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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24日星期日

虚舟: “以日为师”之三

——学习其积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实 事求是”的精神中国人并不陌生。虽然到汉代中国人才总结出“实事求是”的学习理念,实际上,中国文化从源头起就浸润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由于“实事 求是”,中国先民才会在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奋斗中概括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易经》哲学,在把握变化多端的世界上处于主动;正是由于“实事求是”,中国 古代的圣贤才会在抗洪斗争中把分散的部落以“家天下”的形式组成国家,分封诸侯,再在分封制度的实践中归纳出长幼有序、等级分明的“礼乐”制度;正是由于 “实事求是”,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才会在分封制“礼崩乐坏”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出“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秦始皇统一中 国,直接统治;正是由于“实事求是”,秦汉之际“焚书坑儒”的绝对文化专制主义才会变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相对文化专制主义;正是由于“实事求 是”,隋唐时代的明君贤相才会把中央集权专制主义推进到权力使用制衡制度化的三省六部制阶段、权力使用者产生制度化的科举考试制阶段。

唐宋以后,“实事求 是”的精神在中国日渐趋于消亡:三省六部制名存实亡或名实俱亡,退回到始皇时代,决策权与行政权往往由皇帝一人包办,大臣具名办差而已;科举考试蜕化变质 为八股时文竞彩,“代圣贤立言”选拔的也不是能力而是记忆。不能“实事求是”,中国历史真正停滞不前了。郑和下西洋无疾而终,说明面对大海和航海这样重大 的“实事”,明代的中国既没有产生“求是”的兴趣的冲动,又没有感受“求是”的压力的敏感,麻木不仁,渐成愚鲁之国;英国公使马嘎尔尼不远万里出使中国, 寻求通商通使的机会,结果无功而返,说明面对资本主义新世界、世界的资本主义新格局这样重大的“实事”,清代的中国同样没有产生“求是”的兴趣的冲动,又 没有感受“求是”的压力的敏感,麻木不仁,已成“化外蛮夷”。唐宋前后,“实事求是”,形同实异。

这时候的中国,其实 除了身体的感觉功能之外,已经失掉了思想和认识能力,更无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了。所以,被英国军舰打趴下之后,只有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切肤之痛,而 没有中国愚昧、中国落后、中国贫穷的深入认识。也许是对打疼自己的鞭子印象太深了,忘记了挥舞鞭子的是人,因而就决心制造鞭子,报仇雪恨,“师夷之长技以 制夷”。换汤不换药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明西方哲学家标榜的残酷真理,“欧洲五十年胜似中国千百载”,古老的帝国并未领会。古老的中国不领会,新 生的中国也不领会,“十五年超英赶美”,“七年超过英国”,“二年赶上英国”,“GDP一枝独秀”,不过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具体化、指标化,而“马克思加秦始皇”,“一党执政”,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活学活用、推陈出新。“实事求是”的精神依然阙如。

结果自然不会两样: 殊不知,只有对世界“实事”的一孔之见,没有对中国“实事”的全豹之窥,纵然拼全国之人力、物力、财力,钢铁产量“超英超美”,经济总量“超英赶美”,卫 星火箭“超英赶美”,核子武器“超英赶美”,也不一定就能改变中国愚昧、落后、贫穷的面貌,也不一定就能使中国成为繁荣、富强、和谐的发达国家。因为中国 人口众多,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容易,让全体中国人都富裕起来困难——再大的数字由十三亿做分母,数值也会很小;因为由模仿引进造成的硬实力如果没有发现 创造的软实力做后盾,所谓的硬实力只能给发现创造者的硬实力锦上添花,所谓的软实力只能给发现创造者的软实力铺路搭桥,一如上世纪中叶美国学者的预言, “在未来的数世代间,也许世界的其余部分会至少被引往西方物资欲望的一边,也许福特汽车、空调和漫画专栏,会把孔子和佛一起打倒”。

实 事求是”的前提是正视“实事”,对明显的“实事”熟视无睹,对明显的“实事”视而不见,当然无法“求是”,无“是”可“求”。更何况,凡“求”都是要有一 定的想象力的,“求”得愈大愈深刻,想象力也要愈多愈丰富:要活下去,想象出“民以食为天”就是足够的重大发现了;而要活得好,要发展,要幸福,光想象出 吃饱喝足的重要性就不够了,还得想象出地球围绕太阳旋转,地球是个圆球,物体由粒子构成,质量和能量的转换公式是E=mc2, 生物由细胞构成,细胞的机能由基因决定,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是自由的公民,保障公民 自由的社会制度是民主,民主社会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因为中国“求”得太小,“糊口”而已,“食粟而已”,想象力便枯萎了,西方后来者居上发现 创造的一切,几乎都没有中国的份,“欧洲五十年胜似中国千百载”,令人不胜唏嘘。更令人不胜唏嘘的还不是过去,而是现在——最近上海交大发布的世界大学排 行榜,前十名是顶级大学,前一百名是一流大学,而中国最出名的北大、清华都在二百名之外。

