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的国家体育场时,您的灵感来源于哪里?您能描述一下它过程和头脑风暴的阶段?创作想法是否在很大的压力下产生出来的?
国家体育场的概念设计来自于设计前对于设计本身的一个完全的"凭空"的基础，赫尔佐格&德梅隆与我进行的初始的方案设计讨论时，我们做到了使头脑 完全处在一个真空的临界状态，这使得我们有可能从美学意义上和实用的可能性上找到一个最佳点。结构的合理性，建筑的外观和内部，它的美学的功能和需求最大 化和一体化。整个体育场的设计概念的一体化和完整性是初始概念的最重要的构想。设计过程中，我们处在紧张，冲动的兴奋状态，我们清楚的希望能够自由的产生 出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本身具有一种独特的形态，同时能够承载巨大的功能需求。整个设计的过程是轻松和愉快的，它显得非常的清晰和显而易见，没有经过任何来 自传统意义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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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会出席开幕或者闭幕式?
我不会参加开幕式，我对庆典本身没有兴趣，我也没有接到任何形式的邀请。如果需要更清楚的说明我为什么不愿意成为庆典的一部分，那是因为我认为这个庆典与 自由的灵魂、全民的自由精神相距太远。我始终认为这个庆典是国家官僚操作的结果，而并非自由的公民和民主的意志自然产生流露的欢庆和表情。我觉得这样的庆 典当中有太多的遗憾，会引起我的不愉快情绪。
您把中国为奥运会的所做的努力描述成 "虚假的微笑",为什么?
我说过"虚假的微笑"。我是在发问，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是否可能真正激起全民的快乐和欢庆，当一个社会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希望能够成为人类的共同认同的价值一部分，在缺少民主和缺少言论自由的体制下是否可能。
种种努力是严厉的管制和更加紧张的控制，这个控制包括各种新的安全条例，从各种安全设施守则，到如何微笑和表演，如何欢呼及姿态。
您对中国为奥运会所做的努力哪些方面感到失望?
关于奥林匹克的努力中最大的失望是，中国没有完成她的承诺，这个承诺是所谓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或者是说向世界展示一个"新的中国，新的北京， 新的奥运"。这个新是否存在，我们看到传统的缺少勇气和自信，缺少真实的快乐和公民参与，而更多看到的是笨拙的管理理念和盲目的自我防卫意识。
无疑中国社会正在走向更大的自由，社会必然走向民主，奥林匹克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向世人表达中国人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和为此做出的努力，而不是适得其反。
在奥运会结束后,您认为中国会有任何的改变吗?
奥林匹克很快就会过去，中国已经在发生变化，由于奥林匹克的经验，中国应该认识到体制本身的问题，这样的一个体制在缺少社会多样性、文化多重性、更多选择 可能性的情况下，其管理的模式是如此的单调和粗暴，它总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产生于简单贫乏近乎于绝望的政治结构。追求民主不仅是一个政治理想，而是一 个更加有效可行的社会形态，促使社会不至于成为一个不具有稳定性，只具有低劣的官僚作风和愚昧的百姓的单一状态。类似于奥林匹克这样的活动使中国有可能觉 悟，更快的走向完善的局面。
您愿意看到国际社会从北京奥运会中得到什么启示?
