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高等教育：自由与包容是大学竞争力关键所在
晶报：作为1993年毕业的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据说你跟师友戏言：“北大视我为祸水，我视北大为源头”。现在名教授贺卫方为“重走学术路”，特地离开北大法学院，转赴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你怎么看？
刘军宁：那是一次我的导师过生日时我说的话，后来我把它也写进了文章里。北大对我唯恐避之不及，但我的自由思想得益于北大的传统，而且即使我的思想有问题 的话，也是从北大汲取的，所以说我视北大为源头。我认为这些年来，具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的北大，包容性大大下降，导致了方方面面的竞争力受到影 响。
至于贺卫方转赴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听说那里实行教授主导而非行政主导的制度，教授具有更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发言权。这提醒我们，高校之间是存在竞争的，而 且竞争会渐趋激烈。我认为如果北大将思想自由的传统视为祸水的话，难以想象还拿什么来立足。有校友认为，爱北大越深，批评她就越激烈，爱之愈深、责之愈 切，我是同意的。
晶报：这几年高校招生，香港高校在不少考生中的吸引力已经超过北大清华，那你觉得根源也在内地高校缺乏“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吗？你怎么看国家推动香港高校与内地高校的竞争性招生？
刘军宁：我知道现在北京高考状元们常常放弃北大清华，选择香港高校。如果到北大学习，肯定要学很多重复的、没用的课程，尤其是那些与时代格格不入、陈腐的 公共政治类课。而到香港高校学习就没有这个问题。内地高校因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负降低自己的竞争力，结果就是香港高校、西方高校的相对竞争力变强。
我认为，北大乃至整个中国的教育的未来，相当程度上在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复活，自由与包容是大学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晶报：设置课程并不一定要完全依据学生需求吧，例如哲学等课程表面上没用，但其实不然。怎么区分课程有用没用呢？
刘军宁：我认为高等教育要重组课程，应该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是砍，要根据社会现实砍掉说教的内容，说教不可能有什么教育效果；第二是压缩，学生在高中就 已经上过的课程，没必要大学内继续重复；第三是鼓励自主选择，例如对革命史感兴趣的学生可以多选，但不必强制每个人必须上。
如果做不到这三点，高校对学生的吸引力就会减弱，今天你们的报纸还报道中国出国留学的人员数量在大幅度提高，所以我说，要么完全封闭拒绝与香港和西方的高 校竞争，要么你就得进行改革，鼓励学生自由思考、自主选择。人们都说中国高校学生的创造力比西方学生差，我认为根源就在于这些高校对学生自由思考鼓励得不 够，中国高等教育还有待进一步改革。
谈思想解放：根本在于言论自由的制度化保障
晶报：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一直密不可分，在《自由主义的先声：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你提出“思想解放”的口号早在上世纪初就为梁启超等人所呐喊，你觉得思想解放最重要的是什么？
刘军宁：现在这个口号深入人心，从一个侧面看恰恰反映了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解放思想越重要，我们的思想就越不够解放。甚至可以说，思想解放的使命就是 消除思想解放这个口号本身：什么时候没有必要提思想解放了，我们的思想也就真正解放了。我认为思想解放的根本在于对畅所欲言、言论自由的制度化保障。
晶报：上世纪你曾经在媒体撰文《用宪政驯服统治者》，提出必须尊重个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现在国家已通过《物权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你也“重出江湖”，现在你觉得与那时相比有哪些进步？哪些不足？
刘军宁：《物权法》的实施我认为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国家进一步承认了财产权，进一步完善了市场经济制度，这点对于人们思想意识的调整也是巨大的，维护财产 权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也打开了一扇门，允许公民查阅原来不公开的信息，例如人们可以查阅房地产的销售情况，可以查阅北京高速公路的 财务状况等等。
但是在另一方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也还有缺陷。尤其是是这个条例回避了立法机关应有的作用，它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客观上削弱了立法机关的权 力。因为很多国家没有这个条例，政府信息依然能够保证高度透明。即使依照我们国家的法律，立法机关如果足够强大，人们自然可以通过民意代表，要求政府公开 信息。
谈深圳改革：目前建立问责政府更加重要
晶报：改革开放今年30周年，晶报访谈的深圳老领导提出，上世纪80年代深圳曾有过做“政治特区”的想法，例如借鉴香港经验，组建立法、行政、政务咨询委员会而非人大、政协等，但后来没能实施，从政治学角度你认为一个城市在民主政治发展上先行先试的成功概率有多大？
刘军宁：民主是一个国家性的制度，一个城市先行先试的可能性不大。一个城市的官员在作风上可以很民主，认真倾听各方意见，但这与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不同，因为一个国王也可以拥有这种作风。
虽然在一个国家内建设一个“政治特区”很难，但建设一个责任政府还是大有可为的，深圳完全可以在这方面先行先试，提高政府公平和效率。例如认为可以在尝试 大幅减少人大代表中官员比例，改变目前各地人大代表中官员占三分之二的情况，增强人大的民意代表职能。深圳还可以借鉴一些国家的市政会议（City Council）的运作机制等。在无法实行民主的时候，不妨先从问责开始。
谈网络民意：缘于代议机制的弱化
晶报：作为政治学者，你在网上的博客文章从来都没有局限于政治领域，而是广泛涉及各类社会话题，如电动车、黑砖窑等等，你的“粉丝”众多，但我看回贴里也有一些“砖头”，你怎么看？
刘军宁：我只是个独立的思想个体户，我的博客欢迎大家批评。从操作上讲我完全可以把“砖头”都删掉，但是我愿意保留，而且我努力做到平静对待不同意见。我也删回帖，但仅限于删除人身谩骂和侮辱的回帖，批评我的帖子我不会删。
晶报：网上意见不一，但从华南虎事件等可以清楚看出，网络民意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你曾经提出“网络民意的兴起恰恰暴露了现行体制的结构性弊端”，“因为几乎没有人知道谁是自己在各级立法机关的代表”？
刘军宁：网络民意的兴起针对两点：第一是代议机制的弱化，人大在大部分时间内是“休眠”的，选民和人大代表之间互相事实上没有，也没有动力进行彼此紧密地 沟通和联系；第二是现有报纸、电视等媒体舆论监督在很多话题上都没有讨论，网络民意应运而生。我认为将来网络民意还会进一步发展，华南虎事件已经证明，网 络逐渐成为一种集调查、质询、甚至问责于一体的新型民意汇聚机制。
晶报：深圳这两年越来越多的政协委员在网上开博客，提前与网民交流提案内容，你怎么看这种趋势？你认为网络民意的发展，对于我们完善人大政协等民意表达机制有怎样的作用？
刘军宁：深圳的民意代表在“两会”前主动沟通网民，一起提出提案这种现象很好，但网络民意的最终落实，归根到底还在于完善现有的民意表达机制。网络民意在 风风火火的同时，也存在真伪难辨、过于庞杂以及“网络暴力”等现象。政府勒令学校开除“范跑跑”，就是屈从了“网络暴力”，此外网上就司法案例进行的讨 论，往往也会影响司法判决，形成所谓“民愤极大”的情况。
各种途径的民意表达，归根到底我认为代议制民主表达机制始终是第一位的，应该强化立法机关的问责能力，加强代表和选民之间的责任关系，才能真正有效表达民意。
我注意到深圳提出人大代表直选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推动建立一种机制，使组织部门与公民个人在提名等各程序上都有平等的权利，让不同组织、不同公民推荐的候选人一起竞选，就能有效改变目前民意代表和选民彼此没有动力去相互联系的现实。
载于2008年8月1日 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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