中国虽然也一直在标 榜“实事求是”,由于想象力枯萎了,“实事求是”便无从谈起的另一例证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在整体上虽然不能不承认自己技不如人,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具体 的方方面面却往往自视甚高,甚至于心灵深处惯于以世界的拯救者自处,跟日本“实事求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虔诚的以小学生自居,不仅事事寻找西方的长 处,而且处处发现自己的短处,形成鲜明的对比。

日本的启蒙旗手福泽喻吉在《自传》中记载,1860年 初,日本人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这些不远千里而来的学生首先感觉到的是老师的热情:“对方的欢迎实在周到得无微不至,简直没有再好的了。从美国的立场来 看,他们认为美国人到日本以后,日本才开港。而日本人在佩里到日本后的第八年上便航海到自己国家里来。正像一个从自己办的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当他从事工 作时又变成自己的同事一样。他们的心情一定很愉快,几乎说出‘这是我们打开的门路’!因此,他们把日本人捧在掌上并且总是想:‘不要使日本人感到不自由! 不要使日本人感到不自由’!”而且老师的这种热情热得出乎学生的意料之外,“不仅把我们的军舰送到船坞去修理,甚至还很亲切地替我们船员做了许多手头需用 的箱子。后来,我们的军舰做好准备即将归航的时候,我们说要付给他们修理费和其他一切开支,而美国人听了只是笑。他们根本不和我们谈这个问题,他们用很大 方的口吻说,‘费用等项还算得了一回事吗’?不管我们怎么说,他们也不肯算钱”。

出乎学生意料之外的 不仅仅是老师的热情,还有老师的富裕和文明。“我们每个日本人的腰里都带着佩刀,脚上穿着麻里草鞋。我们被领到饭店一看,实在惊讶,饭店里到处铺满绒毡。 这里所说的绒毡是一种甚么东西呢?若在日本来说,那是一种珍贵的物品,有些过分奢侈的日本人,他们才买一寸见方要花好多钱的绒毡做钱包或烟盒用。而这里却 把这样珍贵的东西铺在八张或十张席子那么大的宽敞的房里,人们穿着鞋子在上面走动,实在讲不过去。可是美国人就那么穿着鞋子在上面毫不在乎地走来走去,所 以我们也就不必脱鞋了。一走到房里,马上就端出酒来。打开瓶子,立刻发出一阵吓人的声音,还觉得很奇怪,原来是香槟酒。也不知道酒杯中浮起来的是甚么东 西,我们并没有想到在三、四月间天气暖和的时候还会有冰。每个人面前都摆上酒杯,饮酒的时候出了洋相。在座的日本人当中,有的人先把酒杯中浮起来的东西吞 到嘴里,随着大吃一惊,又都喷了出来;有的人没有喷出而嘎吱嘎吱地咀嚼起来。后来才知道,原来里面放进了冰块。这时我想吸烟,但是那里没有烟盘,也没有烟 灰筒,当时我就借炉火来点烟。大概那个时候火柴已经发明出来了,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所以只好用炉火来点烟“。

老师的富裕和文明, 学生的贫穷不开化,尽在潜心学习者的眼里和心中。为日本进步而来的启蒙大师,没有为日本“讳疾忌医”,更没有为自己“讳疾忌医”,日本人和自己的愚昧无 知、狼狈尴尬和盘托出:“由于没有烟灰筒,因而没有地方扔烟头。后来我便从怀中掏出一些废纸,把烟头包在里面,而且小心翼翼地揉了几揉,把它揉熄了就放到 衣袖里去。过了一会儿又想吸烟,那时却从袖口里冒出烟来。我以为烟头的火已经完全熄灭,不料烟头烧着了纸又冒起烟来,真使我大吃一惊”。专心致志于学习的 福泽喻吉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感到在这个新大陆的新世界里,“今天我们所尝到的这种滋味”,大约跟乍到婆家的“新娘的苦楚”一般。又进而反省到,“出国之 前,我们这些自以为是天下无可伦比的豪爽的书生总是目中无人,不畏一切。然而刚到美国就变得像新娘子一样的渺小了,连自己都觉得可笑。后来,我们还时常看 到美国的女士贵绅们扭在一起跳舞。我们虽然看,但是一点也不懂,只是看到那些男男女女怪里怪气地围着座位乱跳不止的样子觉得非常可笑。但是又觉得笑出来不 太礼貌,所以看时就尽量忍着笑。初到美国的时候,这也是很不舒服的事”。一心一意学习先进的人,在生活中具体事物方面“实事求是”地自我解剖,一方面表现 出对先进的新世界心悦诚服,一方面表现出对自己愚昧落后的“实事”不再容忍。在这样“实事求是”的学习者引导下摸索前行的民族“求是”的结果,自然会走上 与自己愚昧落后贫穷的过去告别,向别人先进光明的未来学习的道路。后来居上,只是时间的问题。

