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的数字来看，专制当然能为它提供效率；而这种发展则一定是制造民怨，从而颠覆专制。朝代更替曾经是人类社会的规律，但它已经或正在被世界社会所抛弃。而之于不知道醒悟的中国来说，下一次载舟覆舟的态势正在快速地形成……。到时候，《瞭望周刊》里的好心人也只能作‘沉舟侧畔千帆过’的哀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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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周刊】“瓮安不安”的警示：底层民怨不容忽视
发生于贵州瓮安的“六·二八”事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有关部门统计显示，一九九三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八千七百起，二○○五年上升为八万七千起，二○○六年超过九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相对于此前的安徽池州事件、重庆万州事件、浙江瑞安事件、四川广安事件、大竹事件等，瓮安事件无论从参与人数、持续时间、冲突剧烈程度、造成的影响看，都被视为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标本性事件”。
有专家分析指出，这些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仅表明我国近年来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底层积累的民怨不容小视，而且表明我国一些地方在管理社会秩序有效性上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调查分析表明，瓮安事件集中暴露出当前一些地方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发展方式对群众利益的忽视与损害；暴露出尤其是一些基层执政者在执政理念、素质、手段上的错位与脱节；暴露出一些地方干部已经脱离了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成为“只对自己负责”的特殊利益群体。对瓮安及其他群体性事件暴露出的趋势性、倾向性、规律性问题，需要高度警惕。
多位专家指出，各地的好看的“发展”数字背后，是没有妥善协调的社会各方利益关系。从大堰桥头到瓮安县政府，六月二十八日下午，请愿的人群从十几个学生到上千人，沿途每经过一个住宅区，就有一个新的群体加入：拆迁居民、水库移民、中小学生……他们大都是瓮安近年粗放“发展”中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谈起瓮安县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受访的一些当地干部无不自豪。然而这些干部很少意识到，令他们自豪的“发展”，导致了干群“水火”关系，引发了这起群体性事件。
近几年，瓮安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当地统计，二○○○年至二○○七年，瓮安县GDP从11.4亿多元增加到21.9亿多元，
不过，瓮安的高速发展，与中西部其他一些县市一样，仍然是一种以牺牲资源、牺牲环境、甚至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的粗放型、掠夺式发展。玉华乡乡政府所在地白岩村和与相邻的岩根河村田坝组，有二百多亩水稻田是自流灌溉，当地百姓喝的是引到家家户户的山泉水。瓮安磷化公司将白岩村的部分矿硐承包给个体老板开采后，挖断了地下水源，多户村民房屋开裂下沉，水井干枯，人畜饮水只有到远处矿硐里抬水来吃，自流灌溉水源断绝，原来的水田也被迫改种旱作玉米。
像白岩村和岩根河村田坝组这样，资源开发让地方GDP增长了，
更有甚者，一些矿区“山挖空了，地挖陷了，水挖断了”，相关村民还因此去坐牢。岩根河村田坝组村民与在当地开矿的爱思开公司发生矿群纠纷后，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县政府以协商解决方案为由，让村民代表来到县政府会议室，却突然派公安人员进入会场将王文举等七名代表拘押。闻讯而来的村民随后与警察发生冲突，十三个村民被警察打伤，并被行政拘留。随后瓮安县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分别判处王文举等村民二年至六年的有期徒刑，至今这些村民仍在监狱里。
二○○七年二月，县里为了支持瓮安煤矿建焦化厂用地，县政府行文将瓮安县永和镇柴花村农民部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强行收回。在农民提起行政复议期间，政府为保证焦化厂“按时完工”，对当地前去工地“阻工”的二十多个农民，动用警力铐走十人行政拘留。随后县法院判县政府收回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效。判决前，县法院行政庭承办法官认为，“这个案件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大局要讲，但强行判了，当事人上诉后，后患是无穷的”。
