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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9月20日星期六

陈永苗:改革与权贵能切割开来么

(作者单位: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改革意识形态与权贵官僚,从民众的眼光来看,是一体的,但是从改革精英的眼光来看,是要分割开来的,或者将来分割的。可是能不能分割,这是他们从来不考虑的。就是他们陷入意图伦理之中,把"要等于能"。


在公共空间共同关系中,不能代表别人就被别人代表。改革精英除非有清理门户的能力,否则,改革意识形态与权贵的切割,等于空口白话。所以民众对经济学家和改革精英的攻击,等于对权贵官僚的攻击。


虽然改革意识形态与权贵官僚之间,有一定的张力和冲突,但这是家族内部的。所以很容易民众做出这样的划分敌我,把改革意识形态与权贵官僚同列为人民公敌。改革意识形态与权贵官僚之间,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现在捍卫改革最力,当属权贵官僚,例如据传国务院会议上,上海陈良宇就用反对改革的大帽子,打击温家宝的民生倾向。对权贵官僚的打击,与新教革命一样,不仅反对天主教官僚,而且天主教的政治权威,也必须一并打到。


不管以言论政治,还是政策设计,介入改革的自由主义者,必须警惕。既然介入政治,而政治是有毒素的,那么就要有警惕,避免自己中毒;既然下海游泳,就要避免自己淹死在海中。

介入改革政治,是一种刀剑上的舞蹈,要么有利于自由主义,要么有利于专制。入得虎穴,与狼共舞,是一种危险和微妙的冒险。每一个步骤,每一言论,到底是延长了专制,还是开明了专制,是强化了,还是放松了,这是首先要警惕的。


这种警惕,相当于密室遇艳,荒野拾金,是放在内心法庭审理的。外在的批判,还隔了一层。因为放松这种警惕,有相当强大的理由,为了那个终极目标,不得不如此。


所以这个界碑相当难以确定,即使诉诸于民众的审理,也不见得一定是准确的。介入改革的自由主义者,只要一放松,就立即变为权威主义者。形势比人强,要有所推动,就要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那要在推动层面上形成主义,必然是权威主义者的渐进和妥协。


专制是如此强大,让人屈服,以至于必须作为前提,才能改革,走上开明专制的路。同床异梦毕竟是同床,专制者要的就是改革的肉体,并不要心灵,异梦请随便作,一旦超出床边,就立即剪刀上来。


目标和历史真相有着剧烈的冲突。改革到底作为自由的进程,还是作为延续专制的手段,到目前为止,还是悬而未决的。而作为后者的政治效果更多一些,而改革宣传中迷信前者,掩盖了真相。一个劲头地美化改革,虽然含着自由进程的巨大渴求,但是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对改革的美化,会不会成为改革的阻碍,本来才走五步,美化成快走五十步,已经相当快了,很不错了,应该还可以前进。


不是闭上眼睛美化改革,而是应该睁大眼睛,警惕自己的行动,是不是与我们心中的目标截然相反。法国重农主义者魁奈明白地把经济自由,作为开明专制的根本工作,它使国王可以依靠经济学家,以便君主制专制政体可以延续。


介入改革的自由主义者,从89年之后,就逐渐分化,一部分内心固守终极目标,成为政治自由主义者,一部分改革手段成为首要的,而把目标推到一边,这就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到了98年,经济自由主义的对立面,新左派又浮出水面。新左派把经济自由主义当作自由主义的全部,并且在批评中把经济自由主义当作政治的主宰,并且展开批评,从而想替代他们的位置。


这样的手法,相当于希特勒对待犹太人的手法。希特首先把犹太人说成世界的统治者,然后打到,让德国人替代。新左派把经济自由主描述为政治的主宰,然后达到取而代之。这里隐藏着逆转话语劣势的政治策略。


没有了改革,政治自由主义就有了维权运动,作为时代的载体。原初的分野,98年被左右之争掩盖至今。原初的,就是根本的。如今到了做出根本性决裂的时候。政治立场成为思潮的决定性边界。至少要良心不服从,才是自由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属于专制的二奶,与自由主义毫无关系,甚至打击阻挡政治自由。


这样的决裂,并不仅仅是激进与保守的的问题,89至今已经快二十年,改革也有三十年。如此长的时间,开明专制如何是尽头,而且开明也是少得可怜。


必须记住,开明专制的专制,必须是临时的,短暂的,而不是长久的。如果前三十年的改革是促使其开明,那么已经到了终止专制的时期了。前三十年的改革围绕着,促使其开明为中心展开,甚至不惜损害终止专制的工作和思考,如今到了终止专制为中心展开,那就需要损害促使其开明的工作和思考。一饮一啄之间,天理昭昭。


从促使其开明,转变到终止专制,需要一次卫星变轨,所以言论自由先行一步突破,和相信经济自由必然带来政治自由的谎言,必须戳破。三十年河东改革,三十年河西维权。东西之间的中心,必须截然不同。


改革已经不足成为知识分子战斗的主战场,甚至已经不是战场,不能把全身心的精力、信心意志投注到改革之上。不可沿着惯性走下去,那是会走到悬崖和阴沟里面。连葛兰西那样的共产党人,都鼓吹知识分子下降到公民社会。从天安门的垃圾箱里面投放建议书,后退一步转身,到了上访村,才是知识分子战斗的主战场。


这时候,公车上美的哀顿书,千万不要期待有效果,不要全身心的跪求。这个只能作为广告,也就是建设公民社会和维权运动的广告,才是有意义的。


好,即使不死心,心理还惦念着天安门,那也必须专心下来,为民众的抵抗权利背书,一旦有了这种背书,就不再是叛乱,就有了一种政治力量和正当性,这时候,知识分子站在民众外围,权贵官僚就势单力薄,政改的概率就大一些。如果知识分子还围绕者权贵官僚美的哀顿,权贵官僚虽然很烦,但知道这些还是奴才没事,民众就势单力薄,权贵官僚更不愿意政改,或者只有到有利于自己不利于人民的时候政改,与90年代权贵官僚改革做法如出一辙。政改不可能造成改革与权贵的分割。


颇为奇怪的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政改诉求,又需要朝民众诉说,争取民众支持,但是又命令民众是一个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这样的做法,与法西斯主义广场集会,需要的仅仅是民众的鼓掌一般。他们的眼里,民众也就这一项功能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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