我认为，以任何标准为理由的分离或者拒绝，不应该是今天政治交往的有效方式。中国需要世界的帮助，世界同样不可能排除中国的影响，不可能拒绝由中国的发展 进步带来的新的可能。在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中，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偏差和极为幼稚的判断，这些偏差和判断当然来自于由于长久的意识形态分离和政治隔阂，同时它 也是今天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障碍，它必然会构成多方面的损失。奥林匹克使国际社会有可能深入了解中国，了解他的文化和特征，了解一个陌生的国家在新的时期和 结构下的新的可能。
纽约时报. 艾未未
附录：
艾未未谈“鸟巢”建筑设计
总的来说是幸运的，参加竞标总共有来自国内外的十几个方案，“鸟巢”的方案是排名第一，不客气地说，如果排名第二的方案被采用，其结果将是不幸。自从“鸟 巢”被选中，遭受了很多挫折甚至是“折磨”，原始方案一直在调整，调整的理由多是出于国内各方的利益平衡和政治诉求。“鸟巢”是一个平衡的平台，各种调整 与设计本身几乎无关。对于设计方来说很无奈，一度几乎夭折。
在您加入赫尔佐格&德梅隆的设计团队之后，方案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为什么会发生重大的调整，这跟您的加入有关吗？
我谈了一些我的看法，我前去瑞士，在他们的工作现场，我看了他们已经做出的两个方案，赫尔佐格&德梅隆以及事务所的其他几个主要建筑师，公司的四 个合伙人中有三个在场，说明他们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我就这两个方案谈了一些看法，从基础的问题包括体育场应该置放在高低还是平地，屋顶的开启方式如何以 及建筑的形态和结构方式等。我比较喜欢提意见，后来他们将这两个方案都中止了。随后，我们就结构方式到外观进行了重新的“脑力风暴”。当时我们讨论的一个 重点是“可开启的屋顶”。一个可以移动的足球场一样大的屋顶，对所有参与设计的人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我提出的意见部分被采纳，经过一天的努力，我们敲 定了新方案的可能和发展方向。
赫尔佐格当时很兴奋地对瑞士驻华大使西克说，“我们请艾未未来，原本希望往前走一步，没有想到走了两步。”第二天我要离开的时候，他对我说，“你知道吗， 这个方案我们已经赢了。”是否在竞标中获胜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赫尔佐格告诉我“将来你看到的那些方案中，十多个中有9个的方式将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完 全跳了出来。”
在你们的讨论过程是否产生过分歧？
讨论的节奏非常快，从建筑的形体到观众进入的方式等进行了激变，很有成效，工作氛围好，开放式，没有任何障碍。大家只会去简单集中判断什么好，什么不好，而不会去维护某种类型。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愉快的工作过程。
在具体问题上遇到些麻烦，比如如何确定鸟巢的“形状”。最初是一个类似“灯笼”的概念，他们所做的欧洲杯足球赛的体育场，就是这样一个放光的灯笼，很漂 亮。我认为圆形缺少方位感。德梅隆反问，“一个圆形如何具备方向性”我说当然可以，将圆形的两侧抬高另两侧压低，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形成了今天的形 状。
有人说，您是外方设计师的中国顾问，言下之意，是否是说您为这一设计加入进了很多中国元素？
这是胡说，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根本从来没有提到所谓中国元素的问题。道理很简单，我是中国人，有着属于自己文化的判断和思考。在设计完成之后，拿去竞标 之前，他们说应该找些中国元素，这时是必须的，例如冰裂纹、彩陶罐的图纹等，是我所熟悉的。我们在标书里也谈到了，所谓“无序中的有序”以及完美器皿等概 念，这些是中国古典的理解。这些东西只是托词。
我们看到，“结构就是形式，形式就是结构”成为了“鸟巢”的主要特点，您从设计的角度如何诠释这一特点？
这是设计中很重要的一点，现在的国家体育场叫‘鸟巢’，最初这是源于我们的在标书中的表述，“如同一个鸟巢，它的外观和结构是一体的”，大家叫习惯了称之 为‘鸟巢’。它的最大突破，表现在一体化，这一点使其区别于其他的体育场。为何要做一体化呢，支撑一个巨大的顶盖所需的支撑力很大，要考虑如何减弱梁柱结 构，提供最佳的观赛方式。其次，还有方向性的问题，设计的网状结构，它是匀质的，赛场中无论你处在哪里，都会觉得是处在中间的位置，这样看赛事会方便，不 会影响视线。它不仅仅是美观问题，而是功能性相结合，表现在其实用性上的一体性。
