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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5日星期二

严家祺:「和谐世界」不应成为中国外交的政策原则

「和谐」的三重意思

二十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产生过形形色色的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没有人提出「和谐世界」的理论。在东西方结束冷战和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能不能把建立「和谐世界」作为自己的「国家目标」呢?

我在这里不谈音乐、艺术、自然界中的「和谐」概念,只谈人类社会的「和谐」概念。一般说,「和谐」包括三重意思:一是和平;二是合作;三是建立在信任、情 谊关系上的恰到好处地互相配合。一个家庭、一个小区、一个国家可以建立「和谐社会」。傅立叶就系统地提出过他的「和谐社会」理论。在美国(也许纽约要除 外)、加拿大、北欧,到处可以看到「和谐小区」的景象。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存在一个个主权国家的时代,在全球是建立不了「和谐世界」的。一个国家可 以把「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与他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国家目标,但不能把建立「和谐世界」作为自己的国家目标和外交政策原则。如果把建立「和谐世界」 作为自己的国家目标和外交政策原则,不仅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而且,往往会适得其反,给这个国家带来八十八天前「五?一二」大地震般的灾难。

「国际关系」非「人际关系」

从系统论观点看,国家和全球性的国际社会有三大区别:

第一,组成国家的成员是人、社会团体、政府,是由巨量行为体组成的「巨量大社会」。组成全球性国际社会的成员是国家、国际组织,是「小群体社会」。

第二,组成国家的成员是人,组成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并不都是人,国家行为经常表现为「动物行为」,国际关系不是人与人的关系。

第三,在一般情况下,「国内社会」是「有政府社会」,全球性的「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社会」,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

局部性的国际关系是可以人际关系化的,集体安全制度是使「国际关系」人际关系化的制度。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地球上许多地区,如中东、南亚、东亚、非洲一些地区,国与国的关系远不能人际关系化。

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三大区别依然存在,如果以为国际关系可以像人际关系那样来处理,那些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到时候,就会暴露出它的「动物本性」,就会损害那些以「人际关系」方式处理「国际关系」的国家。

三种「无政府文化」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看作是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形成的。他说:「无 政府体系的结构和趋势取决于三种角色──敌人、对手、朋友──中哪一种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温特把「无政府文化」分为三种,即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洛克无 政府文化、康德无政府文化。国家之间互存敌意、互为敌人,并以摧毁和吞并对方为目的,这就是霍布斯无政府文化;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竞争者的关系,这就是 洛克无政府文化;康德文化则是国家之间互为朋友的文化。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俄、中日、俄日之间是霍布斯文化。现在,美国与伊朗之间是霍布 斯文化;美国与俄罗斯之间是洛克文化;美国与英国之间是康德文化。

我认为,亚历山大•温特虽然用「人际关系」的语言来描述「国际关系」,但他并不认为「国际关系」就是「人际关系」,他所说的「霍布斯文化」,实际上是「狼与狼的关系」。「狼的世界」不是「和谐世界」。

国家之间的四种作用力

现代物理学认为,在非自主行为体构成的世界中,存在着四种作用力,即质子、中子内部夸克与夸克之间的强作用力(strongforce)、原子核与电子之 间、带电粒子之间、带电物体之间的电磁力、不同类的基本粒子之间,如夸克与电子之间、夸克与中微子之间、质子与中子之间弱作用力(weakforce)以 及任何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

自然界的规律是统一的。在非自主行为系统中存在强作用力、弱作用力、电磁力与引力四种作用力。对由国家这种自主行为体组成的国际体系来说,不同行为体,即 国家与国家间,事实上也存在着多种不同的作用力。十分明显,国与国之间的条约、协议以及国家所参加的国际组织的规章、制度与夸克之间的强作用力一样,具有 「渐近自由」(asymptoticfreedom)的特征。国家可以在条约、协议、规章、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自由行动,但受条约等的「强约束」。自主行为 系统与非自主行为系统的不同在于,夸克与夸克间的「强作用力」是不随夸克本身改变的,而作为自主行为体的人或国家,可以不遵守「强约束」,可以改变原有的 「强约束」规定。

国与国之间的作用力除「条约」这类「强作用力」外,至少还存在三种作用力:

(一)地缘力,即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同国家间形成的亲近、友好合作、疏远、排斥、猜疑、敌对、互不相关等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难以精确度量,但实际存 在。随着时间改变,这种作用力也会改变,也就是说,在不同历史时期,两个国家地理上的联系,因修建铁路、海下隧道、输油管线、公路大桥或其他原因而发生改 变,地缘力也会改变。

