之身。其实，在西方的电灯取代我们菜油灯的昏黄，汽车取代我们牛车的 慢吞吞，火轮船取代我们布杋船的轻飘飘，电话、电视取代我们对顺风耳、千里眼的向往，飞机、火箭取代我们腾云驾雾、上天入地的神话，高楼大厦取代我们雕梁 画栋的清幽的时候，自由、民主、人权、法制也已经取代了我们传统的三纲五纪、三从四德，鼓吹东方价值，标榜中国特色，不过是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又不甘心退出 历史舞台的陈旧观念的“马后炮”。陈旧的翅膀是虚弱的翅膀。中国要跃上世界发展潮流的前沿，中国要从现代化的消费者变成现代化的创造者，政治这个翅膀只能 学习经济那个翅膀，加深改革开放，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不然的话，强大的经济翅膀也会被虚弱的政治翅膀拖累垮，但政治翅膀不能再像经济那只翅膀那样要靠别 人“逼”才能进化，而应由中国人自己“逼”自己进步。

布什总统说得 好，“有人把这种转变称为‘亚洲奇迹’。事实上，根本没有奇迹。这是普世真理：对自由的热爱是超越文化与信仰的。自由市场释放了创新，展示繁荣之路。对人 才和民众创造力的信任，是建立一个充满活力和充满希望的社会的最可靠途径”。“我大声呼吁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以及劳工权利，这不是与中国领导人对抗，而是 因为相信民众获得更大自由是中国充分发挥其潜力的唯一出路。而且我们敦促开放和公正并不是把我们的信念强加给中国，而是要让中国民众表达他们自己。诚如中 国科学家许良英（Xu Liangying）所言：‘人性是共同的，需要追求自由和平等’。”“中国的改变讲以它自己的方式到来，符合它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这种转变即将到来。所有人都将看到那些渴望说出自己的良心以及膜拜他们的神的人不是中国未来的威胁。他们是将让中国成为21世纪伟大国家的人们”。

九、

就像经济上的改 革开放导致市场经济，既有利于民众，又有利于国家一样，政治上的改革开放实行自由民主，也是既有利于民众，又有利于国家的。“口之于味，有同嗜焉”。人性 相同，都追求物资丰富、社会安定。发达的先进国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和自由民主道路上成功了，中国要成功成为先进发达的国家，也要在这样的基础上走这样的道 路。但愿中国这一次能从经济上长期后知后觉，顽固拒绝市场经济，最后被“逼”无奈终于接受市场经济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主动进行政治上的改革开放，稳妥 而有效地向自由、民主、人权、法制挺进。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一日三省，浴火重生，像日本知识分子那样勇于担当，在推动中国这个“因其智慧和力量著称于世” 的国家成为21世纪伟大国家，22世纪伟大国家，永远的伟大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勇于担当自己的历史责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