其实,“实事求是 “地学习就是选择,而对照则会把选择的理由强烈烘托出来。第一次到美国的日本人,“唯一使我们惊讶的是,当走到垃圾堆旁或海滩上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的废 铁,遍地扔着汽油桶之类的东西,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空罐头盒,这真叫人莫名其妙。在江户凡有失火的地方,就会跑来许多人在火场附近拾铁钉。而到美国一看, 废铁就像垃圾一样到处乱丢,我们都觉得太奇怪了”。这是经济。还有一个令日本人“惊讶”的事是,“我问的是华盛顿的后代子孙情况如何。那人回答说:‘华盛 顿的后代当中有个女人尚在,目前情况怎样虽不清楚,但想必已经嫁给什么人了’。回答的语调显得非常冷淡,实在叫人想象不到,真够怪的。美利坚是个共和国, 她的总统四年改选一次,这一点我当然知道。可是我认为华盛顿的后代子孙必然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物,因为我的头脑里存在着对源赖朝和德川家康的传统看法,从 这点推想我才提出这个问题来。但上面那种回答,我却非常惊讶,当时觉得很奇怪,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很清楚”。这是政治。让日本人佩服的事是,一位美国船长 “想欣赏一下日本的货币。于是我们的船长好像事先准备好了似的,收集了许多金币和银币,新旧都有,最早的有‘长庆小判’,最晚的一直到万延年间的,派人送 了过去。可是对方只是‘珍贵呀!珍贵呀’!口口称赞而已,而脸上一点也没有想要的神色。第二天早晨,那位船长的太太却拿着鲜花跑来道谢:‘昨天实在令人感 谢’!我一面给她传达,一面暗暗地赞服。我认为人是最高贵的,而人所须注意的就是使品质高尚,若因得到金银就高兴起来,这是卑劣的表现。我觉这位船长太太 是很高尚的,对她非常佩服“。这是道德。

美国肯定会有不如人意的人和事,日本也肯定不是一无是处。虔诚的学习者“实事求是“地学习是要取长补短,弃旧图新,有所选择,得此失彼,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这不仅需要眼光,也需要勇气。福泽喻吉的眼光和勇气在赴美回来的次年赴欧考察过程中得到再次印证。

当时,老大陆比新大 陆先进,日本人还不了解这一点,宛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固然大开眼界,也出了不少洋相。“我们从日本动身之前,听说外国饮食一切等等都不方便,于是用箱子 装上大量的白米,准备了几百箱的军粮。又听说在旅途中要做好住宿的一切准备,因此便做了几十个走廊里点的灯笼,这是二尺见方的铁丝灯笼。另外甚至还准备了 一些挂灯、烛台、手灯、蜡烛等等,所有这些物件都装在船里随身带去。这种意图就像从前大名去东海道时准备住在驿站的官舍里的想法一样。后来到了巴黎,对方 的招待员来迎接我们,寒暄一番之后,我们因为随员多,行李重,希望他们把全体人员下宿的地点尽可能安置在离使节的住所较近的地方。这种意图大概是由于各种 杂务不好管理,而且也不放心的缘故。招待员立即全都答应下来,一问人数,知道总数才三十几个人。‘只有这些人的话,那么一所旅馆就可以接待十倍二十倍的 ’。听他这样讲,我们都有些莫名其妙。后来招待员把我们带到巴黎王宫门外的一所旅馆中去休息,这是一所五层楼的大旅馆,名叫‘德罗布尔饭店’,有六百个房 间,男女服务员约五百余人,据说可以接待一千多位旅客。所以当时日本使节住在哪里我们不清楚,我只担心在旅馆的过道里不要迷失方向。每个房间都很温暖,用 不着火炉,也用不着暖气。无数的汽灯把室内和过道照得通明,简直分辨不出是白天还是黑夜。饭厅里摆满了山珍海味,这时不管多么讨厌西洋人,心里也不会有 ‘攘夷’之念了。大家都在高兴地欣赏这些东西,所以在这里使用不上的就是那些从日本带来的用品。饭店的过道里也用不着点铁丝灯笼,厨房里也不能煮米饭。最 后,只好把大米以及一切用具杂物等项白白送给接待处的一个名叫兰贝亚的人了,这也够可笑的”。