(二)交换力,即由商品、货物、资金、人员和技术交换而形成的相互作用力。一般情况下,交换力与国与国之间友好合作程度有关,而且成正比关系。在某些特殊 情况下,一国违背另一国意志使后者被迫接受某些商品,或一国向另一国大规模输出难民或形成大规模偷渡潮,国与国之间的交换力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三)板块作用力,包括一国对另一国的攻击力和威慑、恫吓、炫耀而形成的潜在攻击力。板块作用力与国家的军力直接相关。

强作用力是国与国之间因条约、协议形成的约束力,当一国用武力或武力威胁逼迫另一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时,这种强作用力往往会因受害国的反抗而失效。在今天,国际法已明文宣示这种强约束力的非法性。

地缘力、交换力、板块作用力(简称板块力)和强作用力构成国与国之间的四种主要作用力。从国际体系整体看,地缘力、板块力是国际体系形成离心力的要素,而 交换力与强作用力是向心力的要素。凡是地缘力、板块力占优势的地方,就没有和谐。在欧洲历史上,地缘力长期以来是国与国间的一种重要作用力,随着欧洲共同 体与欧盟的建立,随着条约关系和经贸关系的发展,强作用力和交换力日益增强,而地缘力和板块作用力则日益减弱(参见《霸权论》第五章)。

郑和下西洋:建立「和谐世界」

郑和心态是儒家文化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表现,它的表现是「求虚名」、炫耀中国的「中央大国」地位,把「周边国家」看作是「中央大国」施恩的对象。其中一个 思想基础是崇扬「王道」思想,把国际关系看作为人际关系。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衰败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中国处于世界强国的郑和时代。

十五、十六世纪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进行远航的八十七年前,即一四○五年,中国明朝皇帝朱棣派郑和率领船队向印度洋进行远洋航行。 当时中国人称加里曼丹岛以西为「西洋」,以东为「东洋」。从一四○五年至一四三三年,郑和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郑和时代,中国是世 界强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郑和船队满载瓷器、茶叶、铁器、丝绸和金银。郑和七下西洋,首要目的是政治性的,是为了宣扬中国的「国威」,向 所到国家的国王赐送礼物,扩大明帝国在海外的政治影响。

今天,「宇航员」是「未知世界探索者」,在十五世纪初,「航海者」与「宇航员」一样,也是「未知世界的探索者」。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非洲东 海岸、哥伦布跨越大西洋到达美洲,当他们启程时,他们连自己往何处去都不知道。与达?伽马、哥伦布不同的是,郑和远洋航行的是中国人与阿拉伯人早就熟悉的 海上贸易路线。郑和远洋航行少有「未知世界探索者」的因素。

十五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与中国相比,国力小得多,属于那个时代的「不发达国家」,中国的丝绸和东南亚的香料,在葡萄牙、西班牙人眼中是极为宝贵的东 西。当时支持哥伦布远航的西班牙王国,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国库空虚,哥伦布的远航经费不得不靠商人银行家的支持,加上借贷后才勉强凑足。哥伦布的船队远小于 郑和,仅三艘,船员仅九十名,最大的船长度不及郑和的五分之一。当毫无「哥伦布精神」的郑和散尽明帝国的财宝返回中国时,哥伦布首航归来带回的印第安人的 黄金饰物的价值,就是他首航经费的一百七十倍。在哥伦布以后,首次实现环球航行的麦哲伦的水手们,在亚洲收购了大量丁香,到欧洲以成本一万倍的价格售出了 整船二十六吨丁香。我崇扬哥伦布的探索精神,并不赞成任何殖民者的行径,但郑和精神并不值得崇扬。一四三三年郑和最后一次远航回到中国,远洋航行能力位居 当时世界第一的中国,自己放弃了远洋航行这一事业。

几天后,北京将举行奥运开幕式,数十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将来到北京,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又开始接近郑和时代。如果中国满足于今日成就,不思进一步改革, 不把改善国家体质(贪污腐败是「体质不良」的一个标志)作为根本目标,而把建立「和谐世界」当作「国家目标」和外交政策的原则,天真地以为「国际关系」就 是「人际关系」,在仍然存在激烈竞争的时代,那就会重蹈郑和以后衰败落后的覆辙。

(写于二○○八─八奥运前夕纽约)
(原载《争鸣》2008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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