失去承包地的农民至今仍在四处上访，要求还他们公道。近年地方投资建设，也不注意保护群众利益。如瓮安县法院为修办公楼，征用雍阳镇中心村农民的土地，
据瓮安县信访局统计，二○○六年一月至二○○八年六月，瓮安县信访局接待的群众来信来访共六百七十件，办结一百二十二件，办结率仅为18.2%。今年一至六月，
瓮安经济发展，并未带来当地公共服务的同步提高。“瓮安不安”是本刊记者在瓮安采访中听群众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去年九月，瓮安县城居民区接连发生四起人为爆炸案，至今一起未破。全县盗窃、
近几年瓮安县每年的刑事案件发案数多达六百至八百起，破案率只在50%左右。教育等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
全校五十一个班，只有四十九个教室，缺的两个教室只有用物理、化学两个实验室代替。由于操场里容纳不下，这个中学已经有一年多没做过广播体操。另外学校还有一栋教学楼是危房，每天七八百学生在里面上课，学校时时刻刻都在担心。
瓮安县其他中学，也都面临校舍和师资不足等问题。如瓮安一中需住校的学生二千五百人，能住校的只有一千人，瓮安三中一千多人需住校，能住校的不到二百人。大量从农村到城里上学的孩子，都只能在校外租房。此次事件中的李树芬、王某，都是乡镇到城里上学在校外租房的学生。
瓮安现有的资源开发模式，是少部分人靠权力、资本支撑的发展，带来社会各群体严重心理失衡。据瓮安县新任国土资源局局长刘晓勇介绍，瓮安县在资源开发上，全县除了正式拥有开采权的一百九十个矿井以外，一段时间以来，对矿产资源的无证开采基本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一些非法盗采者的猖狂，用常理基本已无法解释。一些以国有企业名义有证开采的矿井，
瓮安县一位副县长说，尽管没有统计数字，但矿产资源开发的好处，相当部分落入了个体老板手中，少数人发了大财。
瓮安县资源开发中，除一部分矿老板发了大财，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认为，瓮安所体现的发展模式，还是一种只要GDP、财政收入增长，成果没有让群众共享，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瓮安事件的发生，暴露出一些干部失去了和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缺乏忧患意识”。本刊记者采访的很多干部群众及专家指出，当前一些地方有大患、有大忧，必须重视解决。
“瓮安事件”警醒了一些地方发展模式之危。在一些地方，“发展”偏离了科学的轨道，仍是以高昂的环境代价、资源代价和群众利益代价换取的。“美丽”的经济指标背后，生态被毁、资源枯竭、群众怨气积累，权力与资本结合，少数人群一夜暴富要让整个社会甚至子孙后代付出成本，这样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变。
“瓮安事件”警醒了一些地方干部作风之危。在瓮安等一些地方，一些干部面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乃至生命安全的“大事”视作“小事”，草率处理；面对复杂交织的种种社会矛盾，“不敢管、不愿管”，逃避矛盾、避重就轻；面对突发事件，反应迟钝、明哲保身，甚至落荒而逃，最终引发性质严重的群体性事件。一些地方在错误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干部的种种不良作风，正在使干群关系由“鱼水关系”，演化为“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
“瓮安事件”警醒了一些地方基层治理之危。基层政权处在改革发展稳定的第一线，处在联系群众、沟通群众、服务群众的第一线。
“瓮安警号”警醒了一些地方社会建设之危。新阶段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处在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期和刑事犯罪高发期，社会矛盾的关联性、聚合性和敏感性不断增强。但是，一些地方社会治理的内在运转机制却出现问题，经济指标“一俊遮百丑”，在经济提速背后，社会建设严重滞后：公共服务不足、社会治安混乱、民主监督缺失，人民群众的合法需求得不到满足，各种社会矛盾在“司空见惯”中逐渐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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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网】张五常断言：中国已形成人类历史上的最好制度
进一步变革的动力究竟何在？究竟怎样才能推动制度的良性变革？这恐怕需要执政党、学界乃至全社会认真思考奥运会结束之后，不论是高层、还是学界，注意力迅速转回国内，着手认真地应对复杂的经济问题，以及更重要的，回到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成败得失的思考上，希望通过这种反思，回答一个问题：三十年之后，中国下一步应当如何变革，才能够真正地建立起支持中华文明持续繁荣、社会长治久安的制度框架？
