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渊：鸟猫论……

—— 附录：【多维社论】星星之火，不可燎原

学渊评：早几天就读了此文，‘以平常心对待奥运’不过是平庸可口的‘甘草’，它既不治标，也不 治本，谓之‘鸟论’与的‘猫论’相比，是太过誉了。即便是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猫论’，落得今日下场，也被证明了是个失败，再来一个‘鸟猫论’，可能还算 不上是什么‘东施效颦’了……

‘是谁将林子砍伐得只剩下中共这棵大树？’是妙问。一树独大，只容得兀鹰，逐尽了叽喳的麻雀；于是蛆虫弥漫，食尽了树皮，干枯了枝叶……。话说毛泽东时代 还有什么‘民主党派’‘知名人士’‘各人民群众团体’，它们固然不是天然灌木，但如今这些盆景也不见了。生物链的断裂，日理万机的大兀鹰就必须事必躬亲去 食小蛆虫，食不完树上的弊病，天下就会动乱不止，就会星火燎原……

重建中国的政治生物链，那么星星之火就‘不必燎原’，反之‘必然燎原’，这不是由单方理性决定的，而是历史规律使然。说‘谁都拿不出立马消解官民尖锐对立 的灵丹妙药’是中世纪的妄言，问题是一味坚持‘黄帝内经’，反对现代政治病理学，再好的‘灵丹妙药’之于中华民族，也是白费。

革命是社会的‘提升和飞跃’，五千年的中国只有‘造反’而没有‘革命’。但我们也绝对不可以说‘暴力革命’一定不能达成‘理性提升’的结果；而应该说我们更欢迎‘光荣革命’，即和平理性的妥协、改革、提升。我们更不可以因为‘暴力革命’的恶果，而呼唤‘告别革命’。

‘以暴易暴’的确是‘一副毒药’，但‘无药不毒’也是箴言。如果共产党认定‘民主’比较‘暴力’毒性更剧的话，那中华民族就会伴共产党而死定了。

附录：【多维社论】星星之火，不可燎原

作 为主管北京奥运的最高领导人，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月前在接受香港记者访问时表示，应以平常心对待“拉萨骚乱”、“奥运火炬境外传送受干扰”等噪音。他举 例称：“在一个笼子里有各种鸟，如果把那些吵得厉害的鸟拿出去，那么笼子里就不热闹。我们对于热闹已经怀平常心了，司空见惯，关键是我们自己把这个事情做 好。”

习近平的这番“鸟论”，明显有意将浮躁、张扬的北京奥运拉回到到正常轨道，同时也显示中共执政思路正在升级，所以获得很好的反应，甚至有人将之与邓小平“猫论”相提并论。

　　问题在于，中国现在这个笼子有多大，可以容纳多少只鸟？即使不是“笼子”而是“林子”，中国这个“林子”又有多大呢？这五十多年来，“笼子”“林子”是变大了还是缩小了，鸟是越多了还是更少了？是谁容忍不了“吵得厉害的鸟”，又是谁将林子砍伐得只剩下中共这棵大树？

今年以来，中国各地天灾人祸不止，尤其是民怨沸腾、系列暴力冲突事件，已经为上述提问作了回答。

　　官民对立，民怨暴烈，这恐怕就是力赞中国“盛世”“腾飞”的人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初夏以来，瓮安火烧公安局、杨佳上海杀警、昆明公车连环爆 炸……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些事件传开之后，不少网民为之叫好，杀死六名警察的凶嫌杨佳，竟被称为“义士”“大侠”，民调显示得到七成同情率，还有人用毛泽 东引用过的一句名言呼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否！我们要明确地表达态度：星星之火，不可燎原。