在设计之初，是否考虑到了这一结构实施起来的可行性和难度？
理论上讲，任何结构类型都是可以被实现的，赫尔佐格&德梅隆是富有经验的设计事务所，知道如何达到何种效果。设计是一个产品，它不仅仅只是外形， 如同一个人一样，有心脏、神经血液系统，设计包含了所有这些有因素。在结构的实施的技术可能性上，来自英国奥雅纳（Arup）公司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测评和 研究，没有他们这样的工程结构设计公司的支持，“鸟巢”是没有办法做成的。没有人能像他们那样进行专业的计算，“鸟巢”在竞标之前，就得到了这家专业公司 的理论分析和认可。
后来的十多个瑞士方的优秀的建筑师，在中国辛勤工作了几年的时间，细致地完成了大量的设计工作。
鸟巢在中标之初，遭到了很多来自专业方面的质疑，如今回想起来，您怎么看待这些批评和质疑？
这些反对和质疑几乎葬送了‘鸟巢’，当时很难想象后果将会如何。当时国内建筑界的院士们联名上书，质疑鸟巢是“殖民主主义”建筑，说中国变成了“外国建筑 的试验场”“浪费”等等。人家是竞标来的，预算要求40亿，“鸟巢”的报价是38亿，是符合要求的。2005年的媒体报道，充斥的都是反对的声音。还有专 家说，如果“鸟巢”改成方的，可以省下多少钱。不作外壳只做看台又可以省多少多少钱。这些人都是中国的院士，可以想象吗。意见多了，政府决策也犹豫，中途 甚至传出要换方案的说法。我记得，北京市委书记刘淇说 “在奥运建筑问题上，改革开放的原则是不会变的”。这可能对当时的鸟巢起了起死回生的作用。
最终的结果，原设计的“屋顶”省略去了。最初的设计的结构是为了支持这个顶而形成的，没有它，整个结构就变了味。现在也不可能加上了，已经把钢材减少到了最合适的量。
您去看过最后完工的鸟巢么？其中哪些符合您的期望，哪些又超出了？
它最终是一个好的设计，符合我们的想像和期望。超出的地方没有，没有达到的部分是有的，但这不是问题。设计好概念强，不怕做不到位。
我一共去过三次现场，一年前，我们去看色标，决定采用哪个红色更合适；竣工后，我们又去看了一次，看了包括座椅和贵宾室在内的一些设施的实施情况。赫尔佐 格和德梅隆看过之后，认为非常好。事实上，一些地方做得很糙，但建筑师反而不在意这些，他们觉得，这些地方能看到施工者努力的痕迹，这种努力过程同样具有 美感。
赫尔佐格曾经对于“中国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建造鸟巢”表达过不安的心情，在外国设计师和中国做法之间，这其中必然存在很多的矛盾和冲突吧？
最初设计师几乎疯了，德梅隆是这个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他要开很多会，对不同的领导反复进行相同的汇报。在一个还不很成熟的政府运行系统下，时常面对问题的 束手无策是必然的。谁将决定你的命运，你不知道，因为谁都有可能突然提出一个莫名其妙的意见和建议，这是他们对“中国做法”无奈的地方。
如今看来，这些矛盾和冲突都不是主要的了。在他们看来，一个作品是否被当地人喜欢，相比是否会被提到自己的名字更重要。他们认为，这么多人，在很短的时间 内建成了这样一个建筑，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从我个人来说也很高兴，毕竟有没有“鸟巢”，对于北京这次奥运会来说，有着很大的不同，一个建筑对一座城市的 未来影响是很大的。
抛开建筑本身不谈，回顾“鸟巢”这一项目完成所经历的整个过程，能否被称为建筑对外开放的一个里程碑？
“鸟巢”是这个时代的野心和理想碰撞的结果。只有在全球化的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同时，也只有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在强大集中的效率之下，才有可能建成。 奥运就是中国人请客，是对世界做出的一个承诺，此时就不得不接受监督。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句顺口溜，“改革”是改掉陋习，“开放”就是引进别人的思 考和技术，这当中必然有痛苦。“鸟巢”所经历的公开、透明的入选程序，符合世界的标准。
你在鸟巢项目上投入的时间一共多长？下一步，您的计划是？
一共加起来只有一两个月。后来的环境设计概念由我提出，例如放射性路径、下沉广场、以及入口等。完成的并不好，很多东西没有得到实现。今年9月，我与赫尔佐格&德梅隆在威尼斯的双年展上将再次合作，做一个与建筑相关的装置作品。
《商务周刊》记者 袁瑛 吴金勇 虞丽琪。 艾未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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