最糗的事是,“一 次,三位使节当中有一位去上厕所,家臣拿着手灯在旁边伺候着。厕所里有两层门,当时全都敞开了,这位老爷在里面就按照日本方式便溺起来。那时家臣把他的礼 裤和内裤都拿到厕所外面来,并在过道上把它叠好,然后规规矩矩地在一旁伺候着。那过道本来是旅馆里的人来来往往的地方,那里男女往来如梭,而厕所的里里外 外灯光明亮如昼,所以当时的情景实在难堪。正好当时我经过那里,不知是不是惊动了他们,我就在外面堵住,一声不响地赶紧把门关好,然后我才慢慢地对那个家 臣讲明白”。日本就是从这样愚昧、落后、贫穷的状态起步,向文明、先进、富裕的西方国家学习,抛弃一个又一个传统的沉重包袱,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开化、文 明、富强的。

不过毕竟到了西方文 明的大本营,除了进一步对日本愚昧、落后、贫穷的体会外,更多的是对西方的认识深入一层。“我们在伦敦的时候,某公司的人曾以公司的名义向议院建议,并把 该项建议的草稿送到日本使节处。建议的大意是说:英国驻日公使奥尔考克在新开港的日本横暴无度,宛 如对待被武力征服的国民一样,并列举各种罪证加以谴责。他举出的罪证之一,就是该公使奥尔考克骑马闯入芝区为日本国民当作圣地敬拜的神社境内,他认为这是 一种难以形容的无礼行为。我看完这份建议书以后,便觉得心平气和了,原来世界上不尽是吃人的魔鬼。从前看到外国政府所做的勾当,总是想抓日本的弱点,乘日 本人文化未开杀气大盛的时候提出无理的要求,而给我国造成莫大的困难。这次来到英国一看,我觉得他们国内也有一些光明正大的好人,这越发使我平生所持的主 见——开港的论点坚定起来”。

相映成趣的是,日本 人在外国“到处受人欢迎。包括海陆军事要地在内,我们参观了官方或私人的各种工厂、银行、公司、寺院、学校、俱乐部等,在医院里,甚至叫我们参观了解剖和 外科手术治疗,有时应邀赴名人的宴会或欣赏舞蹈等等,他们招待得非常殷勤,反而使我们觉得有些劳累而吃不消了。但在这里唯感奇怪的是:当时日本还完全处在 闭关自守的情况下,我们虽然身在外国,但官方却总想阻碍我们和外国人接触。日本的使节是竹内、松平、京极三人。其中京极的职位是‘目付’,他自己还有几名 部下,他们的任务就是监视所有的出使人员,因此我们很难同外国人接触”。“我们要想到哪里去参观,他们规定必须叫‘目付’的部下随行,而且这些家伙始终到 处尾随着我们。当然,我们并不想暗中出卖祖国,也没有泄漏国家机密的企图。可是这些奇怪的家伙总是跟在我们的身边,叫他们缠得实在有些厌烦。觉得厌烦还算 小事,而那些家伙如果随便加以阻挠,我们根本就不能出去,实在不自由。我当时说了一句笑话:‘这没甚么,就像原封不动地抬着日本的‘锁国’来周游欧洲各国 一样’。说完,三个人都笑了”。开放的只怕开放得不够,“锁国”的只怕封锁得不严,历来如此。而问题在于,一旦思想“锁”不住,一旦思想开放了,“锁国” 就难以再“锁”住。“三个人都笑了”,既是对穷途末路的日本“锁国”的嘲笑,又是对方兴未艾的日本开放的喜笑,更是对前途无量的日本崛起的欢笑。

由此看来,所谓“实 事求是”,不论是指一种精神,还是指一种方法,都是指人的一种心理活动,因而是因人而异的,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即使是“实事”,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境由心造,事随意起,人性的局限性决定了人的局限性。然而要使“实事求是”有积极意义,也有迹可循——那就是追求“变”,“变则通,通则久”;那就是追求 “新”,“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凡追求“变”,追求“新”的“实事求是”就有积极意义;凡不追求“变”,不追求“新”的“实事求是”就没有积极意义。 福泽喻吉为了日本改变,为了日本新生,他的“实事求是”就有积极意义,通过欧美之行对西方文化,西方生活方式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终其一生都在为日本“脱 亚入欧”,孜孜不倦地办学著述。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发达国家,日本成为第一个和白种人大国比肩的有色人种国家,不是偶然的。至今仍然在发展中奋斗的中国和 早已发达的日本的差距,也许就是失掉“实事求是”精神的中国学习和“实事求是”的日本学习的差距的影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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