近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与广东省人文学会在北京召开“市场化三十年”论坛，长期关注、甚至参与各个领域改革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包括吴敬琏、江平、茅于轼、秦晖、周其仁、樊刚、张维迎等知名学者。因而，这个会议是观察学界未来关注点的风向标。
与会者一致承认，三十年来，中国各个领域的规则、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举其大者如：私人产权获得一定程度保护，
专程参加这次会议的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以这种增长为依据，断言这三十年来的中国经过摸索，已经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但是，在公开或者私下场合，所有大陆学者一致认为这个看法过于乐观。与会的经济学家都认为，
如果视野超出经济领域，不是只看财富，而是观察社会、政治领域，则会发现，问题更为复杂而繁难。参加会议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学家承认，过去三十年间，人们在各个领域的自由有所扩张，广泛的权利获得政府的尊重和保障，社会自我治理范围不断扩展，文化、精神的自主性不断强化，法律与司法体系趋向完善，政治参与的渠道也日益增加。但是，一个确定的事实是：相对于经济领域，这些领域的变革尚不够完整。
也正是因为政治、社会领域改革的滞后，初步发育的市场遭遇了扭曲。比如，政府部门过度卷入经济活动中，经营城市、经营土地，导致政府成为利益当事人，商业纠纷转化为官民冲突。“双轨制”使得官员和接近官员的商人大规模进行“寻租”，腐败现象在政府、商界乃至全社会蔓延。权力介入经济过程形成秦晖教授所说的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其经济社会后果则是较严重的贫富分化。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实教授扎实的数据表明，过去十几年间，中国的基尼系数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
正是这些现象，曾经引发了二○○四年到二○○六年的“第三次改革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是“腐败”“国有资产流失”，以及“贫富分化”“看病贵”“上学难”“住房难”。很多人不加分析地将这些问题归咎于市场经济，归咎于“改革”本身。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学家所做的未加深思熟虑的辩解，也没有使公众释怀。
在“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上，绝大多数学者都不再只是向后看，拿今天中国的富裕与三十年前的贫困相比而沾沾自喜；相反，更多的人向前看，思考中国还需要那些制度变革。学者们普遍相信，惟有通过进一步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革，才能够完善市场，进而使中国社会继续良性转型的进程。
学者们提出的策略包括，减少政府部门控制资源的权力；严格限定政府的职能范围，政府应当谨守自己的本分，不能充当公司，不能利用权力经营城市、经营土地；改革财政预算制度，给公众以更畅通的财政民主参与渠道。江平教授进一步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人权同样也是硬道理。总而言之，与会学者都同意吴敬琏的说法：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改革，完善宪政的制度框架。
也就是说，中国要保持稳定增长就必须完善市场制度;要实现社会繁荣，就必须建立某种程度的普遍福利制度。但是，满足民众在物质方面的需求，却必须依靠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党校讲话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
我们认为，惟有法治能够保障市场之正常运转，惟有民主能够保障民众的政治权利，确保政府服务于民众，政府财政收入按照民众的意愿花销。惟有致力于完善法治、民主制度，方能有效地解决当下所面临的种种经济、社会、政治、乃至精神问题。
然而，进一步变革的动力究竟何在？这是困扰每一位与会者的问题。樊纲在自己的转轨经济学框架中，将变革的阻力归结于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两大因素，这两者也经常混杂在一起。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推动制度的良性变革？这恐怕需要执政党、学界乃至全社会认真思考。
最重要的是，假如社会不能形成进一步改革的政治意志，则一切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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