说燎原之“不可”，首先是说客观上“不可能”。各地发生的这些暴力事件，是从制度、利益、程序弊病、官员作风，到人际关系、信息传递、 个人性格等等多种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互为作用的结果。相似的背景和前提是：媒体被箝制，司法被滥用，民意得不到正常表达，一方面是民众信仰错失、欲望被撩 拨，一方面是官员尽求面子工程、短期效益，且有的与黑白两道合谋，擅权贪利，官民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官视民为刁民，民看官为贪官，干柴一逢火星，一场大 火就难免。

然而，各地主要矛盾并不相同，这些暴力事件又不能够简单地“一言以蔽之”，各有各的具体原因，反映的是中国在变革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多重性，而且并不具有 全国互联性。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央集权放松，地方自主权增大， 发展路径和具体政策的差距拉大，官府与民间矛盾对立的纠结点也多样化了。虽然我们说各地布满干柴，但是干柴彼此分割，更重要的是：能引燃干柴的火星并不相 同，甲地老百姓怒火中烧的是此原因，乙地老百姓怒不可遏的是彼原因，这样一来，某一处燃烧，另外哪怕就是相邻的地方，并不必然被引燃。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信奉和实践“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毛泽东和他的团队，在执掌中国之后，就回过头来致力于防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从“文革” 中虽然鼓励群众成立组织，却严格禁止成立全国性组织；到禁止传销、对互联网加强监控，中国当权者一以贯之的思路，就是将所有的动乱、反抗，都 封锁割断在一个个局部区域，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来解决。不得不说，中国当局的这一策略在半个多世纪中是行之有效的，除了1989年中共高层内部分裂导致全国 性动乱，我们很难再看到一场反抗能够形成全国性的连锁反应。

说燎原之“不可”，更重要的是说主观上“不可以”。解决官民对立、社会矛盾，不应该动不动采用暴力手段。暴力手段逞快于一时，却遗祸于 久远。深感不公的当事人铤而走险，虽然通过暴力发泄了愤怒，宣泄了压力，但是报复不可能做到恰如其分，不可避免地会伤及无辜，不仅使当地的社会秩序、公共 财产、百姓生活受到惨重损失，而且更积攒起来新的社会对立，进一步造成了或者加剧了不同利益群体的仇恨。

星火燎原，以暴易暴，这一种解决官民冲突的方式， 中国人已经玩了几千年了，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有多少好处呢？从孙中山对袁世凯发动“二次革命”搞武装北伐，到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打江山坐天下， 都是这一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演。败则横尸百万，就不用说了，胜则建立一个暴力统治机器，一切陷入恶性循环，从头再来一遍。

　　历史事实已经一再证明，以暴易暴，难以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机制，难以带来祥和、安宁，也无法保障人们的权益。在当今尊重生命、以人为本的 举世呼声之下，鼓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号召暴力反抗，更显得格格不入，这是一种危险、荒唐、虚妄的鼓吹，应该遭到谴责，而决不应该鼓励。

当然，我们知道实施和鼓吹暴力反抗的人，无不可以举出不得不如此的理由。我们也知道中国古话所说“官逼民反”确实有其道理——正如有 学者引用过的唐诗：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从来不读书”。人能承受的压力是有限的，如果统治者堵塞了民意的正常、理性的表达渠道，压力累积，终究要通过 非理性的方式爆发。西方民主社会许多先贤也谆谆告诫：百姓天然拥有推翻政府的权利，暴力解决是民众争取自身权益的最后的方式。中国执政者应该用这些警世通 言自我惕励，不要逼得老百姓只能运用这种高成本、高风险、玉石俱焚的“最后的方式”，更绝不能将这种“最后的方式”当作自己的首选方式，迷信武力，迷信用 枪杆子来压服民意。

　　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无论社会、政治如何转型，官民冲突事件，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在中国都只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任何人，不论中南 海里的执政者，还是满腹经纶的学者，谁都拿不出立马消解官民尖锐对立的灵丹妙药，声称自己拥有灵丹妙药，多半是江湖骗子。而当前，宣扬“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用暴民来推翻暴政，可以肯定，决不是一副良药，而是一副毒药。(中国官民冲突解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