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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31日星期日

管见:警惕民族主义+社会主义

奥运之年,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尤为引人注目。从「抵制家乐福」到捍卫奥运「圣火」,令人吃惊的是,全国哀悼大地震罹难者的三分钟默哀过后,在天安门广场的人群立刻爆发出一阵「中国加油」的呼喊,从肃穆的哀悼一下子变为狂热激情,实乃世所罕见。

  其实,近现代以来,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政治上的民族国家,都在迅速发展,而民族主义则成为一种自然趋势。即使全球化的浪潮一再涌起,也是与民族主义相互影响而共存,无法取而代之。

  苏联将国际主义变霸权主义

   马克思等人很早就意识到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他们看到资本的超越国家民族界线的本性,认为资本的对立者工人阶级,更应有全球的视野,亦即国际主义观 念。然而,全球化毕竟是一个长期趋势。两次世界大战的实际表明,工人政党的国际主义,根本难以阻挡民族主义的冲击,在极端民族主义的狂热面前,它显得苍白 无力。于是,专制的苏联悄悄地放弃了国际主义,将它的国家利益(即所谓「保卫苏联」)包装为「国际主义」,使得苏联的民族主义转化为霸权主义。无独有偶, 法西斯德国将其极端的民族主义包装为「国家社会主义」(亦可视为「民族社会主义」),倚恃国家武力追求民族的「生存空间」。它无情地践踏了民主,结果,民 主国家与苏联连手,将其击败。

  与德国、日本相比,中国更属于后起国家。它在近现代的发展中落后,不仅「生存空间」有限,更因为自身的保守、腐败而招致外侮。民族主义情绪在漫长的曲折发展进程中一次次地激发出来,绵延不断,经久不息。

  「落后挨打情结」与时俱进

  在中国,民族主义有其鲜明的特点,即「落后挨打情结」与「生存空间情结」相结合。

  落后会受欺侮,也有可能挨打,却不一定就会挨打。近代的日本也曾很落后,但它在美国军舰要求其开放的压力下不仅同意开放,而且锐意改革,终于一跃而起。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力求中国仿效日本改革而崛起,正是为了避免「落后挨打」的命运。

   但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已经缺乏古人勾践「卧薪尝胆」的勇气和毅力,反而一味地妄自尊大。以慈禧太后最为典型,她因为不满列强支持光绪皇帝,竟然荒唐地 下令军队配合拳民攻击外国使馆,招致八国联军入侵的后果;即使如此,她也宁愿对外国力量低头,但决不容许光绪皇帝重掌权力。日本以「开明专制」避免了「落 后挨打」,中国却把「开明专制」的希望淹没在血泊之中。这样,纵使甲午海战之际北洋水师对日本海军有相当的优势,也避免不了被日本人痛打。

   不幸的是,中国人妄自尊大而对自身的落后、保守毫无自省,囿于中国自身不适应近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落后体制而不思进取,在「落后挨打」逻辑的庇护下,似 乎是有了某种正当性。进而,形成为一种「落后挨打情结」,似乎一切的外部压力、外来批评,都是不怀好意的外国强加于中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表现。这样 的逻辑,这样的情结,时时地刺激着中国,在长时期里都未能实际转化为刺激发展的动力。

  怀疑列强对中国崛起抱敌意

  直到改革开放,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束缚松动了,发展的潜力释放出来,短缺的阴影大面积消退,大量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廉价商品进入国际贸易之中,伴随着大波动的持续高增长,使得中国看上去变得强大了。这时,民族主义得到实质性的支持与推动,是很自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落后挨打情结」与时俱进。它与「生存空间情结」很自然地结合起来,视一切外部压力、外来批评均为「列强对中国崛起抱有敌意」,对中国不仅维持专制体制,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也到处支持专制政权,仍然缺乏自省。

   本来,中国在走向共和之际,孙中山即提出「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的三民主义。在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基础上,以民族主义为战斗旗 帜,从反对满清专制,进而建立民族独立、解放的新国家,而民权主义则为三民主义之核心,以「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结束「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的严重状 态。也就是说,民族主义须与民生主义、民权主义相结合,才可以健康发展,才可以争取真正的共和政治之未来。

   但是,现实之中,与民族主义成长相伴随的,是「落后挨打情结」与「生存空间情结」的结合。可以看到,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内容,即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 已经代之以发展市场经济,但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又不可轻易放弃,于是就只能模模糊糊地摆出关注「民生」的姿态,掩盖扭曲市场规则的实质;同时,坚决防止民 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结合,与之结合的另外一个东西,即「社会主义」。现实的西藏,就是这样一个最为典型的怪物。

  现今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

   民族主义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近代以及现代的一种自然趋势,中国人在发展潜力释放的现阶段上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一点儿也不奇怪。然而问题在于,马克思等 人当年否定了「不断革命」,因为即使是最为发达的欧洲,经济发展的状况也「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不能「期望少数人的革命变成 多数人的革命」。但是,后来的共产党人却无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这一实际进展,无视经济发展的状况对于社会主义的决定意义,执意将「少数人的革命变 成多数人的革命」。结果,他们弄出来的「社会主义」,因为缺乏经济必然性的支持,只能求助于国家权力。中国共产党人在西藏的实践,更是要在独特的雪域高原 造出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是国家权力支持下的大汉族「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之完美结合。于是,与德国当年很类似,自然成长的民族主义与这样的「社 会主义」相结合,就很容易成为「民族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它在德国表现为法西斯主义,在苏联表现为霸权主义。它为自身崛起而寻求「生存空 间」,可以无视国际规则,可以敌视普世价值,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原载《争鸣》2008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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